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常閱讀一般分三部分：專業、拓展和休閑。專業閱讀，以研究為主，我想，這方面若有所獲，也過于狹隘，與“閱讀分享”的意義不符。休閑閱讀，文學作品為主，純為放松，不為所得，更沒有分享的必要。倒是拓展閱讀，既有興趣，也有所得，更有分享的價值。

我分享的書，很多是讀書會上，與學生一起閱讀的。從線下到線上，生活經歷了不斷的中斷與重續，但讀書課基本未曾中斷。2020年很不尋常，所以選書傾向于那些能有助于思考公正與道德重負的書籍。我希望通過這些閱讀，對那些因具體而狹隘的生活處境，對我們的所論所想帶來的不經反思的那種局限和狹隘，能有所反思。我很感謝我的學生，他們能一直堅持。這些圖書，大多厚重艱澀，對學業幫助并不大。但是，我想，有擔當的人，或許不應當只關注眼前最迫切的問題。

正義問題

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施克萊，《不正義的多重面孔》，錢一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納斯鮑姆，《善的脆弱性: 古希臘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修訂版），徐向東等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

納斯鮑姆，《正義的前沿》，陳文娟等譯，中國人民大學，2016年

這些書都與社會最基本問題相關。施克萊是羅爾斯的同事。納斯鮑姆是羅爾斯的學生。此二人的論著，都是對《正義論》的拓展，但角度不同。

功利主義早已成為當代社會的無可置疑的支配性意識形態。如果不經反思，則完全有可能在對功利主義進行批評的同時，也很容易帶著功利主義的濾鏡，結果，所謂的批判，也很往往是點到為止，不及要害?！墩x論》是對功利主義的全面反擊。羅爾斯希望，他所提出的公平的正義，可以提供一種迄今為止在道德哲學中占據支配地位的功利主義觀點的選擇對象。《正義論》邏輯清晰，分析縝密，嚴實無縫，看似冷冰冰的文字背后，不乏對人性的深刻的體察，其抽象的思考又建立在對世事復雜性的充分考察之上，令人感動。羅爾斯認為，每個人天生就是社會的，我們能實現的，遠遠超過每個人獨自能實現的。合作是滿足個人需求的更有效的手段（當然，在羅爾斯這里，社會聯合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只有公正能保證人的合作。為什么？我想，最核心的原因，有兩點。首先，作為公平的正義把人視為平等且獨特的存在，而且認識到每個人的需求是不能通約。其次，公平的正義確立并維持人們對社會的認同，一個生活在“制度是正義的且這一事實得到公認的社會”（即“良序社會”）的人，盡管可能會有不滿，但是不會從道德上抨擊社會和制度的不公。正義是“價值中的價值，”因為大部分價值都不是自明的，而是依賴于制度。只有在公平的正義之下，才有可能保證其他價值的實現。比如如果在社會分工合作中，勞動者僅僅被視為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不可能有自尊。如果按照某種功利主義的績效原則，他的利益，可以為其他利益作出讓步，那么就等于告訴他，他的意愿沒有價值，這無疑剝奪了他的自尊。所以，自尊必然只能依賴于公平的正義制度。再比如，如果按照階段發展目標，某一階段以某類目標為重，而其他的目標或價值——包括正義——可以暫時讓步，這就會出現代際正義問題。代際正義問題不僅會降低效率，因為積累的問題很可能需要付出更沉重代價（如環境），這是從功利角度看，但更嚴重的是會降低后代人對社會合作的認可（比如生育）。

要延續社會的整合，必須從合作的角度看待人和人的關系。但是人和人能夠合作，絕不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目標。爭奪同一個教席的研究員，和搶占同一塊高地的部隊一樣，只能產生爭執，不能產生合作。人們之間是否有共同目標，在于每個人的需要都由正義原則調節，由此才能存在一致同意的行為。盡管羅爾斯的基本觀點并不復雜，但是要想要用很短的篇幅，概括《正義論》，也不太可能。我覺得，羅爾斯真正令人欽佩的，正是他對于正義毫不保留的捍衛，對功利主義絲毫不讓步的批評，以及為正義的絕對優先性所做的整全性分析。

