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正式生效，同日，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打響反擊新自由主義第一槍——那里爆發了以墨西哥原住民為主，受到全球聲援的原住民起義“薩帕塔運動”（Zapatistas movement），同年12月，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建立了自治市鎮。自運動領袖副司令馬科斯雖然不具姓名（馬科斯并非他的真實姓名，他在2014年又宣布馬科斯已死，換以被殺害的薩帕塔教師的姓名加萊亞諾作為新的名字），也沒有面孔，但他的蒙面騎士形象卻以引發廣泛的媒體效應。

本文作者之一、“全球大學”（Global U）發起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劉健芝數年來幾度探訪薩帕塔社區。2021年1月30日早9am-11am，全球大學聯合墨西哥地球大學、嶺南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國仁鄉建共同發起《薩帕塔原住民社區的行動與愿景》討論會議，墨西哥著名學者Gustavo Esteva (地球大學)擔任主持，邀請六位墨西哥專家學者與社區工作者共同探討，將提供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傳譯。應思想市場邀約，劉健芝與薛翠老師共同撰寫此文，并輔以副司令馬科斯和后續發言人副司令莫伊塞斯的部分文本選編。

如果問，對你來說，今天的關鍵詞是什么？你很可能會說：生命！回首瘟疫到來前，不過是一年前吧，似乎那么遙遠的一年前，那時候，第一個蹦出來的詞，說不定是“錢”。沒有經過磨難，而磨難不僅是個人承受的，同時是集體經歷的，我們才可能驀然回首，在闌珊處，看到似曾相識的樸素的本能追求：要活著！

今天的世界千瘡百孔，資本主義體制的野蠻殘酷血腥，已無須加以說明。充滿危機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必須終結，可是，對于很多人來說，資本主義體制的既得利益精英集團好像總是能夠狡猾地把危機轉成牟利的機會，盡管同時加速人類整體奔馳往萬劫不復的懸崖深淵。

當我們今天覺得越來越迫切尋找另類出路的時候，在世界許多幽暗的角落，另類實踐未必被看到聽到，卻像夾縫中的小草，頑固地生長。在美洲彼岸，在墨西哥的東南山區深處，一場意義深遠的革命，已經持續了幾十年。

1990年代針對冷戰結束后肆虐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打出的第一槍，是1994年的薩帕塔解放軍的起義。12天戰斗后，政府礙于民間壓力，宣布停火。1996年簽訂了圣安德列斯協議，答應給予原住民高度自治權。盡管政府沒有執行協議內容，卻在原則上賦予了原住民留在原地自我組織的空間。

為什么墨西哥東南部的恰帕斯州原住民選擇起義（和預想之中的鎮壓死亡）？因為他們早就面臨“種族屠殺”式的經年累月的折磨死亡。起義前，100萬原住民人口，每年因為貧窮、疾病、饑餓死去1.5萬人。他們只有一個樸素的愿望：要活著！“武裝起義”是一個不得已的舉措，讓遭受文明滅絕的原住民的苦況闖入主流社會的視野。

起義九年多以后，2003年8月，薩帕塔運動宣布成立海螺自治社區。如果說成立一套自下而上的三層管治架構聽起來不怎么特別新穎，以下一個原住民善政政府成員Jose Luis接受訪談時說的話，卻把來之不易的社區變化道出：“1994年斗爭開始的時候，我們爭取十一點綱領，那時候還沒有十三點綱領。十三點綱領是簽訂1996年的圣安德列斯協議后才有的。（十三點是土地、住房、工作、食物、醫療、教育、文化、資訊、自主、民主、自由、正義、和平。）當時我們并不知道怎么樣可以實現綱領，但是今天我們看到了。以前我們夢想有很多食物、醫生、診所會來到我們這里，但是我們沒有夢想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女，會成為醫生、建筑師、工程師、老師，沒有夢想到我們會自我教育，沒有夢想到我們會創立自治鄉鎮，會有善政政府。” 這是多么微妙卻重大的變化啊！

起義20年后，2014年5月，全球左翼圈子無所不識的、被視作薩帕塔運動的思想領袖和戰略指揮（盡管他自稱只是副司令，盡管他自稱只是發言人/傳譯）的馬科斯，竟然跑出來宣布他不再存在，不僅不再充當薩帕塔運動的發言人，甚至把名字也改掉。“馬科斯已死”，他說。

全球和國內的馬科斯粉絲，特別失落。但是，2003年和2014年，標志了薩帕塔運動的兩個里程碑，遠遠不是一個個人榮辱的問題。

本文將大量引用馬科斯的語言，展示它的鋒利無比的武器：語詞，來理解2003年和2014年的意義。Our words are our weapons。弱者沒有硬兵器，就像薩帕塔“軍隊”即便有紀律，卻大多只有一根“木棍槍”。1994年起義時在交戰中開過槍，打死了幾個警察，己方死了150人，從此之后，盡管受到政府軍和民團無數挑釁、攻擊和殺害，薩帕塔軍隊沒再發一槍。

