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出游人數明顯下降，但細分品類中的親子游市場卻并未受到長時間的沖擊。《2020年中國親子游消費趨勢報告》顯示，國內疫情在5月得到有效管控之后，親子游的需求出現了“V”字上升趨勢，短途自駕周邊游成了家庭出游的首選。

與親子游熱度一齊增長的還有親子游消費，四星級和五星級酒店成為了45%家長在帶娃外出時得票最高的選擇。報告分析認為，隨著本身有著國際旅游需求的消費者回流國內市場，親子游的需求品質會繼續提升，未來針對親子游的高星酒店住宿、定制行程等服務需求均會不斷升級，相關行業應提高軟硬件設施質量迎合市場需要。

不過，親子游的特殊之處在于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對旅游體驗有高度影響，一次親子游是否令人滿意，不完全取決于目的地的質量，而是大概率受到旅行中的消費決策對父母與子女間互動的影響。國內外有關親子游的研究均發現，親子游中的消費決策有多重影響因素，家長并非為旅行的主導方，多數子女在家庭旅行消費決策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消費者理論認為，隨著社會的變遷，子女在家庭中逐漸從被動和被忽略的個體轉變為消息靈通的積極行動者，即使沒有“執掌經濟大權”，也依然在家庭消費決策中扮演著主要消費者和影響者的角色。

根據丹麥奧爾堡大學學者Anette Therkelsen對德國和丹麥約30個家庭的研究，母親在家庭出游中一般扮演著發起者和信息搜集者的角色，父親則在與假期安排有關的決策中退居二線。原因在于，無論親子游的目的為何，母親都需要在物料準備方面花費很大的精力，父親在這一過程中的參與程度遠遠沒有母親高。

而子女在親子游中對消費決策的影響方式因年齡而有所差別。0-5歲的孩子在間接通過睡眠需求、按時進食等方式影響消費安排的同時，還會通過身體語言，如指、哭鬧等，強烈要求父母購買某件商品或進行某項活動。對于6-12歲的孩子而言，直接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消費需求是他們可能左右父母消費決策的主要方式，但他們也會被父母要求具備接受不喜歡的決策的能力，“父母有時鼓勵他們說出自己的建議，但同時他們也被要求表現得像一個成年人一樣，理解成年人的選擇。”

也就是說，從6歲左右開始，子女開始作為一個“談判者（negotiator）”，被父母鼓勵加入關于親子游消費的決策過程中，家庭成員之間的協商從此時便開始了。

學者們認為，家長一般會采取兩種溝通模式，以盡快促成決定。第一種方式是控制和指揮，這一模式更多以結果為導向，子女只被允許做出與家長想法一致的決策，無法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第二種方式則是概念導向，家長在決策過程中有意培養子女的消費者意識，與子女在討論多個備選方案后最后達成一致。這種模式中的家長即使在購買與子女并不直接相關的物品時也會詢問子女的建議。

另外，在親子游相關的決策過程中，家庭成員經常會采取聯盟的策略以促使最終的消費決策符合自己的期待，子女在聯盟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如果聯盟方式是父母親中的一方與子女聯盟共同對抗另一方，則說明子女在決策過程中扮演著積極主動的角色。而如果聯盟雙方分別是父母和子女，則決策過程更有可能變為結果導向的模式，子女的影響力會被明顯削弱。

由此一來，家庭消費決策的過程往往是各方妥協的結果。親子游的消費安排很難按照一個人的自身意愿順利進行，每個家庭成員均認為最終的消費決策遷就了其他家庭成員喜好，并非是自己最期待的結果。

來自華僑大學的學者也在近期分別以同樣的主題對國內的親子游進行了分析。通過對游記編碼，學者發現，家長在親子游中的妥協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孩子的體力限制打亂了游玩計劃，用餐時個人的口味要受到孩子飲食習慣的限制，住宿時必須選擇兒童友好的酒店而非有特色的民宿，娛樂項目選擇也需避開有參與年齡限制的項目，行程中還需減少對孩子來說較為枯燥的購物時間。

總體來說，親子游的體驗被學者總結為“累并快樂的矛盾旅游體驗”，孩子的參與讓父母感到快樂和滿足，但孩子的存在也為父母增添了許多旅行中的負擔。但是，相比于負擔而言，親子游中的歡樂和欣慰是一種持續時間更長的情緒，所以多數父母對親子游的態度都十分樂觀積極，并認為要“多帶孩子出去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