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沙宋墓：宿白先生的學術起點與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經典的誕生

1950年，自古以來作為國家糧倉的中原大地迎來了新政權誕生后第一個基本建設的高潮。在這個建設高潮中，位于中原腹地的許昌地區禹縣（今許昌市下轄禹州市），則在潁河上游臨近登封縣（今登封市）的白沙鎮附近，規劃建設一個大型水庫。這個名為白沙水庫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1951年開始動工，1953年開始蓄水，設計庫容2.95億立方米，水域面積達985平方公里，集防洪灌溉功能于一體，是新中國成立后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水利設施。

白沙水庫的興建成為河南乃至新中國水利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但不在政府和學術界規劃中的是，白沙水庫也成就了一代考古宗師宿白先生的第一個學術高峰，更是奠基了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殿堂，成就了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發掘報告的經典。因此，白沙水庫，同樣是河南乃至中國考古學的里程碑。

1951年宿白先生去禹縣白沙前在許昌專署

作為中央文物事業局派出的配合白沙水庫建設的考古隊成員，宿白先生在白沙水庫的田野考古發掘，既是其個人田野生涯的早期點睛之筆，也是新中國配合基建田野考古發掘的初始階段。在這樣一種全然不曾面對過的基本建設和考古發掘的復雜環境下，宿白先生以他過人的睿智和豐厚的學術積淀，圓滿地完成了在紛亂嘈雜的建設工地進行平靜篤定的田野發掘工作——包括細致清理、仔細觀摩、認真摹繪和詳實記錄等等每一個至纖至悉的環節——畢竟，對于當時的水庫建設者，無論是水利部高管和蘇聯專家，還是來自周邊幾個縣自帶干糧的民工，在水庫工地發現三座有彩色壁畫的古墓，都是一件極具神秘色彩和吸引力的事情。而對這三座墓葬所蘊含的考古學、建筑學和藝術史的所有信息進行最大限度的讀取和記錄，所需要的卻是安靜的（最好不被外界干擾的但實際上是做不到的）環境和沉靜的心。

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著名考古學家賈峨先生，生前曾對八十年代入職該所的年輕北大學生回憶說：

宿白先生在白沙水庫工地發掘其間，身著一襲長袍，安靜沉穩，風度翩翩，絕對是大家風范。

賈峨先生對宿先生的傾慕不僅僅來源于他風度翩翩的外在形象。此后，因著在文物出版社編輯部工作的經歷，賈先生對宿先生深厚的學術功底由衷折服，尤其是捧讀《白沙宋墓》之后。于是，白沙水庫和白沙宋墓，錘煉了宿白先生田野考古的基本功底，練就了宿白先生作為新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的基本素質，也隨之成就了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經典：《白沙宋墓》田野考古發掘報告。

195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白沙宋墓》，是宿白先生以一己之力編寫完成的白沙水庫田野考古的發掘報告。這既是宿白先生本人編寫的第一部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也是中國考古學此類報告的開山之作。正是通過這部報告的編寫，宿白先生確立了發掘報告是田野考古最重要最基礎型研究的看法，并將這種觀念貫穿到他此后的考古實踐中。在社科基金項目的評審、對各省市和諸多后學的勸勉中，都能反映出宿白先生對考古報告重要性的看重。

在《白沙宋墓》報告中，宿白先生首先把自己所具有的墓葬發掘者與考古研究者做出了明確的身份界定，并據此做出了明確的分工：前者負責將發掘成果力求不帶有個人主觀色彩地詳實介紹描摹出來，后者則旁征博引融會古今，把蘊含其中的信息，從歷史學、建筑學、考古學、美術學以及民俗學等等諸多領域進行深入挖掘和解讀，從而通過三座具有地方特征的墓葬，解讀北宋時期中原北方地區的社會生活。在這個過程中，宿白先生所獨創的這種考古報告編寫體例，既避免了報告編寫者對發掘材料的認知有意無意地影響讀者和研究者的判斷，也把他本人集田野發掘者、報告編寫者和考古資料研究者于一身所具有的宏闊學術視野和深厚學術素養發揮得淋漓盡致。這部著作所達到的高度，迄今無出其右者。以至于將近七十年過去了，尚未出現繼踵者。

