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從E.P.湯普森的家庭環境、成長經歷出發，講述了他的歷史觀念如何形成，以及他關于殖民主義和反殖民運動的復雜、矛盾的立場。

E.P.湯普森的父親愛德華·約翰·湯普森，曾經是殖民印度的傳教士。出于對殖民主義的厭惡，他辭去工作，試圖更公正地書寫印度的反殖民斗爭。愛德華和他結交的英雄友人（尼赫魯、甘地、勞倫斯等）都曾真切地為反殖民斗爭奮斗過，但這個精英階層也難以避免拜倫式的英雄主義史觀。愛德華認為英雄會不斷涌現，為自己國家的罪惡行徑贖罪，憑著崇高的姿態推動歷史的演進。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長大的E.P.湯普森既承襲了父親對帝國主義國家的警惕，也對父親在殖民地問題上的家長式作風和妥協的態度深感不滿。第二次世界大戰加深了E.P.湯普森等歷史學家對進步史觀的懷疑。然而不同于那些宣稱歷史沒有方向和意義的史學家，E.P.湯普森認為有必要堅持某些烏托邦的立場，借此批判、挽救過去和現在的罪惡。這種態度也深受循道宗和拜倫主義的影響。E.P.湯普森和父親一樣，“都把他們對英雄行為的潛力的殘留信念，用于質疑那個給他們提供了這種信念的帝國式偉人歷史想象”。

和其他一些反殖民主義者不同的是，湯普森反對把整個西方與第三世界對立起來、認為西方價值已經無可救藥的觀點。他相信各國人們的利益是一致的，并試圖從英國工人階級那里總結出一套另類的英國傳統。他在去殖民化運動的背景下寫成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似乎把英國與國際社會分隔開了。他不放棄地挖掘英國的激進傳統，既是出于對本國“異議傳統的革命遺產”的忠實，也透露出一種民族主義殘留，以及對“普遍歷史”觀念的堅持。湯普森把英國18世紀的工人運動看做世界工人運動的先兆，并希望英國能在全世界的解放斗爭中發揮引領作用。然而產生了英國無產階級的工業革命，卻建立在印度本土工業被摧毀的基礎上。使英國成為革命“范例”的歷史進程，也把世界其他地區引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英雄主義的殘余和反帝國主義的人道主義立場，在E.P.湯普森的思想中形成一種張力。前者限制了他的歷史書寫的全面性，而后者，在威權主義和民族主義重新抬頭的今天，值得我們的更多關注。

本文原載于Aeon，作者Priya Satia是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她最新著作是：《時間的怪物：歷史，良心和大英帝國》（2020）。

甘地在1931年訪問英國的Greenfield Mil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歷史學家要求我們把注意力從偉人轉向普通人的行動和經歷，從機構轉向文化。這種向“來自底層的歷史”的方法論轉變是政治性的，當冷戰在東西方鼓吹威權主義，這種方法論轉變支撐著對政治、社會、智識和文化機構的民主設想。它試圖糾正歷史學家們習慣的家長作風，即把人民描述為“政府必須處理的問題之一”——也就是像E.P.湯普森說的那樣，把人們當做歷史的客體而非主體。這種轉變趨勢很有影響力，但是“偉人史”在文化上依然有影響；在今天，未來的“偉人”主宰著全世界政治舞臺，無論其形式多么諷刺，這都挑戰關于歷史如何發生、應當如何發生的民主設想。“來自底層的歷史”成功推翻了關于偉人的幻想，卻同時保留了民族的幻想作為他們經常援用的借口。重溫這種觀念的起源或許能揭示出它的原因。

在人們的印象中，E.P.湯普森可能是和“來自底層的歷史”關系最大的人，尤其是他的標志性作品《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盡管這本書涵蓋的人物廣泛，它涉及的地理范圍卻很狹窄。這段故事發生在英國征服世界大片地區的時代，但它幾乎沒有關注這一現實。而且考慮到湯普森寫下這本經典著作時，去殖民化的潮流正迫使英國人與帝國倫理對抗，湯普森自己也是深深卷入此類事情的一批殖民傳教士的后裔，就顯得更奇怪了。湯普森的經典文本為20世紀后期最進步的英國歷史構建了一個島嶼模型，這在無意中把“小英格蘭”的懷舊態度——這種態度在英國脫歐事件中登峰造極——合法化了。且諷刺的是，這本書的巨大影響也賦予了湯普森本人，作為他那個時代標志性的歷史學家兼社會活動家，一種相當強大的偉人身份。

