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和傅高義合影。

2020年12月20日，著名中國問題學者、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學社會科學系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辭世，終年90歲。這一消息在中國、美國、日本以及更大范圍的全球學術界內引發廣泛關注。

在美國學界，傅高義被視作最主張與中國和平共處的學者之一。他也被認為是美國唯一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傅高義一生致力于東亞問題研究，代表作包括：《日本的中產階級》、《日本第一》、《先行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鄧小平時代》等。

傅高義過世后，中國政府對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哀悼，稱呼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傅高義教授為促進中美溝通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懈努力。我們將銘記他為推動中美關系發展所做的貢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

傅高義一生致力于增進中美兩國的互相理解與和平發展。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就在傅高義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心中掛念的是一份與中美關系有關的倡議書。

作為傅高義先生生前最后的學術項目之一，他在這份倡議書中呼吁管控美中競爭，并推進更廣泛的美中合作。他和一些中美學者指出，中美關系在經歷了四年的滑坡之后，隨著美國新一屆政府在2021年1月上臺，雙方獲得了調整雙邊關系的管理方式、降低沖突風險、增進合作并追求共同利益的機會。

當地時間2月4日，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在國務院發表了其就任后首次外交政策方面的演講。演講中，他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者”，同時稱，“做好了準備，在符合美國利益時與中國合作?！蓖惶欤瑖野踩檰柹忱脑诎讓m發布會上進一步闡述了拜登政府“安內攘外”的國安策略，引起廣泛關注。

作為傅高義在中國親密的朋友和當事人之一，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4日接受了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的專訪，詳細講述了這份倡議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對中美關系的思考與展望。

王緝思

傅老最后“遺愿”

澎湃新聞：可否請您介紹一下去年傅高義先生與您商議起草名為《走向美中關系的優化管理》的倡議的來龍去脈？這份倡議和傅老之前的公開信有關聯嗎？2019年7月，傅高義先生曾與幾位美國中國問題專家一道，聯合近百位學者發表題為《與中國為敵適得其反》的公開信，指出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中存在的問題。

王緝思：我和傅高義認識已經有20多年了，過去一年卻是我和他接觸最頻繁的一年。從去年4月13日到12月14日，傅高義給我發的郵件有57封之多，平均每4天一封。去年4月，哈佛大學的幾位中國問題專家同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共同籌辦中美關系的系列研討會。同時，雙方準備聯合撰寫報告，在美國總統選舉結束后向中美兩國提出穩定雙邊關系的倡議。我們在去年7月和9月召開了兩次雙邊視頻研討會，達成了一些有益的共識。后來因為其他參與者事務繁忙，哈佛那邊同我方的聯系工作和文件起草主要就由傅高義教授單獨承擔了。  

傅高義教授沒有個人助手，許多會議籌備事項，以至每份郵件，都是他親自完成。雖然對于最后文件以何種形式來發表當時還沒達成定論，但是他仍然寫得非常用心寫，最后他發給我的已經是第三稿了。當時我正準備給他回信，卻突然傳來他去世的噩耗，所以這項倡議就變成了他生前的一項未完稿。

澎湃新聞：傅高義過世后，您為何選擇繼續推動這份倡議，并將其公之于眾？你們當時提出倡議的初衷，或者說目的是什么呢？

王緝思：傅高義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同事——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傅老過世后的一次講話中說，傅高義生前在入院接受治療的時候，還跟他通過電話，說跟中國某個大學的學者（就是我）還有一份文件沒寫完。正因如此，我就和他們商量，爭取將這份倡議完成。

宋怡明與傅老生前的另一位同事陸伯彬（Robert Ross）對他的最終草稿進行了編輯。他們就一些字句做了修改，不過內容基本上沒有動。在保證文稿清晰與準確的同時，兩位教授也力求忠于傅高義先生生前對美中關系做出的努力及其愿景。

傅高義跟我對現在中美關系的情況都有共同的焦慮。我們覺得中美關系不光是兩個國家的關系，也是兩個社會、兩國學者之間的關系，我們希望這種關系仍然是一個正常的，可以相互溝通的關系，有些事情是中美可以達成共識的。

這份倡議從三個方面提出如何避免導致中美兩敗俱傷、制裁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建議。一、在明確符合雙邊利益的領域合作；二、采取措施避免雙邊關系進一步惡化；三、在國際治理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則上達成共識。

傅高義說的話很多我都是完全贊成的，而且我相信很多中國人也是完全贊成的。因而我們覺得這樣的事情應該做，讓兩國的人民，兩國的學者，知識精英都可以都感覺到，中美關系雖然現在很不好，但是中美兩國學者依然有不少人在呼吁兩國關系能夠正常起來，讓兩國的學術交往能夠發揮應該有的作用。

