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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世俗化

作者｜碧落清遙

責編｜Thomas

土耳其雖然98%的人口是穆斯林，但與周邊的伊朗、沙特等伊斯蘭國家相比，土耳其身上的伊斯蘭色彩淡化了不少。

土耳其并未把伊斯蘭教立為國教、大街上的女孩們很少纏繞頭巾、酒吧餐廳里對于飲酒也沒有禁忌，社會風氣也更為開放自由。很顯然，如今的土耳其是一個世俗化國家。

▲世俗且多元的土耳其

然而，就在100多年前土耳其的前身奧斯曼帝國卻還是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帝國，它曾經憑借著伊斯蘭信仰的加持，崛起成為當時世界上的重要國家。

此后的歷史歲月中，帝國盛極而衰，一戰的戰敗更是直接敲響了帝國的喪鐘，列強乘機瓜分帝國領土，整個國家陷入到亡國的危險境地。

在奧斯曼帝國的興衰歷史中，伊斯蘭教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取而代之的土耳其共和國為何不像鄰近的沙特、伊朗那樣保持伊斯蘭教在國家生活中的影響，反而要“壯士斷腕”毅然去除宗教國家的身份，走上世俗化道路呢？

▲土耳其國父凱末爾

一、宗教，從帝國利劍到帝國枷鎖

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誕生于阿拉伯半島，以此為信仰的阿拉伯人憑借對宗教的狂熱發動“圣戰”迅速建立起囊括西亞、北非乃至西南歐的阿拉伯帝國。阿拉伯人將伊斯蘭教帶到被征服的地區并實行宗教同化政策，西亞、北非等地逐步“伊斯蘭化”。

阿拉伯帝國的領導者自稱“哈里發”，這是伊斯蘭社會宗教與世俗最高統治者的稱號，阿拉伯帝國滅亡后，埃及馬穆魯克王朝迎接哈里發的親屬來到埃及，進而獲得了哈里發的名號。

10-11世紀，生活在中亞的突厥烏古斯人皈依了伊斯蘭教。他們其中的一支為逃避蒙古軍隊的攻擊逃入了小亞細亞半島，成為了今日土耳其人的祖先。14世紀初，土耳其人開始崛起，此后的300余年間這個民族如同一只能量不竭的猛獸四處開疆拓土。

▲盛極一時的帝國

延續千年的東羅馬帝國在土耳其騎兵的鐵蹄下化為齏粉。從波瀾平緩的多瑙河之濱到沙漠廣布的北非地帶全部都成為了奧斯曼帝國的勢力范圍，地中海的東部成為了土耳其人的內湖。可以說奧斯曼帝國這架戰車在15-17世紀一直是歐洲人的夢魘。

時至今日，奧斯曼帝國的輝煌歲月依然是土耳其民族自豪感的重要來源，而伊斯蘭教在奧斯曼帝國早期的擴張及統治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蘇丹吞并了埃及繼承了哈里發的稱號，成為了帝國乃至于整個遜尼派世界的精神象征。

但不同于阿拉伯帝國的是，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多民族國家，土耳其人作為統治民族人數并不占多數。除了穆斯林以外帝國境內還生活著大量基督東正教徒，比如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奧斯曼帝國也沒有延續強力的宗教同化政策，而是選擇伊斯蘭為國教的基礎上多宗教多民族共存。

▲塞利姆一世，首位成為哈里發的奧斯曼帝國蘇丹

由于伊斯蘭教法屬于奧斯曼帝國的根本大法，帝國的伊斯蘭教勢力的代表——烏萊瑪階層處于帝國法律體系的主導地位，他們通過解釋伊斯蘭教法將司法權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甚至對于新立法，烏萊瑪階層也可以以不符合伊斯蘭教法為由予以廢除，因為屬于特權階層，烏萊瑪可以管理清真寺的地產，財政獨立；人員雇傭與編制也與蘇丹政府無關，蘇丹政府很難管到這一階層。而烏萊瑪階層卻可以將手伸向帝國的方方面面。

奧斯曼帝國的蘇丹早期通過軍事貴族來協助其進行擴張戰爭，帝國將大量被征服的土地分封給軍事貴族作為軍事采邑，這種土地被稱為“蒂瑪”。

軍事貴族通過采邑獲得收入并給帝國提供兵員，而帝國也通過“蒂瑪”實現對地方的管理，這與阿拉伯帝國的擴張有異曲同工之妙，帶有明顯的伊斯蘭文明特點。

▲跟隨蘇丹開疆拓土的軍事貴族

奧斯曼帝國的宗教制度被稱為“米勒特”，它將帝國的子民分為穆斯林、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四大米勒特。非穆斯林米勒特需要額外繳納人頭稅但被允許保留自己的信仰。

