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發型是文化界長期關注的一個重要現象。發型不僅是時代的特征與時尚的符號，也是各個族群的辨識標志。從北朝到隋唐的中古社會，“剪頭胡雛”的文物圖像屢屢出現，一般來說，此類胡人形象是剪發而不是束發，在當時以“高髻為尚”的社會習俗中，“剪頭胡雛”發型是有著“階級感”的存在，是有關底層胡人的直觀藝術產物。也說明當時入華的胡人還沒有徹底“漢化”，仍然保留著本族群的發型特征。該發式是胡人與漢人的區別，也是其身份歸屬的象征。

古人發型是文化界長期關注的一個重要現象，縱覽中國古人發型的變化可以發現，發型會對一個人的外觀與精神面貌有著很大的影響。古代男性發型多樣，有的披發，有的髡發，有的束發，有的剪發，甚至有椎髻梳辮的，這些發型不僅是時代的特征與時尚的符號，也是各個族群的辨識標志。

從北朝到隋唐，中古社會里“剪頭胡雛”的文物圖像屢屢顯現，一般來說，此類胡人形象都比較年輕，臉龐稚嫩，多為剪發而非束發，這正是胡人與漢人分別的明顯標識。當時入華胡人還沒有徹底“漢化”，保留著本民族的發型和服飾特征，也是身份歸屬的象征，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研究。

一?考古所見“剪頭胡雛”的藝術形象

在歷史文獻記載的人物形象里，都有一些肖像定格式的描寫，發型常常引人注目，而且似乎總是與人的外貌特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發型隨時間推移不斷交替，一些發型經過短暫流行后隨著王朝變遷而快速消失；同時，即使同樣的發型，在不同時代也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

唐初高僧玄奘到達中亞窣利地區，他用一種文化的眼光打量當地粟特人，稱其“服氈褐，衣皮氎，裳服褊急”，特別是“齊發露頂，或總剪剃，繒彩絡額”。這種胡人發型、發飾令長期生活在中原漢地的玄奘感到稀奇。

《魏書》卷一二〇記載：“（康國）其王索發，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發髻，幪以皂巾，丈夫剪發，錦袍。”記載波斯也是“其俗：丈夫剪發，戴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舊唐書·西戎傳》沿襲了對中亞粟特的記載：“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丈夫剪發或辮發，其王冠氈帽，飾以金寶。”史書中記載粟特人的這種發型，隨著東漸入華也帶到中原漢地。

唐代筆記小說最有名作品之一《霍小玉傳》即記述過：“生（李益）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遞吟詩句。??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纻衫，挾朱彈，豐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后，潛行而聽之。”因而知道“剪頭胡雛”實際就是隨從仆人，并且是一個年輕的胡人。

但是“剪頭胡雛”究竟是怎樣的形象，我們并不清楚。隨著近年考古發掘中對胡人形象的新發現，我們可以辨認出，過去籠統地稱為胡人的形象，其實是有區別的。先看山西5世紀北齊東安王婁睿墓中的陶塑與壁畫。

〔圖一〕北齊婁睿墓出土役夫胡人俑

〔圖二〕北齊婁睿墓役夫陶俑

〔圖三〕婁睿墓役夫陶俑

從考古出土的圖像看，婁睿墓中有壁畫也有陶俑，最典型被稱為“陶役夫俑”的西域人，高鼻深目，留小八字胡，白色圓臉，頭微歪。出土資料整理者認為役夫俑“頭戴圓頂氈帽”，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剪發胡雛形象〔圖一－圖三〕，其發絲下垂成綹，整齊劃一。再看墓道壁畫中牽駝隊的胡人發型，有的年老胡人頭頂禿發，有的胡人一頭烏發鬢髭相連〔圖四〕，墓道西壁兩駝之間的胡人也應該是剪發胡雛，并不是戴圓頂氈帽，而是頭發呈半圓蓋造型〔圖五〕。

〔圖四:1〕北齊婁睿墓墓道壁畫(局部)

