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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英國夫婦,用七天游遍廣州
約翰·亨利·格雷
【編者按】:清末時期,廣州曾是除澳門之外西方人唯一可進入和從事貿易的中國口岸,承擔著外交、外貿等管理職責。可以說,以廣州代表中國,在西方曾經是很普遍的現象。
作為嶺南文化中心、對外交往門戶,廣州在歷史上接待過無數的西方人,其中有畫家、商人、學者、傳教士、外交官,也有來自底層的水手、工人等。他們在廣州少則數月,多則數年,很多人甚至較深地融入了中國式的生活。他們以好奇的眼光欣賞廣州,以獨特的視角記載廣州的風光、地理、人文等。
1877年,牧師約翰·亨利·格雷(John Henry Gray,1823—1890)帶著妻子來到廣州。約翰是一個“不務正業”的牧師,他平日里最愛做的就是在廣州街巷游逛:羊城的街景,珠茶的制作,腌蛋的秘方,貢院的食宿,敬惜字紙的傳統,刑場墳場的景象……,廣州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去首富家族做客,上粵菜館吃大餐,乘舢板感受珠江的四季,去北帝誕、華光誕、龍舟節湊熱鬧……,他目睹了許多中國人的私密生活。
約翰寫下了許多關于廣州的著作,甚至比他的傳教更廣為人知。為了讓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廣州,他創作了《廣州七天》(原書名《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1775年,在香港出版英文版)是19世紀中后期第一部系統地描寫廣州城鄉的西方著作,書中介紹了作者如何在7天內分片區游遍廣州,旁證博引、古今穿插,詳細記錄了當時廣州地理、人文、文化、宗教、經濟和社會的真實風貌,而其設計的這條“廣州七日游路線”在當時也成為歐洲人游歷廣州的標準指南。
雖然時過進遷,本書的實地導覽功能已經喪失,但它仍為我們留下了大量19世紀中后期廣州社會生活的珍貴資料,在文字中追懷“老廣州”的街坊店鋪、寺廟宮觀、五行八作、花艇疍家,也讓我們看到清近代廣州甚至中國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

《廣州七天》(原作名: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約翰·亨利·格雷[英] 著,李國慶/鄧賽(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
經出版社授權,本文摘錄其中的若干章節,跟著作者的文字,一起漫游一百多年前的廣州吧。
羊城街景
這個古老的城市街道縱橫,數不勝數,卻大多狹窄。如果沒記錯的話,中國有法律規定,城市的街道不得窄于8尺。
可是,廣州城有一些街道之窄,讓人不得不認為,上述的法律與其說是讓人遵守的,還不如說是供人違反的。不過凡事都應一分為二,我們也要看到,在炎熱的夏天,這些狹窄街道便成了陰涼的峽谷。當然,這是因為它們實在太狹窄了,無法開設店鋪,也就沒有了熙來攘往的人流。“熾烈的太陽向下投射炎熱的光線,殘忍地流瀉著無法忍受的白天。”

《六脈渠圖》,于同治九年(1870)成圖。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這座城市也有一些寬敞人多的街道,但大部分在夏季里只有少數陰涼之處,居民們往往需要用帆布、草席或松木板來遮陽。街道的地面不管寬窄,一律都用厚實的青石板鋪成。石板底下是暗溝,雨水透過石板縫隙流入暗溝,最終匯入6條巨大的水渠,再經4條圍繞廣州城的護城河進入珠江。4條濠渠中的玉帶濠環繞著老城城墻,起到護城河的作用。6條大渠和4條護城河都在知府的直接管轄之下。根據清廷舊法,地方政府應在每年秋天疏通河渠一次。然而,盡管法律對此作了明確要求,而且清理河渠中的垃圾也有益于當地居民,地方官并沒有重視這項職責,溝渠最終由沿河街坊負責清理。

1880年代的廣州全景
廣州城里許多街道的名字,我認為很有特色。當你經常碰到下列街名后,就知道此言不虛了:和平街、白云街、長壽里、早福街、慈愛街、惠愛街、百子里、萬孫街、珠光里、萬福里、萬安里、九曜坊、龍騰里、增福街、登龍街、尊龍街、潛龍街、金財市,等等。另外,有些街道還會以數字區分,如一約巷、二某坊、三某里、四某街等。這樣的街道名稱在這座偉大而古老的城市里并不少見。