在17世紀末帝國衰落前，米勒特制度緩解了不同宗教間的沖突，弱化了各種族間的仇恨；比如信仰東正教的希臘商人和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帝國境內從事商貿活動，許多城市中清真寺與教堂比鄰而立。

蘇丹-哈里發合二為一、“蒂瑪”與“米勒特”制度都為奧斯曼帝國的強大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這一系列制度都是以伊斯蘭教信仰為基礎的。但隨著歷史發展，這些制度從帝國機器的潤滑劑變成了限制帝國發展的枷鎖。

▲體制僵化致使奧斯曼宮廷行政效率低下

1683年奧斯曼帝國大軍兵敗維也納城下，自此停止了它持續了兩百余年的擴張步伐。

帝國沒有新的土地分封給軍事貴族，為了增加收入只得增加各個蒂瑪的稅收，農民苦不堪言，不堪壓迫的農民和少數族裔不斷掀起叛亂；米勒特制度在減緩宗教沖突的同時也進一步固化了人們對自身信仰和民族身份的認知，當帝國衰落后這些非穆斯林米勒特就開始挑戰蘇丹的權威，比如希臘、塞爾維亞等民族就愈發強調自己的東正教徒身份，不斷掀起民族獨立起義，威脅帝國的穩定。

▲維也納戰役失敗后，奧斯曼帝國停止了擴張的腳步

面對國內外的困局，奧斯曼帝國蘇丹認識到要延續帝國的生命就必須對現有體制進行改革。

二、內憂外患的帝國

17世紀后國勢日頹的奧斯曼帝國漸漸成為了歐洲列強眼中的美餐，英法俄等國頻頻對其軍事入侵和經濟滲透，甚至鼓動非穆斯林民族的起義；帝國內部宮廷奢侈腐化、后宮干政、作為特權階層的宗教勢力自行其是，這一切都威脅著奧斯曼帝國的穩定也加速了帝國衰敗的速度。

帝國的統治者試圖通過改革來重振國勢，但作為一個伊斯蘭帝國，改革必須獲得烏萊瑪階層的支持與配合才能有序展開。但烏萊瑪階層并不買賬。

▲銳意改革的蘇丹們

因為蘇丹改革的前提是加強中央集權，但中央集權就意味著宗教階層權力的縮減，所以宗教階層對改革處處掣肘。比如塞利姆三世蘇丹就因為軍事改革試圖革除舊式的近衛軍，為了不讓蘇丹強化權力，烏萊瑪階層鼓動近衛軍在1807年推翻了蘇丹，奧斯曼帝國的大穆夫提（宗教機構主管）直接頒布教令宣布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違反伊斯蘭教法將蘇丹廢黜。

宗教界為了阻斷改革竟然能夠廢黜帝國的統治者！由此可見宗教界影響力之大以及他們對改革的抵觸。

此后的多任蘇丹也嘗試著推行了多次改革，比如開辦工廠、組建新軍、設立新式學校等。但帝國傳統教界始終予以抗拒，烏萊瑪階層甚至在1839年鼓動安納托里亞半島的農民暴動以對抗蘇丹的改革。

但奧斯曼帝國蘇丹們的改革還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雖然宗教勢力依然存在，但蘇丹們通過改革還是廢黜了他們對清真寺的管理權、為宗教學校加入數理化課程，這就剝奪了宗教勢力的經濟獨立性以及其對教育的影響力。

隨著大量新式學校的建立，現代的世俗教育體系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宗教教育體系。西方世俗化的理念擴散開來，宗教勢力的影響力逐步減弱，為日后土耳其世俗化改革打下了基礎。

時間進入20世紀，帝國的北非領土已全部淪為列強殖民地，歐洲巴爾干半島上的非穆斯林民族也在俄奧等國的支持下不斷掀起民族運動，希臘、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等國相繼獨立，帝國的歐洲版圖不足全盛期的4%，亡國危機日益加重。

