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有細心網友通過B站的彈幕發現：網友們十分自豪于中國宏觀經濟所取得的巨大成績，然而一旦涉及購房、生育與教育等微觀層面的話題，就有人開始吐槽。那么，我們到底該如何解讀這一現象呢？

一、謹防兩大統計學謬誤

當缺乏科學的統計調查而僅憑偶然性的經驗觀察時，我們常會陷入某些統計學謬誤而對有關現象進行過度解讀。對于本文主題，就需謹防如下兩大常見的統計學謬誤：

第一，樣本選擇性偏差。我們知道，并非所有人都是網民，也并非所有網民都會上B站且發彈幕。如果網民與非網民、B站網民與其他網民、喜發彈幕網民與不喜發彈幕網民在個人境遇等方面存在系統性差異，那么對于由所有國人構成的總體，這位細心網友所觀察到的子樣本其實是缺乏代表性的，而據此作出推論將面臨樣本選擇性偏差問題，存在嚴重的以偏概全風險。

第二，幸存者偏差。假若人們在偶受挫折時就吐槽，在順風順水時卻只顧著“悶聲發財”，我們就會僅僅聽見吐槽聲，而那些對當前生活狀態感到滿意的人則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如果我們誤認為吐槽者的一面之詞是所有人的共同心聲，就陷入了幸存者偏差——吐槽者成為所謂的幸存者，因為只有他們的意見被說出來進而被聽見。

二、“幸福悖論”及解釋

即便上述兩大統計學謬誤已被排除，B站彈幕確實折射出微觀個體的幸福感或獲得感與經濟增長是相背離的，但這一現象也并非中國所獨有。早在1974年，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就在著作《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中報告了一個反常現象：一國縱向比較，經濟增長并沒有增進國民的幸福感；跨國橫向比較，富國的幸福水平與窮國相差無幾。學術界將伊斯特林的重要發現冠為“幸福悖論”。

伊斯特林的研究引發了國民幸福感研究熱潮。隨后大量經驗證據表明，盡管各國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千差萬別，但令人驚奇的是，幸福悖論卻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那么，學術界對此是如何進行解釋的？總結起來，存在如下三大觀點：

第一，經濟學觀點。基于邊際效用遞減這一經濟學基本假設，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幸福飽和論：隨著收入增加，個人幸福感遞增，但增加幅度卻是遞減的，而一旦增幅等于零，個人就達到了幸福的飽和點。在此之后，則收入不再與幸福感相關。與此類似的觀點是收入門檻論，認為個人的收入水平存在一個門檻，而當這道門檻被跨越后，收入增長就再也不能提升幸福感了。還有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基于著名的相對收入理論，認為個人幸福感主要取決于相對收入水平，而這意味著：如果所有人的收入同時提高，那么個人收入在相對水平上便無增長，從而個人的幸福感不會增加。

第二，心理學觀點。心理學中著名的適應理論認為，為適應新環境，人們的心理一般會根據外界刺激進行調整，從而使得主觀情感維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據此，心理學家們進一步提出“快樂踏水車”與“基準線”兩種理論來解釋幸福的悖論。其中，前者認為，隨著收入水平上升，個人的物質欲望會不斷增強，以致收入增加的現實被逐漸適應，財富增長所帶來的幸福感被削弱；后者認為，基因、人格、氣質等個體因素使得每個人擁有一條恒定的幸福基準線。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個人的幸福感會圍繞幸福基準線上下波動。然而，一旦情緒系統根據新的環境進行了調控，幸福感就會回歸基準線。因此，幸福感不過是一種暫時的情感反應。

第三，統計學觀點。個人的幸福感顯然受到收入與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在收入與其他多種因素會同時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若僅考察收入與幸福感的關系而不控制其他多種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則會產生統計學上的遺漏變量偏差。例如，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劇。“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收入不平等對幸福感的消極效應未被控制，那么經濟增長對幸福感的積極效應就會被這種消極效應所抵消，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對幸福感的真實效應被低估。再如，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資本也可能因社會競爭加強與人際關系減弱而遭破壞，結果使得人們的幸福感降低。倘若這一消極效應也未被控制，則同樣會導致經濟增長對幸福感的真實效應被低估。

三、基于中國現實檢視已有觀點

如果B站彈幕確實是對中國版幸福悖論的折射，那么上述這些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釋中國現實呢？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甚至在不少年份跑贏了人均GDP的增速。但從絕對收入水平來看，中低收入者在人口中仍占較大比例。例如，2019年數據顯示，中國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共40%家庭戶對應的人口為6.1億人，年人均收入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因此，幸福飽和論與收入門檻論均對中國現實缺乏解釋力。就相對收入理論而言，由于沒有證據表明人們的收入增速是齊頭并進的，其也缺乏解釋力。

是的，幸福感作為一種心理上的主觀感覺，也許與物質財富并不存在一種簡單的線性關系。然而，在全社會廣泛認為購房、生育與教育均涉及剛性需求的情況下，前文的心理學觀點也很難解釋中國現實。其實，諸如“快樂踏水車”這樣的理論，頗似教誨人們應保持“佛系”心態的心靈“雞湯”，很難算是一個可以推導出具體命題從而具有可證偽性的科學理論。

相對而言，忽視收入不平等對幸福感的消極效應會導致遺漏變量偏差，這一統計學洞察是更具啟發性的。雖然中國約有6億人的月收入僅在1000元左右，但約有3-4億人已跨入中產階層，月收入達到10000-20000元。對此，經濟學家樊綱認為，中國面臨著較大的收入差距問題挑戰。然而，即便中產階層擁有相對寬裕的經濟生活條件，似乎也缺乏幸福感。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春玲研究員等人的研究，中國中產階層普遍存在壓力和焦慮情緒。他們的壓力和焦慮最主要源于四個方面：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由此看來，收入不平等很可能不是導致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因素。換言之，是否控制不平等對幸福感的消極效應，也許并不影響中國版幸福悖論的成立。

四、結語

我們要當心對B站彈幕所反映的中國版幸福悖論進行過度解讀，因為此現象或許只是樣本選擇性偏差或者幸存者偏差的一個現實例子而已。但若經過嚴肅的統計調查排除了統計學謬誤，則該進行怎樣的解讀呢？簡單的分析表明，即便幸福悖論并非中國所獨有，但學術界已有的觀點難以較好地解釋中國現實。

假若中國版幸福悖論真的存在，其緣何產生卻似乎成為了一個待解之謎。我們注意到，復旦大學奚錫燦等經濟學者嘗試從中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視角來揭開這一謎題，其推理過程頗具說服力。不過需提醒的是，從科學哲學上講，任何一種解釋都是等待被證偽的假說。因此，謎題的揭曉還有待進一步的實證研究。

（作者姚耀軍為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