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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竺晶瑩

題圖 | 受訪者提供

我一直以為，許知遠很出名。

在過去幾個月中，我采訪了他三次。

十月，阿那亞，單向街15周年，許知遠作為主角，被眾星捧月。

十二月，北京單向空間，他的辦公室更像一個書房，被兩面觸到天花板的大書架包圍，一眼掃去，有幾部書脊上印著李鴻章、陳寅恪的名字。許知遠的書架多被清末民初的中國近代史名人所“霸占”：“我在寫梁啟超，有很多資料要查。”桌上也摞著幾疊書，外加一個銀質托盤，上頭錯落有致地碼著幾瓶開過封的威士忌。

十一月，國貿，渣打銀行對面的一間bar，爵士樂奏得熱鬧，許知遠和老友敘舊。那天他喝得清淡，銅杯里是伏特加兌了姜汁啤酒和青檸汁的Moscow mule。談話間，我總懷疑會有人認出他來，結果倒也并沒有。看來他還不至于出名到被打擾的程度，又或許周圍這些金融人不愛《十三邀》。

流行，從來都是有限度的。換個圈子，或許就是寂寂無名。許知遠越來越不在意流行與否了。年輕時他或許帶有偏見地認為流行與嚴肅對立。但他近來倒也不會再為流行而感到臉紅，因為看到了將精英話語體系傳遞給大眾的可能性。

掩埋虛榮

“我首先更接受，自己是個寫作者。”

從出版《那些憂傷的年輕人》起，到今日將四季《十三邀》集結成冊，許知遠不變的是，一直將寫作奉為第一要事，他目前在寫《梁啟超傳》第二卷。

喬治·奧威爾在《我為何寫作》一文中，歸納了驅動人們寫作的四大原因——純粹的自我主義（sheer egoism，也譯作利己主義）、審美情趣、歷史沖動、政治目的。

英國作家、記者喬治·奧威爾 / 圖片來源：Google

強烈的自我是許多作家或記者動筆的最初沖動。奧威爾寫道：（寫作者）希望以機敏的形象示人，被談論，被銘記……假裝自我主義不是寫作的動因，是虛偽的。他指出，多數人在三十歲以后就放棄了個人抱負，但寫作者屬于那些有天賦且任性地要將自我貫徹到底的少數人。

“嚴肅作家大致上比記者更加虛榮，更加以自我為中心，即使他們對于金錢更淡漠。” 奧威爾下此定論。

作家和記者，這兩個身份許知遠兼而有之，那他的虛榮也是雙份的嗎？在這個問題上，許知遠夠誠實，坦言年輕時虛榮在事業的推動中占比很大，但隨著年齡增長，在忙碌中他似乎忘了虛榮的存在，也意識到有更廣闊的事物比自我更重要。

“更年輕的時候，那種虛榮、沖動是很大的，（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可。現在自己明顯更忙碌，所以更少想這個問題了。當然你不知道會不會ego仍然是很重要的，但它會減少一些。因為你確實不斷意識到，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比ego重要得多。甚至當你丟掉這個ego，可能是更美好的。但當然你很難丟掉，一些時候遺忘掉甚至掩埋掉、遮蔽掉它，很重要。”

許知遠正在發生的轉變是——你想追求的價值和事業應該比你的ego更重要，世界上確實有很多更高尚的目的，更強有力的志向，高于你的個人實現，而且你的個人時間應該為這個價值做某種貢獻。

他不再那么強調自我，卻將責任感掛在了嘴邊。“為往圣繼絕學”的理想正在許知遠的行動中上演，盡管他表示這么說實在言重了。張載的寄望雖說是每一代中國讀書人的夢想，但從當下的語境來看，確實略顯宏大。但很顯然，許知遠認為有責任來傳承精英文化體系。他表示自己受惠于過去名家的思想和情感，于是也有責任把這些思想、情感傳承給下一代，不管以寫作還是影像的方式來傳遞。

“我花了這么多心力寫梁啟超，這當然也是某種意義上被個人ego所驅動，因為你要寫一本大書。但同時更重要的是，你覺得這套近代知識分子的傳統是重要的。你應該為它的繼續傳承，添一點磚瓦或者加一點燃料，這也是你的責任。”

正視流行

許知遠最初的理想是成為專欄作家，在這種自由度極高、個人化風格強烈的文體里揮斥方遒。北大畢業之初，他就在《經濟觀察報》專欄中討論國際事務，之后亦是FT中文網多年的專欄作家。可惜“專欄”在中國的語境里夭折了。但許知遠將《十三邀》看作視頻專欄，那仍是他個人化的表達，盡管視頻更偏向于包含導演攝像剪輯在內的集體創作。