澎湃新聞：在傅高義發給您的文本的后面，他還寫了一篇很短的“可選擇的附件”，標題是《三個需要彌合的基本分歧》。他指出，只有理解中美之間的三個根本的不同點，才可找到合作的真正途徑。您可否具體介紹一下這些分歧嗎？ 

王緝思：傅高義指出，第一，中國經濟是政府主導下的、發展中的經濟，而美國是規則指導下的開放型經濟。當中國經濟剛剛起飛時，美國對中國政府對本國企業的支持和保護并不在意。但當中國成長為全球經濟大國后，美國就不再可容忍中國不按美國定下的規矩辦事。

傅高義指出的第二個中美差異是：美國信奉個人自由至上的價值觀，而中國提倡集體主義。他說，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以后的種種屈辱和動亂，因此渴望穩定的秩序。正是因為遵循集體高于個人的原則，中國才成功地控制了新冠疫情。

傅高義論及的中美差異的第三點，是選舉制度的區別。中國擇優選拔官員的制度，同美國的公開選舉制度是根本不同的。

傅高義關于中美兩國根本差異的看法，雖不是什么驚人之見，卻是他幾十年考察兩國國情后深入思考的結晶。這番話的重點在于提醒美國人，中國特殊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孕育出的制度和政策與西方根本不同，不理解這一點就處理不好對華關系。

澎湃新聞：為什么您認為傅高義倡議是美國學者可以公開提出的最有利于中美關系平穩發展、可真正造福兩國人民的政策思路和建議？

王緝思：在美國，有許多智庫和個人都發表了關于美國對華政策的倡議，這些倡議里都提到了一些中國方面無法接受的敏感問題。說實話，他們說的這些話可以起到作用嗎？相比之下，我覺得傅老的倡議是一個最好的文本，因為他試圖去尋找雙方的共同利益，尋覓雙方的共同認識，并將其突出，然后慢慢再鉆研那些看起來沒有辦法克服，但是我們又希望克服的難題。這個一步一步來的思維比較接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為什么他的思維比較接近中國人的思維，因為他對中國相當了解，而且對中國的文化，東亞的文化有一種尊敬，所以他才可提出這樣的一種想法。而很多人對中國的情況不了解，但對于中國發生的事情，傅高義總是想辦法去理解。

傅高義沒說哪個制度更好，也沒說什么制度就不行。他從他的角度告訴美國人，中國跟美國有哪些不一樣，你需要去理解它的不一樣，然后才會有針對性地去考慮跟他的關系。這個角度我認為是非常好的，很多其他美國人不會這么想事情，因為他們不知道中美兩國非常不一樣。中國人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一整套敘事道理。傅高義希望美國人能夠了解這些差異，他這一輩子都在做這樣的事，他并不是說你一定要接受他，或者要說他好，而是說你要知道，理解了才能處理好關系。

澎湃新聞：不過你在公開信中也指出，傅高義的觀點可能在中美兩邊都不會太受歡迎，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

王緝思：我們必須看到，傅高義的觀點在美國政治主流話語中，只是空谷足音，甚至會被指責。我懷疑，他之所以用“可選擇的附件”的方式發送這篇短文，是因為他知道在美國當前的政治氣候下，自己的這些觀點是難以公開發表的；即使發表了，也會承受很大的社會壓力。

另一方面，傅高義雖然強烈呼吁美國人理解兩國國情的差異，也在《鄧小平時代》等著述中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加以高度肯定，但卻沒有明確贊揚中國的所有政策，而是對中方的某些做法有所保留。在中方學者看來，盡管“傅高義倡議”有其可取之處，希望它可被美方所接受，但其同中方的立場仍有差距。

如果傅高義說的這番話最終變成了我們共同的想法發表出來，那么在美國可能會受到很激烈的批評，或有美國人認為他是在替中國說話，這個問題根本在于兩國關系惡化后雙方很難找到一些共同點。

澎湃新聞：您在評論文章最后也指出，對于倡議最后落實的可能性并不抱太大的希望，那么為什么還是堅持要公布？

王緝思：我認為，學者不僅要有一個政治立場，而且他還有責任去解釋為什么持這樣一個政治立場，此外他或她也要探究中美兩國的政治立場是怎樣影響學者的立場的。

當我們了解對方的立場為什么是那樣，那么我們才可正確判斷做什么事情可使雙方的立場相對接近一點，緩和一點。大家都知道中美之間不應該打仗，不應該對立，也不應該發生沖突。那就要找到一些共同點，需要知道對方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去指出雙方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能聽不同觀點呢？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聽得進的。特別是像傅高義這樣的人，他是出于很善良的愿望希望兩國關系好，倘若我們抱著你說什么我都不聽，反正你代表美國人，我代表中國人，那么雙方就只剩下吵架了。