指揮者順從民眾意愿行事 Command by Obeying

2003年8月，海螺自治社區宣布成立。我們經常聽到“自下而上”這個詞，這個詞早被濫用來指稱根本不民主的諸多民主形式。可是，在薩帕塔運動里，這是一個寶貴嘗試的里程碑。為什么呢？

Command by Obeying，指揮者順從民眾意愿行事，這是薩帕塔運動最有名的口號。這個口號真正實踐起來，必須有民眾廣泛深刻地掌握資訊、參與決策，再讓“指揮者”協調推行。可是，EZLN，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是一支軍隊，軍隊講究紀律，作戰時聽從指揮，就是說，一定是從上而下的結構；更為重要的是，社區里的軍隊成員，受過軍事訓練，血氣方剛，難保不拿著木棍恃勢凌人。所以，要做到“指揮者順從民眾意愿行事”，殊非易事。2003年的“壯舉”，是EZLN主動移交權力給予“文人”善政政府。EZLN于1983年11月成立，1994年起義，再到2003年，在這30年內，一整代人在某種軍事化的環境中長大，由于政府軍和民團持續騷擾，外部的壓力會轉到內部，薩帕塔社區里解放軍掌握社區運作的指揮權，盡管說是“順從民眾意愿行事”，也不能完全做到，指揮與服從兩者有著緊張關系。因此，2003年移交權力，必須是社區已經發展了所有人積極參與的根基（12歲以上是村民大會的參與討論、決策的成員），同時是解放軍的有意識的自覺舉動。2003年8月宣布三層結構的海螺自治社區正式成立后，據報道，到了2005年中旬，EZLN不再涉及社區內部事務的指揮。國內外的援助物資，也會交到文人政府作協調，例如，奧文地海螺社區不會因為它離圣克里斯托瓦爾市（San Cristobal）最近而且是對外聯系最多的社區，而接受最多的援助物資；援助物資會在各個海螺社區之間作適當分配。當解放軍不參與日常社會運轉的指揮，也不占據分配物資的優越地位時，他們的功能就限于保護社區安全。

2003年的時候，馬科斯作為薩帕塔運動的實際領袖，仍然以其魅力為運動引來注目。

馬科斯其人

2014年5月，副司令馬科斯宣告不復存在。

戴錦華在2006年出版的《蒙面騎士——墨西哥副司令馬科斯文集》序言里，這樣介紹馬科斯：

“薩帕塔起義后不久，馬科斯便創造、定型了自己的形象，那是一個后現代式的拼帖形象：與切·格瓦拉的雪茄相對應的永不離口的煙斗，深受墨西哥人愛戴與緬懷的墨西哥革命英雄薩帕塔式的、交叉在胸前的（槍榴彈）的子彈帶、背后的長槍、腰間的短槍，佐羅式的永不摘下的面具，阿拉法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戰線）式的紅領巾，在滑雪帽上，他加帶了一頂所謂‘毛式（中國人民解放軍式）戰斗帽’，帽沿上一字排開的三顆紅五星，卻戲仿著美軍的將軍標志。輔之以十足當下的耳邁、對講機；在他的左右手腕上各有一塊電子液晶表，他給出的闡釋是：一塊記錄著日常生活的時間，一塊記錄著戰爭時間，‘當兩塊表上的時間重合之時，便是和平的降臨。’

‘他’正是這場‘符號學游擊戰’的重要符碼之一。馬科斯的‘造型’準確地迎向注視的目光，‘他’正是為了被看而設計完成的。

他寫道：馬科斯是舊金山的同性戀者，南非的黑人，歐洲的亞洲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德國的猶太人，政黨中的女性主義者，后冷戰時代的共產黨人，波斯尼亞的和平主義者，20世紀末墨西哥的游擊隊員，夜晚10點地鐵上的單身女人……當然了，還是墨西哥東南的薩帕塔人。總之，馬科斯是所有那些遭排斥的、受迫害的、抵抗的、迸發出‘受夠了’的吶喊的少數群體。‘所有少數群體開口說話之日，便是強勢群體陷入沉默與忍受之時’。

1995年2月8日，一個自稱曾化名為丹尼埃爾司令的、馬科斯的前戰友為政府提交長達11頁的情報，供出了馬科斯真實身份的權威版本：所謂馬科斯，名為拉法埃爾·塞巴斯蒂安·紀廉（Rafael Sebastian Guillen），1957年6月19日生于墨西哥海濱城市坦皮科，父親是一個成功的家具零售商，同時是‘業余詩人’，母親為教師。拉法埃爾是這個多子女家庭中的幼子，畢業于墨西哥自治大學，曾以關于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路易·阿爾圖塞的批判性論文獲得哲學學位，后任教于以激進政治行動而著稱的大都會自治大學。這所建立于1973年的大學原本是1968年學潮之后政府為轉移墨西哥自治大學的激進政治力量，在巨大的墨西哥城的邊緣建立的一所大學。當紀廉任教于該校的理論分析系之時，曾以激進左翼立場、阿爾圖塞小組和符號學課程、學生的愛戴及堪稱精妙的稚拙派壁畫而著稱。1983年，紀廉作為墨西哥民族解放陣線的秘密成員，加入了諸多‘12人旅’（大約是仿效古巴革命中進入馬埃斯特拉山的12名格拉瑪號的幸存者）之一，深入恰帕斯原住民社區。同年11月，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在拉坎頓叢林深處宣告成立。對于他昔日的同事與世人說來，他成了拉丁美洲眾多的自愿‘失蹤’或被迫‘人間蒸發’的人群中的一個。直到1994年，他以副司令馬科斯的名字震動世界。

