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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高級副總裁邁克爾·格林（Michael J. Green）近日撰文稱，近幾十年來，相較于往屆美國政府，拜登政府面臨的國家目標是最廣泛、最多樣的。因此，其“大戰略”的制定也更加復雜。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總統上任之際面臨的國家目標是幾十年來最廣泛、最多樣的。他必須動員兩黨、號召全國一致抗擊新冠疫情，并致力于恢復經濟；他必須彌合意識形態和文化分歧，根除本土白人民族主義帶來的恐怖主義威脅，解決系統性的種族問題；他宣稱氣候變化是場生存危機，并誓言動員國際社會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他承諾召開民主國家峰會，恢復美國在推進普世價值觀方面的領導地位；他還承諾要重振盟友關系，與中國開展競爭。

這些優先事項切實存在，都具有重要意義，反映了不斷上升的跨國、地區和國內威脅，以及美國過去四年收縮的后果。與往屆政府相比，如今拜登政府在上任初期犯錯的余地更小。彈性或復原力和創業精神仍然是美國的優勢，但如今聯盟和伙伴關系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加強聯盟和伙伴關系應該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務。若不能恢復對傳統聯盟的信任并確定共同目標、建立新的伙伴關系，拜登政府就會發現，在應對氣候變化或推進民主的進程中，出現的將是分歧而非團結，盟友缺乏熱情、潛在伙伴保持中立，甚至將面臨阻撓。在世界上爭奪最激烈的地區，尤其是亞洲，沒有哪個美國盟友會認同將氣候變化或民主置于威懾和經濟繁榮之上的戰略。因此，美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通過聯合行動來保持應對重大全球挑戰的勢頭。

拜登政府若要制定新的“大戰略”，應該堅持五項原則：

1. 制定具有彈性的大戰略。拜登政府需要從概念上將其使命中的國內、跨國和力量平衡因素糅合在一起。迄今為止，最好的解決方案是制定具有彈性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 of resilience）。通常，該戰略是根據美國網絡、衛生和金融系統抵御破壞的彈性或復原力來制定的。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與盟友和伙伴的接觸也可以在彈性戰略的框架下進行。彈性還可以擴展到民主治理、衛生、氣候和網絡領域，但要將其視為一種能力建設的模式，而不僅僅是強推全球標準。

2. 幫助盟友和合作伙伴發揮帶頭作用。拜登政府不應親自主辦民主峰會，在華盛頓做出邀請誰、不邀請誰的決定，而應授權印尼、韓國或其他合作伙伴主辦會議并幫助制定議程。這種方式將吸引更多國家，并推動最近也經歷了民主轉型的中等強國釋放更多資源。在氣候問題上，拜登政府應該與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共同制定戰略，并考慮地區國家的發展需求。如果處理不當，氣候或民主議程可能會讓親密盟友之間產生摩擦。

3. 若符合美國利益，可與中國開展合作，但要在競爭的框架內進行。與北京合作應對氣候和衛生問題，將使拜登政府受益。格林認為，拜登政府必須清晰地認識到，只有符合中方利益時，中方才會以富有成效的方式與美方合作。換言之，在這些問題上，美國政府不應該把中國置于與美國有共同核心價值觀和戰略目標的盟友和伙伴之上。

4. 建立防止保護主義的國際經濟協定。目前，亞洲達成了兩項沒有美國參與的重要貿易協定，即《全面和進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同時，歐盟和中國簽署了歷史性的投資協議。與中國競爭需要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方面的領導力，而氣候和衛生方面的全球議程容易出現美國歷來抵制的尋租（rent-seeking）行為。最好的做法是加入CPTPP，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拜登政府可以與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就環境產品和服務或醫療器械達成行業協議，以遏制保護主義，推進應對關鍵挑戰的創新和能力，從而恢復發展勢頭。

5. 擴大美國內部的目標統一。鑒于能夠推動美國在全球議題上議程的力量和資源相對匱乏，國內的聯盟和伙伴關系與國外的聯盟和伙伴關系同樣重要。拜登政府與主要國內利益攸關方就促進民主、氣候政策和復原力達成共識至關重要。例如，一項因促進美國經濟利益而得到商會認可的氣候或民主政策，更有可能贏得其他國家的支持。拜登在就職演說和早期磋商中定下了這一基調，但其政府必須謹慎行事，不要讓緊迫感影響建立共識和影響國內選民的機會。

拜登政府將不得不在民主黨和共和黨內部各團體均不愿做出任何妥協之際制定大戰略。不過，對拜登而言，有兩個非常有利的因素：一是民調一貫顯示，美國公眾對國際參與的基本承諾沒有減弱；二是國際社會對美國領導力的基本需求沒有減弱。

本文摘譯自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網站文章Can Biden Turn His Diverse Set of Priorities into a Gran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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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美學者談拜登如何將各優先事項整合為“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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