羅爾斯在《正義論》后半部分分析了情感和正義的關系，他同樣依賴于一種合作觀點，一種亞里士多德式的善的觀念。他認為，沒有一個人的善，是獨自發育的，只有在對他人的需要中，他人的成功和享樂對自己的善是必要。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納斯鮑姆的研究是對羅爾斯工作的重要推進。她同樣駁斥了柏拉圖的觀點，即一種類似獨善其身的美德觀念。她認為，生活乃至生命必然是脆弱的，而好的東西恰恰就是體現在這種脆弱中。舉一個通俗的例子：眼看一個孩子要被車撞了，美國隊長出手搭救，人們可能會為他鼓掌，但不會認為他是有美德的，因為這樣的事情，對他來說，不可能有任何風險。如果出手相救是普通人，人們自然會覺得他很勇敢。所以，勇敢恰恰就是表現在生活的脆弱中。納斯鮑姆在分析古典悲喜劇時候表現出的睿智和博學，固然讓人十分佩服，但是我覺得她的觀點，對于現代社會的人而言，更有“治愈功能。”我們的日常生活，由于不斷“加速”（見羅薩，《加速: 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也因為對科技的迷信，讓渡（或者嘗試讓渡）了太多的脆弱、風險，甚至是情感，因為這些因素很明顯與效率不吻合，結果，認可的價值越來越單一，生活因此變得單調、貧乏而無趣，以至于對親情和關系的認同，變得很低，所以，年三十晚上，刷手機紅包，而不是同親人閑聊。

將豐富的價值框架、脆弱性和風險性的認可，重新放入倫理學的框架，這也是納斯鮑姆在發展女性主義理論的基本理路。在《善的脆弱性》中，納斯鮑姆稱頌了通過脆弱表現的善，在《正義的前沿》中，她進一步將弱者納入到政治哲學的考察中。納斯鮑姆認為，一般的社會契約論，都沒有給予殘障人士、老年人以及在家庭中付出艱辛勞動卻從不會被社會認可的婦女（見上野千鶴子，《父權制與資本主義》，鄒韻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以合理的“訂約身份”，忽視了他們的正義與幸福，將“由誰設計”（男性、理智健全的人）和“為誰設計”（包含脆弱群體的社會）混淆起來。為何會如此？因為社會正義理論和契約論，是超越性，是超然的，而這種超然的道德，無法會回應世界最緊迫的現實問題。這種思考，不僅同她女性身份有關，更與她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照不可分。

納斯鮑姆在《女性與人類發展：能力進路的研究》（左稀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中提到了兩位印度女性瓦桑蒂和賈亞瑪的經歷。女性經歷的悲劇，在于她既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又無法得到社會制度的保護，完完全全被包裹一種日復一日、無處不在的痛苦與掙扎中。如果女性，以及老年人、殘障人士，他們沒有被當做真正的人看待，而是被看成女性、老年人、殘障人士，那么他們在“訂約”過程中，永遠是不可見的，他們（她們）的聲音也永遠是聽不見的。女性如果只被當做女性，這便是悲劇的開端。所以，納斯鮑姆提出了能力清單，共有十項內容，這是保證人能被看成是人的基本條件，也是一個民主公平社會的基本前提。

把施克萊的《不正義的多重面孔》放在最后討論，僅僅是因為這本書出版得比較晚（1990）。事實上，施克萊和羅爾斯是同一代人。納斯鮑姆以擴大內涵的方式，推進羅爾斯的研究，而施克萊的邏輯則完全不同。但是這些不同背后，確又有著某種共同的旨趣。

羅爾斯借助“無知之幕”這個概念，摸出對任何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偏愛，從而為尋求普遍的公正基礎提供可能性。但是，在施克萊看來，這種善意的努力還不夠徹底，因為它還是為相對強大的個人的主觀視角提供了特權，而無法將那些最不占優勢的人的地位納入到對正義的思考中，壓制了受害者那些“不可重復的主觀”聲音。施克萊和納斯鮑姆一樣，秉承現實主義的基礎，考察不正義的種種面相。據喬托的畫作，她指出，正義和不正義從來不是對稱的，也就是說，分配公正、獎懲公平，這從來不等于消滅了不公正，如果公正代表平靜安詳心態，那么這和不公正所喚起的復仇和怨恨決不能相提并論。所以，她闡述不正義，不是要建立不正義的一套理路，而是要削弱正義理論自認為能包含消滅不正義的那種信心。另外，在日生活中，不正義常常被看成是不幸的，而不幸和不正義之間的含糊與模糊，也讓人一方面會對技術進步產生盲目的依賴與信心，而且更讓人對不正義中的人為因素無視。而這種認為因素，即是施克萊深入剖析的消極不正義，即通常說的袖手旁觀。

施克萊在分析不正義，尤其是消極不正義時，主要不是建構，而是在批判和解構。我們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我們對不幸和不正義的分析和評判，永遠是暫時的，永遠待修正：曾經我們認為種族問題基于自然，今天我們認識到這是一種霸權；曾經我們認為男女不平等是天然的，而今天我們意識到這是社會文化造成的。正如納斯鮑姆在《女性》中指出的，家庭不是自然構造，而是國家行為的產物。事實上，這種將不正義視為不幸的看法，很大程度原因真正承受不幸的人一直處于“失語”的狀態，頂多也只是被“代言”。所以，施克萊認為，受害者的自我理解也必須由一個完整的不公正理論加以考慮?；诖?，她為一種強有力的民主變化，不僅允許受害者的自我理解的表達，而且更會因之而興旺。這一點我認為也是施克萊洞見所在，因為只有在民主社會，才存在正義，才會存在對不正義的關照。古典文明輕視不正義，貴族社會的倫理學也同樣輕視受難者，因為一方面苦難被看成是一種德性考驗，而貧賤者不太可能面臨誘惑，考驗無從談起。所以，只有在民主社會，才有正義可言。正義的基本前提是平等。

