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從宿白先生學習始于我在北大念本科的時候。我于1981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一年級下學期的必修課，是由先生教授“中國考古學（下）”——“漢唐宋元考古學”，當年上課時埋頭疾書的情景和手臂酸脹的感覺至今難忘。早有學長告知，上宿先生的課就是一個字——“累”。后來，先生還為我們開設“中國古建筑考古”，那門課安排在晚上，我當時參加學校藝術體操隊的訓練，每次上課總要晚到幾分鐘。記得有一次，進教室后，看到黑板上已畫好五臺山佛光寺大殿的線圖，不一會兒，先生要求摹畫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我無意識地先畫好地面柱礎，然后起立柱，最后完成柱子上面的結構。先生環(huán)視過同學們的筆記本后，做了點評，解說從地面布局開始繪圖是正確的。心中一陣高興，就當自己被表揚了，因為早就知道先生從不輕易夸贊人。

畢業(yè)實習時我和另一位女生選擇了敦煌莫高窟，路上的行程和在莫高窟的學習生活，先生都做了細致的考慮。我們在8月中旬暑期的時候就乘火車啟程了，經(jīng)四十多小時，到蘭州的時候是早晨六點，直接去了時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岳邦湖所長家，岳所長安排我們參觀博物館和考古所庫房，接著前往天水赴麥積山石窟參觀。雖然沿途走馬看花，但是秦安大地灣彩陶、麥積山石窟造像等已在腦海中有了印象。從蘭州又經(jīng)二十多小時到安西縣（現(xiàn)瓜州縣）柳園鎮(zhèn)，轉長途車三個多小時到敦煌縣，然后再換公交車約半小時到達莫高窟。我們拖著行李等在大泉河南岸，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的樊錦詩老師，從橋對面一路連走帶跑迎過來，把我們接到她的家中住下，為我們四個月的實習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條件。先生要求我們半個月寫一次匯報，接到匯報信后先生總是即刻回復，指出應該注意的問題，在敦煌莫高窟的實習為我后來繼續(xù)深造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1985年畢業(yè)后，我考取石窟寺考古方向碩士研究生班，開始了隨師問學的另一段人生之路。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漢文佛籍目錄”課就在先生的家中上，我們這個研究生班共有五人，每周固定的時間擠在先生家中的沙發(fā)上，讀呂澂先生的《佛典汎論》，這是先生為我們復印的書，豎版、繁體字，不甚清晰，讀來頗為吃力，上課如坐針氈，先生要求先讀，然后他再提問，我記得自己常常是結結巴巴的讀不下來，遑論回答問題，至今汗顏，不知道那門課是怎么上下來的。

研究生學習期間，對我們能力培養(yǎng)的最重要的過程是在固原須彌山石窟測繪記錄圓光寺窟群四月余。1986年8月11日，先生和馬世長師帶領我們赴須彌山，先用一周時間調研一百三十二個洞窟，練習觀察洞窟內容。17日，我們正式開始測繪和記錄工作，直到12月20日結束。工作接近尾聲的時候，在大雪封山的情況下，我們堅持按照先生的要求，將圖紙、文字的全部資料整理完成。這次的嚴格訓練是我們此后走上學術道路的奠基石。

1987年研究生畢業(yè)后我供職寧夏博物館十余年，此間先生和馬世長師亦極為關心我的工作和學習。1990年10月他們赴寧開會，專門指導我赴須彌山石窟考察撰寫學術論文，這成為我學術發(fā)展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圖一）。2000年我再次考取北京大學佛教考古方向博士研究生，重新接續(xù)起佛教考古的集中學習與研究。但對于佛教考古的研究有所突破，則是直到2005年重返北大進入博士后流動工作站的時候了，我在先生的指導下，對佛教造像的著衣法式進行系統(tǒng)全面的深入研究。

