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用風險方面，今年還是處于一個比較重要的窗口，需要留意。實際上債務問題，不僅僅是短期的問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未來四年到五年這個結構性問題還是會存在。”中國平安首席投資業務官陳德賢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如此表示。

陳德賢。 IC 資料圖

但陳德賢同時指出，總體看，今年經濟應該可以維持“穩健增長”，比較確定的是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兩塊。但就業還是偏弱，今年的畢業生較多，需要穩就業。消費本身也有所不足，去年消費主要還是在汽車，除汽車外，整個中國的消費還是有下滑。最后，債務問題可能對經濟也會有約束。

近段時間，違約債券規模有所上升，信用違約風險上升，并且信用違約的重災區由低等級、民企向高等級、國企轉移。對于一家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規模達3.74萬億元的大型保險集團而言，如何看待信用風險問題？

陳德賢認為，從中長期看，經濟增長動力切換期，信用風險局部發生是正常現象，但不存在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從宏觀層面看，“十四五”規劃強調高質量增長，隨著經濟轉型升級，各類生產要素將從部分傳統產業轉移到新興產業，部分企業的基本面也將惡化，這一過程中違約風險將有所增大，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事實上過去幾年違約已經市場化常態化。但這些信用風險的爆發都是局部現象，不存在系統性的違約風險爆發，因為一方面中央有政策儲備，另一方面要素的市場化轉移有利于經濟轉型升級穩健增長，可以在發展中消化解決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對信用風險暴露也有所影響。陳德賢指出，去年疫情后，國家采用了比較寬松的方法去維持經濟，加大了逆周期調控力度，階段性的寬松政策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信用風險暴露。但在疫情之后，中國大力開展復工復產，貨幣政策開始走向正常化，國債收益率也因此從底部上升，流動性相對沒有那么寬松。從十年期國債利率來看，去年最低時為2.48%，目前已上升到3.2%以上，流動性也稍為變得緊張，可能導致信用風險問題重新回歸。

可見的是，久期長、體量大且穩定的保險資金，往往偏愛能夠穿越周期的低估值高分紅資產。

陳德賢也表示，信用風險跟地方政府、行業也有關，特別是不動產行業。去年8月跟10月分別出現不同的政策信息，針對不動產公司有三條紅線新規，銀行當時也開始提了兩條紅線，包括按揭貸款、開發貸款都有了比例限制，對地方住宅也采取的是一城一策，在這個背景下容易產生流動性的問題。

“現在看到的債務問題，其中有些是債務問題，有些是資產質量的問題，但是看下來流動性問題居多。另外，過去中國企業的融資大都是通過間接融資，也就是銀行貸款，直接融資是通過資本市場募集的，目前比例相對小。與國外相比，中國還有再平衡的空間。”陳德賢向澎湃新聞表示，國家政策也鼓勵銀行積極支持實體經濟，不聚焦在單一行業，同時也放開資本市場融資條款等，所以在此過程中，對某行業及企業產生震蕩在所難免，據平安統計，去年不動產行業大概有450家中小發展商已經倒閉，形成了信用風險。在這個背景上，債務風險可能在今年還是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約束。

據中國平安2020年年報顯示，截至去年末，中國平安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規模達3.74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6.6%。中國平安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近10年平均總投資收益率為5.3%、平均綜合投資收益率為5.5%，均高于5%的內含價值長期投資回報假設。那么，中國平安是如何管理信用風險的呢？

陳德賢向澎湃新聞介紹稱，關于信用風險管理，平安內部是分委托方及受托方兩個層面操作。保險資金委托方就是保險公司，信用風險貫徹在保險公司的投前投中投后流程，投前會制定好準入的要求，有白名單制度等，投中會由受托方負責挑選品種，投后保險公司對已投資的債權持倉比例、信用評級變化、壓力測試等進行監督。

“受托方是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受托投資，受銀保監會監管。信用風險屬于整個資管投資風險管理中的一環，其他包括利率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受托方的管控流程由內部不同的團隊參與，也通過模型、系統幫助監督信用的改變，”據陳德賢介紹，在平安內部，每一家受托方基本上都有一套標準化的信用評級體系，比如，平安資管是2003年開始啟動內部信用評級，內評會按環境情況，對每個投出去的債券、非標產品等調整信用評級，同時也借助系統去監督所有的流程，任何變化通過系統去監督，所以是“人+機”去管理。

他還指出，過去幾年，中國平安對轉型期信用風險上升有所預判，因此也不斷加強信用風險管控能力建設，具體包括：

一是更加前瞻性地開展宏觀、利率及信用行業等自上而下的研究；

二是高度重視對個券細致的、多維度的研究，嚴把信用風險準入關；

三是加強信用風險預警研究，發行主體違約前勢必有跡可循，因此應對信用風險進行動態監控管理，加強預警研究，做好投后管理；

四是布局金融科技，重視大數據及AI技術在防范信用風險的輔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