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學者弗雷德里克·布雷徹（Frederick Bracher）所言：“在安妮女王統治時期（按：1702年至1714年），除了神學和宗教著作之外，最暢銷的是航海作品、游記、地理著作和地圖。”（“The Maps in Gulliver’s Travels”）愛爾蘭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緊跟那個時代的風潮，創作了經典航海冒險小說《格列佛游記》（Gulliver's Travels，1726）。

一七二六年十月，倫敦出版商本杰明·莫特（Benjamin Motte）首次出版了《格列佛游記》，書中有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和慧骃國的四幅地圖。小說一經問世，大受歡迎。次年，都柏林出版商盜用了莫特的版本，重印了《格列佛游記》，并保留了之前的四幅地圖。一七三五年，另一個大名鼎鼎的出版商喬治·福克納（George Faulkner，約1703-1775）再版了《格列佛游記》，這些地圖也一并被收錄其中，但有一些細微錯誤。同年，莫特和福克納為了爭奪斯威夫特作品的版權，引發了版權訴訟案。一九〇〇年，D. C. Heath & Co.出版了《格列佛游記》的插圖版，全書共有三十八幅插圖和一張地圖，而開篇正是一幅手繪的小人國地圖。一九八六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牛津英文經典”（Oxford World's Classics）系列的《格列佛游記》注解版，英文“map”一詞在書中總共出現十六次，且每一卷的卷首位置都有一幅手繪地圖插圖，以具體標注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和慧骃國的地理方位，這些地圖基本上照搬了之前的數個版本。

 《格列佛游記》

實際上，在《格列佛游記》的小說文本中，明確提及地圖的地方只有兩處：大人國和慧骃國。但從它的出版史來看，地圖在這部小說的經典化（canonization）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按圖索驥，試圖從地圖中發掘相關史料，以期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解讀這部文學經典之作。

一、《格列佛游記》中的地圖：插圖與趣聞

《格列佛游記》的副標題為“前往世界若干遙遠國度的旅行”（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這向讀者暗示了作品所蘊含的地理因素。小說由四卷組成，講述了英國人勒繆爾·格列佛（Lemuel Gulliver）游歷小人國（Lilliput）、大人國（Brobdingnag）、飛島國（Laputa）和慧骃國（Houyhnhnms）等遙遠國度的故事。

1726年版《格列佛游記》中的小人國（Lilliput）航海圖

作為一部航海冒險小說，《格列佛游記》與地圖的淵源頗深。在文學研究中，冒險（adventure）的主題往往離不開文學繪圖（literary cartography/literary mapping）。地圖是一個突顯的“物件”，卻又遠不止“物”如此簡單。從海洋敘事的角度來看，地圖不僅是指引航線的工具，更是一種“隱喻”，因為“繪圖與帝國、社會壓制以及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綱領息息相關，為了這個或那個集團的政治利益，來調節對空間表征的操縱”（Topophrenia：Place，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既然“冒險”是《格列佛游記》的情節主線，我們不妨追本溯源，首先從詞源上追尋冒險與地圖的關聯。在詞源學上，英文單詞“adventure”來自拉丁文“adventūra”，其詞根“advent”意為“出現、來臨”（coming to a place or event）。在現代英語中，“adventure”一詞更廣為人知的意義是“出發、離開”（setting forth；departure）（同上）。

根據以上詞源辨析，我們可以發現，“冒險”的歷程其實是一個悖論：離開與抵達并存——冒險始于“離開”家鄉（home），終于“抵達”某處（somewhere）。從空間上說，“某處”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為陌生的別處，二為冒險者的出發地。在離開與抵達之間，冒險家（adventurer）通過空間移動，來繪制冒險地圖，小說中的格列佛船長亦如此。若讀者足夠有心，便會留意到《格列佛游記》中的一個細節：四卷均以格列佛離開英國為起始，又以他回歸英國作結。在十六年又七個多月的冒險歷程中，格列佛四次“離開”又四次“抵達”家鄉英國。縱觀格列佛的整個航程，這位英國船長駕駛他的大船，跨越了歐洲、亞洲、美洲、非洲、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足跡遍布了世界各個角落。他如一名“繪圖師”（cartographer），不斷繪制手中的冒險地圖。