2001年2—3月，身著軍裝、頭戴其‘品牌標志’之滑雪帽的副司令馬科斯和蒙面的薩帕塔人公然、公開地戴面具、徒手走出了游擊區，行程近萬里，造訪墨西哥境內的諸多原住民社區；最后抵達首都墨西哥城的中央廣場，最終進入了墨西哥國會議事廳。薩帕塔車隊抵達墨西哥城之時，來自墨西哥各地、來自全世界的人們已達25萬之眾。副司令馬科斯在索卡洛中央廣場上面對25萬人眾發表了他著名的演講《土地之色的人們》。”

2014年：馬科斯之死

戴錦華強調，“他，他們，仍然沒有姓名，沒有面容。在符號式的單名之下，是作為武器的面具符號。或許，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符號學的戰爭、第一場后現代游擊戰的又一個巔峰時刻。”如果說“副司令馬科斯”是一個符號，那么，2014年，在沉寂五年之后，馬科斯以“馬科斯之死”讓世界又一次注目薩帕塔運動的困境。

薩帕塔原住民運動從來沒有停止受到政府軍與民團的打壓和襲擊。2014年5月2日，“真實海螺社區”一名薩帕塔教師被右翼民團謀殺，當地的薩帕塔學校和診所被毀掉。薩帕塔運動罕有地發表了被殺害教師加萊亞諾Galeano的沒有蒙面的照片，以作紀念。

2014年5月2日被殺害的薩帕塔教師加萊亞諾Galeano

5月24日，馬科斯發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聲明《在光與影之間》，宣布從5月25日凌晨2.08分開始，“為世所知的‘副司令馬科斯’，自稱‘不銹鋼副司令’的人，不復存在了。薩帕塔民族解放軍不再通過我的聲音來說話了。”

以下我們摘要翻譯此文：

《在光與影之間》（節錄）

一個艱難的決定。

當我們以爆發和血與火中斷1994年的時候，這并不是我們薩帕塔人戰爭的開始。

從上而下的戰爭，包括死亡和破壞、剝奪和羞辱、剝削和強加給戰敗者的沉默，我們已經忍受了幾個世紀。

對我們來說，1994年開始的戰爭是底層對上層、對他們的世界進行戰爭的許多時刻之一。

這場抵抗戰爭日復一日地在五大洲任何一個角落的街道上、在鄉間和山區進行著。

這場戰爭過去和現在都是我們的，正如許多底層的戰爭一樣，是一場為人類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戰爭。

反抗死亡，我們要求生命。

反抗沉默，我們要求語言和尊重。

反抗遺忘，我們要求記憶。

反抗屈辱和蔑視，我們要求尊嚴。

反抗壓迫，反抗。

反抗奴役，要求自由。

反抗強權，要求民主。

反對犯罪，要求正義。

誰的血液里還有一點人性，誰會質疑這些要求？

當時很多人都聽我們的。

我們發動的戰爭讓我們有幸在遠近的地域里，得到了細心的、慷慨的聆聽和心領。

即使缺乏當時所缺乏的東西，而且至今還缺少未來的東西，我們還是設法獲得了對方的目光、聆聽和心靈。

這時，我們看到了回應一個關鍵問題的必要性。

"接下來怎么辦？"

在戰爭前夕的陰暗計算中，根本就沒有提出任何問題的可能。于是這個問題讓我們想到了其他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為我們之后的人準備好死亡之路？