〔圖四:2〕北齊婁睿墓墓道壁畫(局部）

〔圖五〕北齊婁睿墓墓室壁畫胡人駕馭出行圖

西安北周史君墓石刻圖像題材中，男性短發齊耳或至頸的人物共有55例（不含許多戴冠帽者），另有披發、挽髻和豎發戴發箍者，短發齊耳的“剪頭胡雛”形象非常明顯〔圖六－圖十〕。這些形象一般應是男性樂伎和侍者，他們或奏樂，或持傘，或跪侍，或牽馬，如此種種都表現了他們的身份地位和所處環境。史君墓是典型的入華粟特人墓葬，考古發掘者認為“出現的齊耳、剪短發應是粟特民族男性的基本發式”。

〔圖六〕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浮雕圖(局部)

〔圖七〕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浮雕圖(局部)

〔圖八〕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 浮雕摹繪圖(局部)

〔圖九〕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 浮雕摹繪圖(局部)

〔圖十〕北周史君墓石堂北壁 浮雕摹繪圖(局部)

西安北郊發現的北周安伽墓中，石刻圖案中剪發人物共出現88例，占總人數三分之二多，可分為戴帽與不戴帽兩種類型。剪發人物基本都是卷發，發長者可垂至后頸，有的還用一根發帶縛住頭發〔圖十一－圖十四〕。考古資料整理者認為，粟特樂伎頭戴倒梯形帽和綸巾，頭戴花冠者是粟特王子，剪發而不戴帽者主要為粟特貴族的隨從。

〔圖十一〕北周安伽墓石刻圖案(局部)

〔圖十二〕北周安伽墓石刻圖案(局部)

〔圖十三〕北周安伽墓石刻圖案(線描圖)

〔圖十四〕北周安伽墓石刻圖案(線描圖)

西安博物院藏北周天和六年（571）張石安敬造釋迦牟尼碑石刻，工匠用線刻畫描繪了胡漢禮佛的場面，其中深目高鼻的七位男性胡人樂手皆是剪發“瓜蓋頭”〔圖十五〕，有的齊耳剪短，有的長及顎上，但是頭發絲絲入畫，發型非常清晰，絕不是戴“瓜皮帽”的造型。

〔圖十五〕西安北周張石安敬造釋迦牟尼碑石刻胡人樂手線刻圖

西安北周天和六年（571）康業墓具有胡人典型特征的畫面有三幅，其中第四幅、第五幅、第六幅的線刻圖，既有胡人出行圖，也有胡雛伺候首領薩保飲酒場景，但這個胡雛正是剪發的頭型〔圖十六，圖十七〕。

〔圖十六:1〕西安北周康業墓石刻之一

〔圖十六:2〕西安北周康業墓石刻線描畫之一

〔圖十七:1〕西安北周康業墓石刻之二

〔圖十七:2〕西安北周康業墓石刻線描畫之二

山西太原北齊武平二年（571）徐顯秀墓壁畫中，達官顯貴豪華排場中有著大量的胡化因素，其中以墓主夫人牛車為中心的侍從群里，就有“剪頭”胡人形象，胡人發型表現為短發后垂翹起〔圖十八，圖十九〕，雖然這個馭車手地位較低，但是在發型上仍然保持胡化特征。

〔圖十八〕北齊徐顯秀墓胡人備車圖

〔圖十九〕北齊徐顯秀墓胡人備車圖(局部)

無獨有偶，1999年山西太原發現的隋代開皇十八年（598）虞弘墓，石槨裝飾浮雕圖像上的胡人，大多數是平梳式短發，也有披肩長發和卷曲波狀發，且頭發還有著色。工匠們選擇不同發型雕刻胡人族群以示種族的不同，可見發型的重要性，雖然“側視橫頭”有可能失真，但刻畫狩獵者、樂舞者和侍奉者都是年輕形象，“剪頭胡雛”的發型以及身份地位一目了然〔圖二十－圖二十二〕。