在這部小說創作的背后，的確有兩則與地圖相關的“幕后”趣聞。作者斯威夫特以寫實見長，他在書中對航海、風向、潮汐和海員生活等進行了大量的細節描寫。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這部小說的虛構性，以致很多讀者對其中的不少情節信以為真。一位老紳士讀完小說后，竟然在真實的地圖上搜尋斯威夫特筆下的“小人國”。另一則故事與格列佛家鄉的地理位置有關。一位海員讀者聲稱，他與格列佛十分熟稔，并言之鑿鑿地指出，小說前言的《出版者致讀者》（“The Publisher to the Reader”）有一處錯誤：格列佛的家鄉不是英國的瑞德里夫（Redriff），而是沃平（Wapping）。

以上趣聞一時成為笑談，這足見《格列佛游記》當時的風靡程度，真可謂擁躉無數。據耶魯大學斯威夫特研究專家克勞德·羅森（Claude Rawson）的考證，當斯威夫特聽聞這兩件事情之后，難掩得意之情，“他（斯威夫特）欺騙了一些讀者，這個惡作劇很成功，他很滿意，很快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這類事情再次發生”（Swift and Others）。果不其然，當《格列佛游記》在一七三五年再版時，斯威夫特進行了修訂。在這個版本中，小說卷首的位置插入了一張冠以格列佛之名的肖像畫，畫中引用了賀拉斯（Horace）的拉丁文名句“Splendide Mendax”，意為“高尚的虛偽”（magnificently false）。顯然，斯威夫特想借此提醒讀者小說情節的不實，以沖淡第一版的“真實性”。

二、“修改現代地圖”：征服世界與帝國想象

除了《格列佛游記》的“幕后”故事與地圖相關之外，地圖獨有的敘事功能推動了小說情節的發展。在第二卷“大人國游記”第四章中，“地圖”一詞第一次出現。這個章節講述了一個重要情節——“修改現代地圖的建議”。

在斯威夫特筆下，大人國是一座“孤島”：

這個王國是一個半島，東北邊界是一條高三十英里的山脈，山頂有火山，所以根本無法通過……王國的另外三面都為海洋所包圍。國內沒有一個海港，河流入海的海岸邊到處布滿了尖利的巖石，海上一向是波濤洶涌，沒有人敢駕駛哪怕是最小的船只出海冒險，所以這里的人與世界其他地方完全隔絕，沒有任何交往。（《格列佛游記》，楊昊成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108-109頁；以下引文只標注頁碼）

之所以要“修改現代地圖”，是因為格列佛船長發現一個問題：“我們歐洲的地理學家認為日本與加利福尼亞之間只有一片汪洋大海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第108頁）那么，對英國船長格列佛來說，為何修改大人國的現代地圖如此重要呢？

若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提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森格（Niall Ferguson）寫的《帝國》（Empire；雨珂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一書，這本著作講述了英國從島國崛起為“日不落”帝國的傳奇。十六世紀當宗教革命席卷了整個歐洲之后，英國要在全球建立帝國的野心越發強烈，當時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是它的勁敵。英國以何種方式與西班牙抗衡，來爭奪海上霸權呢？弗格森通過一張地圖，巧妙地給出答案。他在書中記錄了一個細節：一五八九年，伊麗莎白時期的學者理查德·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從一幅世界地圖中，發現了未來英國的“大好前景”：

……我發現（我堂兄的）桌子上躺著一張……世界地圖。看到我好奇地瞅著這張地圖，他便開始啟發起一無所知的我。他告訴我，以前我們都將地圖分為三部分，不過按照最近的更好的劃分法，可分為更多的部分。他拿起一根棍子指向所有已知的海域、海灣、海峽、海角、河流、帝國、王國、公爵領地，以及其他各個地區……（尼爾·弗森格《帝國》）

可以說，一張世界地圖成為英國海外殖民擴張的發軔伊始。柏拉圖在《理想國》第六卷中提出了著名的“國如船”（the ship of the state）的觀點，這位古希臘的偉大哲人用“船”來比擬國家與公民之間的權力關系。無獨有偶，弗格森把崛起中的英國比作“復仇之船”（ships of reprisal）。這艘承載著英國海上帝國夢想的大船駛向茫茫大海，開啟了它在海外通過暴力攫取黃金和白銀的拓殖航程。為了打壓西班牙的海上勢力，一五八五年至一六〇四年間，英國與西班牙多次爆發了戰爭。一五八八年是兩國海上戰事的轉折點，英國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成為新的海上霸主。難怪，與斯威夫特同一時代的英國詩人詹姆斯·托馬森（James Thomson）不由感嘆道：英國建立了一個“當之無愧的海上帝國”（同上）。

