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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因比:城市與未來人類的生活

倪凱
2021-02-03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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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歷史哲學家,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最出名的要數其歷經數載、分兩個階段編纂而成的鴻篇巨著《歷史研究》。湯因比是一位具有濃厚人文關懷的歷史學家,其對人類社會的觀象具有全球的視野,又不乏對較小的社會研究單位的關注。他出生于1889年的倫敦,卒于1975年的北約克郡,歷經一戰和二戰,因而也可以說是一位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歷史學家。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

湯因比在晚年自傳中寫道,希臘給予自己三次教育。第一次教育花費了12年的時間(從10歲開始,1899-1911年),湯因比獲得了希臘、拉丁語以及文學的知識,因而能夠對古希臘、古羅馬世界展開研究。第二次教育發生在1911-1912年,其間湯因比對希臘羅馬世界進行了參觀,現代希臘羅馬讓湯因比擺脫了書本中死氣沉沉的印象,并且參觀期間巴爾干戰爭的爆發,令恰好身處戰爭地區的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從而激發了對當時國際局勢的思考。湯因比在其自傳中寫道:“我的第二次希臘教育是一個意外,不過這是一個從天而降的驚喜,在1915年至1956年的41年間,我的第二次希臘教育一直指導著我的工作。”湯因比的第三次希臘教育開始于1960年的巴基斯坦卡拉奇。湯因比于1929年、1957年、1960年先后三次游覽了卡拉奇,不過這三次卡拉奇的城市景觀均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1960年卡拉奇的貧民窟景象被規劃有序的新式建筑所取代,這種巨大的變遷使得湯因比開始思考城市與未來人類的生活。

湯因比轉向城市研究主要受到了康斯坦丁·道薩迪亞斯(Constantine Doxiadis)的影響。1956年湯因比從英國皇家事務所退休,此后開始環球旅行。在游歷期間,湯因比觀察到發達國家的城市與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存在著巨大差異,城市貧民窟的破敗與混亂給湯因比造成了巨大的視覺沖擊。1960年,當湯因比參觀巴基斯坦時,卡拉奇的新式建筑讓湯因比對城市規劃產生了巨大的興趣,從而對設計者道薩迪亞斯有了一定的了解。1962年,湯因比接受道薩迪亞斯的邀請,參加了在提洛島舉行的學術巡游會議。在這次學術巡游會上,湯因比結識了許多其他領域的名人,他們在一起討論了城市以及世界的一些問題。湯因比對世界政府的深入思考,對拉美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周邊貧民窟的實地考察,使得他對城市問題的思考非常敏銳,因而接受了道薩迪亞斯的邀請,參與構建人類聚居學,通過考察過去的城市形態,試圖探求古代城市居民的物質生活結構。湯因比承擔了道薩迪亞斯組織的人類聚居學項目,于1966年、1970年以及1972年三次重返希臘參加在提洛舉行的學術研討會。威廉·麥克尼爾在《阿諾德·湯因比傳》中寫道:湯因比對道薩迪亞斯的觀點以及取得的成績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直到其生命的終結。湯因比晚年書寫的三部有關城市的著作《城市的命運》《變動的城市》《希臘城邦聚居形態研究》都是在道薩迪亞斯思想的激發下寫出來的。

超越文明的邊界——湯因比史學研究的城市轉向

關于湯因比史學思想的研究,國內外研究的人相當多,這顯然跟文化形態史學的性質,以及湯因比作為文化形態史學集大成者的學術地位有關。當我們在讀《歷史研究》時,很容易認為其歷史研究單位就是“文明”,不過倘若我們仔細研讀湯因比的作品,會發現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單位并不能簡單定義為“文明”,“文明”只是其歷史研究單位中的一個。在《文明經受考驗》一書的序言中,湯因比曾有過這樣的描述:

這個統一的視野來自一位歷史學家的立場,也就是將宇宙及其全部事物——靈與肉、體驗與事件——視為處在時空中不可逆轉的運動之中……這個宇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有能力將它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歷史研究的可理解領域,在任何國家的框架內都找不到。我們必須擴展我們的歷史視野,從整個文明的層面來思考。然而,這個寬廣框架仍然過于狹窄,因為文明如同國家一樣,也多樣而非單一。

