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造就了英國。歐洲的壓力促進了英格蘭這個民族國家的誕生。聯合王國的形成也是如此。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和威爾士人之間的關系在根本上一直是由歐洲大陸的局勢決定的。在戰略和意識形態上，歐洲幾乎總是不列顛群島安全的最大威脅。英國皇家海軍和英國皇家空軍的主要職能，是國土防衛和歐洲部署，而不是向海外投射力量。盡管發生了重大的技術變革，從新的造船技術到飛機的發明，再到核武器，陸軍仍然占據著首要的地位。直到18世紀末，海軍的優勢并不能讓英國免遭入侵。20世紀，英國皇家海軍的力量受到了陸基飛機的挑戰。此外，為了應對從路易十四到希特勒的各種挑戰，英國也一直很注重維護海軍和空軍優勢，這一優勢依賴英國如何防止歐洲大陸出現霸權國家，以及避免這種國家在海上或空中建設方面超越英國。

對英國來說，歐洲總是比世界其他地區更重要。早在英聯邦還沒有構想出來的時候，埃德蒙·伯克就提出過“歐洲國家”的構想。正是出于歐洲方面的考量，英國才去征服了英帝國，因為殖民地可以為英國提供它在歐洲大陸所缺乏的人口和經濟實力，阻止它的對手獲得這些實力同樣重要。相應地，英國也通過控制歐洲均勢獲得并維持住了它的海外帝國。當然，這是一個良性循環，卻是一個始于歐洲、止于歐洲的循環。當英帝國在二戰后成為歐洲和世界的棘手難題時，它便解體了。簡而言之，沒有歐洲，就沒有英格蘭王國，沒有聯合王國，沒有大英帝國，也沒有“去殖民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自歐洲的挑戰在本質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它一直都是戰略性的挑戰。在中世紀，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法國；在16世紀和17世紀初，是西班牙；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法國再次成為要敵；在19世紀中后期，敵人是沙皇俄國；在20世紀中前期，首先是德意志帝國皇帝，其次是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從二戰結束到現在（中間還經歷了柏林墻倒塌后短暫的中斷期），俄羅斯的威脅卷土重來。意識形態通常也是一種威脅：從中世紀的大陸異端、16-17世紀的“反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它也成為專制主義和大陸暴政的代名詞）、18世紀末的雅各賓主義、19世紀的歐洲大陸專制主義、20世紀的極權主義到如今夾在難民中進入歐洲的宗教恐怖分子。由于所有這些意識形態都在不列顛群島內部擁有或多或少的擁護者，因此外部威脅被進一步加劇了。

此外，歐洲也深刻塑造了英國國內政治。數百年來，這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起初，辯論者討論的是如何保護英國不受外部攻擊，特別是來自法國和蘇格蘭的攻擊。后來，他們的焦點變成了是否維護以及如何維護英王對法國王位的主張。16-17世紀出現了一些爭端：如何在新教和議會自由曾遭受嚴重摧殘的歐洲尋找保護它們的最佳方式？這些爭端取代了上述討論。從18世紀開始，英國人在維持歐洲均勢的最佳策略上總是意見不一。當時占優勢的輝格黨正統派在歐洲大陸上指望著聯盟和軍隊；托利黨和激進的異端分子則呼吁在歐洲保持更大程度的克制，應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在海軍和殖民地上。當然，事實是兩者并非那么涇渭分明，輝格黨人也經常是狂熱的帝國主義者（盡管是出于歐洲的原因），就像許多托利黨人也遠非粗暴的孤立主義者一樣，并且他們經常對歐洲有充分的了解和關注。在這些辯論中，有些人主張英國對歐洲大陸進行軍事干預，干涉主權國家的內部政治，而另一些人則出于實用主義和原則的考慮，強烈要求英國置身事外。這兩種觀點在今天的兩大政黨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很多英國君主及政客的職業生涯也都是由歐洲大陸事務決定的：邁克爾·德·拉·波爾于14世紀末遭到彈劾；100年后，威廉·德·拉·波爾因在百年戰爭期間丟掉英國在法國的領地而遭到彈劾；瑪麗一世因失去加來而名譽大損；斯圖亞特王朝因未能保住德意志的新教事業或遏制路易十四而覆滅；沃波爾因拒絕（在波蘭王位繼承戰中）支持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反抗法國而下臺；在18-19世紀還有許多內閣官員下臺；20世紀90年代，撒切爾夫人因約翰·梅杰的考驗而放棄了首相一職。同樣地，脫歐公投也決定了首相卡梅倫的命運。此外，英格蘭的內部制度在許多方面都是面臨歐洲施加的壓力而產生的：從為了換取和平而向維京人交納的丹麥金、17-18世紀的“財政-軍事國家”戰略到為資助與法國的戰爭而第一次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再到20世紀的“戰爭國家”和“福利國家”戰略。

