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驅動是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城市作為區域經濟活動的中心和重要單元，其創新能力直接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質量以及區域競爭力的能級，提升城市創新能力是加快創新型城市建設和落實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重要路徑。

城市創新處于微觀層面企業創新和宏觀層面國家創新之間的中觀層次，在整個創新系統中既體現創新的共性特征，又受到差異化因素的影響，對城市創新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成為相關領域學者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國自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房價一直表現為強勁的增長態勢，全國商品房售價由1999年的2053元/平方米增加至2017年的7892元/平方米，上漲了3.84倍。期間雖然相繼出臺“三去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補短板）、“限購限貸”等多重調控房價政策，但商品房銷售量價齊升的態勢沒有從根本上改變。

在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房價上漲、城市創新均引起大量學者的廣泛關注，部分學者從城市內企業研發視角間接闡釋了兩者之間的關系，但鮮有學者從要素投入視角考慮房價上漲對城市創新的影響，同時考察中觀產業結構優化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2002至2017年217個城市面板數據為樣本，嘗試從要素投入擠出效應、要素成本推高效應兩個方面分析房價上漲對城市創新的影響機制，同時從靜態和動態兩個層面考察產業結構優化在房價上漲影響城市創新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結果表明:   

第一，房價上漲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城市創新均具有抑制作用。

第二，房價上漲對城市創新的影響中，產業結構優化在其中的作用存在地區異質性，具體表現為東部城市房價上漲有助于產業結構合理化，而中西部城市房價上漲對產業結構合理化沒有顯著影響。

第三，在高水平房價背景下，房價上漲對城市創新的抑制作用尤為顯著。第四，通過檢驗房價上漲影響城市創新的直接影響機制發現，房價上漲存在顯著的要素投入擠出效應，但由于工資黏性的存在，短期內未表現出對勞動力成本的推高效應。

據以上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房價過快上漲對城市創新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嚴重制約著創新型城市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由此可見，通過刺激房價拉動經濟增長的行為無異于飲鴆止渴。為此既要進一步落實住房限購等政策維持房價穩定，同時也要加快房產市場改革，通過加征房產稅等方式打擊房價上漲引起的投機行為，防止房價非理性上漲。   

其次，房價上漲導致產業間要素供給不合理，本質上是市場失靈的表現，對此要協調好政府與市場要素配置的關系，政府要及時加以政策引導，促使產業間的要素供給趨于合理化，必要時對具有強創新潛力的初創產業予以特別支持。   

第三，鑒于房價上漲存在要素投入擠出效應和要素成本推高效應，一方面要合理運用財政政策支持城市創新，通過設立與創新主體面臨的生活壓力等內容相關聯的創新補助等措施，增強創新主體房價承受能力和創新活力;另一方面要深化金融改革，改進金融機構對創新貸款的評價體系，提高城市創新融資、創新貸款的效率，優化城市創新生態環境。

（本文原題“房價上漲對城市創新的影響——基于產業結構優化視角的再審視”，原載《華東經濟管理》2021年第3期，由中國知網首發于2021年2月3日。作者陶愛萍、王濤、吳文韜。）

高房價如何加劇居民消費不平等

近年來，我國居民的消費不平等程度呈上升趨勢，有學者研究發現，我國消費不平等程度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上升了67%。一些學者試圖從收入不平等、經濟增長、人力資本差異、城市化、老齡化、借貸約束等視角解釋我國消費不平等的變化趨勢。

同時，我國的商品房價格從2000年的2112元/平方米上升到了2018年的8736/平方米，足足上漲了三倍之多，東部地區與大中城市的房價上漲更加猛烈。房價上漲正在影響居民的財產和收入結構。一些研究發現，在過去大約十年的時間內，我國人均財富的年均增長率達到22%，房產價值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25%。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調查的統計數據，中國家庭資產中，房產占比已經達到68%，北京和上海則高達85%。

不斷上漲的房價是否是我國近年來消費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呢? 這顯然是具有理論與現實研究價值的問題。