我們是否應該培養更多精良的士兵？

投入我們的努力來改進我們那臺破舊的戰爭機器？

在準備新的攻擊的同時，模擬對話和對和平的態度？

將殺戮或死亡作為唯一的命運？

還是我們應該重建一條生命的道路，一條已經被上層破壞并繼續破壞的道路？

這條道路不僅屬于原住民，而且屬于工人、學生、教師、青年、農民，以及所有被上層津津樂道地迫害和懲罰的底層。

我們應該用我們的鮮血來裝飾別人所規劃的通往權力的道路，還是應該把我們的心和目光轉向我們是誰，轉向那些我們是誰的人——即原住民，地球和記憶的守護者？

當時沒有人聽，但在我們最初的胡言亂語中，我們注意到，我們的困境不是在談判和戰斗之間，而是在死亡和生存之間。

當時誰要是注意到這個早期的兩難選擇不是個別情況，也許就會更好地理解過去20年里薩帕塔現實中所發生的事情。

但我告訴你，我們遇到了這個問題和這個困境。

我們選擇了。

我們沒有致力于訓練游擊隊、士兵和縱隊，而是發展了教育和保健者，去建立自治的基礎，今天的自治基礎令世界驚嘆。

我們不是建造兵營、改進武器、修筑城墻和戰壕，而是建造學校、醫院和保健中心，改善我們的生活條件。

我們不是為了在帕臺農神廟中爭取來自下層的個體化死亡的一席之地，而是選擇了建設生活。

所有這一切發生在一場因為沉默而致命的戰爭之中。

從1995年起，這個邊境叢林地區遭受了一系列侵略，有農民組織的侵略，準民兵進駐、軍事化與騷擾。

如果說今天在這一切中存在著一個神話的話，那就不是滑雪帽，而是從那時起就一直在重復的謊言，甚至被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接受：即對薩帕塔人的戰爭只持續了12天。

2012年12月21日，當政客和專家不約而同地宣揚災難的時候，我們重新選擇1994年1月的策略，在沒有開槍、沒有武器、只有沉默的情況下，我們再次羞辱了作為種族主義和蔑視的搖籃和溫床的城市的傲慢自尊。

在這20年里，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和各社區內部發生了一些變化。

也許不止幾個人認為，我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一支軍隊不能也不應該努力實現和平。

我們做出這個選擇有很多原因，這是事實，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而且現在也是，因為這是我們作為一支軍隊最終可能消失的方式。

也許這是真的。也許我們選擇培育生命而不崇拜死亡是錯誤的。

但我們做出這個選擇的時候，并沒有聽從外面那些人的意見。沒有聽那些總是要求和堅持拼死一搏的人的話，那些要別人死亡的人。

我們是在向內看、向內聽的情況下做出選擇，因為我們是集體的沃坦Votan。

我們選擇了反叛，也就是選擇了生命。

這并不是說，我們不知道來自上層的戰爭會試圖并將繼續試圖重新確立對我們的統治。

我們昨天和今天知道，我們將不得不反復捍衛我們是什么，我們是怎樣的人。

我們昨天和今天知道，為了生命的存在，將繼續有死亡。

我們昨天和今天知道，為了生，我們會死。

交接，即改變。交接，即變化。

在這20年里，EZLN內部發生了多重而復雜的交接，或者說變化。

有的人只注意到了顯而易見的：代際。

今天，那些在起義之初還小，甚至還沒有出生的人，都是扛著斗爭前進、指揮抗戰的人。

但有些專家沒有考慮到其他的變化。

階級的變化：從得到啟蒙的中產階級變為原住民農民。

種族的變化：從混血兒領導到純原住民領導。

而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變化：從革命先鋒主義到“順從民意”；從“奪取上層的權力”到“創造底層的力量”；從專業政治到日常政治；從領袖到人民；從性別的邊緣化到婦女的直接參與；從嘲笑他者到慶祝差異。

我不想多做展開，因為“薩帕塔主義者眼中的自由”這門課程恰恰給與一個機會，確認在有組織的領地里，名人是否比社群更重要。

我個人不明白，為什么那些肯定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有思想的人，在面對現有的“專家”不見蹤影的人民政府時，會如此恐懼。

為什么他們如此害怕人民指揮和決定自己的步驟？

為什么面對“指揮者順從民眾意愿行事”，他們會搖頭表示不贊成？

個人主義的崇拜在先鋒主義的崇拜中找到了它最狂熱的極端形態。

而恰恰是這一點——原住民自治，而且現在是以原住民作為代言人和首領——讓他們感到恐懼、排斥，最后讓他們去尋找需要先鋒、老板和領袖的人。左派也有種族主義，首先是在那些自稱是革命的左派之中。

EZLN不是這種人。這就是為什么不是任何人都能成為薩帕塔人的原因。

不斷變化和可塑的全息圖。

1994年黎明前，我在深山叢林呆了10年。我認識了一些人，親自與他們交流，他們的死亡，也是我們死亡的一部分。

往往在清晨時分，我試圖消化他們告訴我的故事，他們用沉默、雙手和目光勾勒的世界，他們堅持指向別的東西，更遠的東西。

我們沒有隱瞞我們是一支軍隊的事實，它有金字塔結構，有中央指揮部，有從上到下的決定。我們沒有否認我們是什么，以便討好自由主義者或順應潮流。

我們所做的一切，無論好壞，如果沒有武裝軍隊，沒有薩帕塔民族解放軍，都是不可能的；沒有它，我們就不會奮起反抗那個行使“合法”暴力的腐敗政府。底層以暴力，反抗上層的施暴。