因此，英國一直是歐洲的一部分，是“歐洲大陸的一部分”。在這本《千年英歐史》剛開始的時候，主要的框架是北海，北歐海盜曾經渡過北海襲擊英格蘭。在中世紀，大部分英格蘭國王在法國都擁有領地，因此法國海峽港口被許多人視為英格蘭王國防線的一部分。在16世紀和17世紀初，英格蘭人對低地國家產生了密切而持久的興趣，許多英格蘭人認為這里是英格蘭的一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囿于領土層面的關心逐漸發展成了對以德意志為中心的歐洲整體均勢的關注?？傮w上來說，英國的歷史一直都是在歐洲的背景下、在與歐洲大陸的共同經歷和沖突中展開的。數百年來，它塑造了一部分基督教世界的共同核心。和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一樣，英國也經歷了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盡管經歷的時間點和強度有所不同。

如果說歐洲造就了英國，那么英國也造就了歐洲。英國塑造的歐洲符合英國的利益，并且越來越向英國的形象靠攏了。英國人的軍事存在和聲譽在歐洲大陸通常是殊難輕視的：13世紀，貴族將稅款投入騎兵突襲中；在阿金庫爾戰役、敦刻爾克戰役、布倫海姆之戰、德廷根戰役、滑鐵盧戰役、克里米亞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均取得了勝利；在北約的框架下，它在歐洲也發揮了自己的威懾力。英國的許多勝利，甚至大部分勝利，都是靠聯盟伙伴的幫助取得的。英國的實力也因此得到了加強而不是削弱。自17世紀末以來，在一些解決歐洲紛爭的協議中，英國扮演著重要的且經常是決定性的角色。從《烏得勒支和約》正式將“均勢”原則寫入條約到維也納會議重新劃定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之后的歐洲版圖，再到今天關于歐盟的各項條約，都證明了英國在提供歐洲的解決方案中占據的重要地位。此外，英格蘭和后來的聯合王國也看到和意識到了它需要保護意識形態安全：16-17世紀，它致力于捍衛新教的利益；18世紀，它在保護歐洲的“自由”；19世紀，它奉行自由主義；20-21世紀，它投身于推行民主。英國通過一系列《聯合法案》在歐洲取得了它最大的領土范圍，但從那時起，它在意識形態上的擴張程度變得更大了。

英格蘭以及后來的聯合王國，在歐洲都是“獨特”的存在，雖然任何歷史都有其一定的“獨特之處”，但英國并不是這種簡單意義上的“獨特”。英國的歐洲故事不僅是獨立的、與歐洲大陸的故事是平等的，而且從根本上是不同的、無害的。這是一個主觀的判斷，但絕非武斷的結論。英國的好運在一定程度上是機緣和處于大陸西緣的地理位置雙重作用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地處德意志和俄羅斯之間的波蘭人生來就是不幸的，在20世紀，他們又被夾在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但英格蘭人和英國人的運氣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他們開創了兩種創新的政治組織形式：一是擁有議會制的民族國家（雖然議會代表權是選擇性的），二是基于議會合并的跨國聯合的概念。這一模式已被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英語文化圈的民主國家采納，這也是為什么盡管存在著重要的差異，但所有這些幸福的政體根本上都十分相似。毫無疑問，它們有自己的問題，但這些問題與歐洲大陸過去和現在的問題相比就相形見絀了。在過去的500年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歐洲人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政治苦難：從專制主義、雅各賓主義、拿破侖獨裁、納粹主義到如今本意雖善卻仍遭破壞的歐盟。

簡言之，歐洲大陸在1945年之前就失敗了，即使是現在，歐盟依然是失敗的，只是程度稍好而已。與幾乎所有其他時不時被占領或瓜分的歐洲國家不同，英格蘭以及后來的聯合王國在很大程度上（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是歐洲政治的主動者，而不僅僅是一個被動者。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的確出類拔萃。但是，這不應該成為英國必勝主義的理由。歐盟不是英國的敵人，它應該被理解為一個現代版的神圣羅馬帝國，也許它是不幸的、非官方的，但并不邪惡。它需要幫助。歐洲計劃的失敗、現行大陸秩序的崩潰，對遠在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歐洲大陸國家及其民眾來說都是災難性的打擊，而英國也會像以前一樣，面臨失敗所導致的風暴。

只有當歐元區接受歷史教訓，并借鑒英美模式去實現完全的議會制跨國政治聯合（歐元區聯邦）時，上述不利情況才會發生變化。歐洲只有創造一個新的帶有輝格黨色彩的國家，創造一個在國內保持自由和經濟穩定，在國外強大有力、與英吉利海峽兩岸以及其他半球的伙伴兄弟同舟共濟的國家，才能使歐洲大陸得以駕馭它如今面臨的眾多挑戰。如果這種理想能夠實現，那么英國的人民將不僅通過他們的努力在歐洲拯救自己，而且將以己為榜樣拯救歐元區。

（本文摘自布倫丹·西姆斯著《千年英歐史：英國與歐洲，1000年的沖突與合作》，李天云、竇雪雅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