漿欄街,廣州最有代表性的街道之一,兩邊店鋪幾乎要挨到一起
廣州街道的商鋪與歐洲城鎮街道的一樣,規模和外觀種類繁多。大的很大,小的很小,有的整潔,有的臟亂。商鋪大多以青磚為墻,以灰瓦覆頂。大門口外垂直懸掛兩三塊長招牌,上面是用金黃、大紅或其他鮮艷顏色寫成的大字,標明商鋪的名稱和販賣貨品。商鋪的名字通常都是兩個字,意味深長,響亮動聽。所以你會經常見到這些名字:永成、萬勝、永福、天福、天榮、永恒、誠利、大利等。有些店家習慣在大門上方掛一塊與出售貨品形狀相似的小木牌。比如,制作和出售衣領的商鋪會掛一塊衣領狀的招牌,襪商就掛一塊襪狀招牌,靴商掛一塊靴狀招牌,鞋匠掛一塊鞋狀招牌,眼鏡商掛一塊眼鏡狀招牌,扇商就掛一塊扇狀招牌。此外,還有其他讓人一目了然的招牌。例如,帽商會在招牌上畫一頂帽子,鞋匠會畫一只靴子,膏藥商則畫一貼膏藥。

踩制香片和珠茶
各家大商鋪都會在屋頂或天花板懸掛若干盞玻璃燈,在大門口外懸掛大燈籠。這些燈籠上繪有艷麗的文字或圖案,如禽鳥、蝴蝶、寺廟、亭臺、花園、山水等。招牌和燈籠的色彩鮮艷,數量眾多,讓街道顯得非常喜慶、歡樂,在燦爛的夏日尤其如此。在這方面,下列街道比其他的尤為可觀:漿欄街、狀元坊、大新街、打銅街、小市大街、高第街、雙門底、惠愛街和大佛寺前。
三元宮:廣州最美的寺院廟宇
我們現在進入道觀三元宮。它由南海太守Sau-Tsinga所建,這位太守是東晉時人。三元宮起先被稱為越崗院,后來衰落。萬歷年間曾被修復,明神宗為其賜名“三元宮”。崇禎年間,它再次被修復。康熙四十五年(1706),一位武官出資對其進行再次翻修,這次改名為“斗姆宮”。不過如今,這座道觀一般被人稱為“三元宮”。三元宮建于觀音山的斜坡上,經一段長長的花崗石臺階,我們拾級而上,進入道觀。它是至今廣州市里最美的寺院廟宇,而且也被保持得很干凈。主殿是三清殿,殿中供有3尊塑像,代表著道教的3位神仙。

現在的三元宮 資料圖
三元宮中的第二座大殿供奉的大概是女神仙斗姆,或曰星辰之母。神像有6只手:第一只手舉著太陽,第二只手擎著月亮,第三只手拿著一把寶劍,第四只手里拿著一種與劍類似的武器,第五和第六只手合掌禱告。女神仙的每一面都有一位女侍塑像。女侍中,有一個手里端著一只盤子,盤中放著一個羊頭;另有一個手里端著一個類似的器皿,里面放著一個兔頭。
三元宮中也有一個供奉呂純陽的殿堂。此殿中央是一個大瓷碗,里面裝了被呂真人祝福過的水。遭受病痛折磨的信徒會來這里購買神水,用來煎醫生開的藥或泡茶,據說非常靈驗。殿中的墻壁掛著眾多還愿匾,顯示了呂真人有多受信徒擁戴,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確是最受信徒推崇的神靈之一。殿前有一大片空地,上面長著一棵棕櫚樹,常有信徒們在樹前跪拜。此殿很大,里面擺放著傳統的家具器物。道士的齋堂可供30人同時使用,其中的布置和寺廟中的齋堂一模一樣。道士吃飯的儀式與和尚吃飯的儀式類似,食物也差不多。這一點我們在描述海幢寺時講過,因此不再贅述。
在三元宮的第一個庭院里,右邊立著一座鐘樓,左邊是一座鼓樓。鐘上的銘文顯示,鐘鑄造于順治十四年(1657),由藩王尚可喜出資。
三元宮的大門旁有一口古井,井水可用來稀釋染液,因此受到染匠們的重視。他們用這井里的水把布料染成紅色。道觀中的道士說,每年靠賣這井水,就能賺300銀元。英法聯軍占領廣州時,印度軍曾駐扎在這座道觀里。