《十三邀》的確讓許知遠更流行了。

采訪五條人時，海鮮大排檔的老板認出許知遠來，談論《十三邀》這個節目給他帶來了新的價值和感受。“如果你的支言片語能夠對別人有某種啟發，這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對我來說很溫暖。” 若流行真給他帶來什么“紅利”的話，這是頭一樁，因為這個節目真的影響到了不同圈層的人。

許知遠與五條人對話 / 圖片來源：《十三邀》

不過，流行也意味著爭議。《十三邀》首季甫一面世時，許知遠曾被視為笨拙的提問者，且過于理想主義。他本人卻離這些爭議比較遙遠，全因自己不生活在網絡上，沒有微博賬號，甚至從來不看剪輯后的節目。許知遠不在乎公眾對于節目的評價，也無法控制評論，更無意迎合。

制作《十三邀》首要的目的是——“我們對個人好奇心的一種探索滿足，然后理解一種更大的思想邊界的沖動和欲望。” 盡管對節目的效果和反響，許知遠并不在意，但他認為自己對交流本身有責任。“這個交流盡量要開闊、綿長、有更多的內容含量，我的交流本身要真誠。”

流行與嚴肅有時會被視為一種對立。《那些憂傷的年輕人》2006年再版的序中，許知遠表示自己依然期待這本書賣得像周杰倫的唱片那么多，而不會有埃德蒙·威爾遜式的擔心，這位批評家曾經覺得他的書——平裝本銷量太大，“大得足以使一個嚴肅的作家害臊”。

今天的許知遠對銷量和影響力沒有那么大的渴求，流行對于他而言只是副產品。這種對于流行不褒不貶的態度或許是他變得更沉穩后的產物。

相比于流行，許知遠更渴望建立起一個文化系統。“我們缺乏精英文化系統，這個系統基本上都瓦解了。我始終希望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讀者范圍里寫作，他們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系統。但是中國現在沒有這樣的一個系統，我們甚至在慢慢想去建立這樣一個小小的文化系統。”

《十三邀》不失為建造這個文化系統的方式之一，尤其它經常游走在流行與嚴肅之間，讓學院的觀點有機會走向大眾。比如項飆與許倬云這兩期節目在去年受到了較多的關注。項飆作為人類學家，對當下科技社會提出了“附近的消失”等敏銳的觀察。許倬云則多年來在海外潛心延續著中華文化的基因，讓人看到溫柔敦厚的風采。無疑，該節目在獲得影響力后拓展了對話的邊界。

許知遠對話人類學家項飆，談及當代時間感的扭曲 / 圖片來源：《十三邀》

本著多樣性的原則，《十三邀》的嘉賓跨越學術、文化、娛樂、商業界。有別于一般的訪談節目，這更像是許知遠帶著自己的觀點和個性，在不同的時空中進入對話狀態。他始終覺得，這個節目是他記者身份的延續。

“我依然覺得我就是個記者、采訪者。記者是最好的職業，你可以進入不同體驗，可以迅速地有一種特權，進入別人生活的特權。” 他認為，提問者對于這個社會非常關鍵，如果一個社會不對自身提出問題，這個社會就僵化了，墮落了。

在制作這檔節目時，許知遠的參照樣本是BBC節目主持人Clive James，也是主持CNN《未知之旅》的Anthony Bourdain，前者身兼作家、詩人、學者數職，后者在全球尋味之旅中結合當地歷史文化來詮釋食物。時至今日，許知遠仍被這些電視人所影響著，他統稱大家為“探索者”。

波登和奧巴馬在越南喝啤酒 / 圖片來源：Google

許知遠前陣子在探索王寶強。《十三邀》的訪談時間在不斷拉長，從最初的幾小時到第五季制作時的兩三天。因為人和人之間見面需要預熱，通常在兩小時后，真正的談話才開始發生。許知遠也重視空間對人的思想的塑造。他前往王寶強的故鄉邢臺，期待理解這位演員少年時的成長，以及為何要逃離那個空間。

甚至談話已經不再是這個節目的唯一形式了，體驗更為重要。為了尋找擔任群演的感受，許知遠真的去演戲了。早上四點鐘起床，卻已經到得晚了，然后一直在等待，因為群演很多時候就是在等待，他跟年輕的群演們聊天，對這個行業產生更多的理解。又好比他去采訪賴聲川時，體驗了即興戲劇，他稱這種非頭腦性的行為會幫助人理解很多東西。

“這種理解不是智力上的，而是一種感受型的。做這個節目可能讓我感到最強的一種變化，就是我對感受型的越來越重視，很多東西不是你思想上理解就足夠，你要在情感上，甚至在身體上理解一件事情，比如早起是一個身體反應，是巨大的疲倦。”

