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遠奇編譯 加美財經 收錄于話題#創業故事2個

編譯|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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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9日，前任雷諾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日產汽車會長、社長兼行政總裁卡洛斯·戈恩被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約談，之后特搜部以戈恩多年來在有價證券報告書之中低報自身薪資，并挪用公款進行私人投資，涉嫌違反金融商品取引法將他逮捕，據稱瞞報金額高達50億日元。11月26日，三菱董事局決定解除其董事長職務。2019年12月30日，戈恩在日本法院的出境禁令下棄保潛逃離開日本并最終抵達黎巴嫩。

他曾經的私人助理哈里·納達在整個事件中幫助檢方將戈恩拉下馬，自己也差點因此被捕。但憑借著精明的手腕和高層盟友的協助，他全身而退。《紐約時報》回顧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納達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東京，2018年的秋天，日產高管哈里·納達（Hari Nada）擔心自己會被送進監獄。

他在一份簡報中寫道，日本檢方正在“認真考慮對他提起刑事指控”，這項調查很快將導致對日產傳奇高管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的起訴，而對納達的指控將作為該調查的一部分。

納達在被調查的財務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一場旨在推翻戈恩的秘密行動中，他向當局提供了這些行動的重要證據。

現在，納達擔心自己會落入自己的陷阱。他在總結調查情況的說明中寫道，他最好的辯護理由是，他的合作為他贏得了法律豁免權。

這一招奏效了，納達達成了認罪協議，得以逃脫因在這起數年來最大的公司丑聞之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遭受的起訴。他現在仍然是日產公司頗具影響力的高管，在一場摧毀了其他高管職業生涯、動搖了一個全球性汽車聯盟的人事變動中存活了下來。

納達之所以能堅持下來，部分要歸功于公司無情的拼殺技巧，正是這些技巧讓他得以巧妙地從戈恩信任的顧問轉變為對手。《紐約時報》查閱的近1000頁公司內部文件顯示，他還受到日產高層盟友的保護。

哈里·納達。圖源：日產汽車官網

這些文件，以及通過對這些事件的相關人士的采訪，詳細說明了納達在調查中扮演的角色帶來的深刻的利益沖突，以及他和他的盟友為保護他免受起訴所做的大量努力。

盡管至少有10名員工和外部顧問警告稱，他的行為可能會破壞針對戈恩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并損害日產的聲譽，但這些盟友還是保護了他。

該公司拒絕回答《紐約時報》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也拒絕讓納達發表評論。

戈恩一案暴露了日產汽車在治理和企業文化方面的嚴重缺陷，日產已將這些問題歸咎于那位被罷免的領導。但納達的長期存在表明，這些問題遠遠超出了戈恩的范圍。

納達是針對日產和格雷格·凱利（Greg Kelly）的刑事審判的主要證人，凱利是戈恩的副手，納達曾經的導師。他們正在接受審判，罪名是幫助戈恩安排未公開的薪酬。

對凱利的審判是日本十年來最重要的白領犯罪刑事審判之一，這是在戈恩戲劇性地逃脫他聲稱是受操縱的日本司法體系九個月后開始的。戈恩聲稱，包括納達在內的日產高管與日本官員串通把他趕下了臺，因為他們擔心他會把公司與長期合作伙伴法國汽車制造商雷諾合并。

凱利否認有不法行為，他說，日產及其外部律師的法律建議指導了他的行動，這些建議主要是由納達傳達給他的。

這兩個人現在在東京的一個法庭上當面對質。當凱利努力從日本司法體系中拯救自己時，納達卻是一個自由人，并且受到如同日本工業皇冠上一顆耀眼明珠的力量支持。

左右為難

戈恩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巨頭日產和雷諾強大聯盟的一把手。但他的薪水不是最高的。

這件事使他心情沉重。法庭證詞和日產內部文件顯示，2010年，凱利指示納達開始實施一系列秘密計劃，旨在提高戈恩的福利和薪酬。

納達本月早些時候作證說，高管薪酬在法國是一個危險的政治問題，如果戈恩的真實薪酬被披露，法國政府作為雷諾的主要股東，會敦促公司解雇他。

現年56歲的納達于1990年以初級法律顧問的身份加入日產，對該公司忠心耿耿。

他的職業生涯始于英國，到2010年時已成為一名高級管理者。

在他提交給《紐約時報》審查的檢察官聲明草案中寫道，他為戈恩秘密工作，部分原因是凱利說服了他，他的老板戈恩作為聯盟的負責人，是反對法國政府讓雷諾這個日產的初級合作伙伴并購日產野心的關鍵屏障。