白沙宋墓一號墓前室西北隅鋪作

白沙宋墓一號墓后室西南壁壁畫

《白沙宋墓》的這種不可復制性，使宿白先生立足于中原腹地的考古資料成就了他作為考古學家的第一個學術高峰，也開辟了中國考古學的一個嶄新領域和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

二、漢魏洛陽：宿白先生立足河南對魏晉南北朝考古的發凡探微

宿白先生作為新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當中為數不多的從事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的學者，對中原大地上種類齊全、數量眾多的歷史時期考古遺存格外關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他對于漢魏洛陽城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于河南文物考古事業的巨大推動。

上世紀五十年代，宿白先生作為指導老師帶領北大考古專業的學生發掘洛陽王灣遺址。期間，利用寓居科學院考古所洛陽工作站的便利，宿白先生對洛陽漢魏故城和隋唐城進行了艱苦細致的踏查和記錄。在此基礎上，他所撰寫的《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跡輯錄之三》和《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兩篇論文，不僅把洛陽兩處都城遺址的平面布局和文化內涵進行了具體的闡釋，而且以宏闊的學術視野，從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的形成與發展的角度，深度剖析其所具有的考古價值和歷史地位。宿白先生在兩篇論文中所提出的主要學術觀點，迄今仍為中國乃至東亞地區古代城市研究者所宗奉。由此，由洛陽拓展至中原，進而影響到全國的考古學界，極大地推動了魏晉南北朝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把歷史時期考古學的研究內涵和研究方法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宿白先生印象  田凱作于2018年

宿白先生把自己實地踏查的資料、與古代文獻典籍的記載、考古勘探的結果三種信息進行了深度的融會與比對，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深入的思索和考據，從而生發出對洛陽漢魏故城平面布局、營建程序、相互關系等一系列認識，進而結合都城設計者和營建者自身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探討形成這種布局的歷史淵源。比如，北魏孝文帝自平成（今山西大同）內遷而營建洛陽，這被視為鮮卑民族的漢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學術界的通識。但絕大多數研究者的認知和判斷也僅止于此。宿白先生通過對考古資料尤其是漢魏洛陽城營建過程的考索，開宗明義地指出：“這個漢化，并不是簡單地恢復或摹擬漢魏制度，而是加入了新因素后的一次發展，這一點我們從洛陽考古資料，主要是從北魏洛陽郭城的設計和洛陽北邙北魏陵墓的布局的初步探討中，得到某些認識。”由此可見，宿先生對古代都城的研究，既著眼于其發展過程一般規律性的探索，也注重其背后民族背景、信仰與習俗等非物質文化因素對古代城市建設的內在影響，從而更為準確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詮釋古代城市的各類文化遺存。在這一點上，宿白先生站在了二十世紀古代城市研究的學術前沿。

不惟如此，宿先生對洛陽都城遺址的研究其實有著更為宏闊的歷史視野。這篇《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跡輯錄之三》與此前的《東北、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一》和《盛樂、平成一代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二》是一個完整體系，反映出宿白先生宏觀把握從鮮卑民族的發源地內蒙嘎仙洞到定都平成再到遷都洛陽這一貫穿數百年的歷史脈絡，把鮮卑民族文化的發展形態和過程與幾個重要的都城節點的考古成果予以融會貫通，從中提煉出北魏這一具有獨特民族文化和獨特發展歷程的王朝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進而闡釋其文化內涵。

同樣地，這種寬廣的學術視野也被深入地應用到宿先生對洛陽古城的個案研究中。如果說前述鮮卑遺跡輯錄系列是宿先生對鮮卑遺跡空間分布的研究的話，那么從《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跡輯錄之三》再到此后的《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可以視作宿白先生把洛陽古代都城遺址從北魏到隋唐這么一段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時間段內縱向的剖析。這種剖析集中于一地一城，年代跨度達數百年，從時間刻度去識讀古城的演進，探索期間的傳承和發展，然后有進行橫向的比對和分析，從而把對個案的剖析拓展出標尺的意義。