 《帝國》

?哈克盧特發現的這張世界地圖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地形圖像，其背后隱藏的是英國在全球建立帝國的勃勃雄心。大航海時代（15世紀至17世紀）之后，英國的海上勢力大增，海洋帝國的夢想已成現實。據史料記載，時至一七四三年（兩年后斯威夫特離世），英國在海外的殖民地幾乎已遍布全球，“人們可能已經將‘大英帝國視為一個完整的整體了，包括大不列顛、愛爾蘭、美洲的種植園和漁場，以及它在東印度和非洲的領地’”（同上）。正如喬治·麥卡特尼爵士（Sir George Macartney）所言：“在這個龐大的帝國里，太陽永不落，帝國遼闊的疆域無邊無際。”（同上）通過征服島國之外的廣袤疆域，一個“日不落”帝國就這樣崛起了。

在《格列佛游記》中，英國船長格列佛對自己祖國如此“輝煌”的歷史引以為榮，書中的諸多細節體現了他身為英國人的優越感。格列佛直言不諱地說道：“我對自己的祖國一向是偏袒的。這種對祖國的偏袒值得稱頌”。（第135頁）在向大人國國王介紹英國時，他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那高貴的祖國文武都堪稱霸王，它可使法國遭災，它是歐洲的仲裁人，是美德、虔誠、榮譽和真理的中心，是全世界仰慕和感到驕傲的地方”。（第103頁）讀到這兒，讀者不由困惑：格列佛船長的態度是否就是作者斯威夫特本人的立場？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與斯威夫特同時代的其他文人所寫的評論中，尋找到蛛絲馬跡。十八世紀英國另一位大文豪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受倫敦書商之邀，寫了著名的《詩人傳》（The Lives of the Poets：A Selection），其中介紹了彌爾頓、德萊頓、蒲柏、斯威夫特等五十二位英國詩人的生平傳記、文學評論和成就。約翰遜寫道：“不管他（斯威夫特）的出身如何，他受的教育是愛爾蘭式的。”英國曾多次發動侵略愛爾蘭的戰爭，而在愛爾蘭的國家主權問題上，斯威夫特的政治立場非常鮮明，堅決站在愛爾蘭這邊，并投身于愛爾蘭的獨立戰爭中。對此，約翰遜作了如下描述：

在安妮女王統治時期，他（斯威夫特）引導輿論，反對輝格黨，人們必須承認，他一度主宰了英國的政論。在后來的斯圖亞特王朝統治時期，他把愛爾蘭從掠奪和壓迫中拯救出來；他認為，才智與真理聯手，會有權威無法抵擋的力量。他說，愛爾蘭“欠他一筆”，此乃實言。（《詩人傳》，筆者譯）

不難看出，斯威夫特的身上帶有愛爾蘭民族的烙印。他對英國人野蠻的侵略行徑深惡痛絕，并被大眾尊崇為愛爾蘭的“斗士、資助人和導師”（同上）。在大人國一卷中，斯威夫特借大人國國王之口，對格列佛船長口中英國“過去一百年中的重大事件”（第133頁）給出這樣的評價：“那些事不過是一大堆陰謀、叛亂、暗殺、大屠殺、革命和流放，是貪婪、黨爭、虛偽、背信棄義、殘暴、憤怒、瘋狂、仇恨、嫉妒、淫欲、陰險和野心所能產生的最惡的惡果。”（第133頁）在這位國王看來，目中無人、傲慢無禮的英國人不過是這樣的一群人：“你的同胞（英國人）中，大部分人是大自然從古到今容忍在地面上爬行的小小害蟲中最有毒害的一類。”（第134頁）

