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級產業集群這一概念，最初是由歐盟委員會在2010年的一份白皮書中提出的，通常是指能夠在世界級水平上促進企業創新、區域發展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一種生態系統，國際競爭力主要指產業集群在全球市場上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在中國，國家戰略層面最早提出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是在2014年啟動實施長江經濟帶建設戰略時，《國務院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以沿江國家級、省級開發區為載體，以大型企業為骨干，打造電子信息、高端裝備、汽車、家電、紡織服裝等世界級制造業集群。2016年正式發布的《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對在五大制造業領域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作出了更多部署。

黨的十九大報告特別強調，“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

我們可以深刻認識到，培育若干世界級產業集群已全面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成為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抓手。同時，對世界級產業集群的理論內涵認識也得到進一步深化。對標美國硅谷信息產業集群、英國倫敦生命科學產業集群、德國斯圖加特汽車產業集群、日本愛知豐田汽車產業集群等國際公認的標志性世界級產業集群，可以歸納出這些集群的七個共性特征：深度參與全球分工、具有全球影響力、擁有全球性龍頭企業、占據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活躍的區域創新網絡、具備全球創新策源力、國際領先的營商環境等。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長三角地區在電子信息、汽車、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新材料、紡織服裝等領域，已經形成相當大的產能規模，而且這些產業都具有很高的對外開放度和產業鏈集聚度，可以說已具備世界級的產能優勢。但與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級產業集群對比，差距或者短板仍很明顯。我們可從三個維度歸納短板所在。

一是行業龍頭企業的全球影響力仍有距離。多數本土龍頭企業與全球最強的龍頭企業比，在規模、產業鏈布局、關鍵核心技術擁有及行業規則權威性上，存在不少差距。比如汽車產業，長三角地區擁有全國生產規模最大的上汽集團，但目前上汽集團還談不上全球影響力，與日本豐田、德國大眾、美國通用比，差距還比較大。跨國公司在長三角地區實施的產業鏈布局，生產技術和規模全球領先，但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并沒有轉移過來。

二是關鍵核心技術的創新策源力仍很不足。這是在較多產業領域普遍存在的短板問題，特別是在電子信息、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新材料、航空航天等引領性產業中，核心零部件、關鍵材料、關鍵生產設備等仍然高度依賴進口。比如長三角各地最近幾年紛紛上馬集成電路生產線，但其中最關鍵的光刻機設備，多數要從荷蘭進口，“卡脖子”程度很高。我們的大學和科研院所受制于科研導向和體制問題，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上發揮的作用仍然比較有限，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上投入的資源也比較有限。而且各地相互搶跑道，力量有所分散。

三是產業鏈比較成本競爭力有所弱化。這些年房地產價格飛漲、人員薪酬上漲很快，導致一些成本敏感的項目不斷向長江中上游地區或東南亞地區轉移。各中心城市這一情況更加突出，而且為留住項目又不惜采取更大力度的稅費優惠和補貼政策，沒有很好發揮長三角腹地其他城市的區域成本優勢。

加快解決上述三大短板，著力提升“三個力”，正是長三角地區建設世界級產業集群的三條推進路徑。但我們也看到，如果沒有三省一市的合理分工、通力合作，就很難突破短板、強壯“三個力”。因為面對國際國內產業集群競爭，長三角地區只有摒棄傳統的行政區競爭模式，消除各自為政、行政壁壘，推進強強聯合、資源整合，才能加快建成世界級產業集群。既要充分發揮區域分工的效能，各地各揚所長，聚力最具優勢的產業領域和企業群體，提高創新資源配置的專業集聚度，培養造就一批行業龍頭企業、行業配套企業和專業化集群，并通過積極有效的區域分工體系，形成長三角地區的整體合力和全球影響力；又要充分發揮區域合作的作用，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建立健全基于區域有效分工的產業鏈強大合作體系，在各地政府一體化行動下，建立健全基于共享資源優勢，無行政區分割的大載體、大通道、大網絡。這樣的區域分工和合作，正是長三角地區實現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最重要命題之一。要解答好這道重要命題，必須著力解決體制機制方面存在的四個瓶頸問題。