是否存在一種來自底層的歷史，或者至少是一個更廣的譜系，能解釋名為“E.P.湯普森”的這一自相矛盾的政治和智識事件？如果我們想一想應和著他的“合唱團”——他的工人階級學生、拉斐爾·薩繆爾（Raphael Samuel）和克里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 Hill）等英國社會歷史學家伙伴，以及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等歐洲前輩——畫面會有什么變化嗎？或者考慮到包括湯普森在內的廣大民眾——他們集體經歷的20世紀40年代全球災難迫使他們重新思考作為最實際、最可信的歷史敘事模式的“偉人創造的進步”的觀點——又會有什么變化？即使是這種臨時的范圍轉變，也可能把湯普森從他的作品的狹隘的穩固性中轉移出來。事實上是，他的“小英格蘭”關注點并不是英國脫歐主義的一個早期例子，也不是在英國鼎盛時期之后的一次愛國舉動，甚至也不是他對國家（作為歷史的天然主題）的信念的一次運作。毋寧說，這是一座僵化為智識現實的幻景。重新發現湯普森時代的左翼內部賭注高昂的全球論爭，可以揭示出他對英國的專注背后的世界主義關切、這些關切帶來的短期文化回報，以及長期的政治和規訓成本。

英國人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于1924年在英國出生，這并非如我們設想的那樣不可避免，而是偶然的，幾年前在他哥哥在印度出生。他的故事是一個世界主義性的英國人發現一個地方性的、工人階級的英格蘭的故事，也讓人想起上一代人，出生在印度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英國工人階級那里尋找對英屬印度的“邪惡專制”的救贖的經歷。和奧威爾一樣，E.P.湯普森的父親愛德華·約翰·湯普森（Edward John Thompson），一位在印度的循道宗傳教士和文學學者，也出于厭惡辭去了殖民地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了他對承襲自父母的生活方式的信念。作為入侵伊拉克的英軍的牧師，他因在戰火中照顧受傷的士兵獲得了軍功十字勛章，但是當英國開始殖民這個地區，違背了戰時提出的把該地區從土耳其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承諾時，愛德華·約翰的幻想破滅了。從那時起，他決心“明確無疑地與反叛者站在一起”，因為西方文明已經破產。在耶路撒冷休假期間，他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狄奧多西婭·杰瑟普（Theodosia Jessup），她是貝魯特著名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的女兒。

和許多退伍老兵一樣，愛德華·約翰寫了一些關于戰時經歷的詩歌和回憶錄。但1920年后，他和西奧多西婭回到印度（他們的兒子弗蘭克在這里出生）后，他的寫作有了新的轉變。愛德華與反殖民主義詩人泰戈爾重建了友誼，愛德華最初與泰戈爾命定般地相遇，是在1913年在泰戈爾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當晚。他的朋友圈子開始增添日益興盛的反殖民運動的其他領導人：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圣雄甘地和詩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勒（Muhammad Iqbal）。1919年的戰爭和阿姆利則大屠殺（Amritsar massacre）打消了這些思想家對于歷史是進步的、帝國在服務于歷史進步的殘留的信念。愛德華最終在1923年辭去傳教職責，搬到了英國，決心為印度的事業揮筆。他的印度朋友——帶著紡車的甘地——會去那里拜訪他。

第二年，E.P.湯普森在牛津出生，他的父母是那里的反殖民的先驅。同一年，愛德華創作了一部戲劇《贖罪》（Atonement，1924年），講述了一位英國主人公停止對印度人施暴，選擇自我犧牲的故事。最后，他又轉向歷史，在《勛章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Medal，1925）一書中，他對1857年的印度叛亂做出了修正主義的描述。他的論述建立在這樣的家長主義前提上：“印度人不是歷史學家，他們也很少表現出任何批判能力”，但他也向泰戈爾透露說，這本書是“一個英國個體的贖罪之舉”。這本書質疑了長期以來把印度叛亂視為對全然仁慈的英國人的惡毒襲擊的虛假觀念，這些虛假觀念有力地把英國采取嚴厲報復、延續殖民統治合法化了。愛德華卻把這次叛亂描述為一場真正的、可理解的政治抗議的體現。《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志稱贊它揭露了叛亂背后的“恐怖化政策”。