 《詩人傳》（ The Lives of the Poets：A Selection）

???可惜格列佛船長被大英帝國“輝煌”的拓殖史蒙蔽了心智，依舊沉迷于“修改現代地圖”的帝國想象中，完全未能領悟大人國國王言語間的深意。我們不妨作一個大膽的推測：作為“日不落”帝國的公民，身處大人國的格列佛有意或無意地將兩個島國（英國與大人國）進行比較，或許他想照搬英國的發展模式，在大人國打造他個人的帝國夢想。正因為如此，格列佛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為了精準地完成修改地圖的任務，他親自用雙腳來丈量地圖的尺寸，不敢有絲毫怠慢：“這是我在根據國王命令繪制的皇家地圖上親自測量出來的。他們特地為我把地圖鋪在地上，地圖展開有一百英尺長。我光著腳幾次步測直徑和周長，又按比例尺計算，所以測量得還是相當準確的。”（第110頁）他甚至自以為是地建議：“他們應當修正他們的地圖和海圖，在美洲的西北部加繪上這一片廣大的陸地，這一點上我愿意隨時向他們提供幫助。”（第108頁）

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E.Said）洞悉到文化與帝國擴張的微妙關系：“領土和占有是地理與權力的問題。人類歷史的一切都是根植于現實之中的……在最基本的層次上，帝國主義意味著對不屬于你的、遙遠的、被別人居住了和占有的土地的謀劃、占領和控制。”將《格列佛游記》的解讀置于十八世紀英國的全球拓殖史中，格列佛“修改現代地圖”的真實意圖逐漸顯山露水。他精心測量大人國地理版圖的行為并非一時興起，而是有意為之。從本質上說，修改地圖是對土地的重新編碼，是對疆域和領地有意識地“謀劃、占有和控制”，其最大動因不過是這位洋洋得意的英國船長想再造一個“帝國神話”。

三、地圖的邊緣地帶：南太平洋

《格列佛游記》的第四卷慧骃國再次提到地圖，這一卷講述的是發生在南太平洋的故事，但這個地理信息卻經常被忽視了。在第四卷第十一章，格列佛船長離開慧骃國，開始了“一次險惡的航行”（第313頁），到達了“新荷蘭”（New-Holland）。這時，格列佛開始質疑地圖的準確性：

七個小時之后，我（格列佛）到達了新荷蘭的西南角。這就證實了我長期以來一貫的一個看法：地圖和海圖把這個國家（新荷蘭）的位置標錯了，圖上的方位至少比該國的實際位置東移了三度。我想我許多年前就跟我的好友赫爾曼·莫爾先生談過，并且還向他說了我的理由，可是他還是選擇了別的作家的意見。（第314-315頁）

對于這段文字，現代讀者通常會有兩個疑問。一是“新荷蘭”究竟在何處？二是赫爾曼·莫爾先生（Mr.Herman Moll）乃何許人也？對此，牛津英文經典版《格列佛游記》作了兩個注釋，詳細解答了這兩個問題。格列佛船長所說的“新荷蘭的西南角”應為“塔斯馬尼亞島的南端”，而“新荷蘭”即今天的“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之所以被稱為“新荷蘭”，當然與荷蘭脫不了干系。根據歷史上文字可考的記錄，一六〇六年荷蘭人威廉姆·揚松（Willem Janszoon或Willem Jansz，1570-1630）駕駛杜伊夫根號（Duyfken），發現了這片位于南太平洋的大陸，他是成功登陸的第一個歐洲人，并把它命名為“新荷蘭”。從揚松開始，一六〇六年至一六四四年間，荷蘭人對澳大利亞進行了一系列的探險，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航海家阿貝爾·塔斯曼（Abel Tasman，1603-1659）。一七七〇年，英國航海家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1728-1779）受荷蘭人的啟發，駕駛奮進號（Endeavour），將航程向西轉，發現了澳大利亞的東海岸。庫克船長稱這塊海岸線為“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宣稱它隸屬英國。至于赫爾曼·莫爾先生，他是十八世紀荷蘭著名的地圖繪圖師，長期居住在倫敦。一七一九年，他繪制了《全新且準確的世界地圖》（A New & Correct Map of the Whole World），這是《格列佛游記》眾多地圖插圖中的“一個主要來源”。