我們是戰士，因此我們知道自己的角色和時刻。

1994年元旦的清晨，一支巨人的軍隊，也就是原住民起義軍隊，降臨城市，用行軍腳步震撼了世界。

僅僅過了幾天，當我們的陣亡將士的鮮血還在城市街道上流淌的時候，我們發現，外面的人并沒有看到我們。

習慣了從上面俯視原住民，他們沒有抬起目光看我們。

習慣了看到我們受辱，他們的心里不理解我們有尊嚴的反抗。

他們的目光已經停留在他們看到的唯一一個頭戴滑雪帽的混血兒身上，也就是說，他們沒有看到。

于是，一場復雜的轉移注意力的演習開始了，這是一個可怕而奇妙的魔術，是我們從原住民的內心生發一個妙計，用原住民的智慧挑戰現代性的堡壘之一：媒體。

于是開始了這個名為“馬科斯”的角色的構建。

整個系統，但最重要的是其媒體，都在玩制造名人的游戲，如果名人不屈服于它的設計，它就會將其摧毀。

事實是，這個副司令馬科斯本分代言，卻轉移了焦點。

如果說戰爭之路，也就是死亡之路，我們用了10年的時間，那么生的道路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更多的努力，更不用說更多的鮮血。

因為，雖然你可能不相信，但死去比活著更容易。

因此，對某些人來說，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是無政府主義者，是千禧年主義者，我就不說了，你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再加幾個 "XX主義者"。

直到拉坎頓《第六叢林宣言》，情況改變了，這是我們到現在為止所發起的所有倡議中最大膽、最薩帕塔的倡議。

有了《第六叢林宣言》，我們終于遇到了那些能夠面對面看到我們、迎接我們、擁抱我們的人，這就是迎接和擁抱的方式。

有了《第六叢林宣言》，終于，我們找到了你們。

終于，有人明白，我們不是在尋找牧羊人來引導我們，也不是在尋找羊群來引領去應許之地。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隸，既不是領袖，也不是沒有領袖的群眾。

但我們還是不知道你們是否能夠看到和聽到我們是什么，我們正在成為什么。

對內，我們各民眾邁出的腳步讓人印象深刻。

于是，“薩帕塔主義者眼中的自由”這門課程應運而生。

在三輪課程中，我們意識到，已經有一代人可以面對面地看著我們，可以聽我們說話，和我們交談，而不需要尋求一個指導者或領導者，不打算順從或成為追隨者。

馬科斯這個人物，已經沒有必要了。

薩帕塔斗爭的新階段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后來發生的事情就發生了，你們許多人，《第六叢林宣言》的同志們，都有親身體會。

他們以后可能會說，馬科斯這個人物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老老實實地回顧一下那些日子，就會發現，有多少人因為有了五彩繽紛的妙計的偽裝而轉過身來看著我們，高興或不高興。

所以你看，責任的改變或交接，不是因為疾病或死亡，也不是因為內部的糾紛、下臺或清洗。

它是根據薩帕塔主義已經和正在發生的內部變化而順理成章地產生的。

如果你允許我給你一個建議：你應該培養一點幽默感，這不僅是為了你自己的身心健康，而且是因為沒有幽默感，你就不會理解薩帕塔人。不理解的人，就會評判；評判的人，就會譴責。

我們的信念和做法是，為了反抗和斗爭，不需要領袖、老板、救世主。要斗爭，只需要有一絲知恥感，一點尊嚴，許多組織工作。

至于其他的，要么為集體服務，要么不為集體服務。

體制是為了促進對個人的崇拜，貶低集體的價值。

這個人物是被創造出來的，現在它的創造者薩帕塔人正在摧毀它。

如果有人理解我們的同志們的這一教訓，他們就會理解薩帕塔主義的基礎之一。 

所以，在過去的幾年里，應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

我們現在看到，表面的裝備、人物、全息圖，已經沒有必要了。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計劃著這一切，一次又一次地等待著合適的時機——合適的日子和地點，向真正的人展示我們的真面目。

然后加萊亞諾帶著死亡來標記我們的日子和地點。“在這里，在真實海螺社區；現在；在痛苦和憤怒中。”

不公正有這么多的名稱，引發這么多的尖叫。

但我們的痛苦和憤怒并沒有使我們聽不到這些聲音。

我們低語，不僅是為了哀悼我們的死者不公正倒下。

我們低語，讓我們聽到其他的痛苦，讓其他的憤怒成為我們的痛苦，并繼續在漫長、復雜、曲折的道路上，讓這一切變成戰斗的吶喊，變成自由的斗爭。

不要忘了，在有人喃喃自語的同時，也有人在吶喊。

只有細心的耳朵才能聽到。

當我們此刻在說話、在傾聽的時候，有人在痛苦、在憤怒地尖叫。

耐心而執著的尋找，是為了尋求真相，而不是為了退隱的解脫。

真正的正義與被埋葬的加萊亞諾同志有關。

因為我們問自己，不是問他的死該怎么辦，而是問他的生該怎么辦。

這位同志不應該死，不應該這樣死。

他的堅韌，他每天的犧牲，除了我們之外，任何人都看不見，是為了生。

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更重要的是——這也是讓人驚訝的地方——在薩帕塔原住民社區，有成千上萬像他一樣的同志，有著同樣的決心、同樣的承諾、同樣的清醒，只有一個目標：自由。

