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團隊作者 朝文社

作者｜我方團隊張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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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提問

以前沒有煤氣和天然氣，城市人口是怎么做飯的？

答：在“沒有煤氣和天然氣”的中國古代，古人一個重大的生活難題，正是“燒火做飯”。明朝人王德章的詩里就詠嘆說“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燒飯用的柴，就在古人“開門七件事”里排第一。

“燒火”這事兒有多難？可以瞧瞧古人家的炊具：雖然我們印象里，古人的炊具多是“釜”“鼎”一類，但漫長的古代史上，古人演變極大的一樣生活用品，正是爐灶。秦漢以前，中國人做飯還是爐灶與“釜鼎”并用，但兩漢年間起，爐灶卻后來居上了。比如三國年間的“三孔圓頭青銅灶”，出土時就驚艷了眾人：整個爐灶已經有完整的“灶身”“煙囪”“炊具”各部分，做工精美火力極旺。

而從兩漢三國開始，歷代的爐灶，也不停進行著改變：兩晉南北朝的爐灶，灶眼明顯增加，灶身和煙囪也是越加越長，而火門也越發縮小。隋唐年間起，中國傳統爐灶的灶眼也改成了一個。所有這些改變，都是為了增加爐灶的封閉性，提高爐灶的溫度，更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省燃料。

因為，一部中國古代史，也可以說是一部古人“爭燃料”的歷史。

中國古代生活做飯的燃料很多，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主要的燃料來源就是木柴。比如中國古代著名的農學寶典《齊民要術》里，就列舉了榆樹、柳樹、橡樹等多種可做“燃料”的樹木。乍一看去，古人的“燃料資源”儲量很雄厚。但事實卻是，一代比一代缺。

由于人口的增長，木柴需求的擴大，以及戰亂和土木建設等多種因素。中國古代的林木資源，其實一直都在減少中。比如南北朝年間，東魏王朝在鄴城建造宮殿時，就苦于缺乏木材，竟把洛陽宮殿的木材拆了湊數。朱溫滅了唐朝后，竟把長安宮殿民居一股腦全毀掉，沿著渭河把木材拉走，也是因為“缺木料”。

蓋樓的木料都缺，燒飯的木料，那也是長期不富裕。就連列舉了一堆“優質木材”，但也補充說，缺木材的時候，最好就用羊糞牛糞做備用燃料燒飯，那真是“既無灰塵，又不失火，勝于草遠矣”。其實在那時，作為當時中國核心經濟區的中原地區，林木植被已經大量減少。

而從隋唐年間起，古人“缺柴”的困境更是越發嚴重，盛唐年間時，長安周邊就已沒有巨木。宋代從太行山麓到江南地區，大片的林木都已砍伐殆盡。鄉間的老百姓為了生火做飯，竟把有著重要經濟利益的桑樹棗樹都砍了當柴燒——經濟利益再高，都比不了眼前一頓熱乎飯。

鄉下尚且如此，城里人的生活做飯，當然也更困難。所以白居易筆下“伐薪燒炭南山中”的賣炭翁，會被“白衫兒”強行搶走炭，唐王朝一度給官員實行“配額”，五品官員每天才配二斤炭，取暖燒飯時必須省著用。官員家都這地步，小老百姓自然更難熬，唐人姚合更哀嘆“小市薪柴貴，貧家砧杵閑”——由于買不起柴火，窮人家的劈柴用具都閑置了。

而在號稱“富宋”，傳說中“市民經濟”豐富多彩的北宋都城汴京，“缺柴”更是一百年來的公認難題：宋真宗年間的冬天，汴京城里的木炭一度漲到每秤二百錢。甚至為了搶購官府的“半價炭”，汴京城里還上演了多人死亡的“踩踏事故”。而到了明朝年間，“柴”也成了公認的“開門七件事”之一，許多地方“民之艱薪更甚于艱食”——生個火比找到吃的還難。

甚至有時候，哪怕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也往往更看到古代“城里人”缺柴火的困境：明朝建文年間，當燕王朱棣扯旗造反，掀起震驚天下的靖難之役時，他的燕軍曾在真定城外二十里，俘虜了砍柴的樵夫。這個細節也就意味著：明初城池需要的柴火，竟要從城外二十里砍來。

這還只是真定這樣的城池，對于北京南京這樣的大城市來說，燃料的需求更是巨量。明成祖朱棣剛遷都北京時，北京城每年需要的柴火只有28萬噸，但到了一個半世紀后的明朝隆慶年間，京城的柴火需求量就暴漲到48萬噸。這還是供應充足的帝都北京，在明朝中后期富庶的松江城，一百斤柴火可以賣到一錢銀子。許多地方因為缺柴，在淡季時甚至要“裂門以炊”，砍了木門當柴火燒。

也正因柴火的稀缺，所以也帶來了古人“生火做飯”里的又一巨大變化：燒煤。

雖然中國人應用煤炭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兩漢時代。但煤炭真正普及起來，卻還是要到明代。比如柴火需求量巨大的北京城，到了明朝成化年間時，就已經是“皆石煤代薪”。明朝小說《醒醒石》里的下層士兵家庭，也是“盡勾買煤燒”。明代典籍《天工開物》也估算說：明朝城市的燃料里，煤炭占到了七成，柴火占到了三成。

當然，這時煤炭的“占七成”，指的是“燒飯”“生產”"冶煉”等各個行業，放在日常做飯領域，木柴的比重依然比較大。皇宮和官宦家庭的生活燃料，依然還是以木炭為主。但對于老百姓來說，煤炭的意義確實巨大。特別是在明朝中后期，許多昔日飽受“缺柴”之苦的地區，都是靠煤炭救了急——明朝嘉靖年間時，名臣楊繼盛就在臨洮開采煤礦，讓百姓大受其利。到了萬歷年間，連多年不上朝的明神宗都明白：“煤乃民間日用之需”。終老于北京的傳教士利瑪竇，也記錄了北京百姓家家燒煤的情景。

發展到清朝年間，煤炭在城市燃料里的比例也進一步擴大。乾隆年間僅北京周邊的煤窯就有七百多個，乾隆年間北京的人均需煤也達到了390斤。可以說在這時，昔日處于次要地位的煤炭，已成為古代城市百姓的生活必須品。可以說，中國人口能在明清年間實現“大爆發”，除了糧食產量的因素外，煤炭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當然即使在這時，煤炭的價格對于普通百姓來說，還是不小的負擔。清朝乾隆年間時，三文錢只能買二斤煤，而到了嘉慶年間，三文錢更只能買一斤煤。即使在北京，“煤價日貴”也是常見現象。單是乾隆27年，北京城里的一斤米與一斤煤的比價，常是1：0.6，買煤是不小的負擔。

而中國城市老百姓能“多燒煤”，還要得益于近代采礦與煤炭工業。比如20世紀30年代，上海一斤米與一斤煤的比價，就降到了1:0.12，北京的人均煤炭消費，就達到了1460斤，是乾隆年間的數倍。可以說，老百姓多燒一點煤，就是歷史前進一大步。

從柴草到煤炭，僅僅一個“燒什么”的話題，更是古代城市生活的無盡畫卷。其中關于“能源安全”“能源危機”的真理，也有著并不過時的意義。

參考資料：《古代華北燃料問題研究》《明代社會生活史》《北宋東京的木材和燃料供應》《明代煤炭的開發》《古代都城的燃料供應》《北京經濟史話》《清中期北京煤炭的不足和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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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以前沒有煤氣和天然氣，城市人口是怎么做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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