《文化與帝國主義》

??????此外，牛津英文經典版的注釋還指出，格列佛質疑地圖和海圖出錯的細節是一個“戲仿”（parody），它與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威廉·丹彼爾（William Dampier, 1651-1715）有關。海盜出身的丹彼爾曾三次環球航行，新荷蘭（澳大利亞）是他的探險地之一。第一次航行（1679-1691）結束后，他整理了自己的航海日志，一六九七年出版了《新環球航行》（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這本書大獲成功，并引起了威廉三世（William III，1650-1702）的注意，他委命丹彼爾指揮皇家海軍羅巴克號（Roebuck），去探索新荷蘭的東海岸。正是在這次航行中，丹彼爾懷疑，前文提及的荷蘭探險家塔斯曼繪制的地圖有誤，他認為新荷蘭確切的地理位置應更偏西一些。以史為鑒，《格列佛游記》中的這個“戲仿”值得玩味。一方面突顯了作品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增強了斯威夫特文風上的諷刺效果。

除此之外，丹彼爾的最后一次全球航行（1708-1711）也是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一七〇九年，他和探險隊意外地在智利附近的荒島上發現了一位來自蘇格蘭的“野人”，名叫亞歷山大·塞爾科克（Alexander Selkirk）。丹彼爾將這次經歷寫成一篇短文，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受此啟發，借鑒塞爾科克的原型，創作了英國文學史上的第一本小說《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1719）。不過這是另一個故事，暫且不表。

按照格列佛的說法，慧骃國距離新荷蘭只有“七個小時”的航程。據此推斷，慧骃國地處南太平洋地區。浩瀚的南太平洋是地圖上的邊緣地帶，它好似一道天然屏障，將這片海域的島嶼、陸地與遠在歐洲的英國隔離開來。在海外擴張的過程中，英國正是看中了南太平洋地區的偏遠荒涼，把它當作一個“天然的監獄”。在《格列佛游記》中，斯威夫特十分隱晦地有所提及。慧骃國的馬主人詢問格列佛，為何船員愿意和他一起出海冒險，他回答道：“他們（船員們）都是一些亡命之徒，由于貧窮所迫或是犯了什么罪，才不得不逃離故土……這幫人大多是越獄而跑的，沒有一個敢回到祖國去，他們害怕回去受絞刑或者關在牢里餓死，所以只好到別的地方去另尋生路。”（第263頁）

英國在澳大利亞建立監獄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比《格列佛游記》更早的時代。“從十七世紀早期開始，英國就開始非正式地向其殖民地移送囚犯，直到一七一七年，這才成為一項正式的刑事懲罰制度。”（尼爾·弗森格《帝國》）到了十八世紀，英國在南太平洋地區建立殖民地（主要是澳大利亞）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本國的罪犯流放問題。回到小說《格列佛游記》，在地處南太平洋的慧骃國，也有一群類似流放犯形象的“野胡”（Yahoo），他們形貌丑陋：“臉真是又扁又寬，塌鼻子，厚嘴唇，大嘴巴，但這些差別在所有野蠻民族的人身上都是很平常的。”（第247頁）

1726年版《格列佛游記》中的飛島國（Laputa）航海圖

???《格列佛游記》的中文版譯者楊昊成認為，慧骃國是斯威夫特“理想中的烏托邦”（《譯序》，第ii頁）。但果真如此嗎？對這個問題，羅森對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其理由是“慧骃國中實行的一種膚色歧視”（克勞德·羅森《上帝、格列佛與種族滅絕——野蠻與歐洲想象：1492-1945》，王松林等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3年）。在地圖冊上偏遠一隅的慧骃國里，存在兩種分化。一是慧骃與野胡有高低貴賤之分。聰慧、理性的慧骃高高在上，“‘慧骃’這個詞在它們的語言中意思是‘馬’，就它的詞源而言，是指‘大自然之盡善盡美者’”（第254頁）；而作為“非我”符號的野胡則處于社會的底層，“‘野胡’是大自然造就的最骯臟、最有害、最丑陋的動物，它們最倔強、最不可馴、最惡毒、最愛搗鬼”（第298頁）。二是慧骃族群內部有三六九等之分，依據不同的毛色，即便是高貴的馬群也被劃分為各類等級：

“慧骃”中的白馬、栗色馬和鐵青馬樣子長得跟火紅馬、深灰色斑紋馬和黑馬并不完全一樣，生下來才能就不同，也沒有變好的可能，所以它們永遠處在仆人的地位。（第280頁）

在第四卷第九章，“慧骃”舉行了四年一度的大辯論，“辯論的問題是：要不要把‘野胡’從地面上消滅干凈。”（第298頁）辯論會上，不少慧骃代表對這一提議持肯定態度。不僅如此，他們的確采取過一些措施來除掉野胡：“‘慧骃’為了除此一害，曾舉行過一次大狩獵，終于將整個‘野胡’群包圍了起來；它們將大的‘野胡’殺死，小的養在窩里，馴養它們拖拉或者背東西；本性這么野蠻的動物能馴服到這地步，也算是難得了。”（第299頁）