E.P.湯普森

愛德華的歷史介入是由他本人作為歷史參與者的責任感促成的，這種責任感又是在他的智識關系網里培養起來的。除了他的印度朋友以外，他的寫作也伴隨著英國的一批英雄式的同代人。他的鄰居，另一位戰爭老兵，詩人兼古典主義者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讀過他的書的手稿。格雷夫斯是著名的阿拉伯起義英雄——或許是戰爭中涌現的唯一一個行動的英雄——勞倫斯（T.E.Lawrence）的密友兼傳記作者，格雷夫斯等人把勞倫斯與1824年為希臘自由而戰（并死于敗血癥）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相提并論。愛德華也開始結識勞倫斯。

在這一背景下，愛德華培養起了對拜倫式作風的迷戀——一個詩人英雄，為了他所愛的受奴役民族的名義犧牲，為英國贖罪。1936年在加爾各答，他在一封寫給弗蘭克的信中提到了自己的戰時英雄主義，他講到有些人“被某種賦予他們使命感、使他們無所畏懼的東西擒住了”。他講到，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英雄涌現，為他們的國家的背信棄義贖罪；他回憶起拜倫為希臘事業而死，思考道：“如今還能有一個個體憑一種姿態實現任何重要的事嗎？”他對帝國在印度的歷史的重寫，體現了他拜倫式的姿態。

戰后積極的大眾民主文化也強化了這種觀念，即認為公民必須積極限制國家權力，以確保它符合他們的意愿。勞倫斯是一位英雄，但也是戰后秘密國家的典型代表。如果大眾民主對公開性的不懈要求，反而使官方采取進一步的保密措施，那么愛德華則將歷史學家看做活躍公民的原型，他在《印度王子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Indian Princes，1943）一書中寫道：“現在……歷史學家不能只是歷史學家”。在一系列關于伊拉克和印度的作品中，他把矛頭指向他的政府的殘暴以及用于掩蓋殘暴的秘密和宣傳，這塑造了一種對歷史學家“講真話揭發國家”的技藝的熱情信念。這位前傳教士運用“贖罪”這個宗教詞匯，既承認也清償了歷史早先作為帝國的話語同盟的作用。他在1943年觀察到：“我們對印度歷史的書寫可能比我們做過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令人反感。

愛德華的兒子們在這種氛圍下長大，甘地、尼赫魯和勞倫斯拜訪過他們在牛津的家，父親向他們傳授拜倫式的英雄主義以及個體參與者在行動主義和寫作方面的力量。尼赫魯教E.P.湯普森擊球。E.P.湯普森向這些印度“詩人和政治煽動家”索要郵票，他知道這些人是他家“最重要的訪客”。對湯普森一家來說，像伊克巴勒和泰戈爾這樣生活在歷史前線的詩人的生活，以及他們作為詩人的身份，都讓他們令人欽佩。湯普森一家也全都寫詩（包括E.P.湯普森未來的兒子）。

愛德華的兩個兒子都是世界主義者。兩人都游覽過希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E.P.湯普森在劍橋做過一個關于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演講。兩個兒子都曾在國外服役。弗蘭克在中東從事情報工作，1944年，他在一次受勞倫斯和拜倫啟發的特別行動中執行任務（任務是聯系塞爾維亞的保加利亞游擊隊）時被殺。他令人震驚的死亡給E.P.湯普森的一生蒙上了長長的陰影。他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就是關于南斯拉夫游擊隊的。1947年，他指揮一個英國青年團體協助南斯拉夫人民青年團（People’s Youth of Yugoslavia）修建一條從斯洛文尼亞到薩拉熱窩的鐵路。在他父親的影響下，E.P.湯普森從小“認為政府是虛假的、帝國主義的，并認為人們應該站在敵視政府的立場上”。弗蘭克的死強化了這種觀點。在他父親于1946年去世后，面對“被稱為官方保密法案（Official Secrets Act）的英國反歷史手段”，E.P.湯普森繼承了家族的斗爭，要揭露哥哥的死亡之謎，并得出這樣的結論：“國家的邏輯永遠與歷史知識處于對抗狀態”。

