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取出去世的父親在銀行里的存款，廣東惠州的陳先生在公證處、派出所、居委會之間來回跑了7次，歷時7個多月，依然沒能證明“我爸是我爸”。結果，這事驚動了國務院督查組，“踢皮球”的惠陽公證處已經在進行重組。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簡化優化公共服務流程方便基層群眾辦事創業的通知》，改革劍指各種“奇葩證明”。這次國務院督查組的介入調查，也是在考驗之前取消“奇葩證明”的成績：職能部門之前已經明確“不能開”“沒法開”證明了，但是群眾正當的證明需求如何解決？

就這次惠州的事件來說，陳先生拿著戶口本去辦遺產公證，公證處要求去派出所開證明；派出所說，這是公安部確定的“派出所、公安機關不再出具的18種證明”之一，不予辦理；公證處又讓去居委會開具的親屬關系證明，但是，居委會稱，依據民政部的《關于改進和規范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證明工作的指導意見》，同樣不予開具。事情很快就陷入了“死循環”當中，那個再簡單不過的“我爸是我爸”成了“哥德巴赫猜想”。

要看到，派出所和居委會不予開具證明所依據的規定，本身就是為治理“奇葩證明”而出臺的規范性文件。之前治理是通過做“減法”，避免相關職能部門承擔這樣的證明責任，那么在做了“減法”之后如何做“加法”？怎么解決出具證明的正當需求？要避免治理“奇葩證明”的規范，在基層被念歪了經，結果導致無證明可以發。

這次被下令重組的當地公證處就是“念歪經的和尚”，不是設身處地、換位思考如何在現行的證明獲取渠道信息，一味不想承擔責任，無視群眾的現實困難，將矛盾推出大門、將風險引向外部。

這次國務院督查組指出，陳先生遇到的“循環證明”問題并非偶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源在于基層政府相關部門為民服務意識不強，“各有關部門遇到新情況、新問題時，首先想到的是規避自身責任，相互推諉扯皮”。

“奇葩證明”的解決之道還在于政府各部門要進一步加強協作，打破部門間的“信息孤島”，從微觀層面統一相關身份證明的標準，統一政府部門、職能機構之間的導入、導出的信息接口，“讓信息多跑腿，讓群眾少跑路”。 針對惠州市上述問題，廣東省公證協會2020年11月公布全省《公證事項辦理材料清單》，統一全省公證機構證明材料的采信標準。今年2月4日，中國銀保監會、中國人民銀行聯合出臺文件，進一步簡化已故存款人小額存款的提取手續：1萬以內無需繼承公證書，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在5萬元以內上調免公證。

一張張“奇葩證明”，背后就是一處處“利益壁壘”、一把把“部門小算盤”，這需要宏觀上繼續深化“放管服”改革，也需要在微觀層面完善政府部門間的“信息接口”，從需求端上減少不必要的證明。這次惠陽公證處被重組，就是警示那些不積極取消“奇葩證明”的機構，這也是一種刀刃向內的亮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