圖一： 1990年10月13日，宿白先生（右二）、馬世長師（右一）在須彌山指導我工作，左一為須彌山石窟文管所韓有成

因為佛像著衣專題研究之需，我赴多處石窟寺調研，先生惦記于心，趁開會之便，專門約見時任甘肅文物局副局長的楊惠福學長，請他幫忙安排；先生還親自給時任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寫信說明情況（圖二）；其他赴云岡、龍門、棲霞山石窟等的調研工作，無不在先生的關心下順利開展。

圖二：2008年9月17日，宿白先生寫給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的信

于我而言，先生從來是一位嚴師。如我一般資質平平、離開學術多年、四十歲才開始重拾學術的學生，如果說在學術領域里還做出了一點兒成績，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嚴格要求。在我研究工作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現(xiàn)場繪圖、整理資料、考慮問題、撰寫論文、修改內容等等，無一不是在學術基礎與為人品德并重這樣的氛圍中進行的，這使我進一步具備了從事研究工作的良好功底和素質。特別是在先生悉心修改的專題研究稿件中，先生的教育之道就在那一遍遍的修改意見中，在那里將做人與問學的境界潛移默化的宣示。

關于佛教造像著衣樣式的專題研究，上世紀四十年代已得到學界關注，盡管歷時半個多世紀，然而有關佛像著衣的研究仍不夠充分，一些基礎性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因而有繼續(xù)展開專題研究的必要。

我在石窟寺及石刻造像調研中，遵循師言，認真繪圖記錄，逐漸發(fā)現(xiàn)佛像著衣樣式的邏輯演變關系。2004-2006年，我曾三次跟隨先生赴龍門石窟調研（圖三），資料收集較為完備，就著手做龍門石窟佛像著衣的考古類型學分析，其中，第一部分即是佛像著衣的概念問題，第二、三部分涉及龍門石窟佛像著衣的類型與演變。2005年3月13日第一稿交先生，3月15日先生專寫一頁紙，從概念、格式、表述對每個部分提出詳細修改意見，并要求仔細閱讀陳寅恪、陳垣、胡適、聞一多的學術文章。在4月18日的二稿中，詳細列出文章結構（圖四）。

圖三：2004年9月25日宿白先生指導“石窟考古報告培訓班”學員考察賓陽洞

圖四：2005年4月宿白先生審閱論文的修改意見

8月28日提交第四稿時，做了較大修改，將第一部分的概念內容提出專門成稿，先生在29日寫就的意見中，強調學術史應說得更清楚。又強調說“此篇文章是打基礎的，后面的文章出于此，必須慎重”。2005年12月26日提交第八稿，2006年1月11日去先生家取稿，此次先生未寫意見，但針對具體的引文格式，做了詳細修改，先生請李崇峰老師專門借來《大正藏》第二十二、二十三兩冊，將涉及這兩冊的每一處引文，逐個用鉛筆改過，用心良苦，如此授業(yè)，為學的人如何不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用功！2006年1月21日提交第九稿，文稿內容基本確定，文圖約一萬字，先生2月10日的意見“需要全面加工一次（本文、附注），要注意統(tǒng)一體例（包括名詞用語）、簡潔文字。圖版、插圖也要全面考慮”。此后第十至二十一稿，內容沒有大的改動，但對文章的邏輯順序、內容取舍、遣詞造句、插圖說明等細節(jié)內容，每項都提出了需要注意之處，如對第十四稿的意見“引用圖像要交代清楚，插圖可集中，但說明與交代出處不能節(jié)省。據(jù)實物繪與據(jù)已刊出的圖版模繪也都要交代清楚”。此外，先生還在文稿中對行文格式予以逐字逐句并標點符號的具體修改（圖五）。

圖五：2006年4月宿白先生審閱論文的修改意見

關于佛像著衣概念的文稿，自2005年3月至2006年11月一年半時間二十一稿的修改過程中，我經(jīng)歷了三種境界：一，第六稿以前每改一稿，都會想到這次應該差不多了，我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了；二，其后第二階段，看到了修改正是補充、提高自己的機會，平添信心，但急切的狀態(tài)仍與前一階段相同，往往改訂后尚未通讀，已給先生打電話約定提交的時間；三，第十五稿后，提升了一個境界，心態(tài)平和穩(wěn)定，知道先生每看一次我都會有所改進，希望稿子更能立得住些，哪怕一兩個字的改動也表明了認識上的提高。2006年5月23日取第十五稿時，先生說此稿基本可以刊發(fā)了，我提出再放一放，看看能否再完善。