隨著去殖民化的展開，勞倫斯的形象開始變得令左翼尷尬，他既是家長式的解放者，又是秘密的帝國代理人。盡管勞倫斯的故事和愛德華為印度所做的斗爭激發了弗蘭克在巴爾干半島的抱負，E.P.湯普森卻對于弗蘭克是“保加利亞的勞倫斯”的說法嗤之以鼻。他父親的自由主義——他主張統治印度而不是讓印度完全獨立——同樣是一種妨礙。E.P.湯普森嚴厲地描述他：

似乎他既想用筆挑戰那引起了緊急狀況的帝國權力，又想向統治者保證，在緊急狀況下可以指望他拿起步槍盡己所能。

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說，20世紀60年代初的E.P.湯普森“為他的父親感到尷尬”。

然而，E.P.湯普森卻沒有擺脫把激進斗爭理解為一個懺悔的英國人與被奴役的人民的聯合的理解；他是在試圖創造世界歷史的偉人中間長大的。在這種反殖民主義的氛圍下，他把那種拜倫式的野心引向國內，把偉人史觀本身顛倒過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妻子，歷史學家多蘿西·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長期以來一直在研究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的生活和工作，瓊斯是一位紳士作風的19世紀工人運動（憲章派）的拜倫式領袖。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寫道：與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把知識分子理解為激進運動的理論家——而不是建設者——的觀點相反，E.P.湯普森為那種“十分英國式的、基于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盡可能廣泛的交流的激進智識實踐的觀念”辯護。知識分子的位置是在“斗爭的‘內部’”，明確表達“下層階級的經驗和愿景”。英國社會主義中的這種拜倫式位置，也是湯普森對一種智識性的失望的回應，這種失望可以追溯至奧威爾的文章“鯨魚中”（Inside the Whale，1940），這篇文章宣揚了一種面對全面暴力時不合作的寂靜主義（quietism）。“我們必須從鯨魚里出來，”湯普森在1978年懇切地說道。

他的拜倫主義是顯而易見的，正如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所說，他宣布他的目標是把歷史的失敗者“從后代人巨大屈尊下拯救出來”。這在推動他的歷史工作的當代政治目標中也有所體現。他寫這本書的時候，也在工人教育協會的歷史部教書，他領導了廣受歡迎的核裁軍運動（CND），在英國建立了“新左翼”。世界大戰以及它的結局，日本原子彈爆炸，加深了E.P.湯普森對進步敘事（這種敘事把殖民主義正當化了）的固有懷疑。“我們判斷的唯一標準不應該是一個人的行為在以后的演化中是否合理，”他的書告誡我們，“畢竟，我們自己并不處在社會演化的終點。”關鍵是，他希望過去的“失敗事業”能夠帶來“對我們尚未治愈的社會罪惡的洞察”。湯普森對“失敗事業”的敏感讓人想起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40年去世前夕的堅持的觀點，即“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一切事情對歷史來說都不應被視為失敗”，本雅明也希望“被救贖的人類”能夠經歷“它自身的過去的完整性”。1931年，虔誠的循道宗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同樣駁斥了“輝格黨的歷史解釋”的基本思想——即認為歷史學家的工作是對過去的人做道德判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巴特菲爾德強調說，歷史唯一可能的意義在于“每個人格中出于平凡的目標而被視為自身的目的的事物”。德國歷史學家萊因哈特·科塞萊克（Reinhart Koselleck）也對傳承下來的歷史哲學做出診斷，這種歷史哲學鼓勵了（正如斯特凡-路德維希·奧夫曼[Stefan-Ludwig Hoffmann]所寫的）“從救贖性的未來的角度看待現在和過去”的習慣；他認為歷史既沒有方向也沒有意義。但湯普森堅持認為，歷史提供了對“罪惡”的洞見，這些罪惡在未來可以被治愈，“社會演化”也有“目標”。對他來說，重拾烏托邦的觀念——一些與其說是失敗了，不如說本質上就是無法實現的事業——對現實政治來說是必要的，正如歷史學家瓊·斯科特（Joan Scott）解釋的那樣，烏托邦觀念允許“從一些深刻的道德承諾的角度對當下進行批判性評估”，并釋放“對特定的某種未來的想象性渴望”。湯普森在以自身為目的的失敗事業中翻找，試圖挽救失敗之物，同時也更務實地恢復那些在他的時代有可能進一步發展的觀念。