納達在法庭上表示，八年來，他“積極而有創造性地”實現了凱利的指示，安排在全球各地購買房產供戈恩私人使用，并掩蓋了他的實際收入水平。

納達的事業飛速發展。到2018年春，當針對戈恩的調查開始匯聚時，納達也掌握了巨大的權力，控制著日產的法律、合規、安全和通信等部門。他當時任首席執行官西川廣人（Hiroto Saikawa）和戈恩的高級顧問。

卡洛斯·戈恩。圖源：彭博社推特

根據文件顯示，多年來，納達一直在回避內部和外部審計人員對他為戈恩工作的提問。在2018年，一名日產吹哨人向公司審計師今津英俊（Hidetoshi Imazu）抱怨戈恩一家的差旅費。今津英俊后來告訴日產的律師，這個問題促使他深入調查戈恩的事務，包括納達為收購房產而成立的一家秘密公司。

審查是在一個敏感的時刻進行的，當時法國政府正就合并事宜向戈恩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許多日產高管對此表示反對。

納達本月在法庭上說，至少從2012年起，戈恩、凱利和納達就一直在討論日產和雷諾的合并事宜，他們在考慮一種架構，讓戈恩成為一個公司的頭頭，并向他支付一大筆薪酬。但這個項目一再被推遲。現在，凱利告訴納達，戈恩已經準備好了。

在審判中，納達說，他長期以來一直對戈恩在合并生效后薪酬計劃的道德和合法性心存顧慮，他已經決定要阻止這些計劃。

但據知情人士透露，納達私下里也鄙視雷諾，他擔心，隨著其他人被提拔到雷諾之后，他會失去在聯盟中的權力。這些知情人士說，日產高管認為他是破壞合并的關鍵人物。

根據內部電子郵件顯示，其中一位叫川口均的高管要求日本經濟產業部進行干預。日產高管認為，經濟產業部會反對合并，因為這將使一家日本大公司的控制權拱手讓給外國政府。

據日產的一份備忘錄顯示，日本經濟產業部建議川口聯系東京檢方。

公司審計員今津英俊聯系了檢察官，檢方表示，在采取行動之前，他們想要更多針對戈恩的證據。他后來對日產的律師說，他們建議他與納達和川口一起開始秘密調查。

納達將這次秘密調查命名為Kali-10，這個名字源自一個印度教女神。

在納達的建議下，今津英俊聘請了日產的美國律師事務所Latham & Watkins來負責此事。

這個選擇充滿了變數，多年來，該公司一直向日產提供被調查問題的相關建議。Kali-10報告的初步草稿顯示，從2012年到2018年夏季，該公司與納達就日產高管的薪酬和其他問題交換了數百封電子郵件。然后，他把它的建議傳達給了凱利和其他人。

在回應《紐約時報》的問題時，該公司表示，不能對具體的溝通發表評論，但它表示“沒有利益沖突，因為其唯一的客戶始終是日產，律師事務所定期與日產高管討論相關事宜，后者同意繼續合作。”

該公司補充說，其調查結果與美國和日本當局得出的結論一致：“Latham & Watkins不認為有任何有關內部調查存在偏見的說法。”

納達在作證時說，調查開始時，他通過另一個獨立的渠道保護自己。

他說，最初設想調查時，他以為只有戈恩在面對調查結果時拒絕辭職，檢方才會介入。

但納達說，今津英俊比預期更早地把當局請來了，這讓他陷入了困境。他在戈恩被捕前的備忘錄中解釋道：“‘油桃’（這是納達對自己的代號）被警告要全力合作，否則將面臨刑事起訴的風險。”

納達在法庭上表示，7月中旬，他指示他的私人律師熊田彰英聯系檢方，要求合作。他還說，他擔心他為戈恩做的工作會被“曲解”。

2018年9月，今津英俊向日本檢方提供了最初的Kali-10報告。他們很快通知了日產的首席執行官檢方將對戈恩采取行動。

在日產為逮捕做好準備之際，納達的沖突網有了一些異動。

2018年10月中旬，也就是戈恩被拘留的一個月前，日產法律顧問大木武通過電子郵件向Latham & Watkins律師事務所表示，納達很可能被“視為戈恩的同謀”，應該從法律和審計部門辭職。

Latham & Watkins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吉井（Michael Yoshii）將電子郵件的翻譯稿轉發給了納達。一份內部備忘錄顯示，幾天后，大木武被當時的日產公司首席執行官免職，并由納達的私人律師熊田彰英推薦的一名律師接替了他的位置。這一決定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據了解他們想法的人士說，日產的一些律師認為，大木武的擔憂是他被免職的導火索。

到10月底，納達達成了認罪協議。日產公司的文件顯示，熊田彰英和Latham & Watkins律師事務所從中起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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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達與檢察官合作，安排了一架公司專機將凱利從美國送回日本參加日產的董事會會議，并承諾凱利會及時回到美國，接受預定的背部手術。

