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有所反彈，人們難免或多或少地產生一種挫折感。

從生物進化角度看，挫折感如同痛感一樣，是提醒人們應及時處置風險的信號，具有適應性的一面。然而，其也存在“黑暗”的一面——挫折感很可能導致人們通過尋找替罪羊來宣泄情緒。

最近幾個月，多個城市發生流調信息泄露事件。在私人信息被公之于眾后，那些本身已十分不幸的新冠肺炎確診者很大程度上就淪為“替罪羊”，遭受了主要以網絡暴力形式出現的疫情二次傷害。

尋找替罪羊是人類社會的普遍心態，自然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主題，其中社會心理學中的“挫折-攻擊”假說就是一個十分經典的理論。此理論可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挫折總會導致某種形式的攻擊”。在《社會心理學》這本著名教科書中，作者戴維?邁爾斯為此講了這樣一個“段子”，令人印象深刻：一個被老板羞辱的男人回家后大聲斥責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只好向兒子咆哮。兒子呢，則只能踢狗解氣。最后，狗將送信的郵遞員狠狠咬了一口。

小故事蘊含大啟示——挫折引發攻擊，但攻擊往往不是直接指向挫折的源頭，而是指向一些相對更弱勢的替代性目標。顯然，這些替代性目標只不過是替罪羊而已。心理學家們預測，挫折體驗越消極，指向替代性目標的攻擊就越有可能發生。例如，當司機們因交通堵塞而倍感挫折時，就越會傾向于以“路怒癥”方式，回擊其他司機在行車過程中對自己的輕微冒犯。

在個體層面，個人的相對地位會隨場景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就如那個遭到老板羞辱的男人在老板面前處于弱勢，但其在妻子面前卻處于強勢一樣，結果使得一個人淪為替罪羊的可能性是依場景而定的，缺乏一般性規律。

但在群體層面，哪些群體更容易淪為替罪羊，卻是有跡可循的。一般來說，正如接下來兩則經典案例所表明，那些攻擊方沒有參與其中、對其缺乏歸屬感的外群體，更容易淪為替罪羊而遭受攻擊。

第一個案例是一戰后德國的反猶太運動，或許這是最臭名昭著的一個例子。戰后的德國通貨膨脹失控，人們陷入極度貧困、消沉和沮喪中。社會心理學家伯克威茨指出，盡管猶太人不是德國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但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執掌政權的政府卻有意制造一個錯覺：如果猶太人受到懲罰、被剝奪各種權利，并被徹底地滅絕，那么所有困擾德國的問題都會煙消云散。其實，德國的一位領導人早已坦承：“猶太人只不過是替罪羊……如果沒有猶太人，反猶太分子也會創造出‘猶太人’來。”

第二個案例是外來移民的遭遇。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無論合法還是非法移民，整體而言對接收國經濟的影響是利大于弊的。例如，移民通常可以為接收國補充大量的年輕勞動力，而這對那些老齡化問題嚴重的發達國家尤為重要。即便是人們關注的犯罪問題，嚴肅的統計分析表明，這往往也不能歸咎于移民。但不幸的是，正如哥倫比亞大學尼拉杰?考沙爾教授指出，“雖然移民本身并不會造成任何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但卻會替本國內政問題（如經濟增長乏力或者貧富差距過大等）承擔人民的怒火。”

亦有一種觀點認為，越易辨認的群體越易淪為替罪羊，這正如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勒內?吉拉爾在其名著《替罪羊》中所言：“那些極端富裕或者極端貧窮、極端成功或者極端失敗、極端漂亮或者極端丑陋、有極端惡習或者極端美德、極能誘惑人或者極令人討厭，女人、兒童、老人等弱者的弱小和強者的偉大，最有可能成為眾矢之的。”

上述觀點具有堅實的心理認知基礎。我們知道，易辨認的事物通常具有獨特性，而心理學家們發現，如果兩個獨特的事物同時出現，亦即出現“成對的獨特性”，就會特別惹人注目，以致人們誤以為兩者存在因果關聯，陷入所謂的“虛假相關”認知陷阱。若這一認知過程還摻雜群體壓力以及社會學習因素，則很容易釀成大部分民眾裹挾其中的群體行為，進而在整個社會層面產生破壞性影響。

非常不幸的是，外群體通常也是很容易被辨認的群體，結果這令事情變得愈發糟糕。例如，有研究發現，在1882-1930年間的美國南方地區，一旦經濟因棉花價格下跌變得不景氣，黑人就最可能成為替罪羊而遭受白人的私刑。

歷史經驗反復表明，每逢挫折感這種社會情緒因重大沖擊或危機而滋生時，通過尋找替罪羊來宣泄情緒的劇情就很可能上演，而毫無疑問的是，若放任這種行為，則必將嚴重破壞公義原則，撕裂整個社會。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有過淪為替罪羊的不愉快經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一個具有同理心的人都應行動起來，抵制網絡暴力，堅決反對尋找替罪羊的行為。面對當前有所反彈的疫情，我們要始終切記，敵人是病毒，而不是風雨同舟、并肩作戰的同胞！

（作者姚耀軍為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院教授，楊奇明為浙江理工大學經管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