有時在節目中，會發現許知遠跟相似行業的人聊得更盡興，但他認為這種區別在于即時滿足和延遲滿足。同行業的人，由于受過相似訓練，當那一刻有碰撞和共鳴時， 是多年彼此積累的碰撞。與不同行業的人對話，也許你只是最近去理解了這件事，沒有很深的感受，但它會啟發你，可能過段時間就變得更深入起來了。

《十三邀》也在往海外走。2020年12月20日，傅高義（Ezra Vogel）離世，許知遠此前與這位研究東亞問題極深的美國學者已有過一次交談，本計劃再訪，卻成為了未竟的對話。同年12月12日，英國間諜小說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辭世，這也是許知遠想去拜訪的作家，他好奇一個間諜大師的世界是什么樣的，遺憾再無機會。

扮演商人

許知遠一直在回避商人這個角色，但從他和朋友在2005年創立單向街開始，這個身份就避無可避了。

《十三邀》讓許知遠從文化圈進入了大眾視野，盡管這種流行跟他的生活沒有直接關系，但他認為，這給書店帶來了變化，單向街作為一個品牌，獲得了更好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書店不易做。尤其是疫情期間，單向街受到了重大沖擊，他們推出預售會員卡，我身邊有不少朋友購入。書店的業態很脆弱，困難時期沒有現金流，十分令人焦慮。但這次預售給了單向街很大鼓舞，也讓許知遠意識到單向街足夠有號召力。所以他更感有義務把這個品牌和空間持續下去。

他認為，很多人沒有把單向當作一個單純的書店，大家喜歡的是這樣一種理念的存在，作為一個活躍的精神因子存在于這里。因此他甚為感激，也想要把它做得更有商業價值，但許知遠仍感到訓練商業能力是個很艱難的過程。

對于書店這個生態，他期待見到更多獨特的書店可以讓該行業更有魅力。然而這個愿望從商業角度來看略顯天真，畢竟現今的書店更多只能靠販賣文創或打造IP來勉力支撐。單向街算是其中幸運的了。

拋開商業邏輯不講，許知遠對于書店的寄望始終是漂亮的：“我們不喜歡書店作為一種悲情的存在或者作為一種防衛的姿態，我們希望它很自然、自由，但同時它是很自信的，對自己有拓展性。” 單向街在2020年15歲了。在他眼中，這將會是一件不朽的事。

他總是守護著一些傳統，比如書店比如文字。事實上，《十三邀》的出版像是商業行為，將影像轉變為文字，不是一種重復或冗余嗎？許知遠對此的回應是，節目經過剪輯丟失了一些內容，文字還原了更原本的對話。

或許他也覺得這個解釋不夠有說服力，便引用了藝術家徐冰的一段話：書真是人類最好的創造。一個由N層紙張形成的方形體積，當人們拿在手里翻動時奇跡就會出現……《十三邀》里這些散落在“空氣”中的“思想”，如今被收納在這個方形體積里，真像是一代人文化情感的寄托之物。

但延續不朽是有代價的。這個代價在許知遠身上表現為忙碌。他要寫作、看書、主持節目、出席活動、接受訪問……“我好像進入相對比較平靜的時期了，但同時我不喜歡自己的狀態，我覺得太忙碌了，過分忙碌，忙碌會使人單調，會使人匱乏，我在想以怎么樣的方式來拒絕忙碌，而且忙碌會使人接受慣性。”

成為商人，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因為要考慮背后的整個團隊。同時也喻示著巨大的身不由己。于是，許知遠的手機屏幕時不時就亮了起來，總有新的信息不斷涌入。

在“對話的精神”論壇中，許知遠曾提及劍橋晚宴時的餐桌禮儀，至少要跟你周邊的人熱絡對話，盡管有時是虛偽的。他為現今大家在餐桌上對著手機而感到遺憾，但他自己卻也逐漸被手機捆綁。

單向街15周年在阿那亞舉辦的論壇 / 圖片來源：單向街

有次訪談前，許知遠問我借充電寶，大概他理所當然地覺得一個年輕人應該離不了這些物品。但我愣了下，因為我從來沒有這些東西，我甚至不會在談話或吃飯時拿出手機。

反倒是許知遠在這個科技時代變得越來越忙，在多重身份下，手機就像一個追蹤器，隨時可以追到他。屏幕又亮了，他邊說不好意思邊看了一眼，而不是選擇將手機翻面不理會。終究是身份越多，自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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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原標題：《許知遠：流行不再讓我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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