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美國的新冠疫情嚴重以來，湘西鳳凰的朋友們陸續在微信上詢問我和家人是否還好，什么時候回國探訪。這其中包括龍大哥。龍大哥家里四兄妹，他是老大。最小的弟弟和他同住龍村，與我年齡相仿，很是熟絡，我管他叫“三哥”。我上次見三哥時，他已經處了一個女朋友小胡。這天和龍大哥報了平安后，我問他，“三哥和小胡結婚了嗎？結婚要告訴我哦?！饼埓蟾缁貜驼f，“三哥和小胡兩個自己當是結了。結婚嘛，就是自己認可的人就行了，也不請客吃飯怎么的。” 

湘西鳳凰的這些朋友，包括龍大哥和三哥都曾是我在湖南鳳凰做田野調查時的受訪者，但更是我的朋友。我第一次去鳳凰是2002年春節，正是鳳凰旅游快速發展的前夕，近二十年來，我前前后后去鳳凰做了九次田野調查，見證了在旅游語境下鳳凰的個體化進程，也親歷了鳳凰的朋友們在其中的聚散離合。 

當下，個體化在全球普遍存在。鳳凰也不例外。根據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 (Ulrich Beck)的闡釋，個體化指的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從早前的無所不在的工業社會中的社會范疇（比如家庭、親屬關系、性別、和階層）中脫嵌而出，標志著個體和社會二者關系的類別轉變。我在此以鳳凰為案例，探討因旅游加劇的個體流動性對當地村民與之家庭關系的影響。 

鳳凰旅游和個體流動性 

鳳凰縣地處湖南省西部邊緣，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角。鳳凰曾是全國貧困縣之一。2000年，鳳凰縣的人均GDP僅為全國人均GDP的29%。2001年11月，鳳凰縣政府把當地的八大主要旅游景點的50年經營權以8.3億元轉讓給了黃龍洞股份有限公司。之后，縣政府陸續把其他旅游資源的經營權轉讓給了別的發展商。從 2002 年開始，鳳凰的旅游經歷了兩個階段：1）集中于鳳凰古城，由黃龍洞公司主導；2）擴散至鳳凰山區，由其他私人老板開發的“苗寨游”。 

2002年的鳳凰古城北門碼頭。文中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2005年，旅游旺季時的鳳凰古城北門碼頭

鳳凰的旅游帶動了交通基礎設施的飛速提高。鳳凰山區交通一直不便,只有鎮上才有公交小巴。以龍村為例。龍村在2002年前沒有機動車道，村民們去鎮上趕場一般要徒步一個多小時，往返不易。隨著機動車道的修建，摩托車、旅游車和村民自購的用來接送游客的面包車越來越多，龍村的村民流動性大大提高，即便日日往返于村子和鎮上也不為奇。 

鳳凰的旅游給土地帶來極大的增值。鳳凰古城沱江邊的小店鋪租金從九十年代末的幾百元漲到如今幾萬元甚至十幾萬元。越來越多的村民從事與農活無關的生計，因而愿意把土地使用權長期租給私人老板。生計與土地的剝離更加快了村民個體的流動性。

鳳凰的旅游同時提供了就業機會，而就業機會是以流動性或愿意離家為前提的。勞動力市場是個體化的背后推手。正如烏爾里?！へ惪撕偷聡鴮W者伊麗莎白·貝克-格恩斯海姆 (Elisabeth Beck-Gernsheim)所說，只要個體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們就必定經歷流動。靈活的但同時缺乏保障的就業機會(短期合同、兼職、半職等)快速增長。鳳凰的旅游無疑給當地村民帶來更多非農業收入來源，而他們當中很多人本就急于擺脫土 地的束縛。 

三哥和小胡：結伴不結婚 

三哥有女朋友了。大家都很高興。十幾年前，三哥老婆在和三哥于杭州打工期間跟別人走了，留下兩個年幼的孩子。鳳凰旅游發展起來后，三哥從杭州回來，一直努力謀生：在村里開過接送游客的中轉車，也在龍大哥的家庭餐館幫忙，后來自己也開了家庭餐館，又學著自己釀酒賣酒。龍大哥一直盼著他再找一個老婆，村里的大嫂們也熱心介紹。那時他總是說，“我現在就只想掙點錢。我也沒時間和錢來娶老婆。”

小胡比三哥小兩歲，是嫁到龍村的。小胡的丈夫幾年前在外打工時遇到礦難去世，留下一對兒女。小胡和她哥哥合伙在鳳凰古城的沱江邊經營一個鋪面，賣鳳凰特產。小胡以前也在村里開接送游客的中轉車。村里最多時有十幾臺中轉車，每個車每天排了號接生意。小胡去鳳凰古城開店后，就把自己中轉車的號給了三哥，等于把分到的生意給三哥。 