可見湯因比所要研究的并不僅是文明,而是宇宙中一切經驗的存在,這包括物質的存在,也包括精神的存在,文明僅僅是現象的一種載體,這種載體能夠在一定的時空區間內讓我們理解歷史或者理解經驗。既然文明只是湯因比歷史研究單位中的一個,那么必然存在著其他相對獨立的研究單位,包括:生物圈、社會(世界)、大一統國家、宗教(道德)以及城市。

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詞源是civitas,而civitas的本意就是城市;美國人類學家基辛父子認為“沒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興起”;美國城市社會學家R.E.帕克認為“城市是文明人類的生息之地”;劉易斯·芒福德則在《城市發展史》中指出:“城市是文明重要的表現手段和物質載體,城市從起源時代開始便是一種特殊的結構,它專門用來儲存并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可見城市從起源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與文明息息相關了。要討論湯因比的“文明”與“城市”的關系,我們首先要了解湯因比對“文明”與“城市”的定義。

湯因比認為文明是在城市中的那種文化,但這并不是絕對的,有些沒有城市的社會也躋身于文明的進程中;文明社會的特征之一是社會上存在一定數量的有閑階級。湯因比認為城市并不是建筑物的聚合體,封閉的定居點并不被看作是一個城市,定義城市需要滿足三個條件:首先,“城市”的居民要具有非物質意義上的集體社會生活,并且自覺地意識到這種存在,也就是城市心靈的萌芽;其次,“城市”的居民必須在事實上組成一個社會,不一定必須要有市長以及市政委員會的組織形式,也可能缺乏正式的公民憲法;第三,城市可以沒有有閑階級,但必須存在某種有組織的集體生活。通過比較湯因比的“文明”以及“城市”的定義,我們會發現湯因比認為城市并不是定義文明必需的因素,卻是理解文明必不可少的因素;文明也不是定義城市的必須條件,“有閑階級”的存在是文明社會的標志,不過并不是判定城市的標準。

要考察湯因比的“文明”與“城市”的關系,僅從定義上分析不免會有缺漏,還需要從形態上進行剖析。湯因比對城市與文明的界定是從社會關系的角度入手的,在湯因比看來社會是人類相互關系的總網絡。社會的組成部分不是人類而是人類間的關系。每個社會網絡都是文化的載體,而文明是文化的一個階段,每個文明都附著在一個社會網絡上。城市與文明都是某種社會關系的外在表征,且這種社會關系是通過自身的文化屬性顯現出來的,也就是說城市與文明都是一種文化的形態。相對于以文明為單位的歷史研究,以城市為單位的歷史研究的形態劃分并不是大塊大塊的空間實體,而是地球上點狀實體的集合,并不是一種橫向的延展,更多的是一種點到點的網絡形態。

城市作為一種文化形態與文明有著相似的生成經歷,文明脫胎于原始社會,城市則脫胎于農村,城市與農村是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主要的聚居形態。相較于文明時空邊界的模糊性,城市的時空邊界是清晰的、可視的。在湯因比看來城市的存在也是動態的,這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城市形態的演進,一個是城市的流動性和擴張性。湯因比對城市形態的劃分同文明一樣也是基于文化的特性來劃分的,在《變動的城市》中湯因比將城市劃分為城邦、都城、圣城、機械化城市、世界城市五種形態。每種城市形態都有其獨特的文化特性,城邦是邦國一體的形態,都城依附于帝國,缺少基本的自治權利,圣城的主要文化因子是宗教,而機械力的大規模使用則是機械化城市脫胎于傳統城市的根本動力,世界城市是未來的城市。在湯因比看來,世界城市將會成為擴及全球的網絡,因而世界城市發展的結果必然是一種超越文明的形態。

