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私已死。忘掉它吧。”太陽微系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斯科特·麥克尼利這樣說。他并不孤單；越來越多的悲觀主義者和預言家已經宣告了隱私的消亡。然而，演奏隱私的安魂曲尚為時過早。入侵者已在城門口，但是城堡中的人不會不戰而降。

重要的跡象

然而，對許多隱私倡導者來說，隱私仍然是有呼吸的生命體，只是需要緊急恢復。隱私國際、電子前沿基金會（EFF）、電子隱私信息中心（EPIC）和其他幾個團體繼續發起一場艱苦的戰爭，反對“老大哥”似乎勢不可擋的征服。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這場戰爭變得特別具有挑戰性。

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2009年初，英國政府宣布，為了保障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安全，英國政府任命一家國防公司EADS開發一個名為DYVINE的系統，該系統讓中央警察控制室可以遠程接入倫敦的任何閉路電視網絡，并將信息繪制在一張詳細的3D地圖上。這引起了人們對閉路電視二十四小時全面監控的擔憂。該系統將包括車輛號牌識別攝像頭，以及諸如在購物中心和停車場運作的私人網絡。這將有助于在全市范圍內追蹤嫌疑犯。先進的計算機情報系統將幫助官員們過濾掉進入控制室的無關信息，只留下最相關的閉路電視信息，從而縮短了以往從一臺攝像頭到下一臺攝像頭所花的時間。

諸如此類的系統所引發的焦慮集中在第一章討論過的各種形式（包括電子和其他形式）的監測和侵入對隱私構成的危險。但是，在第四章中討論的追求聳人聽聞的流言蜚語的過程中，媒體也在持續地進行著同樣令人不安的攻擊。這兩方面的問題都值得在此做一番簡短的總結。

技術與安寧

技術創新的步伐將繼續加快。與此相伴的是，我們的私生活將受到新的、更加隱蔽的侵犯。但是，隱私作為一種民主價值觀實在是太重要了，不經過斗爭，就不可能被擊敗。確實，尤其是在面對真實的或感知到的威脅時，許多人為了換取安全或安全保障而不惜犧牲自己的隱私——即使有證據表明，例如，閉路電視攝像機的擴散在遏制犯罪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因此，對隱私的侵蝕往往產生于靜止的聚積：通過冷漠、漠不關心或對包裝成必不可少的或看似無害的措施的默認支持。我們不應該假裝在我們的數字世界里，對侵犯隱私行為的監管是毫無問題的，事實遠非如此。網上隱私必然會繼續受到廣泛的攻擊。然而，網絡空間容易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不一定是法律控制，而是通過其基本構成，即網絡空間的軟件和硬件。萊斯格認為，這樣的代碼要么產生一個自由的處所，要么產生一個壓迫性控制的處所。實際上，商業上的考量日益使網絡空間顯然更容易受到管制；網絡空間已成為一種處所，在那里，行為受到的控制比現實空間更嚴格。最后，他堅持認為，這個問題由我們自己來決定，如何選擇是如何架構的問題：應該由什么樣的代碼來管理網絡空間，又由誰來控制代碼。在這方面，代碼是核心的法律問題。我們需要選擇激活代碼的價值觀和原則。

我們反對掠奪的辯護，還需有制定并積極執行適當的法規和行為守則的政治意愿。現有的數據保護法需要不斷修訂和更新，如果沒有這種法律，則應立即頒布。隱私辦公室或信息事務專員需要足夠的資金，以便有效監管立法和其他對隱私的威脅，并適當管理和提供咨詢、信息。一個擁有適當資金、獲得適當支持和稱職的隱私專員可以作為我們個人數據的保衛者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軟件和硬件制造商、服務供應商和計算機用戶的合作，以及關于如何最好地保護個人信息的咨詢和信息，是任何隱私保護策略的關鍵組成部分。

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促進隱私保護技術對于打擊侵犯隱私技術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也不過分。人類創造了科技。因此，科技既會侵害我們的隱私，也會改善我們的隱私保護狀況。防火墻、反黑客機制和其他手段是第一道防線。例如，通過P3P（見第一章）表達個人的隱私偏好，是保護我們正在消失的隱私的另一個重要方式。它是如何工作的？例如，“隱私鳥”的隱私首選項設置面板允許你設定個人隱私偏好。當它遇到不符合你的隱私首選項的網站時，瀏覽器標題欄會顯示一個紅色的警告圖標。有三種預先設定的設置：低級、中級和高級。當你選擇一個設置時，在該設置下觸發警告的特定項旁邊將出現一個√的標記。低級設置僅在可能使用健康或醫療信息的網站上生成警告，或者幫助你攔截無法刪除的營銷消息或郵件。中級設置還包括一些額外的警告，當網站可共享你的個人識別信息，或者網站不允許你建立他們持有的關于你的數據時，也會觸發警告。高級設置觸發的警告數量最大，包括大多數商業網站。

