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戰爭前后的鐮倉幕府》《異國降伏祈禱與“神國”》中我們講到，為了應對“蒙古襲來”的空前危機，鐮倉幕府首次對日本列島全境的武裝力量和寺院神社開展了戰爭動員，設置了“異國警固番役”，實施了“異國降伏祈禱”。由于兩次交戰以后，忽必烈仍計劃發動第三次征日之役，日本的戰時體制也就一直沒能解除，“蒙古馬上就要來了”“蒙古怎么還沒來”就成了一直纏繞在鐮倉幕府統治者心頭的兩句緊箍咒。于是，兩項戰時政策幾乎成為日本的“國策”，一直維持到鐮倉幕府滅亡為止。

弘安七年（1184）四月，領導鐮倉幕府成功抵抗蒙古·高麗聯軍的“戰時執權”北條時宗撒手人寰，享年34歲。七月，北條時宗年僅14歲的嫡子北條貞時（1284-1301）出任幕府執權，擺在這位年輕執權面前的是蒙古帝國隨時將會再次來襲的恐慌。

執權年紀尚輕，由幕府的兩位重臣——安達泰盛（1231-1285）和御內人（北條得宗家家臣）平賴綱（1241-1293）輔政。安達家是自鐮倉幕府初代將軍時期就追隨源賴朝的元老家族，安達泰盛之妹則是北條時宗之妻、北條貞時之母，因而安達泰盛事實上是北條家外戚、北條貞時的養父。安達泰盛還是《蒙古襲來繪詞》中出現的主要人物之一，在這幅著名的畫卷里，他被描繪成一位善于傾聽九州前線武士訴求的正派政治家的角色。平賴綱則是北條貞時的乳父，北條得宗家政機構公文所執事。兩位輔政重臣的關系并不和睦，這就給鐮倉時代末期一系列的政治動蕩埋下了種子。

《蒙古襲來繪詞》中的安達泰盛（左側）

這年（1184）五月，在安達泰盛的主導下，鐮倉幕府發布《新御式目》38條，拉開了鐮倉時代最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弘安德政”的大幕。之所以要在此時發動“德政”改革，除了應對現實的社會問題需要之外，也因為蒙古·高麗聯軍的兩次侵入，對于日本而言是與地震、海嘯、瘟疫、彗星類似的災異，在“天人相關”的思想背景之下，人們認為是統治者失德所致，需要以“德政”的方式加以應對。一年多里，安達泰盛指揮下的鐮倉幕府所發布的改革法令足有一百多條，內容涉及國內治安、經濟流通、訴訟制度、鎮西（九州島）非御家人的御家人化、鎮西寺社領恢復等方方面面。安達泰盛的訴訟制度改革堪稱鐮倉幕府法制的集大成，幕府增強了守護的權限，設立九州的分支機構，并加強京都六波羅探題的管理能力。此外，鎮西非御家人的御家人化、鎮西寺社領恢復兩項是影響最大的改革措施。

后兩項改革措施都直接與“蒙古襲來”相關——改革的范圍都限定在“鎮西”（九州），也就是兩次“蒙古襲來”的前線。鎮西非御家人的御家人化，在《戰爭前后的鐮倉幕府》一文中筆者提到，幕府麾下的御家人并不是當時日本唯一的武裝力量，直到“蒙古襲來”之時，為了應對空前的外敵入侵的威脅，鐮倉幕府才開始向御家人以外的武裝力量實施軍事動員。弘安之役以后，面對“蒙古再來”的威脅，鐮倉幕府仍需要繼續整軍備戰，充分調動非御家人的武裝力量，這就需要犒賞那些在戰場上賣了力氣的非御家人。

但這個問題令幕府感到捉襟見肘。且說在“蒙古襲來”以后的13世紀末至14世紀，日本列島的莊園制已經矛盾重重。一個莊園內原本設著各種各樣的“職”，也就是伴隨著一定收益權的世襲職務，然而對祖傳的“職”具有繼承權的人越來越多，“職”被不斷分割，莊園權益紛爭激化。加之在不斷的分割、政治變動和土地買賣過程中，“職”的流失屢見不鮮，失去土地而陷入貧困的御家人為數甚多。為維持莊園制，必須對錯綜復雜的“職”重新分配，這就勢必威脅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如今趕上“蒙古襲來”以后武士、寺社都需要打賞的情況，更是沒多少地可分，沒多少“職”可授。