〔圖二十〕隋虞弘墓石槨浮雕圖像(局部)

〔圖二十一〕隋虞弘墓石槨浮雕圖像(局部)

〔圖二十二〕隋虞弘墓石槨浮雕圖像(線描圖)

在出土的陶俑中，剪頭胡人形象也比比皆是。例如大英博物館藏胡人駕馭牛車陶塑，胡人就是齊耳剪發〔圖二十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胡人舞蹈俑也是齊耳剪發〔圖二十四〕，以及河北臨安邢窯博物館藏剪發胡人俑〔圖二十五〕，等等。我們在眾多的陶俑中都可看到，這種“剪頭胡雛”并不裸露前額，而是短發齊耳，風格簡約，但標新立異的夸張發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符號。

〔圖二十三:1〕駕馭牛車胡人左側(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 作者拍攝

〔圖二十三:2〕駕馭牛車胡人右側(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 作者拍攝

〔圖二十四〕胡人舞蹈俑 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博物館藏

〔圖二十五〕剪發胡人俑 河北臨安邢窯博物館藏

為什么北朝隋唐圖像中胡雛形象者較多？這一時期使用胡雛是貴族生活的一個標準，很多高門王公、達官貴人蓄養的奴婢或侍從仆人，有不少是外來異族，自然成了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因而胡雛對彰顯地位非常重要，剪頭胡雛的發型就成了能被每個人識別的標記。

歷史文獻中關于“胡雛”的記載，有人認為“胡雛”就是胡人之別稱，略帶嗤之以鼻、嘲諷鄙屑之，但不知道其確切稱呼。其實，翻閱唐代筆記小說就可知道唐人對“胡雛”的稱謂或叫法非常普遍。

長慶四年（824）成書的薛用弱《集異記》，描述開元初年司徒李勉在路上遇到波斯老胡，這名老胡自稱是波斯王貴種，商販二十多年，家有三子，身藏傳國寶珠，臨死相奉李勉。李勉“既抵維揚，寓目旗亭，忽與群胡左右依隨，因得言語相接。旁有胡雛，質貌肖逝者”。原來這個胡雛就是波斯老胡兒子，長相類似其父，李勉告訴其子埋葬地方，“胡雛號泣，發墓取而去”。這條記載雖未說是否剪頭，但胡雛形象一眼看去非常明顯。

《新唐書》卷一三〇《崔隱甫傳》稱，“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顯然，“胡雛”是對年輕胡人或胡人血統后裔者進入中原后的稱謂，他們作為移民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大量胡雛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漢人勞動力不足的壓力，但是也帶來負面影響，不僅搶奪了漢人奴婢的職業，也逐漸匯聚成部落群居等等。所以古人認為他們造成了“安史之亂”。

任何一個時代的流行發型，都對應著獨特的社會階段和文化，胡雛發型不變，說明“漸慕華風”是有一個過程的。即便是社會底層，胡人融入中原漢地主體民族可能要經過二三代人才能徹底同化，胡漢認知的概率不是一下子就能提升的，“剪頭胡雛”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事例。

二?學術界對“剪頭胡雛”發型的某種誤判

以前對于胡人發型的研究較少，所以發生不同看法也屬正常，我們很長時間內對胡人剪頭者俗稱為“地瓜頭”，誤判為是頭戴的瓜皮帽。也有研究者認為這就是戴“胡帽”的造型，籠統地稱為小圓帽。但是我們還沒有找到史書里有這類的記載，究竟是戴小瓜帽，還是剪頭胡雛？應以出土實物為準加以仔細判別。

2000年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元年（477）宋紹祖墓出土胡俑11件，這些歌舞雜技胡人的造型在面相、服飾上都與墓葬中其他俑不同，由于工匠采用粘貼陶藝使得胡人發型被誤認為是鮮卑服飾中的“鮮卑帽”，其實這些胡人正是較早所見的“剪頭胡雛”〔圖二十六－圖二十八〕。