比如，宿先生在深入分析了漢魏洛陽城和隋唐洛陽城的考古遺存和文獻典籍之后，首先指出其文化之源：“漢魏時期……出現了不少和以前不甚相同的新的制度和習俗。這些新的制度和習俗，從考古遺跡方面觀察，以漢族為主的各民族和逐步南遷的鮮卑民族在相互影響、融合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內容，應是其中的重要來源之一。”然后，宿先生繼續分析說：“這個來源，至少在形式上還影響了其后的我國封建社會盛世隋唐的某些制度和習俗。”接著，宿白先生用洛陽地區古城的具體內容，闡述其間的傳承關系。他說：“北魏設計的洛陽郭城顯然是隋創建大興、洛陽兩城的主要根據；北魏洛陽的里坊制度，甚至為隋唐新建的許多重要的地方城市所參考。殘存原始葬制的北魏洛陽北邙陵墓的布局，看來也影響了唐代陵墓。李淵（高祖）獻陵、李治（高宗）乾陵，特別是李世民（太宗）昭陵突出地集中了較多的陪陵墓，大約即淵源于此。至于洛陽北魏墓葬的形制、棺槨制度、以牛車為中心的武裝俑群以及陶俑和壁畫中所反映的各種衣冠服飾等，都為北魏以后迄初唐所沿襲，更是一般所習知。”

由此，洛陽古代都城遺址所具有的獨特意義和示范效應就得以非常具體地顯現出來。在此基礎上與日本奈良平城京和藤原京的比較研究，就更加凸顯了洛陽所代表的中原古代文化的輻射力。

宿先生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既反映出他對考古資料的精準把握和深入判讀，更反映出他作為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引領者所扮演的無可紹替的角色。而河南的文物考古事業，尤其是洛陽古代都城遺址的考古，從中受益匪淺，幾代河南考古人，至今仍在享用這份教澤。

三、龍門石窟：宿白先生對中原佛教遺跡的研究與中國佛教考古體系的構建

宿白先生被學術界公認為是中國佛教石窟寺考古的奠基人。《中國石窟寺研究》一書，是其佛教石窟寺考古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被譽為“忠實地記錄了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創建歷程，是一部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的著作”。而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和中國著名石窟的洛陽龍門，自然也是宿白先生從事石窟寺考古研究與教學的重要陣地。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宿白先生就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深入龍門石窟進行考古調查。宿先生嘗試把考古學的方法運用到中國古代石窟寺的研究領域，他以龍門石窟的唐代洞窟為突破口，首次對唐代洞窟進行了調查和分期，并對雙窯進行了實測。這次嘗試的結果時，兩位追隨宿先生的學生丁明夷和溫玉成分別撰寫出了《龍門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與類型》論文和《洛陽龍門雙窯》報告。這是對龍門石窟考古調查的系統總結，被學術界認為是記錄最完備、型式劃分最準確、編年排比最可靠的石窟考古著作，受到一致好評。宿白先生的這一次學術探索一舉成功，標志著中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從此進入全新的階段。丁明夷和溫玉成兩位也因此成名，日后成為中國石窟寺考古的大家。

2004年，宿白先生和溫玉成（左）等在龍門石窟

此后，既著眼于龍門石窟自身的研究，又考慮到整個石窟寺考古體系的構建，宿白先生對龍門石窟的關注始終未曾稍有減弱。1985年，為了編寫中國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國石窟·龍門石窟》，宿白先生又指導馬世長等北大考古系師生來到龍門，對石窟寺進行了較為全面和詳盡的測繪與記錄，并重點對北魏和唐代的洞窟進行了實測，最終完成《龍門皇甫公窟》報告。這一系列基礎性的工作，進一步實踐著宿白先生關于石窟寺考古的方法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在《中國石窟·龍門石窟》這部巨著中，宿白先生發表了他的《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探索》。他通過對這一特定研究對象的分析研究，把考古學的方法論示范性地運用到河南地區中西部北朝石窟的個案研究當中，體現出中國學者在這一學科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論革新，從而提升了中國學術界在這一領域內的地位和聲望。