我們認為，我們中的一個人有必要死去，這樣加萊亞諾就能活著。

為了滿足死亡的魯莽，我們用另一個名字來代替加萊亞諾，這樣加萊亞諾就能活下來，而死亡所帶走的不是生命，而只是一個名字——幾個沒有任何意義的字母，沒有自己的歷史或生命。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決定馬科斯從今天開始不復存在。

那些曾經圍著聽他講故事的小姑娘小男孩不會懷念他，他們現在長大了，他們有了自己的辨別能力，他們現在和他一樣為自由、民主、正義而奮斗，這是每一個薩帕塔人的任務。

薩帕塔人最基本的宗旨：不出賣、不屈服、不放棄。

P. S. 6. 太好了，現在多彩繽紛的妙計已經結束了，我可以裸奔了吧？

啊，這就是為什么他們告訴我，當我重生的時候，會是一個集體。

應該是這樣的。

一路順風。照顧好自己，照顧好我們。

來自墨西哥東南部山區。

加萊亞諾副司令

墨西哥，2014年5月。

副司令加萊亞諾的語詞

2014年5月24日之后，副司令馬科斯名字上不復存在，卻沒有消聲匿跡。薩帕塔運動的發言人，由副司令莫伊塞斯（Moises）取代，但是副司令加萊亞諾不時陪伴副司令莫伊塞斯出現。2018年，他們合作發表了一篇批評時弊的聲明。在這篇聲明中，副司令莫伊塞斯著重批評莊園主離開后，工人奴性不改，還是等著老板給他們肥皂和鹽。這種針對原住民內部社區分化的言論公開提出，顯示了社區內部的張力。畢竟政府的分化手段從來沒減弱。例如，政府資助單干的原住民家庭養牛，等于支持這些家庭砍伐森林，可是薩帕塔人把保護森林、種植樹林列為重要任務，因為這是讓子孫可以持續在這個土地上生息的必要做法，也因此，薩帕塔人反對“瑪雅列車“等破壞森林的政府項目。

副司令莫伊塞斯說：

“我們知道我們的曾祖父母說的是真的，因為當我們在1994年起義接管莊園以趕走剝削者時，我們發現了那些監工以及作為奴隸或農民生活在那里的人，他們習慣于從公司的商店獲得供應。這些人告訴我們，他們不知道該怎么辦，因為一旦老板走了，他們到哪里去買鹽和肥皂？他們問我們新的老板是誰，讓他們去找，不然，他們怎么能拿到肥皂和鹽之類的東西。

我們告訴他們：你們是自由的! 耕種土地，土地是你們的。你們可以像在剝削你們的老板手下一樣，在這塊土地上工作，但現在這工作是為了你們自己，為了你們的家人。但他們反對，說不，這是老板的土地。

這時我們才知道，有的人深深地陷入了自我奴役之中，不知道該如何對待自己的自由，只知道如何服從。

我告訴你們的這種情況是100多年前的，因為我們的曾祖父母——其中一位現在應該有125、126歲了，因為我們采訪那位同伴已經一年多了——是他們告訴我們這些故事的。

我們看到的是，這種情況在今天也是一樣的。他們想把整個世界變成一個種植園。但現在是跨國公司說，"我要去我的種植園——墨西哥的種植園"，或者根據他們此時的心血來潮，‘我要去我的另一個種植園——危地馬拉的，或者洪都拉斯的’，等等。

然后，他們根據資本主義的需要組織種植園的生產。就像我們的曾祖父母說的那樣，有些種植園什么都有——咖啡、牛、玉米、豆子，而其他種植園就只有甘蔗或其他作物。種植園的老板就是這樣組織和安排我們的。

而且沒有一個老板是好的，所有老板都是壞的。

他們只是在尋找一個不同的老板，一個不同的監工，一個不是那么混蛋的老板——也就是說，他同樣剝削他們，但對他們好一點。

換句話說，我們沒有忘記即將發生的事情，我們看到已經開始了。

我們感興趣的是：有沒有其他人以同樣的方式看到、思考和評價即將發生的事情？

那些弟兄姐妹又會怎么做呢？他們會滿足于一個新的監工或老板，還是想要自由？

這就是我想向你們解釋的部分，因為它來自于我們的想法，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所有同志們。”

副司令莫伊塞斯的語詞，簡約易懂，就是沒有副司令加萊亞諾的文采與睿智。于是，副司令莫伊塞斯說完后，副司令加萊亞諾出場，熟悉的入木三分的分析，讓讀者繼續分享他的智慧。以下我們翻譯副司令加萊亞諾文章的節錄段落。

“我們在全球看到的是掠奪性經濟。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征服領土、摧毀一切可以摧毀的東西來推進。同時，對消費的美化，似乎資本主義甚至不再擔心誰來生產——那是機器的作用。但沒有消費商品的機器。