拜登在國務院演講。

中美關系存在改善的突破口

澎湃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近日在同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舉行的視頻對話中頻頻提到“合作”一詞，具體來說您認為雙方可以從哪些方面開始合作，又該如何開始？我們如何適應中美關系中競爭成分越來越大的新局面？

王緝思：我覺得拜登政府上臺以后，他的政府官員的講話還是很值得注意的，是跟前總統特朗普政府有一定區別的。首先，他們不是采取非常嚴厲攻擊的聲調。他們也提出，比如說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方面中美需要合作。楊潔篪的講話也提出了很多積極的想法?，F在我覺得不在于雙方說了什么，最重要的是雙方會做什么？我覺得在做什么方面，我們是不是可以再提得具體一點？

這是我觀察中美關系以來發現一直存在的一個問題。我們在對美國的敘事里一直強調合作理念，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強調要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然后我們提出了面向21世紀的戰略伙伴關系，后來又提出了新型大國關系，現在又提出了14個字的方針——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雖然美國人會說我不反對你這些東西，但是我最終只需要4個字：解決問題——如何解決爭議性的問題？每一次中美的爭執最后都發生在這個地方。中方希望求同存異，而美方希望著手解決“異”方面的問題，而不是總“存”在那邊。

澎湃新聞：您預計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會有很大的調整嗎？

王緝思：我覺得不會有很大的改變。在對中國的基本態度上，民主黨、共和黨和國會都是一致的，都認為中國是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國際上最大的競爭者，不可能說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合作伙伴這樣的話。

對此，我們是有準備的。拜登政府對中國肯定會有批評，甚至是一種很刺耳的批評，聽起來不舒服的。但是他們說這話不光說是給中國人聽的，他要說給他的盟友聽，還有國內的因素。盡管我不期待他們講很積極的話，但是我覺得他們也不會講過分消極的話，把中國說成是敵人，或者說要跟中國對抗，他會非常小心謹慎地去考慮各方可能的反應，當然也包括中國的反應。

澎湃新聞：目前拜登新政府上任已超過10天，中美兩國領導人仍未直接對話，對于這一情況您如何看待？未來四年中美關系的基調會是怎樣的？

王緝思：白宮發言人已經說得很清楚，他們要先跟美國的戰略伙伴商量。拜登政府首先是把盟國的關系放在第一位，然后再去處理對華關系，因為對華關系確實是敏感的。我的理解是，假使沒有想好具體談什么，可以談成什么結果，美國人會說中美先不談吧。這又是一個中美之間的差異——我們希望會談本身就是一個好消息，但美國會說他們希望可以談出點內容，談出點結果，不能為會談而會談。

另外，由于新冠疫情影響，本來中美雙方可以見面溝通的事情現在只好在線上溝通，這和見面溝通是很不一樣的。想要營造一個談話的氣氛，然后談出一些什么內容，這就不是在線上開會可做到的。

澎湃新聞：您曾經表示，中國是中美關系中間更為決定性的因素，為什么？未來四年您覺得中國方面可以做哪些調整？

王緝思：我是從歷史去看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中美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了，中美關系又有了很重大的新變化。然后中國跟美國簽訂貿易上的協定，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中美關系，特別是經貿關系大踏步地向前發展。

隨后，我們開始鼓勵留學生出國到美國去學習。我們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美關系，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往往是一種不變的思路。所以我覺得不管是考察歷史，還是考察現實，中美關系中間中國起的作用更大一些。當然也不好說美國沒在中美關系中起作用，比如說特朗普上臺對中美關系就是一個很壞的事情?，F在拜登上臺了，我們希望中美關系可以有一些改變，但是總的來看，中國的所作所為會在更大程度上對中美關系起著影響。

我認為，在領土安全、政治安全方面，中國妥協的余地是很小的。但是我仍然認為，經貿關系對中美關系來說，還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因素，也還有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我們也承認我們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做得不那么完美，對外開放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比如說金融市場是不可以有更多的開放？

還有在學術交流方面，我們一直也在努力，另外在打擊走私、販毒、公共衛生領域中美之間有很重要的共識，我們在動物保護方面也可以做一些事情，還有在氣候變化方面中美的政策都可以有所調整，有合作的空間。

澎湃新聞：您認為目前美國國內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拜登政府上臺后可否緩和這些矛盾？美國國內的問題會如何影響到中美關系？

王緝思：這個問題相對復雜。民主黨和共和黨在解決國內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上是有側重點的。不過眼下，這點上民主黨有和共和黨趨同的趨勢。拜登上來以后也肯定會想辦法增加美國工人的就業，讓制造業部分回歸美國國內，這其實跟特朗普沒有什么兩樣。