與此同時，宿白先生還特別注重將中國學者所取得的成就與國際同行進行溝通交流。在他的深度介入和具體關心下，1985年在龍門石窟舉辦了“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藝術學術研討會”，1993年舉辦了“龍門石窟1500周年暨龍門石窟研究所成立40周年國家學術研討會”，2004年舉辦了的“龍門石窟研究院建院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等一系列石窟寺考古學術會議。宿白先生的這些努力，極大地推動了對龍門石窟的研究成果以及佛教石窟寺考古學科體系的建設。龍門石窟在這個過程中則成為一個非常醒目的標本。

宿白先生為龍門石窟研究院五十周年所寫的賀信

宿白先生的晚年最為牽掛的學術課題是龍門石窟的考古報告。2004年，已是八十二歲高齡的宿白先生來到龍門石窟，專門為“石窟考古報告培訓班”授課。在講話的開始，宿先生就語重心長地說：“石窟是地面上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遺跡，是中國歷史考古重要遺跡的部分，因此石窟檔率和考古報告都應當按照檔案的內容和考古報告的要求來編寫。龍門石窟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后其首要的、最基礎的學術工作應當從石窟檔案做起，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洞窟考古報告的編寫。”接著，宿先生不厭其煩，就石窟考古報告的編寫中學要注意的問題娓娓道來，甚至詳細到一些技術性的細節，他說：

做石窟檔案和考古報告是我們的本職工作，對這樣的工作的要求應當更認真、更負責；但這項工作卻不是短期能夠完成的，就龍門石窟而言，甚至也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考古要分區、分期，龍門窟龕多且復雜，分區分期工作難度較大，需要的工作時間也較長，短時完成的只能是以部分。圖此一些窟龕多的單位不愿做石窟報告；

真正要做洞窟報告，就要先了解和總結以前的類似或同類的工作，這樣好有明確的立足點，要后來居上。

然后，宿先生從學術史的角度，把古今中外對龍門石窟的著錄和研究進行了宏觀梳理和評價，并從中總結出龍門石窟考古以后的工作重點。他對既往工作的評價非常具有個人色彩，但又讓人不得不折服，比如，對龍門石窟研究所快速編印出版的《龍門石窟總錄》，宿先生指出：

這部大圖錄問題不少，甚至不為學術界認同，但畢竟給以后同類工作欲速則不達的重要啟示。

宿白先生對于龍門石窟考古報告的編寫深思熟慮，他根據自己的經驗，結合龍門石窟的工作現狀，具體提出來六項工作內容和兩項建議。每一項內容和每一條建議，都包含著宿白先生對龍門石窟考古報告的熱切期待和對中國石窟寺考古殷切期望。而在由宿白先生指導的完成的《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擂鼓臺區》，則是具體實踐者宿白先生這一學術思想的石窟寺考古成果。這是近代以來，由中國人自己開展的科學、系統編寫大型石窟寺考古報告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實踐，也是龍門石窟研究史上第一部將考古發掘的窟前遺址和洞窟遺存相結合的石窟寺考古報告。該報告的出版是中國石窟寺考古報告的突破，對國內其他石窟考古報告的編寫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2010年宿白先生在龍門石窟擂鼓臺考古報告修訂會上

但讓人萬分遺憾的是，正在該報告即將付梓的時候，宿白先生駕鶴西去，這部著作，也成為宿白先生學術生涯的終點，乃至絕響。

從青壯年時期在白沙水庫的身影，到洛陽古城遺址探尋的腳步，再到晚年時期投向龍窟石窟的睿智目光，宿白先生在河南的考古軌跡，既是他本人成就學識大家的歷程，也是河南文物考古事業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事業發展成長的過程。這兩個過程的重疊，凸顯出了宿白先生作為一代宗師對于河南的非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