上次去鳳凰是2016年暑期。剛到的第二天，我就央著三哥帶我見小胡，我請他倆吃飯。三哥那時剛學會釀酒，白天在村里釀酒喂豬開中轉車，傍晚開車到鳳凰古城給店家送酒。送完酒后，有時就在鳳凰古城的小胡的出租屋過夜，然后第二天清早在批發菜市場給龍大哥的家庭餐館買好食材運回村;有時連夜趕回村里。天天忙得像個陀螺一樣。 

兩天后的一個傍晚，三哥送完酒后帶我去小胡的店里找她。夏夜的沱江邊游人如織。小胡站在店門口，身邊擺著兩盤姜糖，忙著招攬顧客。小胡舍不得放下生意去吃飯。三哥提議就去隔壁的餐館吃。我和三哥先去提前點好菜，菜上齊了再叫小胡來吃。小胡三兩口吃完就回店里了。我和三哥吃完后，回小胡的店里坐了會，看她張羅生意。因為游客多，店要午夜后才打烊。小胡讓三哥帶她在店里玩的小兒子先回她的出租屋。起身前，三哥從柜臺上取了一包香煙，遞給小胡五塊錢煙錢。三哥說他們兩個“分得很清”。

2016年，三哥和小胡在小胡的店鋪里 

第二天一早我搭三哥的順風車去龍村時，我問他為什么昨晚在小胡店里沒幫忙，只是在那坐著。三哥說:“我以前也幫她，然后我自己太累了，睡覺的時間更少，第二天影響我自己做事。”他接著解釋道:“我現在不幫了，主要因為她的生意是和她親戚合伙的。幫她相當于幫別人。事實上，我給他們店里做了擺貨的木板架，花了我兩天時間。如果他們請人做的話，要花幾千塊。我沒收他們的錢。我本來也可以收錢的，然后把這個錢單獨給小胡?！蔽覇査?，“那你怎么不告訴小胡?”他答道:“我說了，但她說我怎么這么小氣?！?/p>

三哥繼續說道:“她也沒到村里來幫我忙。我雖然沒在店里幫她，但我去她出租屋時掃地、做飯、洗衣服，讓她回來時能休息?！蔽蚁肫饋碓谛『昀锟吹降娜缱龅木?，說: “那小胡幫你賣酒了哦。”“她不是替我賣。她從我這里用批發價買去在自己店里賣，”三哥澄清道，“我們的錢是分開的。我的錢以后要給我的兩個小孩的。不然，他們能依靠誰?等我老了，我也要依靠他們。對了，不要等我的結婚喜帖。我不會結婚的?！?nbsp;

吳海的一家：家庭為個人 

2005年我認識吳海時，他們一家仍在吳村。這些年來，吳海、他老婆和他們成年的三女一子陸續搬到鳳凰古城，從事和旅游相關的小生意。小女兒吳霞嫁到鳳凰古城后，先是在街頭出租苗服給游客拍照；然后在沱江邊租了一個小門面賣服飾圍巾，把給游客拍照的生意轉給了她二姐吳云做。接著吳海兩口子也搬來鳳凰古城，接手一個江邊客棧來經營。吳云也在吳海兩口子的客棧幫手。 

因為經營客棧太累，而且生意也不好，吳海兩口子沒兩年就結束了客棧的生意。在沱江邊一個酒吧的下層租了個巴掌大的地方賣旅游紀念品。吳海老婆看店，吳海送飯。吳海近年身體不太好，一個月內就因為支氣管炎住了兩次院。 

吳海兩口子暫時和吳云住在一起。吳云沒做事了，在家照顧父母和小學六年級的兒子。吳云剛買了一個舊的單元房，在鳳凰古城中心，旁邊就是超市和醫院，很方便。吳海告訴我說吳云的丈夫在湖北做照相生意，近來掙了些錢。

吳海兩口子在鳳凰古城買了商品房，當時借給他們的兒子、媳婦和媳婦的父母住。吳海的兒子在鎮上的交管所工作，在吳?？磥硎恰绑w面的工作，但工資不高”。吳海兩口子經營客棧的初心是想以后交給兒子打理。兒子的岳父母在鳳凰長途客運北站附近有一棟樓，租出去了。兒子和媳婦兩人自己也買了商品房，正在裝修。吳海和我說，他和老伴更愿意和女兒住，不愿和媳婦住。

吳霞和她丈夫也買了商品房，和八歲的女兒還有公公婆婆一起住。在那之前他們都住在公公婆婆的老房子里?，F在老房子翻新加建了一層，簽了十年租約給人經營旅館。我近年每次暑期去鳳凰，都會挑一個午后去吳霞店里找她，午后是一天中生意最少的時候。上次去找她，店面沒人。我叫了幾聲，她才從里間的簾子探出半個頭來。她趁著游客少在里間的躺椅上午睡。