從理論上來看，住房的價值高、成本大，既有消費屬性，又有投資屬性，房價上漲會對居民消費產生兩種相反的效應，影響方向并不確定。一支文獻認為，高房價會導致居民為“買房而儲蓄”，盡量壓縮當前消費，從而對消費產生“擠出效應”；另一支文獻認為，住房是家庭的大額資產，房價上漲帶來了房產價值的上升，具有“財富效應”，會促使家庭增加消費。還有一支文獻認為，房價對消費的最終影響應當取決于上述兩種對立效應的相對強弱，有時候兩種效應會相互抵消，房價對消費并不產生顯著影響。

此外，一些研究發現，房價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當房價漲幅較小時，“財富效應”占據主導，當房價漲幅較大時，“擠出效應”占據主導。

關于房價上漲的“財富效應”與“擠出效應”到底誰會占據主導，文獻中給出的觀點也不盡相同，概括起來說，主要取決于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收入和房價預期、借貸約束等因素。由于使用的數據樣本不同，眾多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也并不統一。

以上文獻主要關注的是房價與居民整體消費量或消費率的關系，忽視了房價上漲對不同群體消費的影響具有差異性。顯然，房價對住房的擁有，對不同收入和財富水平的居民的消費行為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從而造成居民之間的消費不平等。

基于上述理論與現實背景，本研究利用2013年中國居民收入調查（CHIP）所得115個地級市的5970個有效微觀數據樣本，深入分析房價影響居民消費不平等的傳導機制。

主要研究結論是:

第一，房價上漲顯著提高了居民家庭的消費不平等程度。

第二，房價對居民消費不平等的影響存在地區與城市異質性，從區域差異來看,房價上漲對東部居民消費不平等的影響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從城市等級來看，房價上漲對一、二線城市居民消費不平等的影響最大，對三線及以下城市的影響相對較弱。

第三，中介機制分析表明，房價上漲通過多個渠道影響居民消費不平等，財富效應、預防性儲蓄效應、預算約束效應和信心效應表現出較好的解釋力，而流動性約束效應并不是有效的傳導機制。

[本文原題“房價與居民消費不平等”，原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作者汪偉、沈潔、王文鵬。]

高房價、城市人才流失和高質量發展

1998年城鎮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部分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住房價格經歷了幾輪大幅上漲，人們開始擔心高房價引起的人才流失，以及對城市政府“以地生財”的粗放型發展模式的質疑。

2012年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經濟增長模式開始向高質量發展轉型。部分城市為加速經濟轉型，一方面出臺各種“人才住房政策”，吸引各類“人才”落戶創新創業;另一方面，仍然保留某些政策，控制城市人口總規模。

數據顯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人才流動規模前10的城市，主要出現在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圈之間和城市圈內部；武漢、成都、重慶、鄭州和西安等中西部城市是人才流出最多的城市。

為什么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房價高企，依然能吸引人才流入?相反，不發達地區提供住房等優惠政策，還面臨人才流失的困境，人才補貼政策能成功嗎?高房價會否觸發城市人才流失和高質量發展失能?回答這些問題，關鍵是要考察人力資本流動、住房價格和城市發展之間的關系。

已有文獻表明，人力資本集聚、房價上漲和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和單向的，三者間的相互影響需要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運用2009年至2018年間28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數據，實證分析了人力資本、城市公共設施對新房、二手房和出租住房價格的影響，檢驗了人力資本和城市公共設施對城市就業人口規模、工資和人均GDP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

首先，人力資本對住房三級市場價格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對某一城市而言，人力資本流入對二手房價格影響最大，新房次之，出租住房最小。

其次，住房價格對人力資本流動的影響表現為一種負向的二次關系。新房、二手房和住房租賃價格上漲均對人力資本存在顯著的遞減趨勢的擠出效應。  

第三，城市品質是吸引人才流入的重要因素，并資本化在住房價格之中。

具體來講，代表基礎教育質量的小學教師數是吸引人才流入和影響住房價格的主要因素。對千禧年“獨二代”家庭而言，家庭非常重視教育必將延續一段時間，并體現在人才流動選擇行為中，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房價上漲的人才擠出效應。