一是區域分工統籌政策指引工具缺失。對于區域產業分工，國家層面的規劃綱要也沒有明確的指引。這也是基于我們目前并沒有有效的政策工具可以落實規劃提出的區域分工空間部署。所謂政策指引工具缺失，首先是主體功能區劃分不細。比如長三角大部分地區屬于重點開發區或優化開發區，但對于各個地區重點開發什么、優化什么，并沒有形成細化的功能劃分和政策單元。其次是區域性產業規劃滯后。相對于都市圈規劃、生態環境規劃、基礎設施規劃，長三角地區的區域性產業規劃遲遲沒有進展。因為這個規劃編制難度最大，至今各地政府仍以地方競爭性狀態抓產業發展，從這些年各地編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就可看出，更多體現的是眾人搶跑道、搶機遇。再次是跨行政區的產業協調機制缺失。在環保、交通、安全等領域已經建立三省一市間的協調機制，但產業領域也是滯后的。各地行業協會基本局限在各自行政區內，跨區一體化發展受到限制，至于一些松散的產業聯盟，作用非常有限。

二是要素自由流動遭遇行政區壁壘。決定產業空間分工的，是市場機制。發揮好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前提，是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以往蘇南模式、溫州模式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功，正是讓勞動力可以從農業流動到非農產業，讓技術、資金可以從上海流動到周邊地區。這個階段的要素自由流動，為長三角地區加快完成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在世界級城市群和世界級產業集群建設的新標尺下，要素自由流動不充分的問題更加顯現，而且嚴重阻礙地區之間的有效分工與合作。這一問題的背后，是行政區經濟模式延伸出來的行政區壁壘，阻礙了要素的自由流動。在市場準入、行業監管、資質認定、信用評價、稅費減免、財政補貼，還有社會保障等方面，在具體的實施標準、規則上，三省一市之間都有所不同，甚至省內各市之間也是有所不同的，這樣就形成了一道道的行政壁壘，我們也可以稱其為“斷頭路”。特別是，現在的各個中心城市在強烈的做大做強思維影響下，仍然習慣于運用特殊優惠政策，特殊的補貼、特殊的減免、特殊的服務等等，對要素自由流動、區域有效分工形成了新障礙。

三是共享創新資源面臨中心城市地方保護。產業鏈向各地擴散化，創新鏈則在中心城市集聚化，是現階段長三角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區域性特征。如何推進產業鏈與創新鏈在不同空間的深度融合，是建設世界級產業集群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創新資源尤其是高端創新資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是一個客觀規律。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各個中心城市，特別是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有更強的行政區經濟意識，為了增強城市競爭力和影響力，一方面在集聚創新資源，培育新興產業方面力度都很大，相互之間有競爭；另一方面在創新轉化、招商引資方面與周邊地區有競爭，甚至為減少產業項目的向外轉移和創新資源的向外溢出，會采取更大力度的優惠政策如補貼、低地價等。中心城市的這些地方保護行為，容易扭曲資源配置，而且容易帶來兩敗俱傷的結局，保護導致中心城市自身補貼負擔加重，分享不到分工的利益，同時也引致其他城市參與政策優惠競爭，成本比較優勢得不到充分發揮。

四是共建共享產業公共服務大平臺缺乏機制保障。雖然最近幾年長三角地區在大型科研儀器設備共享網、G60科創走廊、“一網通辦”、技術市場聯盟等大平臺建設上取得了較大進展，但仍未真正建立起共建共享的有效機制。共享的前提是共建，共建包括建設資金的共籌與運營成本的共擔，其中涉及兩大機制，一個是各地共建的機制，再一個是平臺本身運營的機制。如果沒有積極有效的機制保障，即使建立了所謂的大平臺大載體，也很有可能成為空架子。

共建機制，要解決各共享方承擔多少資金、如何參與投資、得到什么服務的實際運作和權責問題。這也正是現階段共建公共服務大平臺中的難點，如果僅僅讓承建大平臺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多投資多貢獻，這樣的共建共享顯然是走不遠的。運營機制，要解決大平臺本身的運營效率問題。我們現在的大多數公共服務平臺屬于公益性的事業單位，在內部運營管理上存在先天性不足，而要引入更具活力的基金會、公司化模式來承載跨行政區合作平臺的運營管理和公共服務，目前還沒有現成的成功案例可供借鑒。

[作者王振系上海社科院副院長。文章節選自作者發表于《安徽大學學報》（2020.3）上的“長三角地區共建世界級產業集群的推進路徑研究”一文，經作者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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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