五仙觀。(英)菲利斯· 比亞圖 攝
接下來,我們沿著一條長長的花崗石臺階拾級而上,走進觀音寺。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一位將軍出資建造了此寺。寺中有多棟建筑,比游覽者所想的要多得多。主殿中有一尊巨大的鍍金觀音像,有人說它是檀香木做成的,也有人說是樟木的,它是廣州城中為數不多的身穿衣物的偶像。殿中掛著一口銅鐘,上面的銘文大意為:同治六年(1867),由王某獻給觀音。寺院入口有一口鐵鐘,上面的銘文顯示它有500多斤重,鑄于同治二年(1863)八月,于吉日由一位名叫Tang Wai-Ching的文人獻給寺院。銘文還說,捐資者還包括他的三位夫人和兩個兒子。
為了敬拜觀音,許多信徒(特別是女信徒)都來到這座寺院。廣州市民把正月二十六日當作來觀音寺上香的特別日子。這一天,在來來往往的信徒中間,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小商販、理發匠人等,紛紛擁到寺廟前,想從觀音菩薩那借點錢來做生意。如果寺中的僧人以觀音之名借給任何人500錢,借錢者要打600錢的借條。第二年的這一天,他們要來寺院歸還欠款,還要支付額外的幾個銅板。廣州市的貧苦百姓認為,如果能從觀音菩薩那里借一小筆錢來做生意,往后一定會順順利利的。

『六榕寺花塔』始建于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后毀于大火。北宋紹圣(公元1097年)重建。平面八角形,外九層、內十七層,樓閣式,高57.6米。自古以來都是標志性建筑。
觀音寺坐落在一段短短的石臺階腳下,臺階通往最莊嚴最神圣的主殿。寺院角落里有一尊小小的形似狗的像,中國人稱這種野獸為Hau-Pan-Ye。墻上的銘文記載著如下故事:一位高官父親帶著女兒來到中部地區時,女兒患上很嚴重的咽喉病。高官攜女兒拜了這一神獸,病就好了。高官后來到廣州海關擔任要職,根據中國的傳統,新官需攜家眷赴任。在廣州停留期間,他女兒的咽喉病又犯了。為了治好她的病,他讓人按照上次“治好”女兒疾病的神獸的樣子,雕塑了一尊像。很快,那尊獸像就做好了,并被帶到病人家中。病人每天向它虔誠禱告,希望它保佑自己安康。她的禱告得到了回應,幾天后,她的病好了。1867年,這個女孩離開廣州,她將這尊獸像放在如今的位置,以造福廣州的百姓,讓其他病患者也可以向它禱告。
通往觀音寺的長臺階盡頭也矗立著一尊大象石像,旁邊墻上的石碑文告訴我們,大象石像是某次挖掘時在地里挖到的,是對所有惡人的一種警告。它警告惡人們,如果你行為不端,不聽佛祖教誨,來生就會變成一只象或其他野獸。
觀音寺的大堂很寬敞,從這里可以很好地看到廣州市及四周的景色。英法聯軍攻占廣州時,寺院里各個房間都被聯軍的軍官霸占了。

廣州西郊華林寺的五百羅漢堂。約翰遜 攝
火藥局:中國人發明火藥說
出了觀音寺,我們往五層樓走去。五層樓其實是一座宏偉的紅色五層寶塔,坐落在廣州的北墻。明太祖洪武元年(368),前廣東都督朱亮祖修建了這座塔。明宣宗宣德年間,寶塔毀于一場大火。康熙二十五年(1686),廣東巡撫李士禎主持重修寶塔。1854-1855年廣州動亂期間,葉名琛經常在臨時搭建在一座五層樓樓頂的架子上,觀看麾下部隊在附近平原與敵軍交戰的情景。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后,五層塔的第一、二層分給法軍作為住宿營地,第三、四、五層分給英軍,這對他們來說可都是極其舒服的享受。

五層樓不遠處是一座很大的火藥局,里面放著清軍作戰時使用的軍火。許多人認為中國人是火藥的發明者。關于這個話題,《錢伯百科全書》( Chamber' s Encycolpaedia)第四卷有一篇寫得很好的文章,其中說道:
人們普遍認為藥是培根修士發明的,加侖炮首先為英國的愛德華三世所用。這種說法應該立即拋棄。可以確定的是,火藥與拜占庭王國的希臘火,以及中國和印度的地雷并無太大差別。在歐洲的騎士制度流行前,火藥已經在中國和印度使用了好幾百年。
“喬治斯當東爵士說,硝石是中國和印度常見的自然產物。因此,關于火藥的知識看起來與那些最遙遠的歷史事件是同時代的。”