《變動的城市》,【英】阿諾德·湯因比/著 倪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1年1月版

過去與未來之間——湯因比城市史研究的現實關懷

湯因比是一位有強烈的現實與人文關懷的歷史學者,這種關懷一直貫穿于他的史學研究事業中。張廣智先生認為湯因比史學“撫今追昔、以史為鑒”,其旨在于現實意義,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也在于此。湯因比具有很強的歷史使命感與人文情懷,矢志要探索人類文明的發展之路。《變動的城市》關注一個永恒的主題,那就是人類的生存問題。在《變動的城市》中,湯因比對現代城市的無限制擴張有著深深的憂慮。這種憂慮在他兒時就已經顯現出來。湯因比描述了童年中關于克魯克香克的蝕刻版畫與生活所在地變遷的記憶。克魯克香克的蝕刻版畫向我們展示了18、19世紀之交倫敦城市環境的破壞性變遷。貝莉女士的口述記憶以及湯因比的自身經歷,見證了湯因比居住的韋斯特伯恩地區長滿野花的河谷演變為火車運行的軌道,綠草茵茵變得空寂寥然的情景。湯因比對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環境問題深表憂慮,認為人類創造了兩種悲劇:第一種悲劇是人類允許自己成為人造環境的犧牲品,這種人造的環境是人類運用卓越的技術創造的。第二種悲劇是,如果個體在自身的墮落中更好地將其預見性付諸實踐而不是等待,人類至少可以從一系列可怕的自虐行為中實現自救,但人類實際上選擇了等待。在湯因比看來,城市帶給人類的不僅有物質環境的變化以及環境污染,還有物質環境變化帶來的精神困局。

這兩個記憶片段體現了工業文明以及城市擴張對人類生活環境造成的巨大破壞。這也揭示出湯因比向往回到過去那種恬靜小城市的生活。在湯因比看來,地球表面日益增長的城市,在今天已經成為交織的人類命運之網的主線之一。城市化進程與科技發展進程緊密相聯,城市的命運也緊密地受到更加多變的政治和戰爭的重大影響,城市的歷史已經成為人類全部事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湯因比認為當今世界的城市化在事實上是一個機械化的過程,然而“機械”在為人類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實際上還暗含著相反的意思,它指的并不是生命對于物質的勝利而是物質對于生命的征服。盡管機器被設計成人類的奴隸,但是人類同樣可能成為機器的奴隸。災難的危險就隱藏在成為人類關系機械化載體的模仿能力的運用過程之中,而且當模仿能力在一個動態社會中被使用的時候,它的危險性很顯然要大于在停滯社會使用的時候。機械的模仿是導致人類自決失敗的原因之一,而自決能力的喪失則意味著文明的衰落。湯因比在《城市的命運》中寫道:“較之于人與技術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人類最凄美的敗筆,技術已經成為人類最華美的勝利,城市的機械化膨脹在可預知的未來將會成為懸在我們頭上的威脅。”因而我們應該謹慎地對待城市化,警惕過度依賴技術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威脅。

機械化城市的飛速擴張已經使人與城市的關系發生異化。機械化城市早已經沒有機會接觸真正的鄉村,它充斥著惱人的喧鬧、骯臟以及一切最糟糕的事情;機械化城市是無心靈的,因為沒有心靈,所以是無愛的。加工制造過程中的機械化程度越高,它所給與人們的滿足感就會越空洞。城市與市民的關系已經發生顛倒,過去市民對城市的普遍感情是認為城市充滿榮耀且令人愛戀。然而,當今機械化城市的市民正在疏離他們所在的城市,因而湯因比在文中指出:每一個在機械化城市掙錢的人,在其所能做到的情況下,都將錢用來盡可能遠、盡可能頻繁地逃離這一煉獄,盡管這一煉獄是他們財富的來源。湯因比在主觀上非常向往過去小城安逸的生活,在客觀上不得不面對城市化的現實,因而在腦海中“過去”與“現在”有著明顯的差異。在湯因比看來傳統城市是靜態的,而近代的機械化城市處于一種動態中。這種過去與現在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城市的外觀上,更表現在城市中人的生活方式與思維習慣上。就外觀而言傳統城市一般是有城墻環繞的小城,而近代機械化城市則突破了城墻的束縛。傳統的城市委身于城墻的保護之下,防止被重新融入鄉村,近代的機械化城市則用城墻將公園以及綠化帶與城市的建筑密林隔絕開來,以為人們創造自然的空間。城墻功能的反轉是城市發展過程中顯著的物質性變化,當今機械化城市早已經沒有機會接觸真正的鄉村,處于大都市建筑密林中的人們,再也無法體會農村的鄉土帶給耶利哥居民的那種親切感了。湯因比指出在城市環境中,不同收入水平、不同風俗習慣、不同體質的人生活在一起,與生活在鄉村相比會產生更多的心理影響。城市的生活與農村相比會更加緊張,神經會繃得更緊。如果在城市中都會如此,那么在大都市帶將會更加緊張;在未來的世界城市增長的壓力很可能會導致災難,除非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預防并且避免這一災難。當人類必須居住在自己建造的數不清的街道與建筑之中時,怎樣回歸人性化的生活,成為大都市解決自身安全問題的首要方式。