實際上，這種對消費的大張旗鼓，隱藏著對人類的殘酷剝削和血腥剝奪，這在現代商品生產中并不直接可見。

高度自動化的機器，看似沒有人類的參與，制造電腦或手機，卻不是建立在科技進步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掠奪上（因此必須對領土進行重建/排序），建立在非人道的奴役的基礎上，剝削了成千上萬的微、小、中型的人類勞動。

無論體制如何努力地試圖‘自動化’，勞動剝削是體制的根本。不管消費在生產過程的外圍產生到什么程度，也不管生產鏈的延長如何有效地模擬其與人類勞動的脫鉤：沒有其最基本的商品（勞動力），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一個消費盛行、剝削不存在的資本主義世界，對于科幻小說、社交媒體的胡思亂想，以及自殺式貴族左翼的崇拜者們的懶惰夢想來說，都是好事。

定義資本主義的不是工作的存在，而是把工作能力定性為勞動力市場上可以買賣的商品。也就是說，有買的人，也有賣的人，最重要的是，有的人只能選擇賣自己。

購買勞動能力的可能性是由生產資料、流通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私有制提供的。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構成了制度的核心。建立在這種階級分化（私有財產的所有者和被剝奪者）之上，并將其隱藏起來的，是一系列的司法和媒體，以及其他主流的證據：公民身份和司法平等；刑法和警察系統；民主選舉和娛樂（越來越難以區分）；新宗教和技術的所謂中立性；社會科學和藝術；自由進入市場和消費。以及諸如‘改變始于自己內心’、‘你是自己命運的設計師’、‘當生活給你檸檬時，就做檸檬水’、‘不要把魚給饑餓的人，要教他們釣魚’(趁機‘賣給他們魚竿’)等一系列廢話(有些版本比其他版本更成熟)，以及當今非常時髦的努力將資本主義‘人性化’，使其變得美好、合理、客觀，即‘資本主義輕松版’。

但機器要的是利潤，它是貪得無厭的。它的貪婪是沒有限度的，它對利潤的渴望既沒有道德也沒有理性。如果它需要殺戮，它就殺戮。如果它需要破壞，它就破壞。即使它必須殺戮和毀滅整個世界。

這個體制尋求并試圖征服領土和人口，以便從他們身上提取任何可以提取的東西，而不考慮其之后留下的荒地。

當一家礦業公司入侵原住民的地域時——通常以向‘土著’（是的，他們是這樣稱呼我們的）提供‘工作機會’為借口，他們不僅僅是向人們提供工資來購買一部新的高端手機：他們還拋棄了這一人口的一部分，并消滅了（在這個詞的所有意義上）這一人口運作的地域。體制提供的‘發展’和‘進步’在現實中掩蓋了真正屬于自己的發展和進步，更重要的是，掩蓋了這種進步和發展是通過人口和地域的死亡和毀滅獲得的事實。所謂的‘文明’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原住民需要的是‘擺脫貧窮’，也就是需要工資。于是就給他們提供‘就業機會’，也就是公司會雇傭（剝削）‘土著’（是的，他們就是這樣稱呼我們的）。

將一個原住民社區‘文明化’，就是將其人口轉化為受薪的勞動力，也就是有購買力的勞動力。這就是為什么所有的國家計劃都宣稱要‘將邊緣化的人口納入文明’的原因。結果，原住民并不要求尊重他們的時間和生活組織方式，而是要求‘援助’，以便‘為他們的產品找到市場’和‘獲得就業’。總之，優化 poverty alleviation。

資本的發展需要保護和援助，國家除了發揮其基本作用（鎮壓作用）外，還承擔了這種發展的保障者的角色。當然，有人說，這對于避免野蠻、‘理順’社會關系和‘治理’所有人、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進行‘調解’是必要的。

但今天，這個民族國家的基本要素（警察、軍隊、語言、貨幣、司法制度、領土、政府、人口、邊界、內部市場、文化特性等）都處于危機之中。警察不是防止犯罪，而是犯罪；軍隊不是保護民眾，而是鎮壓民眾；‘民族語言’被占主導地位的交易語言入侵和修改（也就是征服）；國家貨幣按照維持全球市場霸權的貨幣來估價；國家司法體系從屬于國際法。領土根據新的世界大戰而擴張和收縮（和分裂）；國家政府將其最基本的決定權拱手讓給金融資本支配；邊界的開放程度不同（對資本和商品開放；對人民排斥）；本國人口與其他國家的人口‘混合’；等等。

在‘發現’新的‘大陸’（即從中提取商品和產生消費的新市場）的同時，資本主義遇到了自己通過掠奪性傾向而產生的復雜危機（內容、范圍和深度都很復雜）。

這是一個危機的組合。

一個是環境危機，正在沖擊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環境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工業化、消費和自然的掠奪對環境的影響，改變了我們所知道的‘地球行星’。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隕石已經撞擊并徹底改變了太陽系第三行星的表面和內里。