2014年，吳霞(右一)在店里幫助游客挑選圍巾 

吳霞從里間抱出個大西瓜。她去對面小鋪借了把刀，麻利地把西瓜切塊，給左右鄰鋪送去些，然后我倆一邊吃一邊聊一邊看店。后來吳霞的丈夫來店里，吳霞把店子交給他，一定要拉著我去吳云家吃晚飯，說是我難得來一次，她大姐剛好也回來了。吳霞大姐早年就去了上海打工，所以這么多年我一直沒在鳳凰見過她大姐。

從吳霞的店走到吳云的住處只要十幾分鐘。吳云的新居在一個老院子里，以前是縣糧食局的宿舍。盡管院樓外觀破舊，房子里面恍然一新，新刷的墻漆襯著簇新的家具。我和吳霞到時，吳云正在廚房忙著?？蛷d里的沙發上坐著兩個人，一個是她們的大姐吳丹，另一個是她們的堂姐妹。吳丹離婚后最近再婚了，并在丈夫的老家湖南湘潭買了房。吳丹懷孕了?？紤]到大齡孕婦的風險，吳丹決定從上海回到鳳凰父母這里養胎。吳云做了一桌子的菜。她白了點，也胖了點，可能是不再出去做事的緣故。我們四個年齡相仿的婦女就著這一桌菜聊了個盡興。

有“根”才有“翼”：家庭的新重要性 

著名人類學家許烺光在1948年發表了《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這一經典著作；半個世紀后，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人類學者劉新在2000年出版了《在他自己的影子下：改革后中國農村社會狀況的一個民族志》。從“祖蔭下”到“在他自己的影子下”的變化反映了在中國鄉村的個體化的進程中，個體從完全活在祖輩的陰影下，到為自己而活，追求個體自由自治，反抗家庭的掌控。

然而，中國鄉村的年輕人對于個體化進程的反應不是簡單的自我放縱和摒棄家庭。在對中國鄉村年輕人的工作、愛情和家庭觀念的研究中，挪威奧斯陸大學中國研究學者Mette Hansen與其合作者Cuiming Pang通過對年輕的村民和農民工的訪談留意到他們強烈的個人責任意識和對家庭關系的看重。 

家庭和親屬關系依舊是個體的安全網。通過所謂的“鏈式移民”(chain migration),吳海的一家一個接一個從吳村搬到鳳凰古城。一方面，成年子女在他們離鄉背井從傳統的村落家族關系脫嵌而出后還能依賴父母家庭；另一方面，逐漸年邁的父母也能得到成年子女的照顧，特別是在生病的時候。吳海兩口子與二女兒吳云暫住一起，不做事的吳云能照顧生病的吳海；懷孕的吳丹選擇從上?；伉P凰，因為這里有家人的照顧。

婚姻，在前工業社會中曾經是一種高度刻板的被安排的結合，如今已經轉變為 (即使是在偏僻的山區)兩個個體的自愿結合。正如伊麗莎白·貝克-格恩斯海姆所說，當代婚姻中牽引兩個伴侶的是他們對對方的感覺, 幾乎完全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礎上。隨著個體化進程，過去的二三十年來，伴侶雙方對財產的共同持有的興趣在不斷消減。

三哥和小胡各自有自己經營的小生意，他倆在錢財方面分得很清。他們的親密關系只體現在情感上，與經濟無關。然而，他們的親密關系為他們提供了一張安全網來緩沖他們本小利微的生意上的風險：小胡把她在村里中轉車的生意讓給三哥；三哥幫她在鳳凰古城的鋪子做木板架，并且每次在她那過夜時替她分擔家務。小胡買三哥做的酒放在她的鋪里賣。小胡從低廉的進價中受益，而三哥有小胡這樣一個靠得住 的位于游客最多的沱江邊的小商家來向他進貨。 

無論是在婚姻關系還是代際關系中，個體不再是為家庭的延續和需要而活。恰恰相反，是家庭為滿足個體的需要而改變。借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者閻云翔的表述，家庭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供給中心已經由祖輩轉變為孫輩，即“家庭下行主義”(descending familism)的產生。當代家庭的現代化體現在個體處于家庭關系中的越來越重要的中心地位。

然而，這是“去個體主義的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在這個過程中，家庭和親屬關系不是變得不重要，而是被賦予了新的重要性，成為個體抵御風險的最后堡壘。因而，作為個體，我們需要有“根”才有“翼”：在個體化的進程中，家庭紐帶(是為“根”)一方面成全個體的流動 (是為“翼”)，另一方面幫助個體應對他們遠離家庭后遇到的風險和挑戰。 

(作者豐向紅系美國東密歇根大學人類學副教授。文中村名和受訪者名均為化名。作者借此感謝鳳凰的朋友們多年來對其研究工作的支持。望大家平平安安，待疫情結束后再重聚。故土家國，葉落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