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前語】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公布和其他相關政策的不斷出臺，個人隱私保護方方面面的問題和措施正在被不斷細化。但從個人層面來講，許多普通民眾還是不太清楚我們該如何主動地去保護個人隱私，以及我們該怎么理解隱私和信息的關系。

澎湃新聞邀請了上海交通大學數據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淵老師，請他談一下面對熱議的隱私問題，個人該培養起什么樣的意識？何淵老師認為，我們已經不可避免地進入了隱私的透明人時代。現在我們使用的app，之所以免費，是因為我們出讓了個人信息，轉而由廣告商替我們出錢。但這不代表我們沒有選擇。隨著相關制度的不斷完善，我們可以選擇是否同意，可以要求企業在結束服務后刪除信息，如果企業違背我們的意愿收集數據，我們也可以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抵抗，比如集體訴訟。何淵老師還指出，隱私和個人信息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我們身為人不能放棄的私密信息、私密空間及私密生活，后者則更多是我們的身份信息、行為數據、瀏覽歷史等。但無論如何，那個“我不要錢，也不要服務”的時代已經回不去了，我們需要意識到隱私及個人信息是一個基本性權利，如果一旦放棄，企業就會肆無忌憚地收集我們的數據。

個人信息被更為頻繁的獲取和交換的同時，個人隱私隨著數據泄漏的風險也越來越大。

澎湃新聞：談到個人隱私，大多數人可能會先想到app里面的隱私政策，這些通常又長又難讀的隱私政策，為什么會這么復雜？普通人有必要去硬啃嗎？

何淵：隱私政策之所以會制定得這么復雜，更多是為了滿足監管機構的需求，而不是為了方便普通老百姓閱讀。監管機構往往會給企業提很多要求，而企業為了能滿足這些監管要求，就把隱私政策寫得越來越長。一些大公司的app隱私政策，甚至長達好幾萬，而且專業術語很多，別說一般民眾了，連我專門研究這塊的學者，看著也費勁，往往也懶得去看。

但最近其實有些新的變化。比如，蘋果要求在蘋果商城中上架的app，必須提供一張數據清單，清單上要列出這個應用將收集哪些個人數據、用來做什么的等等，類似于食品包裝上的營養清單。這張清單將被放在每款app的產品頁面上，普通用戶就可以讀得到、讀得懂。

這其實給我們的監管機構提了個醒：隱私政策得讓老百姓看得懂。未來，監管機構可能會要求我們的APP，除了詳細的隱私政策外，還要把一些核心必備的內容作為摘要，放在那些隱私政策的前面。否則，現在這種隱私政策說實在的就是名存實亡，大家根本不會去看，也起不到相應的作用。

澎湃新聞：大家在討論app隱私問題時，還會走入一個困境，就是“我覺得你這個app不夠安全，但我也沒辦法不使用”。這個困境能夠被破解嗎？應該怎么破解？

何淵：從專業術語來講，這是個 opt-in（選擇進入模式） 和 opt-out（選擇退出模式）的問題。后者 opt-out 就是現在的情況，用戶不同意隱私政策就不讓使用。如果是保護消費者，那一般會采取 opt-in 機制：哪怕我拒絕你收集我的數據，你也不能拒絕我使用，與此同時，應該允許提供差異化的服務，拒絕同意的用戶不能使用額外功能，但基本的功能應當會被滿足的。

澎湃新聞：現在app收集的算是個人信息還是個人隱私？這二者的區別是什么？

何淵：隱私和信息是用區分的。隱私是每個人不能放棄的，比如私密的生活、家庭、身體上的隱私等。如果這些涉及尊嚴的東西能被放棄且交易的話，我們就不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了。大家之所以這么在乎人臉識別，是因為它會涉及到我們的生物特征，這種生物特征可能會涉及私密信息。而且過程是不可逆的，一旦被收集或泄露后，我們可能永遠都要不回來。

現在的正規企業，收集的更多是信息，很多甚至不是個人信息，比如網上瀏覽記錄、行為數據等等。這些數據可以用于給我們投放精準廣告，這些廣告則撐起了整個互聯網的免費模式。

澎湃新聞：互聯網的免費模式，是指用我們個人的數據去換取免費的使用權限嗎？

何淵：對，為什么這些app能免費呢？其實就是我們部分個人信息的出讓，由廣告商來替我們出錢。

如果我們不允許企業收集個人信息，那未來必然會采取收費的模式。比如微信，有人做過測算，中國大概只有五千萬人愿意每個月出10塊錢使用微信。這樣看來，更多人還是更能接受現在的免費模式。

所以我認為，個人信息保護并不是絕對的，個人信息保護不是片面地只強調保護用戶的權益，還得考慮到數據的流動和整個數字產業的發展。因為產業的發展對我們個人來說也是有價值的，這是一個平衡的過程。

澎湃新聞：相比于我們生活中的實體信息收集裝置，app的安全性其實算比較好判斷的。比如，小區里新安裝的識別攝像頭，要求每個人必須提交人臉信息，人們雖然會覺得不舒服，但也拿不準這個裝置到底是否是必要的。作為普通民眾，我們該怎么去做這個判斷？

何淵：嚴格來說，不應該由個人來判斷，而是應當由企業主動地說明這個問題。但現在企業不僅不說明，反而將能收集到的數據統統收集了。因為企業收集了這些數據后，他們往往直接把數據作為一種財產。