另一個是移民。整個領土的貧困化和破壞，迫使人們為了尋找生活而遷徙。征服戰爭是這個系統本身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再占領領土及其人口，而是把這些人口列為‘剩余’、‘廢墟’或‘瓦礫’，注定要滅亡或移民到‘文明’中去，而我們不要忘記，‘文明’正是建立在這些‘他者’文明的毀滅之上的。如果人們既不生產，也不消費，那么他們只是過剩的廢品。所謂的‘移民現象’，就是由這個制度產生的，也是由這個制度喂養的。

還有一點，也是我們與全世界各種分析家不謀而合的一點，那就是使‘機器’運動起來的資源的枯竭：化石燃料。比如說，所謂的石油和碳儲量的最后‘高峰’，已經非常接近了。這些能源是有限的，如果更新需要數百萬年。化石燃料有限及即將耗盡都意味著，那些擁有能源儲備的地區——無論多么有限——都是戰略地點。‘替代’能源的開發進展太慢，原因很簡單，因為無利可圖，也就是說，對投資回報不夠快。

這個復雜危機的這三個因素，讓地球上萬物的生存存疑。

這是資本主義的終極危機嗎？遠遠不是。這個體系已經證明，它有能力克服自身的矛盾，甚至在矛盾中運作。

因此，面對這場由資本主義自身引發的危機，導致移民和自然災害，接近化石燃料儲量的極限（石油和煤炭），這個系統似乎正在試探出一種內部的退路，類似于反全球化，以保護自己，正在利用政治權力作為這種退路的保證。

這種表面上的體制內部的矛盾，就像一個彈簧在往后拉，以便以后擴大。事實上，這個體系正在準備戰爭。另一場戰爭。一場全面的戰爭：無處不在，無時無刻，通過一切手段。

對于國家體制而言，原住民是物件——無法思考、感覺和作決定——所以在機器的自動化邏輯中，認為其他團體‘領導’、‘操縱’和‘誤導’了那些拒絕接受一切都是商品——一切，包括他們的歷史、語言和文化——的‘物件’（原住民），這并不是什么飛躍的進步。對這一體制來說，原住民的命運在博物館、在人類學領域的專門研究中、在手工藝品市場和伸出手來乞討的形象中。對于體制的律師和理論家來說，遇到一種不懂‘消費’、‘利潤’、‘進步’、‘秩序’、‘現代性’、‘順從’、‘商業化’、‘放棄’、‘屈服’的文盲，一定是相當氣憤的。為了讓這些文盲、落后的人跟上文明的腳步，這個體制采用了監獄、子彈、失蹤、援助計劃等手段，播種分裂和沖突。當然，有些人出賣了自己的人民，把自己的人民交給劊子手，但也有一些社區依然堅定地反抗，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生來就是為了生活，‘進步’的承諾掩蓋了最糟糕的死亡：遺忘。”

副司令加萊亞諾的文字那么清晰，我們無須多做補充。

2020年10月，薩帕塔發言人發表了一個聲明，自責地說，在瘟疫面前，盡管他們提早做了各種保護措施，包括全民帶口罩、頻繁洗手、盡量不出城、出城的人回來后要隔離14天，等等，可是，薩帕塔社區還是給瘟疫奪走了12位社員。我們可以理解，薩帕塔社區并不是與外界完全隔離的，因為同一個村子里面有薩帕塔人和非薩帕塔人，非薩帕塔村民不歸薩帕塔集體的勸說和治理。但是，這個數字其實顯示了薩帕塔社區在自我管治之下，防疫還是很有成效的。

作為本文的結語，我們再次引用戴錦華在《蒙面騎士》序言里的話：“海螺——這一在瑪雅文化中充滿了象征與哲思的意象和薩帕塔運動的重要理念和修辭，那是一個蜷曲進去或舒展開來的形象；那是一環環帶領你進入、又引導你走出的螺紋；那是朝向內心的探究，也是面向外界的凝視；那是大海濤聲的貯藏所，也是傳播號角的揚聲器。入，也是出。”

2020年10月，薩帕塔運動宣布，2021年，將會派出以婦女為主的代表團，到歐洲，到各大洲，在大資本面前，共同耕種共享的玉米田。“薩帕塔人是反抗與叛逆的病毒。”

我們期待著與薩帕塔和土地之色的人們，共墾玉米田。

2003年我（劉健芝）在奧文地原住民大會宣布成立海螺自治社區的場地，看到守護著薩帕塔“司令”們出席大會的護衛，貼在胸前衣服上的是寫著“衛士”的紙條。2012年12月20日，幾千薩帕塔人在全州多個地點參加“靜默游行”，有女人抱著孩子夾在老年、中年、青年的隊伍里，頭上的滑雪帽，縫上一個小布塊，表明他們屬于哪個“縱隊”。從這些紙條、布塊，我們看到，不是寒磣，而是尊嚴，是高尚。

2003年8月9日，奧文地海螺社區。薩帕塔青年的胸前貼上“保安”的紙條。

2012年的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