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微信公號2月5日消息，“掛人”、P丑圖、不間斷“問候”雙親、扒黑料……無人知曉，此時此刻有多少人正在遭受網絡霸凌暗流的沖擊。有數據顯示，我國有四成的未成年網民遭受過網絡霸凌。依附而來的，是羞辱文化這一亞文化在網絡世界的滋生泛濫。整治網絡霸凌這種“社會群毆”式的病態現象，不僅需要受害者勇于反擊，更需要技術的支撐和法治的完善，以及全社會的零容忍。

網絡霸凌是一種全方位“精準打擊”

目前，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約為1.75億人，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93.1%，其中，有42.3%的未成年網民遭受過網絡霸凌。2020年11月5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這天設為首個“反對校園暴力和欺凌包括網絡欺凌國際日”。

天津市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主任付佳介紹，校園網絡霸凌常見的方式是通過發信息、照片、視頻等貶低被霸凌者，讓受害者蒙羞后，再借由社交網絡進行更廣泛的傳播。

與傳統霸凌不同的是，網絡霸凌憑借機械化、號召性極強的特點，無休止全方位對當事人實施“精準打擊”，能快速擊潰未成年人心理防線，嚴重的甚至可以將當事人逼上絕路。實施網絡霸凌的人，往往有一到數個“圈子”，通過一起觀摩影視作品尋找霸凌靈感，更有甚者，以設計霸凌情節、直播霸凌過程為樂。

在絕大多數的網絡暴力事件中，受害者往往只能選擇沉默。無論是對個體而言巨大的、難以招架的聲浪，還是藏在手機屏幕后，那些不知來自何方的拳頭，出于對被“人肉”的恐懼、不愿被反復傷害等考慮，卸載社交軟件、等待風波過去成為很多人不得已的選擇。

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羞辱文化何以大行其道

在看似波瀾不驚的學校里，羞辱文化正依附于網絡悄然滋長。羞辱文化是網絡霸凌帶來的一種亞文化。一些黑暗隱晦的力量，經過互聯網被無限放大。施暴者就像是在虛擬世界中隨意扔石頭，沒有人知道是哪塊石頭最終砸死了受害者。

在我國，反網絡霸凌的法律法規目前還不夠明晰。上海一名高三學生小林（化名）在遭受長達1年的網絡霸凌后，選擇了報警，得到的答復卻是：情節較輕且并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沒有達到立案的標準，無法受理。律師也無奈相勸：可以起訴，但收集證據難度較大，且在無法明確欺凌主體的前提下不建議起訴。

尋求法律的介入，在很多人看來不但是小題大做，也很難得到實際意義上的解決，因為網暴源頭很難鎖定，“三無”小號沒了也可以再換。久而久之，網暴者可以輕輕松松肆無忌憚地橫掃一個又一個“戰場”，受害者的真實人生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陰影。

網絡空間的開放性帶來話語權力的提升，但這并不意味著能夠以“普通網友”的身份越過道德與規范去攻擊戕害陌生人。

可以看到，從當前我國政策法規中傳達的信息是，網絡并非法外之地，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然而，網絡上最近流行的“你的評論我喜歡，你的私信記得關”“把保護打在評論區”等評論，除了網友們對越來越嚴格的網絡生態的調侃外，更多折射出的是對于網絡暴力的無奈。

對“社會群毆”應零容忍

霸凌不會因沉默而終止，學會反抗是自我保護的終極武器。前段時間，一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學生，在微博上吐槽了一名女星。隨后，該學生的姓名、院系、學校被女星粉絲一一曝光，粉絲還在學校的官微下方要求學校對該學生進行嚴肅處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則在官微上進行還擊，對此事作出了回應。這起事件以女星在微博上道歉結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保護學生的做法值得稱道。特別是在個人被群體情緒裹挾的時刻，理性的發聲能夠糾偏失控的行為，讓施暴者反思，讓受害者規避部分傷害。

打擊網絡暴力，除了勇敢發聲外，更需要多方面共治共管。政府和網絡平臺應合力為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暢通平臺舉報、申訴機制。在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情況下，應立即對網暴者處以警告、封號等限制。為避免換個“馬甲”卷土重來的情況，可在后臺對屢禁仍犯者進行實名制記錄，必要時可限制其平臺賬號的注冊。

網絡霸凌行為傳播范圍廣，所引發的從眾、跟風、模仿、放大等特點明顯具有“社會群毆”效應。這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傷害，也毒化了社會道德風氣，是任何一個文明的法治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除了個人心理調節外，國家還應該建立積極的應對機制。

一是對違法的網絡霸凌行為進行及時的司法干預。這是最直接、最有效、最具震懾力的措施。二是網絡平臺應該承擔起應負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社會面對此類危機事件的時候，公共媒體和網絡平臺理當有更多的擔當和作為。三是需要全社會進一步加強公民道德教育和網絡法制教育。近期，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已經向社會公布并公開征求意見，期待法律鎧甲能夠在治理網絡霸凌方面發揮里程碑的作用。

（原題為《羞辱文化為何在網絡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