具體來說，湯普森希望18世紀激進工人的創造性觀念可以在英國共產黨乏味的守舊主義——即主張決定論的歷史觀——之外，提供一種不同的替代方案。1956年蘇聯對匈牙利起義的殘酷鎮壓，似乎表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想象已被劫持，并服務于威權主義。此外，英國政府對湯普森的兄弟之死的明顯縱容似乎也證實了這樣一點：即便它正在海外開展去殖民化，它的舉動也依然專橫：“內部招募、交叉委派（cross-postings）以及意識形態和經驗的交換”意味著，用于安撫海外民眾、監控顛覆分子的辦法，現在已經被用于規訓國內的失業者、婦女和民眾。激進人士威廉·克伯特（William Cobbett）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隱約注意到一個龐大的腐敗體系，他稱其為“東西（the Thing）”。湯普森在1963年寫這本書時也關注著冷戰狀態，1965年他把這種狀態稱為“這種新東西”：軍事工業和國家的“新的、截然不同的掠奪性復合體”。和他父親一樣，他對自己作為歷史學家、真理講述者的角色的感知，是通過對帝國的殘暴的覺察形塑的——這一次是國內的殘暴。因此，盡管他的作品聚焦于國內事務，也依然是反殖民主義的。他著眼于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以引領英國人走出“秘密國家”的帝國黑暗，盼望著“新左翼”或許能恢復更民主的革命機構的形式。

他童年時期在反殖民主義詩人和他父輩的戰爭詩人中間留下的印記，明顯地體現在他對自己的職責的浪漫主義認識中，也體現在他對詩歌之于解放政治的作用的堅持上。E.P.湯普森和他的父親都把他們對英雄行為的潛力的殘留信念，用于質疑那個給他們提供了這種信念的帝國式偉人的歷史想象。這樣，他們就促進了一種（結合了詩意愿景的）對新歷史和歷史創造的想象。

這便是湯普森重建英國社會史的世界主義和反殖民主義根基。但是去殖民化的語境把他們從人們的視野中抹去了。20世紀50年代，體現英帝國權力的決定性終結的種種跡象不斷積累，最終導致了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就像蘇聯遏止匈牙利革命的時候）：入侵埃及行動的流產暴露了英國對美國的從屬地位，這使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政府倒臺，也粉碎了那些相信去殖民化進程或許不會讓英國與前殖民地的關系發生實質性變化的希望。盡管處在富裕的十年間，關于“衰落”的討論卻愈演愈烈。盡管處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使帕爾默·湯普森有國際主義經歷和他早期的寫作經歷、有著這樣一段家族史，《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卻幾乎沒有論及比法國更遠的地方——盡管它所討論的激進分子也并非與英國在海外的活動無關。

尷尬，自然是其中一個原因，這一點我們已經看到了。但在實踐上更緊迫的是在這樣一個去殖民化的時代，按照工人階級的社群主義價值觀——而不是像奧威爾在法西斯時期那樣，按照（帝國）統治階級長期夸耀的家長式價值觀——重塑和挽救英國身份的愿望。從這個意義上說，E.P.湯普森的書完全是由去殖民化的背景塑造的，盡管這種影響悄無聲息。從他研究的革命時代開始，國外的叛亂就一直影響著英國的激進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反殖民叛亂同樣沖擊了英國的思想和行動主義。