讀上述三人的書，起初并沒有系統考慮。但是讀過之后，卻猛然意識到這幾本書，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的疑問：在行不義的時候，或者行消極不正義的時候，可能會覺得“這和我無關”、“沒辦法的”。那么，為什么會這樣想？而在什么情況下，不會這么想？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鄭廣懷等譯，譯林出版社，2007）

《弱者的武器》基本上每年都會讀一遍。這既與上課安排有關，但更主要的是無法克制對此書的偏愛。《弱者的武器》是本老書，但卻是常讀常新。這書在國內名氣很大，尤其在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界，因為它關注日常實踐和日常斗爭，思考的是關于霸權和結構的理論問題。對歷史學的影響也不小，因為這是底層研究，關注的是那些不起眼的人的不起眼行動。宋怡明的《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鐘逸明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9年）就是典型的“斯科特式”研究。

但是，《弱者的武器》之所以能成為經典，絕不僅僅是因為它分析了豐富精彩的“逃避統治的技藝”，更在于它考察了結構的變化、階級的生成以及主體如何回應這種變化等等多重問題。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形成》中提到：“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里得來的還是親身體驗），感到并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是對立）時，階級就產生……階級意識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范式加以處理，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痹谏鲜兰o70年代以來的勞工研究中，這段話成就了許多經典研究，但真正能把結構轉型以及階級覺悟如何從歷時性經歷和共時性關系中誕生過程分析清楚的，可能只有這本《弱者的武器》（注：村莊的階層分化比較復雜，但為了簡單敘事，統一稱窮人富農）。

馬來西亞的塞達卡村一直都有貧富之分，富農占有土地，窮人靠租種田地養家糊口，但一開始并不存在階級意識，更沒有階級關系。雙方處于相互依賴的關系，既有經濟上的依賴，比如富人會通過各種形式給予施舍，也有觀念支撐，這是一套行為得體的話語體系：富人可以富有，但不能為富不仁，窮人也要像個窮人，不能窮得沒尊嚴（不能不勞而獲）。但是，綠色革命（政府主持的農業改革）改變了一切。因為，無論是農業機械化，還是雙耕制，都不斷削弱農民在市場上的競價能力，使完全耕種別人土地的佃農以及他們所耕種田地的面積都在下降。機械化不利于小面積耕種，雙耕制使稻谷價格上漲。另外，租金形式發生變化，彈性越來越低（從實物地租轉變為需要預付的貨幣地租、死租【即固定租金】、租期越來越長），致使欠租越來越難，而且在同富農議價時人情因素越來越不重要。

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富農和窮人之間原本相互依賴的關系破裂。這個過程始于地主：他們不需要依賴窮人，對傳統的村社社會關系的依賴和控制也變得更低，而更依賴于外面的世界，比如政府；窮人無地可耕，他們成了多余因而自由的勞動力。斯科特的分析并不止于此。他進一步指出，隨著關系的變化，對這種關系的描述也發生了相應變化。之前關于得體行為方式的體系崩潰，代之以互相指責、只爭奪象征符號、評價過失的一場斗爭，富人指責窮人不僅斤斤計較，而且不誠實，勞動時經常偷工減料，遠不如機器，窮人指責富人壓榨剝削，讓他們窮得叮當響。富人會把希望放在未來，會說只要賣力，生活總會越來越好，窮人則憧憬過去，不知疲倦地提起“過去的日子?！弊詈蟮慕Y果，當然就是窮人走出村莊，四處打工，成為了徹底的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的人。

斯科特對政府和權力始終保持著懷疑與警覺。在《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游戲》（袁子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中，他把自己的這種立場界定為無政府主義者。而他對底層社會，一直有一令人敬佩的同情和體察。所以，在《弱者的武器》中，他盡力展現在統治階級霸權支配下，被統治者如何呢能夠保持自主性的文化，建構不同的統治者的文化與生活。他認為，在社會結構開始出現轉變，曾經的主流意識形態正在消退，富人基于此的合法性也逐步消失的時候，窮人從中發現了有利的武器，建構了貧富之間的對立，由此一種E. P. 湯普森意義上的自覺的階級意識得以形成。同時，他的分析更說明，身處于結構關系中的人，往往很難看清結構生成的真正原因，不同階級或階層之間展開的象征符號的爭奪，自以為給予了結構以合理說明，實際上不過是在不斷促成結構的再生產。這也正是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這部經典中闡述的觀點（秘舒等譯，譯林出版社，2013）。

經典的研究，不僅提升對現實的思考，更能帶來對自我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