隨著研究內容的逐漸深入、文字表述的逐漸明確，我的學術能力在不知不覺中得到提高，學術研究“需要的是時間和醞釀”，“不能急于求成”，“讀書得間，要從字縫里看出內容，所以不能快”，“學術是沒有便道的！”……諄諄教導回響耳邊！

佛像著衣概念解決，綱舉目張。“要掌握大量材料。以地區(qū)為中心梳理。地區(qū)弄多了，就可以攏起來了。不能全面掌握材料，就很難理出系統(tǒng)。”在先生的指導下，此后，各處石窟寺及石刻造像的佛像著衣類型與演變的研究得以順利展開，形成較為系統(tǒng)全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南方地區(qū)的棲霞山石窟、成都地區(qū)南朝石刻造像，山東地區(qū)的石窟寺與石刻造像，中原地區(qū)的云岡、龍門、鞏縣、天龍山、響堂山等石窟，西部地區(qū)的麥積山、金塔寺、莫高窟、須彌山、炳靈寺石窟及西安地區(qū)出土石刻造像等，撰寫二十余篇論文，每篇文稿都經(jīng)先生幾稿至十幾稿的修改不等（圖六、七）。2014年6月專著《5~8世紀漢地佛像著衣法式》出版。

圖六：2009年2月先生審閱論文的意見

圖七：2010年5月先生審閱論文的意見

在這個專題的系列研究過程中，每次去先生家里取稿時，除了講解對論文的具體意見外，先生還耳提面命（圖八），講說相關的研究方法。例如關于方志，“北方明代的方志就很少，很少早期材料，只是有些地方上的傳說材料。南方方志接宋代下來，有許多現(xiàn)在沒有的材料。咱們看方志，是要搞清當?shù)貧v史，方志主要以二十四史為線索，藝文志部分可能還有一些地方石刻錄文，有時對該地考古有幫助，如衙署位置等基本不變，街道也是這個問題，鐘鼓樓建設等都在方志中有最早的記載。北大第一次在邯鄲實習，將幾部地方志的重要部分復印出來，每個學生一份，中間到各處走走也可知道有些什么地方。當時還未考慮城市布局，現(xiàn)在更顯出地方志的重要性”。

圖八：2015年10月7日在藍旗營宿白先生家中

關于史學史，“歷代書存百無二三。先查《漢書·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看著錄何書，期間卷數(shù)到何時少了，可說明中間丟了幾卷。新舊《唐書·藝文志》，舊唐書在開元時，新唐書在北宋，兩者對，新唐書多記錄新書，丟了些舊唐書記錄的。《宋書·藝文志》（據(jù)《文獻通考》作）實際到元初了。然后可不看明代的，直接看四庫。”

先生也偶或談及自己的學術經(jīng)歷：“我去過兩次麥積山。第一次去陪文化部長（上海來的，名字想不起來了），可能是1962年去敦煌時路過去的，住了一晚，頂多算看了一天，坐汽車費時間，當時好像還無正式的研究所。第二次是馬世長陪我去的，從固原去的，坐吉普車繞六盤山，去了就感冒，住一晚，第二天就走了。當時去主要為看76窟，金維諾提到‘南燕主’，當時還看了早期兩個洞子。以后再未去。后來我上石窟寺課，講的莫高窟分期至隋，其中提到麥積山。雖僅去過兩次，很倉促，但我注意了分期問題，因未收集材料，只憑印象。”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先生一生經(jīng)歷了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革，始終以學生培養(yǎng)和學術研究為己任。在平實的教學與研究中，“為往圣繼絕學，為民族立根基”。今天追念先生之時，將自己學術成長道路上的受教點滴，告示來者，以先生的教育之道啟迪后學，追尋先生的做人與問學，致敬純凈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