湯普森的書是在對西方的反殖民幻滅的陰影下寫成的。他與生于牙買加的文化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于1960年創辦《新左評論》后不久，他就憤然退出，因為理論歷史的愛好者接管了編輯部。他尤其反對雜志采取“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的立場，即認為“整個‘西方’……都因其與殖民主義共謀而遭受控告”——正如他在（最近才公開出版）1963年的辭職信中所說的；這也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出版的同一年。

E.P.湯普森肯定了在所謂的西方-第三世界的分裂中，各國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他提到了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中的判斷——法農像更早的泰戈爾和甘地那樣，強烈警告人們不要“模仿”西方，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在道德上和實踐上顯然都已破產，歐洲正“步入深淵”。盡管湯普森贊同地讓步說，該文本的背景使這種觀點“不僅可以理解，也無法避免”，但他依然激烈地質疑“西方什么也提供不了”的結論。他試圖恢復另類的“英國”價值觀——激進的人道主義價值觀——的努力，部分是出于反抗性的救贖精神。“對我們來說，”他解釋道，“‘歐洲的局’永遠不會結束”：“如果‘我們的’傳統失敗了……那么就該我們自己修好它，而不是草率地得出結論說“西方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已經腐敗得無可挽回”。他試圖發掘另一個可能的英國，其價值觀并不會不可避免地導向帝國。

這種激進的英國傳統也是他對論辯對手們譏諷地說的“英國意識形態”的回應——根深蒂固的傳統主義、經驗主義和地方主義，他們宣稱，這種意識形態使英國工人階級過于溫順和屈從，使知識分子迂腐守舊、點到為止，不像在“其他國家”那樣。E.P.湯普森沉浸在“英國人的獨特處”中，這也是他給1956年的一篇關于這場爭論的論文取的名字；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捍衛他們的激進遺產，即作為“異議傳統”的“革命遺產”。我們知道，這些價值觀也和E.P.湯普森的激進價值觀一樣，是在和其他傳統接觸的過程中形成的。湯普森也知道這一點，他批評說，他的對手們假設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間嚴密的分裂是不真實的”。但由于對英國的挽救是這場辯論的關鍵，這也是湯普森的重點。恢復特定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賭注巨大：押上了對英國人道主義主義和激進價值觀的挽救。

盡管如此，在這種地方性的關注中，還是有一絲帝國的懷舊味道。湯普森的辭職信也辯解地重復了那種關于英帝國主義總是通往自治的自由主義虔誠。他對宗教——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循道宗——眾所周知的優越感，也呼應了關于宗教如何阻礙進步的自由主義歷史假設，宗教對于殖民活動也至關重要。事實上，無論他對“進步”的文化的代價有怎樣的認識，他仍然對普遍歷史的觀念感興趣，并假定18世紀英國的故事是即將在世界各地展開的故事的先兆。在他1967年關于時間的一篇著名論文中宣稱：

沒有時間的規訓，就不可能有工業人的那種堅持不懈的精力；無論這種規訓是以循道宗、斯大林主義還是民族主義的形式出現，它都會進入發展中國家。

他在核裁軍等運動中的領導角色，也暴露了一種希望英國能在引領世界方面發揮一種偉大、拯救式的角色的希望。畢竟，隱藏在他書名的標志性語法結構中的，是他父親的最后一部歷史著作《印度王子的形成》的啟發。去殖民化并非一瞬間的過程，而是需要幾代人。

根據他的妻子多蘿西的說法，湯普森最不猶豫地宣稱的對世界主義的忠誠，其實是對歐洲人民的忠誠——盡管他的家庭和美國、中東和南亞都有聯系。不過，他仍然感到“與印度文化的持久關聯”是“我父母留給我的遺產”。他父親對印度的支持至少補償了他們早期對循道宗的忠誠。E.P.湯普森最終在一個既謙卑又疏遠的標題，“陌生的致敬（alien homage）”中，公開宣布了這份遺產——這是他1993年出版的關于他父親與泰戈爾的友誼的書的標題。