代表城市新基建的光纖網絡對人才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出租汽車的影響越來越小。數字經濟下，汽車聯絡的時代正在被互聯網的時代替代，例如共享辦公、共享住所和電商，2020年的新冠疫情正在加劇這一進程。因此，光纖傳輸網越來越被視為城市的關鍵基礎設施，并被消費者感知。

此外，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居民重視。城市人均綠地面積對新房價格、人才流入和人均GDP均有顯著的影響。  

第四，人才流動、住房價格和城市發展之間并非簡單的單一關系。

具體來講，人才聚集能推高房價，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反過來，高房價會引致人才流失；同時，光纖網絡、基礎教育品質和綠地面積也能吸引人才流入。對某些城市實施的人才住房政策而言，與其說是城市在搶人，還不如說是人在選城市。   

（本文原題“高房價對城市人才流失和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原載《城市發展研究》2020年第12期。作者陳立中、胡奇、洪建國。）

土地財政和土地市場發育如何影響城市房價

中央和地方先后出臺各類限購、限貸和限價等政策措施來保持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但遺憾的是，部分城市的房價依然高漲。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表的《2019年上半年全國50城房價收入比報告》顯示，排名第一的深圳市房價收入比為36.1，其次是北京和上海，分別達到25和24。如何有效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亟需解決的民生問題之一。

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規模對房價上漲有促進作用。原因在于房價上漲能夠提高政府效用，地方政府有推高房價的內在激勵，會通過各種政策來支持高房價。有學者進一步發現，房地產企業行為對土地財政導致的房價上漲具有放大效應。也有學者發現，土地財政對房價的影響不顯著（結論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采用的指標不同）。

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依賴同樣深刻影響土地市場。可以說地方政府土地出讓行為直接決定土地一級市場上各類土地的出讓方式和規模，即決定土地市場化水平的高低。由于地方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供給，選擇性和策略性配置土地資源成為其實現特定經濟目標的手段。當然，地方政府對城市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也被認為是催生房地產泡沫的動力之一。因此，有效的土地市場化改革不但能夠促進土地資源優化配置，且能夠對房地產供需、結構和價格水平等產生影響，應該充分發揮土地市場供給在房地產市場調控中的積極作用。尤其是土地市場化可通過價格機制調節土地的供給和需求，使土地價格回歸理性，從而對房價產生影響。

已有研究仍有改進空間。一是尚未將土地財政和土地市場發育納入同一個框架，分析二者對房價的影響，且缺乏作用機制的識別。而且現有研究多采用省級面板數據，基于地級市層面的研究還很少。二是忽略了城市房價存在的時間連續性和空間溢出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可能存在偏差。

為此，本研究利用2003至2017 年282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深入探討土地財政和土地市場發育對房價的影響。

主要研究結論是：

首先，城市房價在空間上存在相關性，當地房價上漲會帶動相鄰城市房價上漲；上一期房價對本地下一期房價存在“預期效應”，但對相鄰地區下一期房價存在“警示效應”。

其次，土地財政和土地市場發育對房價的直接影響均顯著為正，促進了房價上漲，且其空間溢出效應均顯著為正，相鄰城市土地財政規模和土地市場發育水平的增加均會促進本地房價上漲。

第三，土地市場發育水平的提高強化了土地財政對房價的影響，顯化了住房真實價格。土地市場發育在空間上存在負向調節作用，抑制了相鄰城市房價上漲。

第四，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土地財政和土地市場發育對房價的直接影響均顯著為正，西部地區土地市場發育對房價的直接影響不顯著。從空間溢出效應來看，東部地區土地財政對房價存在正向的溢出效應，而土地市場發育對房價存在負向溢出效應；中部地區土地市場發育對房價存在負向溢出效應，西部地區土地財政和土地市場發育的溢出效應均不顯著。

（本文原題“土地財政和土地市場發育對城市房價的影響”，原載《地理科學》2021年9月號，由中國知網首發于2021年1月26日。作者范建雙、周琳、虞曉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