值得注意的是，這屆民主黨政府內沒有再大量用華爾街的大佬，這和之前的民主黨政府有所不同。本屆民主黨政府上來后起用了更多代表少數族群和群體的人，女性也比較多，如此強調多樣性對中美關系會產生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另外，拜登政府會更重視勞工的權益，而勞工權益包括什么呢？最簡單的就是工人可否漲工資。他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美國工人現在掙錢不多，（中國）你是不是可以到我這里來投資，我覺得這一個很重要的可以合作的地方，中國企業到美國去投資，美國應該歡迎。

事實上，美國的很多地方政府和企業都希望中國人到美國去投資，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這是我們可以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這也是民主黨政府應該歡迎的，我希望中美在這里可以找到一個突破口。

美國抗議民眾占領國會山。

美國陷入認同危機

澎湃新聞：您在稍早前提到，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美矛盾的上升，很難完全用實力競爭和意識形態沖突來解釋。您提到身份政治在中美關系中的特殊之處，如何理解身份政治對中美關系產生的深遠影響？2021年是否會有更多的民粹主義出現？

王緝思：美國的民粹主義勢頭現在還在上升，沒有平息下來。去年在新冠疫情當中美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事，故美國的種族矛盾現在已經表面化，在這樣的情況下，拜登把中國說成是最大的競爭對手會對美國國內的政治有一種微妙的影響。這種微妙影響就是：一個國家需要敵人嗎？

有的人會說，我們需要一個很強大的對手，然后跟他較勁，倘若我們四分五裂，天天吵架，我們怎么對付這樣一個強大的對手？

美國人認為他是西方世界的代表，是基督教世界的代表，代表著所謂的自由世界或者是國際社會，甚至還代表了人類進步的一個方向。

而中國人在看待世界的時候，認為我們代表東方的文明，我們代表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也有帶領全球往前走的這樣一個功能。這是我們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的道路對世界是有啟發的。

雖然在20年前、30年前，我們還沒有這樣強的自信，但現在有了這樣一種更強的自信。所以說，中美之間的矛盾不僅僅是一個兩國之間的矛盾，它變成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不同的價值觀或者是東方跟西方的文明的矛盾了，因為沒有一個其他的文明、其他國家可像中國跟美國現在這樣那么自信地說，我代表世界的未來。只有中國跟美國會這樣想事情，這也是一種身份。

澎湃新聞：根據這幾年我們對美國社會和政治報道的經驗來看，美國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分裂，很多的深層矛盾似乎越來越不可調和，故有人感覺美國的實力其實內耗得很厲害。對此您怎么看？

王緝思：美國的社會現狀、政治現狀是非常令人憂慮的。美國現在處在一個非常深的危機之中。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是——到底什么是美國人？現在的美國是什么？美國現在其實說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美國，這就有問題了。當多元化多元到連自己的主體民族、主體語言、主體文化、主體宗教都喪失的話，你還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這是美國面臨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危機。

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人住在一起，是會出問題的，他們是不那么容易融合的，現在這在美國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矛盾。

澎湃新聞：您認為是什么造成了美國社會的分裂越來越極化？

王緝思：我很尊敬的一位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作者）就很尖銳地提出，人的認同是跟人的尊嚴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便會給予我怎樣的尊嚴。以前社會的分裂往往是階級上的矛盾，故美國一開始也有工人運動，可是美國現在所面臨的已經成了以種族問題為主的矛盾。

歐洲也是這樣。德國也好，英國也好，工人運動曾經都是一個民族內部的事，不過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階級矛盾就跟種族矛盾、族群矛盾、宗教矛盾融在一起分不開了。

一些政客玩“身份政治”比玩階級政治更容易煽動人內心深處的一種恐懼。我為什么是這樣？我為什么受欺負？因為他不把我看作人對待，所以欺負我。

澎湃新聞：150年前，當時有不少華人幫助美國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條跨北美大陸的鐵路，這條鐵路對美國后來的發展和崛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久后，為了轉移國內矛盾，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禁止華人進入美國。今天，雖然歷史背景不一樣，美國政府2018年開始了《中國行動計劃》，全面調查美國華人科學家，您覺得歷史會重演嗎？ 

王緝思：現在有550萬華人在美國生活，其中有200萬是在中國出生的，其中很多就是所謂第一代移民。眼下這些人對于美國的政治開始產生影響，由此產生的一個問題是，在身份政治里，他們是忠于中國？還是忠于美國?他們是傾向于用中國文化的觀點看待美國社會，還是帶著美國人的價值觀來看美國社會?這其實會成為中美關系未來的一個重要觀察點。而美國社會現在對華人、對亞裔人的排斥，或者說某種程度上的一種偏見，也會影響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美國的華人未來可能會受到更多的歧視，他們想要完全融入美國將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