11月19日，戈恩和凱利抵達日本后不久，檢方就拘留了他們。日產的內部文件顯示，納達繼續在幕后進行調查，不僅用飛機把戈恩和凱利送到東京接受檢察官的采訪，還派了熊田彰英聯系檢方到世界各地去采訪日本當局無法觸及的嫌疑人。

納達在調查中的角色很快激怒了雷諾。2019年1月，日產收到了來自雷諾法律顧問的信，就是英國《金融時報》此前報道過的那一封，信中控訴納達的參與使得調查看起來“更像是一場政治競選，而不是中立的事實收集活動”。

為了緩和這種局面，日產聘請了另一家律師事務所來審查調查結論。委員會還起草了兩份文件，試圖在調查人員與包括納達在內的直接促成調查事件的人員之間建立一道防火墻。

屹立不倒

根據日產提交給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文件，納達一直是調查的負責人，直到2019年4月日產將他從調查鏈中移除。

但他繼續影響日產對戈恩案件的處理方式。據知情人士說，那年夏天，日產的安全團隊向納達報告了戈恩（已保釋出獄）和雷諾董事長塞納德訪問東京期間的監視工作。

文件顯示，8月份，納達參與了日產對戈恩及其在巴西的家人提起刑事指控的討論，但這一指控并未實現。此外，他還批準了日產汽車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就戈恩薪酬問題達成和解協議的最終措辭，他也是該案的關鍵證人。

日產的一名刑事辯護律師回應了已被免職的大木武10月份的建議，敦促公司撤銷納達的剩余職責。

根據一份會議備忘錄，這位刑事辯護律師說，日產未能懲罰納達是“不好的”。

那年夏天，隨著檢方向戈恩和凱利的辯護團隊分享了他們的證據，納達參與Kali-10事件在日產的法律和合規團隊中引發了新的擔憂。

在給日產律師的一封電子郵件中，一名顧問建議檢方扣留有關納達參與Kali-10的文件，稱戈恩和凱利的辯護團隊會利用這些文件來宣稱調查是一場陰謀。

Latham & Watkins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吉井向日產的法律團隊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提交了10份“負面文件”，幾乎所有文件都與納達在調查中扮演的角色有關。

由吉井轉發的文件包括納達總結調查的說明，Latham & Watkins律師事務所對他證詞的評論，以及10月份日產的前法律顧問大木武發給公司的建議納達下臺的電子郵件。

大約在這個時候，日產的全球合規主管克里斯蒂娜·默里正在開展一個項目，目的是查明并懲罰其他涉嫌參與戈恩等人不法行為的人。《紐約時報》查閱了這份報告的草稿，其中列出了納達多次嚴重違反公司規定的行為。

8月底，默里與該公司當時的首席運營官山內康裕會面，討論了該項目的下一步計劃。她在一封內部電子郵件中寫道：“納達告訴山內康裕這是沒有必要的。”

幾天后，她收到了日產審計委員會負責人永井茂太發來的電子郵件，要求她退出與納達有關的調查。根據一份為日產高管準備的簡報，她的調查隨后被“暫停”。

9月9日，默里辭職。不久之后，日產的全球法律顧問拉文德·帕西從涉及調查的事務中被移除。此前，帕西曾多次試圖向日產的董事們表達對納達的擔憂。

日產在此前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帕西被解職的原因是存在利益沖突，但未說明具體原因。據了解日產律師想法的人士說，他們認為，這一決定與他對納達在調查中所扮演角色的擔憂有關。這一變化是納達在給法律部門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宣布的。

接下來的一周，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新聞報道詳細描述了納達的一些利益沖突。日產解除了他的法律和安全部門負責人的職務，授予他“監督特殊項目的高級顧問”的頭銜。

當時，日產表示，“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納達參與針對高管不法行為的內部調查時有任何不當行為。”

凱思琳·卡萊爾接替了帕西調查戈恩的工作，她曾多年擔任納達的助理。文件顯示，她本人曾在那達的指示下，處理過Kali-10調查涉及的一些問題。

日產拒絕讓日產審計委員會負責人永井茂太或卡萊爾發表評論。

11月11日，日產解雇了帕西，帕西在給《紐約時報》的一份聲明中表示，他正在英國對該公司提起兩項法律訴訟，理由是不當解雇和針對他試圖引起對公司問題的關注而采取的“報復行動”。帕西目前居住在英國。

納達仍然占據著該公司橫濱總部行政樓層的一間辦公室。

原標題：《還記得去年藏琴箱“越獄”的日本汽車大亨嗎？扳倒他還全身而退的高管一樣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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