▲1913年奧斯曼帝國的領土

1914年一戰爆發，由于同俄國的世仇關系，同時得到德國的資金援助，奧斯曼帝國選擇加入德國陣營。四年慘烈戰事換來的是帝國的喪鐘，戰敗的帝國被迫簽訂《色佛爾條約》。

帝國領土被瓜分五分之四。對于剩余領土列強也不準備放過，時任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就曾說“我絲毫不為土耳其從舞臺上消失而惋惜”。

▲嚴苛的《色佛爾條約》

希臘更是在英國的支持下悍然出兵奪取奧斯曼帝國剩余領土，危亡之際以凱末爾為首的愛國軍人悄然來到尚在帝國控制之下的錫瓦斯城并在這里召開了愛國軍政人士的大會，大會推選凱末爾作為他們的領導者，凱末爾趁機掌控了這里的帝國軍隊并號召人民保衛國家領土不受侵犯。

▲凱末爾獲得了許多軍政人士的支持

由于凱末爾曾在一戰的加里波利戰役中為保衛帝國首都立下了赫赫戰功，因而在土耳其軍政兩界深孚眾望。許多軍人愿意追隨凱末爾，這讓企圖瓜分土耳其的西方列強和帝國的蘇丹深感不安。

此時的蘇丹已經變成了英法列強的傀儡。在英國授意下蘇丹政府缺席判處凱末爾死刑，而凱末爾就此與蘇丹政府決裂在安卡拉另立政府與之對抗。

經過2年多年的艱苦斗爭，凱末爾統率的國民軍擊退了入侵的外國軍隊，維護了國家的領土完整，保存了土耳其人賴以生存的土地。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國民議會廢黜了蘇丹，延續了600余年的奧斯曼帝國壽終正寢，末代蘇丹穆罕默德六世的堂弟阿卜杜勒-邁吉德二世繼任哈里發之位。

▲入侵土耳其的希臘軍隊

奧斯曼帝國滅亡后，凱末爾成為土耳其共和國首任總統。近代任人宰割的歷史十分慘痛，凱末爾試圖推行現代化改革以圖自強。

奧斯曼帝國時期宗教干政掣肘改革的教訓歷歷在目，為了擺脫宗教勢力對國家發展的影響，使改革順利進行，同時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理念，此次改革是以世俗化為基本準則的，所謂世俗化就是在社會結構中，超自然力量不再具有統治權，將宗教從政治中剝離出來。

土耳其的世俗化之路開始了。

▲凱末爾的六項主義也被稱為“六矢”，這其中就包含世俗主義

三、世俗之路

作為世俗化的第一步，土耳其于1924年正式廢除哈里發制度，雖然哈里發的存在可以使土耳其保持在伊斯蘭世界的精神領袖地位。但由于宗教勢力一直是改革的最大阻礙，為了徹底貫徹世俗化的思想，土耳其被迫“壯士斷腕”將哈里發制度送入歷史。

▲奧斯曼帝國最后一任蘇丹離開土耳其

此消息一出遠至印度的穆斯林領袖，近到身邊的政治盟友。許多人都反對廢除哈里發制度，認為這將使得人民失去精神的依托，是一場信仰的災難。宗教界人士在議會高呼“議會應屬于宗教，伊斯蘭就是一切”。

土耳其東部落后地區伊斯蘭的影響更是根深蒂固難以拔出，對改革形成了巨大阻力。面對阻力凱末爾等人沒有退縮。通過此前奧斯曼帝國的改革，現代世俗化的理念已經深深影響到了土耳其西部發達地區以及城市市民階層，凱末爾通過他們的支持并充分運用戰爭期間積累的個人聲望，強大的個人魅力及熟練的政治手腕逐漸分化消解改革反對派的力量，多措并舉最終廢除了哈里發制度。

▲末代哈里發阿卜杜勒-邁吉德二世

凱末爾領導的改革結合了當時土耳其的國情，并不準備消滅伊斯蘭教，而只是要擺脫伊斯蘭封建神權勢力的束縛。

凱末爾本人至死也是一名穆斯林。這贏得了許多宗教人士的理解，也凝聚起了絕大多數的社會力量，越來越多的人站到了凱末爾的身邊。在此基礎上土耳其新憲法確立了三權分立的建國原則，廢止了伊斯蘭教的國教地位。

此后土耳其又立法賦予了婦女參政的權利、引入西方歷法取代伊斯蘭歷法，這在伊斯蘭教國家中都是破天荒的……到20世紀30年代土耳其已建立起一套世俗化的法律體系，原有的宗教法律被徹底汰換。