在根本沒有足夠的領地來打賞前線武士的狀況之下，把那些為幕府作戰的非御家人收編為御家人，給他們一個“編制”，提升他們的身份地位，就成為了幕府實際上能采取的最有效的獎賞措施。這樣一來，在九州前線為幕府賣命的非御家人武士也成了御家人，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也得到了幕府的保障，鐮倉幕府也就真正得以從一個立足關東的機構擴展為能夠號令全國武裝力量的軍事機關。

鎮西寺社領恢復政策即“寺社領興行”“神領興行”，意在將九州島寺社領地內保持既有權益的居民和武士排除出去，改為完全由寺社單獨控制的領地。這是鐮倉幕府對九州島寺院和神社采取的保護措施。之所以要保護九州寺社領地，幕府的考量不外乎是為了“異國降伏祈禱”能夠順利進行下去，讓僧侶和神官們繼續作為“冥界武士”與敵軍的神明作戰。幕府將神官們此前賣出或抵押出去的土地收回，重新贈予神社，這就成為了幕府支付給神社“異國降伏祈禱”的報酬。顯而易見，安達泰盛采取的兩大政策，目的都是為了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第三次“蒙古襲來”。

然而，安達泰盛的德政改革并沒有得到幕府御家人們的一致擁護。甚至可以說，鎮西非御家人的御家人化，遭到了舊御家人們的反對。那些因為“蒙古襲來”才被迫加入鐮倉幕府軍麾下的暴發戶，怎么能與世世代代侍奉幕府的御家人家族相提并論呢？這項幾乎從根本上改變了御家人制度的法令，對于那些對舊御家人來說，等于是剝奪了他們的身份特權。另外，德政改革推行的地方分權和守護權限強化政策則觸動了幕府特權階層的利益。于是，幕府的中央迅速分裂為安達派和反安達派兩派力量。

影視作品中的平賴綱

弘安八年（1185）11月，反安達派在平賴綱的率領下發起政變，安達泰盛以下500人敗死，這就是鐮倉幕府史上著名的“霜月騷動”。同時，九州也同時爆發了連鎖的“巖門之戰”，安達泰盛之子安達盛宗戰死。鐮倉幕府中樞的安達派接連失勢，約40%的人退出幕府政治核心。安達泰盛執政期間，朝廷的龜山上皇（1249-1305）在京都與安達遙相呼應，推進公家訴訟改革。霜月騷動的情報于11月20日深夜抵達京都六波羅，隨后傳遍洛中。六波羅探題于21日向龜山上皇報告。兩年后的1287年10月，因為傳聞龜山上皇對霜月騷動之后的幕府懷有異心，鐮倉幕府要求東宮（后來的伏見天皇）即位，大覺寺統（天皇家龜山-后宇多一系）的后宇多天皇退位，龜山上皇院政隨即終結。在鐮倉，平賴綱徹底主導了幕府的政治，廢除了安達泰盛的德政政策，安達泰盛與龜山上皇一東一西的改革宣告終結。

平賴綱執政以后也發布了一系列法令，并在九州博多設立了鎮西談議所（后來發展為鎮西探題），但卻廢除了安達泰盛德政當中重要的兩項：鎮西非御家人的御家人化和寺社領興行政策。為了繼續防備“蒙古再來”，平賴綱也堅持對非御家人發起軍事動員，催促他們承擔異國警固番役，并提供賞賜，但并不將他們認定為御家人，不給他們提供“編制”。

平賴綱的權勢急劇擴大，并將自己的觸角伸到了京都的朝廷。弘安十年（1187）10月，持明院統（天皇家后深草-伏見一系）的伏見天皇在幕府的支持下即位。正應二年（1289），幕府將時任將軍的惟康親王遣送回京都，把伏見天皇的弟弟久明親王迎入鐮倉，出任新的將軍，這樣，天皇、將軍之位都在平賴綱的扶持下，被持明院統一派握在手中。

平賴綱次子飯沼助宗隨幕府的隊伍到京都迎接久明親王，并被朝廷授予左衛門尉的官職，而后又任命為檢非違使。由于平賴綱及其子在身份上不過是北條得宗家的家臣，也就是“一介御家人”的家臣，能夠獲得這樣的朝廷官職，在當時來看也是破天荒的。正應四年（1291）2月，得宗家臣被派遣到博多監視鎮西談議所；八月，平賴綱之子平宗綱等5人開始監督公家寺社有關訴訟。平賴綱的權力觸及朝野方方面面，公家貴族三條實躬在其日記《實躬卿記》中記述：“城入道（安達泰盛）被誅之后，彼仁（平賴綱）一向執政，諸人恐懼外無他事。”在他的筆下，平賴綱權勢如日中天，大行恐怖政治，令京都的公家們畏懼不已。

