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父親錢根福

“父親畢生的心愿大概是在蔚藍的天空下再次盡情地奔跑吧，但這一切都終結在了1973年那個寒冷的深秋，那個48年前的傍晚。父親曾說起，愿生命停留在1973年的那一天，也就省卻了后來這無窮盡的人生煩惱，而我只能默默地聽。”

——錢曉燕，公司職員

雖然是以家庭相冊為題，我卻翻不出幾張拿得出手的照片。也許這樣反而是有關于我的家庭更真實的記憶。

2018年11月的秋天，我已是南方這座千年商埠的廣漂一員。一個略帶寒意的尋常午后，忽然接到母親的來電。彼時正在公司開會的我，似有靈犀般，一絲不祥預感襲上心頭。接通電話，母親平靜地說：“孩子，你爸住院了，腦出血……，你回來一趟吧。”

于是，請假、訂票，飛回上海，直奔醫(yī)院……

父親始終是我心里的一抹痛。這種情感在人到中年后，愈發(fā)強烈，無法消弭。及至見到他，既親切又愧疚，逐漸使我疏離，以回避這種疼痛，卻又無法不牽掛。

【父親與爺爺】

青年時代的父親。

1954年，父親錢根福在上海郊區(qū)農(nóng)村出生，家中排行老二。他出生時，可謂家徒四壁。根據(jù)他的回憶，在他十六歲參加工作以前只穿過草鞋——穿爛一雙，再編織另一雙新草鞋換上。奶奶是老錢家的童養(yǎng)媳，目不識丁，只會拼命干農(nóng)活，含辛茹苦養(yǎng)大三個兒子，卻被爺爺嫌棄了一輩子。在父親五、六歲的年紀，爺爺托朋友關系在上海市區(qū)找了份工廠看門的活計，就獨自搬走了，逢年過節(jié)才回趟家，留下奶奶獨自一人在鄉(xiāng)下拉扯孩子們長大。某年春節(jié)，父親已是半大小子，趁著爺爺回家過年的機會，想討取兩毛兩分錢剃下許久未剪的長頭發(fā)。爺爺眼一瞪，沒給，無奈之下父親討要了數(shù)次才如愿。這事父親記了大半輩子，這是他年少時遭受的心靈創(chuàng)傷之一。人，有時候會被一些小事打敗，終潰不成堤。以至于那些令他人憤慨的暴烈行徑，因為當事人的習以為常，反顯稀松平常。比如，爺爺對奶奶的家暴，其惡劣程度可以驚動半條村。奶奶稍一反抗，爺爺就會拳腳相加，有時候甚至拎起竹竿追著她打。奶奶不堪忍受，有一次竟飛身撲進河里以自救。有人不忍心傳口信給在鄰村干活的父親，父親當時年僅十六、七歲，拎起一條扁擔沖回來，橫在爺爺面前，一副準備拼命的架勢，嚇住了爺爺。那是三個兒子中最執(zhí)拗最單純的一個，瘦弱的小小少年，只身穿著破爛的草鞋，滿身泥土，面頰上流著汗，眼里滿是憤怒和堅定，一心想要保護他的媽媽。自此之后，爺爺再也沒有對奶奶動過手。但爺爺對父親從此心生芥蒂，終生疏遠。時光荏苒，直到2007年，爺爺在鎮(zhèn)上養(yǎng)老院離世時，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看他閉眼的仍是我的父親。人的一生，無論心里曾經(jīng)歷多少驚濤駭浪的瞬間，漸漸都被時光掩埋，最終歸于平靜。父親因他的宅心仁厚，原諒了他的父親，也最終與自己握手言和。

【父親與我】

1996年，我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取了鎮(zhèn)上的重點高中。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父親興奮得像個孩子，唱了一曲《東方紅》。晚上還加餐，全家吃了一個大西瓜以示慶祝。沒曾想，我的高中三年時光，也是全家經(jīng)濟雪上加霜的最困難時期。那年，父母親所在的社辦廠破產(chǎn)解散（1970年代末期，父親因身體原因從大隊黨支部副書記調任為村集體社辦廠會計），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下崗了，開始自謀出路。那年，父親的病情已愈發(fā)嚴重。因身體的原因，再就業(yè)屢屢碰壁，只好閑賦在家。平時，依靠拐杖走路，又在村委的資助下置辦了他人生中第一輛手動輪椅車以代步。這輛笨重無比的輪椅車延伸了他的活動半徑，可以從鄉(xiāng)下驅車行駛至七、八公里外的我的高中校舍。他對于人生中第一次參加女兒的高中家長會而倍感驕傲，靠著輪椅車和拐杖，氣喘吁吁、一瘸一拐地爬上教學樓2樓，直到坐在教室后排座位上大喘氣。同學會用憐憫的眼神看我們，會不經(jīng)意間無心地討論“最希望有個富爸爸”的話題。父親和我一直默默坐在最后一排，沉默許久。

年少的我站在池塘邊。

高三那會兒，回到老家的爺爺檢查出腸癌，巨額的醫(yī)藥費成為壓垮全家的最后一根稻草。父親年輕時，樂觀、健談，雖然飽受身體病痛的折磨，但在我的記憶里，他極少屈服、落淚。雙雙下崗的父母是怎么籌集醫(yī)藥費的呢？他們每天凌晨3點多起床，父親開著那輛手動式輪椅車，母親騎著自行車去鎮(zhèn)上的屠宰場采購新鮮豬血。再趕大半小時的路程，折返到鄰村一座設置臨時攤位的大橋上一塊塊賣完兩箱的新鮮豬血。每塊可以賺五毛錢吧，需要在上海接近零度的冬日清晨站上四、五個小時，可憐我的老父親，拖著殘破的身軀；難為自尊心極強的他，還時時擔心著碰到熟人。