〔圖二十六〕大同北魏宋紹祖墓出土胡俑之一

〔圖二十七〕大同北魏宋紹祖墓出土胡俑之二

〔圖二十八〕大同北魏宋紹祖墓出土胡俑之三

《文物》1984年第4期發表的《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其中指出：“東魏茹茹公主出土的七件胡俑，他們頭戴小瓜帽，外露鬈發，深目高鼻，穿圓領窄袖長袍，腰束帶，足穿靴，貌若西域人。”也是將“剪頭胡雛”誤判為“瓜皮帽”。

1972年陜西禮泉縣煙霞鎮西周村阿史那忠墓出土的胡人馭車圖〔圖二十九〕，兩個胡人馭手牽韁繩拉牛車的形象栩栩如生，一個足蹬黑筒靴，另一個腳穿線鞋，等待主人出行。這兩個人頭發明顯是剪發，蓬蓬松松，但是被解釋為“頭戴渾脫帽”。

〔圖二十九〕胡人馭車圖 陜西禮泉唐阿史那忠墓出土

2002年西安東郊東興置業唐墓出土的壁畫中，犢車旁邊馭車人，也是胡人手扶車轅準備趕車起動的樣子，這個馭車胡人頭發卷曲，也是剪發的形象〔圖三十，圖三十一〕。此外，唐李震壁畫墓中的胡人牽馬圖，胡人發型亦呈剪發蓬松狀〔圖三十二〕。

〔圖三十〕胡人馭車圖 西安東郊唐墓出土

〔圖三十一〕胡人牽馬圖 西安東郊唐墓出土

〔圖三十二〕牛車出行圖 陜西禮泉唐李震墓出土

麥積山西魏石窟第123窟的維摩變，外側男女為二個稚氣純樸的少年侍者，曾引起學界關注，被稱為童男童女，這個少年侍者被認為是胡人裝束〔圖三十三〕，其發型有的說是“留海覆額”，有的說是戴帽頭飾，其實就是同時代流行的胡雛發型，在圓頂齊耳發型腦后還醒目地留有一條短辮子〔圖三十四〕。

針對這些剪發形象的胡人，以前有人說是無沿圓帽、圓頂鮮卑帽，也有的說是大頭短發帽、厚邊氈便帽，甚至還有人認為是圓頂頭盔。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多為猜測。

〔圖三十三〕麥積山第123窟 左壁西魏侍者胡雛

〔圖三十四〕麥積山第123 窟胡雛頭頂辮子

就發型而言，由于觀察角度不同，厚重的頭發以半圈的發際線遮蓋住多半個額頭，頭發蓋住了耳朵，給人似乎戴著帽子的感覺，其實，胡人的發型有自己特點，來源自發質不同，有的粗硬蓬松，有的濃密卷曲，顏色也不同，這給工匠和畫家創作時帶來不一樣的感受。由此可見，將發型誤判為帽子（胡帽），其實是畫師或工匠最早造成的，他們透視的畫法或是偏向角度的塑造，使得胡雛頭發成了毛茸茸的黑色區域〔圖三十五〕，從而造成歧義和誤解，引起困惑。

〔圖三十五〕唐代胡俑 太原市晉源果樹場采集

梳這種發型的胡人，大多都有著年輕的面孔，面龐清瘦，硬朗干練。當時胡人并沒有統一的“發型”。有的胡人扎有盤頭長辮，大概是受突厥的影響；有的胡人留著精致的中分頭，露出額頭，兩鬢齊耳；此外還有光頭、“鍋蓋頭”、“鋼盔頭”、“波波頭”等〔圖三十六〕。

〔圖三十六〕唐代胡俑 山西長治唐墓出土

倘若說胡人身穿長袍，與鮮卑人和漢人無甚差別，那么發型則成為唯一能夠彰顯他們身份與個性的方式，從梁元帝蕭繹《職貢圖》和閻立本《職貢圖》等幾種摹本上的肖像看，通過外交使節展現所在國的習俗容貌，外國的奇裝異服與中華禮服衣冠差別，除了發質卷曲毛發覆蓋的天竺、芮芮國、于闐國、龜茲國等外，其他有一半并沒有發型，按照多數官員或貴族形象來看，發型在文化上往往象征著地位、權力和財富，高聳茂盛的發型在朝廷隆重的場合，更代表著皇恩浩蕩下的自豪與榮耀。