湯因比看到了近代機械化城市在擴張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例如環境污染、交通擁擠、貧民窟亂象等。對現實的憂慮使得湯因比轉向未來的世界城市的構建。湯因比認為未來的世界城市將會成為擴及全球的形態,在體量龐大的大都市中尋找自由,必須由物質世界內在地轉向心靈以及終極的精神存在,這種終極的存在不僅是宇宙的創造者以及維護者,還是人類內在心靈的棲息之地。湯因比主張對未來的世界城市進行合理規劃。他說:“問題是我們現在能否有計劃地采取行動,使得我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所生活的世界城市當中,任何事物都更加人性化,無論世界城市的生活條件是否會變得難以忍受。”按照湯因比對世界城市的預測,世界城市必然會跨越歷史的自然障礙,打破歷史的政治疆界,因而湯因比認為需要建立一種世界性的政府機構對世界城市進行管理。在談及世界城市構建的必要性時,湯因比指出城市生活比農村生活更加復雜,城市環境的社會關系更加脆弱,一種有效的技術措施對于城市中的人來說是一種迫切的需求條件。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需要成熟且強力的市政管理機構;并且世界城市的政府管理機構僅僅是世界政府的另一個稱呼而已。

余論——《變動的城市》之意義

《變動的城市》是湯因比晚年的作品,在書中湯因比從形態性和變動性兩個角度入手,以其獨有的視角觀察古代以及現代城市,試圖以史為鑒,探尋當今城市建設遇到的諸多問題的解決方法。

如果從“史”的角度切入,《變動的城市》一書屬于舊文化史的范疇,它研究城市社會,力求從宏觀上把控整個人類城市的歷史發展脈絡,然而就學科屬性來說,學界的普遍觀點認為“城市史是新文化史的一個分支”。20世紀是城市史研究起步并且快速發展的時代,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陸續成立了一些城市史專業組織,這是城市史快速發展的第一階段。20世紀60年代美國城市危機引起了新城市史研究,這一時期是城市史研究快速發展的第二階段,而湯因比正是在這一時期加入城市史研究的浪潮中來的。《變動的城市》一書對城市史學體系的建構有重要意義,因為對于城市史研究來說,基于全球視野宏觀角度的專著并不多。湯因比以城市為中心宏觀建構人類歷史,這是一種大膽的史學嘗試。正如另一位文化形態史學大師斯賓格勒所言:人類的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構建以城市為主題的宏觀歷史框架,依然是我們需要完成的使命。

西奧多·馮勞厄(Theodore H.Von Laue)在評判《變動的城市》時指出:城市研究的專門人員會發現,這本書隱含的城市化理論對于他們的目的來說有點簡單,此書基本的知識儲備以及價值取向本質上還是來源于《歷史研究》,在感情基調上奇怪地混合著對烏爾-魏瑪的思鄉情結與不能恢復到機械化之前的生活狀態的領悟,混雜著對迫在眉睫的未來世界都市的拒絕和接受情緒。筆者認為西奧多·馮勞厄是以一種靜止的觀點解讀《變動的城市》,有失偏頗。實際上,《變動的城市》展現了頗有價值的思想體系,內含生態城市、文化城市、幸福城市、創新城市的思想理念。對于未來城市混雜著拒絕與接受情緒并不是因為湯因比思想混亂,而是反映了其不同城市理念的碰撞。《變動的城市》蘊含著對城市中人性化生活的思考,又清楚世界城市的到來是一種必然趨勢,因而主張在世界城市內部進行以鄰里為單元的城市分區建設,這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思想。湯因比世界城市的思想,雖然有其烏托邦的色彩,但是烏托邦的存在就是等待可能性,建立世界城市聯邦政府在未來或許會真的實現。

本文為《變動的城市》譯者序,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責任編輯:顧明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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