在我大概六、七歲吧，也是快過年了，家家戶戶開始置辦年貨。我已經(jīng)不記得我們父女倆怎么到達的鎮(zhèn)上（彼時，父親還未購置輪椅車，但走路已很艱難）。那個下了點雪珠的寒冷清晨，父親去找當時的鎮(zhèn)領導預支過節(jié)費。他進領導辦公室去懇請，瘦小的我被獨自留在陰冷潮濕的走廊上。我很乖，一直坐在長凳上，也不敢走開，害怕大人找不到我，一雙腳凍得僵硬。那天，父親冷著臉出來，一早上費盡口舌卻無功而返。至于我們家怎么過完那個春節(jié)的，記憶早已模糊，但我一直一直記得那條陰暗的走廊，好像要將我吞噬一般。

1999年，我考取師范大學。父母親拿出所有積蓄，又向村委預支了兩千元，總算湊夠了第一學年的學費和住宿費，并且開學當天全家興高采烈地在叔叔的幫助下一起去了學校報到，我想那是父親人生中唯有幾次的高光時刻之一了吧。

我和父親又是什么時候開始疏離的呢？以前的無話不談，傾心交流已逐漸遠去，橫亙在我和他之間的不止是兩代人之間生活軌跡和價值觀念的差異，更是各自人生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卻又無力改變。

我一次又一次為他的受傷、“破碎”而心疼：

2010年，為了避讓同村的熊孩子，父親連人帶輪椅車側身直挺挺摔在堅硬、帶渣的水泥路面上，無法動彈，右側臉頰及眼瞼破裂，縫了十幾針，眼眶腫起像小饅頭，差點兒瞎掉，連帶著說話都含糊不清，對方父母以兩百元慰問了事；

2013年，父親連續(xù)咳嗽大半個月，時不時還帶著血絲，手上吊針針眼已扎得像馬蜂窩，去鎮(zhèn)上持續(xù)治療仍不見好轉。最終在區(qū)中心醫(yī)院拍片顯示肺部有陰影，轉院至上海肺科醫(yī)院，因前期床位緊張，加上無法確診，和肺結核病人住了幾天，才確診肺炎，后續(xù)對癥下藥繼續(xù)治療得以康復出院；

2019年初春，父親早起時不慎滑倒，躺在臥室地面上2個多小時，直到自己一點點掙扎著打了110電話和母親電話，警察及外出務工的家人趕到才起身，但因受涼，肺炎復發(fā)，又在醫(yī)院待了10天。

成年后，少小離家的我與父親經(jīng)常因他的病“重逢”在醫(yī)院。也因為他，我逐漸練就了一副“冷硬心腸”。

父親50多歲時的證件照。

說起來，繞不過的那件事。1973年那個寒冷的深秋，48年前的那個傍晚。當時我的父親任民兵連長，19歲的他，在執(zhí)行完公務回村的路上，途經(jīng)朱泖河邊時，聽見有人呼喊救命，遂獨自一人躍入刺骨湍急的大河中救人。耗盡體力救起了落水的一人，卻沒想到受到何種病毒侵害，當晚隨即高燒不止，右腿猛烈抽搐。關節(jié)疼痛，久治不愈。每到夏天，總會發(fā)病，躺在病榻上呻吟數(shù)日，需每日注射抗生素方可緩解。數(shù)年后，確診數(shù)種疾病，并落下終身殘疾，失去大半行動能力。救人從來無悔，但愁思只增無減。

我只能默默地聽他的煩惱。

我沒有實現(xiàn)他的愿望，成為人中龍鳳，成為他的驕傲，及至中年，仍是蕓蕓眾生中不起眼的一員。也沒有循規(guī)蹈矩，按照世俗的標準，在“正確”的年紀結婚生子，而是自我放逐了好多年。一個人走過中國的東西南北四方邊境，尋找活著的意義?；蛟S是潛意識里在逃避人群，卻始終不能面對內心，不能面對父親。我終究是個普通人，那么多年過去了，我們父女一場，也沒有為他寫過些什么。

他曾問我，“48年前的見義勇為，就不是見義勇為了嗎？為什么我不可以拿見義勇為獎呢？”每當這時，我總是無法言語。我的半生亦有過極傷痛的時刻，但終不及父親經(jīng)受的千分之一。

或許，父親和我都是這個時代的“不適應者”，我們都活在各自理想的世界里不愿醒來。愿父親和我來生都不再為人，他愿成為一棵樹，佇立于蒼茫大地，而我愿為一只自由鳥，棲息于枝頭，終日相伴。

2003年1月15日，父親和親手摘下的枇杷樹合影，這是他為數(shù)不多的幾張保存完好的照片之一。

【后記】

2021年的春節(jié)，因新冠疫情，政府號召大家盡可能就地過年。我們對家的思念，卻只增不減。

澎湃新聞/視界征集家庭相冊中的老照片，請你說一說照片背后難忘的故事。對于老照片的凝望，像是對于自我乃至整個家族過往的一次審視，與過去的點滴聯(lián)通，那些故事也在不知不覺中構成了我們曾經(jīng)存在過的佐證。給予我們短暫的慰藉，也提供這一年繼續(xù)前行的電力。

從南到北，自東向西，一個個鮮活的家庭故事，也承載著生動的年代記憶，愿以此著一本時代的家庭相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