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下，入華的蕃胡很多只能充當王公貴戚或官員家中的仆人奴婢，外出時擔任牽馬的馬夫、趕牛車的車夫，畫家和文人的藝術作品中多有描寫。剪頭發型有時會被視為粗魯種族的“鄙視鏈”一環。

例如高適《同鮮于洛陽于畢員外宅觀畫馬歌》：“知君愛鳴琴，仍好千里馬。永日恒思單父中，有時心到宛城下。遇客丹青天下才，白生胡雛控龍媒。主人娛賓畫障開，只言騏驥西極來。”此詩是借觀畫馬起興作論，自比千里馬之骨，期望鮮于晉識才用己。但是詩中“白生胡雛”極為逼真的描繪出了當時胡雛牽著“龍媒”駿馬的形態，并明確指出所畫“騏驥”來自遙遠的西極，“家僮愕視欲先鞭，櫪馬驚嘶還屢顧”，而這個控制西域駿馬的胡雛如同家僮一樣，都是為主人服務。“白生”一詞，劉開揚先生解作“無髯”。筆者認為可能指“白臉后生”，自然也是無髯，比喻年輕稚嫩。但是唐代詩人岑參寫道：“紫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可見還有長須髯的胡雛。岑參《衛節度赤驃馬歌》是描寫當時官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衛伯玉的坐騎，這是一匹桃花色的赤驃，“君家赤驃畫不得，一團旋風桃花色”；“始知邊將真富貴，可憐人馬相輝光”，胡雛能剪出馬鬃為“三花”的好馬來，可見這個胡雛養護馬匹很有一套。

北朝以來胡人這種發型也有人稱為“蘑菇頭”，很像西方自由不羈的“披頭士”，有人稱為“少發派”，這都是現代人的看法，唐代的“剪頭胡雛”才是最貼切的稱呼。

追溯頭發歷史看，我們的祖先隨著朝代的更迭，發型也成為生活態度和文明的呼應，進入階級社會后，發型轉變對一個人的形象塑造非常重要，成了人們互相辨認的標志之一。西周時期人們就開始講究使用“發器”梳理凌亂的頭發，盡管這種“發器”就是粗糙的木梳，但是中原人已從原始時期披頭散發慢慢演變成“挽髻”或“梳頭”，而且發型也越來越講究，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發型是否也趨于“統一”，我們不易辨清，僅從秦兵馬俑中看到的是很多梳辮后束發戴冠的陶俑形象，有了約束的功能。

漢代日常生活中，發髻的流行出現了百姓大眾的平髻，以頂法向左右平分式較為普遍。但是達官貴人的發型分化出階級的樣式，漢武帝獨尊儒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在尊儒思想影響下，蓄發成了當時的社會風潮，從而固化了漢人的發型，從出土陶俑和畫像石等考古實物直觀，男性的發型雖是大同小異，但是蓄發留須成為固定模式，“蓄發明志”顯得紋絲不亂或“蓄發敬畏”看起來文質彬彬。髡刑強行剃去男人的頭發，會使人成為“異類”，無疑是精神的侮辱和人格的蹂躪。

魏晉時期男子以束發高髻為尚，開辟了又一波發型審美潮流。五胡入華后，發型也接二連三的變化，披發與辮發、剪發與束發，成為胡漢族群辨識的直接標志。如果從匈奴到突厥均以披發為主流，胡人也可能通過發型獲得自我認同的標簽。正是在胡漢沖突碰撞和多元文化融合下，胡人和“剪頭胡雛”的發型成為當時倍受矚目的對象，從而留在了文學家和藝術家的筆下。藝術工匠處理男子貴族頭顱或奴仆發型時，頭頂人造范式的修飾〔圖三十七〕，用心相比女子發髻有過之而無不及。