海幢寺,位于現今廣州同福中路和南華中路之間
早期的阿拉伯歷史學家將硝石稱為“中國雪”或“中國鹽”。古老的中國文獻記載,爆竹在公元前幾百年就為中國人所熟知了。從這些記載和其他證據來看,火藥很早以前就已經被中國人用來制作爆炸物了,但它們最早是何時被用于制作槍炮,則不那么容易確定。古老的史料記載,竹管曾被用來制作一個能飛100尺的“飛行物”,但時間并不確定。東周時期的公元前618年,中國人已經開始使用大炮,它上面還刻有銘文,大意為:炮擊叛徒,消滅反抗者。這銘文應該是刻在金屬上的。我們也有關于長城上武器裝備的有趣證據,艦長帕里什曾參與馬戛爾尼伯爵的中國之行。他報告說,槍眼的底座刺有小洞,與歐洲人為了在墻上掛旋轉形裝飾物而打的孔很類似。長城上很多這種小孔,除了用來承受武器的后坐力,很難想象它們還有別的作用。如果這個猜想準確,那么至少在公元前300年中國人就已經開始使用抬槍。一些記載757年唐軍作戰的文獻中特別提到了一種石炮,它可以將12磅重的炮彈扔300步遠。1232年,中國人在開封府用炮彈襲擊了蒙古軍。因此,的確如中國人所說,他們很早就懂得了火藥及其威力的相關知識。
龍王廟:祭拜龍王的傳統
接著,我們造訪了龍王廟,即祭拜雨神龍王的地方。這是一座官府修建的寺廟,建于乾隆元年(1736)。廟里的龍王像造于雍正三年(1725),為雍正所賜。為了能把它平安帶到廣州,也為了能讓它在到達廣州時受到最隆重的接待,兩廣總督令特使前往北京執行迎接龍王像的重要使命。龍王像到達廣州后,最初放置在廣東巡撫李福泰官邸附近的一座廟里。后來到了1736年,它才被移到如今的龍王廟。然而廣州并不是雍正帝唯一賜龍王像的省城,他給清廷治下的每一座省城都賜了龍王像。雍正帝之所以這樣做,多半是因為在他統治的第五年,大地普降甘霖,他和眾大臣都認為這是龍王的恩賜。因此,皇帝認為應該讓每個地方的臣民都祭拜龍王,他還頒旨稱龍王“福國佑民”。

萬壽宮頗有氣勢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知府或地方官都要在龍王廟舉行官祭。每年的春分和冬至,總督和廣州市的官員也要舉行祭拜。祭品有羊、豬和其他家禽。干旱季節,官員也會祭拜這位神靈,盡管它其實既不會思考,也不會聆聽和觀看世人。這種時候,全城百姓都會齋戒。為讓百姓嚴格執行齋戒,官方勒令屠夫、魚販和家禽販子關門歇市。官員不僅要身著素服,還要禁食、禱告和懺悔,以平息龍王之怒。比如,清同治十年(1871)五月初七,我們看到兩廣總督瑞大人、廣東巡撫和其他文武官員身著素服,手里拿著點燃的棒香,肅穆地穿過廣州市的街道,往龍王廟而去,試圖通過禱告和禁食,讓龍王降下甘霖。進入龍王廟時,每個官員都會把手中燃著的棒香插到祭壇里,然后在龍王像前叩頭。總督和官員行完叩頭儀式后,幾個僧人和道士被安排在祭壇兩邊,道士站右邊,僧人站左邊,開始虔誠地向這位掌管雨水的龍王禱告求雨。
在中國某些地區有一種傳統,當多次求雨禱告不靈驗后,會有人(一般是窮苦人家)把自己交給當地官員,表示愿意以身獻祭,以防更大的干旱和災難降臨。1873年夏天,中國中部地區干旱得很厲害。好幾個人都把自己交給上海的地方官,表示如果再向龍王禱告3天后仍不降雨,他們愿意以身獻祭。1873年7月《上海晚報》的一則告示顯示,上海的官員小心地回絕了那些癡迷獻祭的信徒。

照片遠處左邊的樓閣就是五仙觀內的大鐘樓,樓上掛著“嶺南第一鐘”,即“禁鐘”。(英)菲利斯· 比亞圖 攝
龍王廟的主殿掛有一口鐘,上面銘文顯示,此鐘鑄于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重400斤,由佛山Lung-Sing鐘廠鑄造。英法聯軍占領廣州時,英軍曾駐扎龍王廟。沿著一道石階,我們從前門走入龍王廟。石階旁邊是長長的門廊,鋪著瓷磚,很是華麗,聯軍曾將其當作隨軍教堂。英國教會、美國長老會和羅馬教會的牧師都在不同時間在此向各國的士兵講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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