《上帝、格列佛與種族滅絕——野蠻與歐洲想象，1492-1945》

??????羅森認為，“慧骃關于耶胡（按：即“野胡”，是英文Yahoo的兩種不同譯名）的辯論發生在虛構的烏有邦（a fictional Nowhere），應用在愛爾蘭人和其他民族身上”（克勞德·羅森《上帝、格列佛與種族滅絕》）。

??????斯威夫特的一生始終與愛爾蘭、英格蘭關聯在一起，他對這兩個國家有著較為復雜的情愫。一六六七年，斯威夫特生于愛爾蘭都柏林市的一個貧寒之家。他是遺腹子，由于母親能力有限，自小由叔叔戈德溫·斯威夫特（Godwin Swift）撫養。年僅十五歲的斯威夫特被都柏林大學錄取，但他對大學里講授的神學不感興趣，最后因沒有取得優異成績，只拿到一張“特許學位文憑”（special favour）。一六八八年，一直資助他的叔叔去世，斯威夫特失去了穩定的經濟依靠。同年，“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爆發，愛爾蘭政局動蕩，他開始輾轉于愛爾蘭與英格蘭之間。一七一〇年至一七一三年，斯威夫特居住在倫敦，卷入托利黨和輝格黨的派系之爭。這樣的人生經歷讓斯威夫特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慧骃與耶胡，《格列佛游記》1726年版插圖

?????約翰遜敏銳地洞察到這一點，他在《詩人傳》中寫道：“在他（斯威夫特）的一生中，他的出身模棱兩可。他很滿意自己被愛爾蘭人稱作同胞；但他偶爾也稱自己為英國人。”所以，在《格列佛游記》中，斯威夫特把野胡比作愛爾蘭人便不足為奇。有趣的是，在小說最后，當格列佛回到英國后，完全無法適應英國的生活，他與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在格列佛看來，英國人和野胡一樣野蠻、粗俗，他甚至推測最早出現在慧骃國一座山上的“兩只野胡可能就是英國人”（第327頁）。

行文至此，野胡的種族身份似乎不再那么重要。在文化意義上，“野胡”已成為一個常用詞，泛指缺乏心智、沒有教養的粗鄙之人。正如羅森所言：“當斯威夫特將他對‘耶胡’的觀察應用到整個人類，不僅包括英國人也包括讀者及作者本人，高度具體的外表特征愈加不恰當。正是在這樣一種矛盾中斯威夫特探索了‘我’與‘非我’之間的相互滲透，這些問題自古以來一直纏繞在歐洲人的心頭。但自征服美洲起，歐洲人或許愈加不安，他們開始對近代帝國掠奪的災難性后果進行反省。”（克勞德·羅森《上帝、格列佛與種族滅絕》）

在這部小說中，格列佛的海上冒險之旅也是探索“我”與“非我”的歷程。這位英國船長的地圖猶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燈塔，指引他的航船，穿過海上的層層迷霧，最終駛離“最令人不安的道德夢魘”（同上）。

??????參考書目：

1.《文化與帝國主義》，[美]愛德華·薩義德著，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

2.《上帝、格列佛與種族滅絕——野蠻與歐洲想象：1492-1945》，[美]克勞德·羅森著，王松林等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3.《帝國》，[英]尼爾·弗森格著，雨珂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4.《格列佛游記》，[英]喬納森·斯威夫特著，楊昊成譯，譯林出版2018年版；

5.The Maps in Gulliver's Travels, by Frederick Bracher,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8, No. 1 (Nov., 1944), pp. 59-74；

6.The Lives of the Poets: A Selection, ed. by Roger Lonsda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The First Discovery of Australia, by T. D. Mutch, Sydney: Mutch, 1942； 

8.Swift and Others, by Claude Raw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9.Gulliver's Travels, by Jonathan Swif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Topophrenia：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by Robert T. Tally J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本文首發于《書城》（2021年1月號），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