〔圖三十七〕騎駝俑 山西太原沙溝村隋斛律徹墓出土

三?唐詩對“胡雛”的描寫與印證

從目前考古出土中古圖像上胡人發型來看，漢人對剪發的胡人發型肯定是看不慣的，無論是“蓬發”還是“臟辮”，都不符合中原漢地發型習慣，至少覺得異樣“非我族類”，尤其是不束發的發型，風一吹或運動中都會凌亂，屬于松垮頹廢的“不講究”形象。

以“剪頭胡雛”命名的發型，并不是胡漢融合后的新審美趨勢，發型只是人們互相辨識的標志之一，雖然在歷史文獻中找不到對“剪頭胡雛”的具體描寫，但在唐詩中出現了大量以“胡雛”為名稱的詩句，稚嫩年青的胡人，既有著深目高鼻相貌，又有著自己的發型，出外觀照或對鏡自照，都會激發詩人們的靈感，浮想聯翩，將“胡雛”納入筆下。

查閱唐詩記錄，李白曾在《相和歌辭·上云樂》中專門描寫“康老胡雛”，但只形容了“老胡”的風骨詭貌，未涉及胡雛。在安史亂前，唐朝詩人描寫胡雛多為馬夫，岑參《衛節度赤驃馬歌》：“紫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耿湋《涼州詞》：“國使翻翻隨旆旌，隴西岐路足荒城。氈裘牧馬胡雛小，日暮蕃歌三兩聲。”贊嘆胡雛牧馬養馬技藝高超。

安史亂后，政局交錯，族群雜居，文人們對胡人多為鄙視貶斥，隨著社會發展成為了一種偏見，《全唐詩》卷二二三杜甫《詠懷》：“胡雛逼神器。”《全唐詩》卷一七一李白《經亂后將避地中留贈崔宣城》：“胡雛更長嘯。”《全唐詩》卷一九八岑參《行軍詩》：“胡雛尚未滅。”《全唐詩》卷三六三劉禹錫《和牛相公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嵌穴胡雛貌。”《全唐詩》卷五四〇李商隱《有感》：“不早辨胡雛。”《全唐詩》卷八一六皎然《早春書懷寄李少府仲宣》：“早年初問法，因悟目中花。忽值胡雛起，芟夷若亂麻。”尤其是李白《猛虎行》“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纻飛梁塵”；《江夏贈韋南陵冰》“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都成為流傳很廣的名句。

盛唐之后，人們對以前的寬容失去了信心，借“胡雛”之詞比喻俯拾皆是，《全唐詩》卷二六五顧況《露青竹杖歌》：“蛟龍稽顙河伯虔，柘羯胡雛腳手鮮。”《全唐詩》卷七七六牛殳《琵琶行》：“潏潏汩汩聲不定，胡雛學漢語未正。”甚至質疑“和親”掩蓋了荒誕不羈的結局，《全唐詩》卷四七二蘇郁《詠和親》：“君王莫信和親策，生的胡雛虜更多。”內心敏感脆弱與王朝強盛時大不相同了。

這些詩中的“胡雛”稱謂，或多或少均有鄙屑、輕賤之意，與唐詩中描寫“胡兒”一樣帶有貶義。胡兒往往是“胡小兒”的省略語，原指胡人小兒、胡人僮仆。而“雛”原指小雞鴨，后來泛指幼禽或幼獸。孔穎達疏：“雛是鳥之小者。”杜甫《徐卿二子歌》：“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雛”的輕賤之意成為看待胡雛的絕妙視角。

翻閱唐詩時可看到，當時文人還愛使用“胡兒”這個詞。《全唐詩》卷一九九岑參《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側聞陰山胡兒語；”《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羌兒胡雛齊唱歌；”《全唐詩》卷一七四戴叔倫《塞上曲》“不遣胡兒匹馬還；”《全唐詩》卷二八二李益《從軍夜次六胡北飲馬磨劍石為祝殤辭》“半沒胡兒磨劍石；”《全唐詩》卷三八二張籍《關山月》“胡兒夜度黃龍跡”。