正應六年（1293），日本列島又一次出現了“蒙古襲來”的謠言。同時，高麗使節金有成奉“大元國”之命，持高麗國王書信出使日本，幕府于3月21日派遣北條兼時、北條時家到九州防備。4月13日，鐮倉發生里氏7.1級大地震，將軍御所、建長寺等均在地震中倒塌，大小余震持續九日，約兩萬余人在地震中死亡。僅九天之后，執權北條貞時發動政變，誅殺平賴綱一黨，史稱“平禪門之亂”。在突如其來的天災和“蒙古再來”的謠言面前，平賴綱的權力轟然倒塌。當時在伊豆國熱海的平賴綱別墅據說突然地陷下去，當時人認為這是平賴綱的別墅與他的主人一起被地獄接走了，因此將此處稱作“平左衛門（賴綱）地獄”。

熱海平左衛門溫泉（小澤溫泉）

平賴綱死后，北條貞時正式掌權。當年（1293）10月，一顆彗星突然劃破天空。永仁五年（1297）2月19日，又有彗星出現在東方。這在當時的統治者眼里是危機的預兆。于是，當彗星出現五個月后，北條貞時再度發布了“德政令”（永仁德政令）。永仁德政包括訴訟改革、禁止御家人土地買賣和抵押、收回御家人流失的土地、改革六波羅和九州的管理機構等方面諸多政策。北條貞時的一系列措施旨在保護陷入貧困的御家人的領地，將御家人賣出或抵押的土地無償收回給御家人。但實際上土地的所屬關系遠比幕府的設想更復雜，德政令發布之后隨即產生了各種糾紛。不到一年，除御家人賣出土地的無償收回政策之外，其余政策被悉數廢除。北條貞時反反復復的改革措施，沒能扭轉鐮倉幕府的頹勢。

1299年，元朝國信使、普陀山寶陀寺住持一山一寧奉元成宗之命抵達日本，被幕府扣留。1301年，又一顆彗星會出現（哈雷彗星），當年11月，九州方面報告“異國船”200艘突然在薩摩的海面，這給幕府的統治者再次帶來巨大的恐慌。面對“蒙古再來”與“天變地異”的危機，北條貞時在這一年又發布了恢復（保護）伊勢神宮領地的法令。1312年，在北條貞時死后，幕府又面向九州再度發布了大規模的保護寺社領地的法令。

在鐮倉幕府的歷次德政改革之中，犒賞“異國降伏祈禱”中出力的寺院和神社，保護寺社的領地都是一項基本的方針。正如《異國降伏祈禱與“神國”》一文所述，眾多寺社都在向幕府和朝廷索要獎賞。海津一朗認為，“蒙古襲來”以后，寺社不僅是把蒙古·高麗視作敵人，還將國內與自己敵對的勢力也視作敵人，稱其為 “惡黨”“異類異形”或“國土怨敵”。寺院和神社污蔑他們是與神佛敵對之人，說他們是破壞“異國降伏”大局的罪魁禍首。就這樣，寺社利用民眾對“蒙古再來”的恐慌，將領地之內的敵對勢力排除出去?！皭狐h”于是成了“蒙古襲來”以后的高頻詞，寺社拿著從幕府那里討來的文書，把原本普通居民生活的場所劃為“圣域”，將他們當做“惡黨”驅趕出去?！皭狐h”們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于是與莊園領主不斷斗爭，幕府則需要派出武裝力量搜捕和鎮壓“惡黨”。這樣一來，“惡黨”們的憤怒就轉移到了幕府的頭上，最終幾位叫楠木正成、赤松圓心、名和長年的“惡黨”，成了鐮倉幕府的掘墓人。

參考文獻

高橋典幸：《悪黨のゆくえ：荘園領主の動向を中心に》，中島圭一編：《十四世紀の歴史學》，東京：高志書院，2016年。

同：《南北朝動亂期の社會》，《中世史講義》，東京：筑摩書房，2019年。

海津一朗：《新 神風と悪黨の世紀》，東京：文學通信，2019年。

筧雅博：《蒙古襲來と徳政令》，東京：講談社，2001年。

細川重男：《鎌倉幕府の滅亡》，東京：吉川弘文館，2011年。

西谷正浩：《荘園制の展開と所有構造》，《巖波講座日本歴史8》，東京：巖波書店，2014年。

熊谷隆之：《モンゴル襲來と鎌倉幕府》，《巖波講座日本歴史7》，東京：巖波書店，2014年。

佐伯弘次：《蒙古襲來以後の日本の対高麗関係》，《史淵》第153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