對于個人來說，我們也可以做判斷。比如野生動物園郭兵一案，如果沒有人臉識別，我們能不能入園？顯然是可以的，看個身份證校對一下名字也行，只是麻煩一點罷了，但還是能進去的。顯然收集人臉數據并不是進入野生動物園所必需的。

所以說，企業必須一開始就把數據處理的目的告訴我們：出于什么目的收集數據，收集了什么數據。這樣公眾就很容易判斷這個攝像頭到底是不是必須的。

澎湃新聞：那機場和高鐵站原本也可以刷身份證進站，為什么現在還需要人臉識別呢？

何淵：機場、高鐵這些地方的人臉識別除了快速安檢的理由之外，更重要的理由是為了公共安全，通過快速識別旅客的身份，避免讓恐怖分子等混入這類封閉的重要公共交通樞紐。而且這些地方并不會保存收集到的人臉數據，只是把人臉數據拿去和公安系統做比對，返回“是”或“否”，這個過程就完成了。因為這個系統不會存儲我們的人臉數據，所以對我們來講危害是小的。

但是，即便在這種場景下，我們還是要給個人提供選擇的可能性，不能讓所有的窗口都是人臉識別的無人窗口，還是得配備一兩個人工窗口。畢竟每個人對個人信息的敏感程度不一樣，其實公眾需要的僅僅是一個選擇的權利。

澎湃新聞：那可以粗暴地說，如果是企業安裝的人臉識別，大部分情況都是沒有必要的嗎？

何淵：很大部分確實是沒有必要的。但也不是說商業上完全不能用，還是要看怎么用，是不是有必要用。

比如支付界面，這個涉及金融安全。還有前面提到的機場和火車站，這些公共場所的人臉識別技術也主要由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的，不過是為了比對公安數據，但其實本身也是企業的商業行為。

澎湃新聞：這又回到了之前那個問題，對普通人來說，每個裝置的背后都是一個黑箱，我們很難判斷它的合理性。所以，是不是我們也很難起訴，很難收集證據，很難證明這個裝置到底是儲存了還是匹配了？

何淵：提起訴訟其實不難，主要難在你要證明損害結果，由于商家使用了你的數據，對你造成了什么損害，這個我們往往無法證明，也就無法要求企業進行大金額的經濟賠償。比如龐理鵬訴東航、去哪兒一案，終審的法院判決是原告勝出，但因為他無法舉證個人因此受到什么損害，最終法院也只判了被告賠禮道歉，并沒有實質上的金錢賠償。

個人怎么保存證據，這個其實也不難。如前面所說，是企業要向你說明，他們在收集什么數據，安裝的是什么性質的攝像頭，如果企業無法說明，就違反了透明度原則。

但不管怎么說，龐理鵬本身是個律師，他才能去折騰個兩年。作為一般的個人來說，是耗不起這個時間的。

澎湃新聞：等《個人信息保護法》通過后，會對此有幫助嗎？

何淵：會的。郭兵動物園一案嚴格來說也不是一個人臉識別案件，而是按照合同糾紛來判決的。我和當事人聊過，主要原因是個人信息保護法和數據安全法還沒出來，只能按照合同法提起一個違約之訴。

未來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將有新的規定，比如公益訴訟：由檢察院、監管機構、網信部門指定的公益性組織幫我們個人操作這些訴訟。首先他們能獲得我們公民個人無法獲得的證據，其次作為公權力機關，他們還可以約談企業。這比起我們個人的對抗，力度是不太一樣的。

還可能會有集體訴訟機制。集體的力量是很大的，這在歐美比較普遍，比如臉書最近一個有關人臉識別集體訴訟的庭前和解，臉書同意賠償了大概5.5億美元。

總之隨著《個人信息保護法》和《數據安全法》的通過，救濟機制會更加完善。我覺得，這種訴訟不能靠單個自然人，而是要靠集體的力量。

澎湃新聞：前幾天看到一個帖子，網友發現某快遞公司提供了一個新服務，如果用戶每個月交1到4塊，就可以享受到升級的隱私保護服務，比如快遞員會通過一個安全號碼跟你聯系等等。你怎么看這種升級付費服務？

何淵：快遞公司保護姓名、地址、手機號這類信息，是企業本身的義務，是法律規定的義務，本身就是不能拿來交易或買賣的。

這和我前面提到的隱私交換不同，因為寄快遞本來就是收費的。如果你把你的信息給我，我給你免費寄快遞，這才叫做隱私交換。很多老太太在超市把個人信息寫下來，換取一筐雞蛋，這就是一種隱私交換。

澎湃新聞：所以李彥宏之前被群嘲的那句，中國人愿意用隱私換取便利，這句話其實講得蠻有道理的？

何淵：道理是這個道理，但他講出來不合適，主要是立場不對，企業講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但實際上，我們已經進入了隱私的透明人時代。不管你愿不愿意，這些企業都已經掌握了我們的數據。大數據的流動確實有利于國家數字產業的發展，這也許是我們每個人都要承擔的社會義務，那種傳統的“我不同意，我也不要錢”的邏輯可能走不通了。

當下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有沒有更多的選擇權。如果我同意了，能不能獲得額外的好處；如果我不同意但企業收集了，我有沒有救濟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