我們無法用“胡雛”“胡兒”這樣詞語簡單粗糙地判斷青少年胡人的藝術形象，可是標志性發型會給人們留下印象。有趣的是，這種叫法被后世所沿襲，明湯顯祖《紫釵記·回求仆馬》：“不用吹簫《僮約》，結柳奴星，有剪頭胡雛。好教你垂鞭接馬玉童扶，衣箱別有平頭護。”這種藝術上對“剪頭胡雛”的描寫不知有多少真實性，但是一直到近代還有人用“胡雛”代指年輕的外國人，陳三立《王木齋見過話海上舊游》詩：“輕雷初在樓臺外，閑數胡雛緩緩歸。”

當然，在不同年代不時有特用來表示對胡人的蔑稱，因胡人發型招致災難也時有發生。例如史書對后趙石勒的描述，《晉書·石勒載記上》：“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 ，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石）勒已去。”后來石勒起兵屠殺周圍漢人造成很大災禍。又如唐代對安祿山的蔑稱，《新唐書·張九齡傳》：“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杜甫《中夜》詩：“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仇兆鰲注：“負恩澤，追恨祿山，蓋自天寶初而禍綿不息，致不能為太平之人也。”再加宋趙令畤《侯鯖錄》卷六：“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雛方熾，孤城勢蹙。”明劉基《煌煌京洛行》詩：“妖星入太極， 胡雛登御床。”都是用“胡雛”代稱異族。

事實上，文學最能使人感到對外來胡人的敏感度，窺一斑而見全豹，從“剪頭胡雛”到“胡雛”“胡兒”的普遍使用，借用詞的微妙變化，平添了許多以前不曾有的情緒與狀態，發型無意間成為表示忠誠的默契，或成為桀驁不馴被征服后的形象，頭發猶如一張大網與信仰文化、身份認同無法解開，五代宋代以后很難在壁畫、繪畫、雕塑、石刻等藝術作品中見到對胡人具體的描摹，“剪頭胡雛”這種發型更是難以找到。

還要指出的是，中古時期入華胡人前后活躍了近四五個世紀，胡人戴帽往往就是尖氈帽、渾脫帽、風帽等等，對“烏皂突騎帽”“剪發著氈帽”等史書記載非常簡略，聯系到考古出土圖像還未能確鑿肯定所謂的“套頭圓氈帽”，一些附會“胡服新裝”樣式之處的誤判，需要認真辨識〔圖三十八至圖三十九〕。

〔圖三十八〕牛車胡俑 美國西雅圖博物館藏

〔圖三十九〕胡人駕牛車俑 陜西唐三彩博物館藏

至于中古隋唐女性的發型則更為豐富多彩，本文不涉及與男性涇渭分明的女性發型，有興趣者可閱讀孫機先生《中國古輿服論叢》中之《唐代婦女的服裝與化妝》，一定會受益匪淺。

無論選擇什么發型，頭發擁有的神奇力量都會給人帶來全新的感受，因為頭發有著太多約定俗成的象征意義，因為世界各地頭發背后的隱秘信念和社會時尚，交織著種族、宗教、經濟、文化等等社會含義[1]。我們不能簡單地將胡人發型視為獵奇文化符號和異域風情標本，不能將“胡雛”看做是活躍絲路地域文化的附庸，“剪頭胡雛”的發型在當時“高髻為尚”風潮中有著“階級感”的認知，是底層胡人留下來的直觀藝術產物，雖然進入中原漢地的胡人還有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有著自己標志性的發型以及其他東西，但是他們與漢人共同生活也就慢慢的“華化”，經過認知、認可，進入和諧共生，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

（本文作者單位為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原文標題為《胡人發型：中古“剪頭胡雛”藝術形象試解》，全文原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02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刊時，注釋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