▲1931年，凱爾末在一所女子高中

土耳其還從社會生活入手，革除宗教勢力在民間的深層次影響。引入拉丁字母取代原有的阿拉伯字母書寫系統，拉丁化的土耳其語代替了阿拉伯語的宗教語言地位。廢除一夫多妻制、推廣世俗化婚禮、著裝開始歐洲化，這些改革內容即便是放在今天的沙特等宗教國家也是難以想象的。

當然土耳其的世俗化并不是反宗教的，它只是使宗教與政治、經濟、社會的關系進行了重新定義。伊斯蘭的元素被限定清真寺等特定宗教場合。與埃及、沙特等中東國家相比，土耳其的社會要自由開放的多，經濟發展得也相當不錯，人民生活安定。

▲不同字母的土耳其語

通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宗教的地位被削弱，土耳其從原來的專制保守轉變為自由開放。凱末爾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選擇循序漸進逐漸拔除宗教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對于每一項改革他都充分調研，調動民眾對改革的積極性。對于改革措施的貫徹他身體力行，態度堅決。

凱末爾在改革過程中也培養建立起了一支忠于世俗化精神的軍隊，通過世俗化的軍隊的支持，宗教勢力被有效壓制。凱末爾去世后，軍隊成為了世俗主義的堅定捍衛者，二戰結束后的50年間，為了維護世俗化的成果。

土耳其軍隊先后多次發動政變，推翻或改組試圖推行伊斯蘭化政策的政府。土軍的政變并未造成軍事獨裁也沒有中斷現代化進程，反而為土耳其的世俗化現代化保駕護航，這也是土耳其的特殊國情使然。但軍人干政也給土耳其帶來了加入歐盟受阻（不符合西方民主形式）、威脅政局穩定的問題。考驗著土耳其領導人的執政水平。

▲軍隊政變對于土耳其人來說并不陌生

冷戰開始后，面臨紅色蘇聯的巨大壓力，曾經奉行獨立外交政策的土耳其迅速倒向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世俗化改革后的土耳其以西方的人民主權論為立國之本，政治價值與西方接近，這也讓歐洲國家從心理上可以接納土耳其。

雙方的關系開始在二戰后進入一段蜜月期。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約、1963年土耳其成為歐共體的聯系國、1987年土耳其開始申請加入歐共體，歐盟成立后又轉為加入歐盟。土耳其認為加入歐洲可以獲得先進的經驗技術，重新定義自己的文化從而堅定自立于歐洲強國之林的信心。

▲會沒少開，但土耳其始終入“盟”無門

土耳其人投向西方的懷抱必然致使其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減弱，土耳其曾經的伊斯蘭世界大哥形象逐漸模糊，宗教始終在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埃及、沙特、伊拉克等國對遜尼派領導者身份的爭奪。

但土耳其世俗化的路途并非一帆風順，國內傳統的宗教勢力一直存在，98%的穆斯林人口為宗教勢力復興提供了天然土壤。由于北塞浦路斯、軍人干政、難民等問題與西方齟齬不斷，土耳其遲遲無法加入歐盟，土耳其開始試圖調整政策方向。

▲ “埃蘇丹”推行了不少恢復伊斯蘭文化的政策

2002年以“宗教精神”定位的正義與發展黨上臺，宗教復興的態勢繼續加強，政治強人埃爾多安開始執掌土耳其。他依靠民眾對西方的反感和眾多虔誠穆斯林的支持迅速崛起，宗教學校、清真寺的數量開始快速增加。

隨著加入歐盟受阻，土耳其開始尋求恢復其在伊斯蘭世界的領袖地位，重新找回奧斯曼帝國的榮光，積極介入敘利亞內戰、納卡戰爭，調停卡塔爾與沙特等伊斯蘭國家的外交沖突。

▲多元并存的土耳其社會

總的來說土耳其世俗社會的本質沒有改變，世俗主義也為軍人、婦女等群體帶來了自身的利益，世俗主義的擁護者占據著土耳其社會的主流。但伊斯蘭的回歸帶給世俗化的挑戰也是不可否認的，軍隊是否會繼續發動政變維護世俗化成果，國家世俗化的價值理念會不會發生調整，這一切都需要歷史的驗證。

▲前路究竟在何方

長期作者｜碧落清遙

歷史資深愛好者

責任編輯｜Thomas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生｜環球情報員主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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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土耳其“亡國滅種”之際，為什么大刀闊斧進行“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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