促進這種首選項偏好設置的技術方法正在出現，與之同時出現的還有數據收集者可借此了解其責任的工具。

各類壓力團體、非政府組織、說客和隱私倡導者在提高人們對隱私受到無情侵犯的意識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數據庫和網絡在收集、儲存、傳輸、監測、鏈接和匹配大量個人信息方面的超常能力，顯然帶來了相當大的風險，但技術同時也是我們的對手和盟友。

追逐狗仔隊

飛短流長的欲望不太可能減弱。人們將繼續通過未經授權披露個人信息的方式——線下和線上——來滿足這種欲望。媒體以印刷品和數字形式、博客、社交網站和私人事實的其他在線傳播者，無論是自愿的還是未經請求的，都對任何形式的監管或控制構成了難以應對的挑戰。

狗仔隊的力量幾乎沒有減弱的跡象。雖然它們的侵擾行為往往與其公布的成果混為一談，但人們普遍承認一點，即法律在這兩方面都有不足之處。

人們至少提出了四種可能的解決辦法。第一個方法試圖將侵犯隱私的記者和攝影師的行為入罪。例如，加利福尼亞州（其憲法明確保護隱私）頒布了一項《反狗仔隊法》，對通過拍照、錄像或記錄某人從事“個人或家庭活動”，從而“現實的”和“建設性的”侵犯隱私的行為規定了侵權責任。

第二條反擊的路線試圖勸誘或迫使媒體采取各種形式的自我管制。特別是在英國，為在這一點上達成妥協從而避免立法控制，做出了長期努力，但成效甚微。

第三種做法是按照美國侵權法的思路，對故意侵犯原告的隱居或獨處權，或干涉其私人事務的行為立法。這種責任不同于公開披露因侵入而獲得的信息可能引起的責任。

第四個創新策略是打擊狗仔隊的軟肋——他們的錢袋子。通過拒絕承認他們對其圖片享有版權，遏制他們窺探和發表的沖動——因為這些圖片將不會歸他們出售。因此，如果一家小報可以重新刊發一張由狗仔隊秘密獲取的流行明星的照片，而不必支付大量的費用，那么這些圖片的市場就會大幅下跌。狗仔隊就會被擊倒。

在普通法域已經存在一種薄弱但相當少見的權威范圍，它拒絕給予不道德的、欺騙性的、褻瀆性的或誹謗性的材料以版權，但在今天，這種做法不大可能被援引。這一提議將擴大道德淪喪行為的范圍，這些行為可能導致法院拒絕對其提供保護。但是這個想法是人為的、不切實際的，并且在概念上是有問題的。如果要將隱私納入版權范疇，那么在大多數情況下，法律所要保護的與其說是隱私權，不如說是原告的公開權，即控制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買賣自己的肖像的權利。這種對狗仔隊問題適當處理的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財產利益在隱私權的法律觀念誕生時就已經存在了。如第三章所述，承認普通法保護隱私的美國第一項判決就涉及侵犯姓名或肖像權：被告為商業利益而使用——通常是為了廣告目的而使用原告的身份。

但隱私本身就應該受到保護；偷偷摸摸的補救辦法最終會適得其反。如何保護隱私？理想的答案是明確的、認真起草的立法，規定對嚴重冒犯、蓄意或魯莽地侵犯個人的獨處或隱居，以及未經授權公布個人信息的行為實施民事和刑事制裁。當然，正如在第四章中所討論的那樣，隱私總是要與言論自由相平衡。

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在家里，我們都無權認定我們的網上應用程序是安全的。我們必須同時依靠技術和法律所提供的庇護。人們常說，技術既會引起弊病，也會產生一部分解決方法。雖然法律很少能成為對付蓄意侵入者的有力武器，但保護性軟件的進步、《歐洲聯盟指令》所采用的公平信息做法，以及若干法域的法律，為個人數據的收集、使用和轉讓提供了合理和健全的規范性框架。它對個人信息的實際使用情況、收集方式，以及個人的合法期望進行了務實的分析。這些問題將在我們不確定的將來中長期主導有關隱私的討論。我們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可能會決定我們以后能否過上秘密的生活。

本文選自牛津通識讀本《隱私》（[英]雷蒙德·瓦克斯 著, 譚宇生 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摘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