1976年，在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緊急狀態期間，湯普森去印度進行了為期六周的重要訪問，這極大地助長了他那篇尖刻的文章“理論的貧困”（The Poverty of Theory，1978年）的激烈性，也消除了他對父親一貫的尷尬。抵達時，湯普森受到了熱烈歡迎，以紀念他父親與已故總理尼赫魯的友誼。他在錄音中講述了自己童年時期對尼赫魯的記憶。然而，當他看到英迪拉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放棄了她父親的民主原則時，他很快就感到沮喪。更糟糕的是，莫斯科領導的印度共產黨支持了她的鎮壓措施，樂于捏造理論抽象來把緊急狀態的濫用合法化。這次訪問讓湯普森深感不安的是，西方現代化理論——自由進步敘事的新版本——與莫斯科主導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趨同：兩者都設想知識精英通過自上而下、資本密集型、技術驅動的發展，把進步強加給這個國家。在湯普森看來，這兩種毫無詩意的政治設想都是粗俗的。

湯普森在一份未發表的題為“印度的六周”的文件中記錄了他的印象。但1977年英迪拉下臺后，他于1978年在《衛報》上描述了他的印度之行，在那里以他父親引以為傲的兒子的身份表態，并公開羞辱那些因英迪拉是她父親的女兒而錯誤地效忠于她，就對緊急狀態表示支持的英國左翼。他宣稱，印度“或許是對世界的未來最重要的國家”，一個無需任何人施惠的國家。他預見到印度的未來的“不可預測、創造性的事物”——只要它能避免獨裁主義。他總結說：“沒有哪種西方或東方的思想，不活躍于某些印度人的頭腦中”——這是他十分重視，且從小就從印度思想家那里接觸到的異議精神。

湯普森對后殖民世界的廣泛思考見于兩份未發表的文件中，這或許反映了一種有意的謙卑之舉——對英國人長期以來非法地宣稱要為之代言的地區保持沉默。但無論他隱含的世界主義和反殖民主義承諾，以及明確的進步目標是什么，湯普森對“小英格蘭”的關注，已被證明是歷史學科的一個負擔，因為它對英國歷史中一個高度世界主義的時代，做了相當地區化的描繪。我們現在仍在試圖恢復這段故事里缺失的維度。唉，這種地方主義也縱容了瑪格麗特·撒切爾組織下的狹隘的國家歷史課程，助長了英國如今對帝國的健忘癥。霍爾在1988年抗議道，國家的框架不能為我們服務；殖民歷史使人們無法設想有固定邊界和身份的特定的社區及傳統。而湯普森試圖贖清帝國主義之罪的過程中，對英國社會史做了狹隘的描述，這諷刺地幫助人們否定了這些跨國聯系。

事實上，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與英國在印度的活動密不可分——在印度的活動保持了對大規模生產的軍用物資的高需求，并帶來了英國工業努力模仿的手工棉制品。產生出英國工人階級的工業革命，同時也摧毀了印度手搖紡織機紡織業。然而，歷史學家以湯普森無懈可擊的英國故事為典范，幾十年來徒勞地在別的地方尋找類似的情況，而那些地方的毀滅正是這段故事的開展所依賴的。我們直到現在才開始意識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主觀因素，正是被形成了英國的“范例”的同一個歷史進程，推向了不同的方向。

“來自底層的歷史”的觀點是，偉大史觀錯誤地將創造歷史的力量歸功于非凡的英雄角色。而諷刺的是，這種觀念的出現依賴于湯普森一家對于偉人憑智力勞動改變歷史的能力的感知。這個家族強迫性的囤積紙張的習慣也證明了他們對自己的歷史抱負和重要性的意識。E.P.湯普森對戲劇性的行動的審美和他標志性的“拜倫式”發型也是如此。他繼承下來的那種由殖民主義時代形塑的對歷史命運的感知，鼓勵他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消費者和歷史作家對歷史目的的理解。英國歷史寫作中有一個重要分支，承諾實現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救贖性的民主目的，這一目標是在與反殖民的聯系和對話中形成的。如果說湯普森對地方的關注模糊了這些動機，那么聯系本身的力量，以及它的開放性和跨越國境的萌芽，始終是他的激進主義的核心——這是一種普遍的人道主義價值觀，當威權主義籠罩印度次大陸、英國急于摧毀與歐洲的紐帶，回憶這種人道主義價值是很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