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外的一個世界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孤懸郊外的燕京大學——還有那座雖是國立，卻被罩上了一頂“留美預備學校”帽子的清華大學（學校），多少給北京的人們留下了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貴族學校的印象：

北平女生間有一謠云：“北大老，師大窮，燕京清華好通融。”“好通融”就等于“很好”。事實上也確乎如此。西郊出來的學生比城里的著實光鮮些，年紀輕，態度瀟灑，學問沒有十分壞的，連臉孔也似乎因為少受北國出名的風沙吹打的緣故，顯得比城里的學生漂亮……

掛了“國立清華大學”或“燕”字的徽章，踏進皮墊校車，讓它順著綠樹成蔭的柏油街道進城，在那遼闊的西長安街飛馳，軍民人等不該咋舌么？旁若無人地昂著頭大踏步于東安市場，胸口的三角招牌閃著亮光，穿著黑短裙的女學生們無怪不得不嘆“好通融”了。是的，他們是天之驕子。做他們的同伴多么難呀！……每當校節或日暖風和的星期日，帶了睜大驚訝眼睛的親戚之類校內兜兜，不厭其詳地指點著每一棵草的名貴，心中不免跳動著得意吧……

這兩段文字的作者本人就是這“好通融”的群體中的一員，但當他寫到一所西郊大學“水汀的煤費就足以開辦兩所師范學校”的時候，也不能不對這“自成一小天地”的兩所貴族學校略帶揶揄：

如果一位高等美國人旅行到北平，覺得北京飯店的抽水馬桶不行，上西郊去，一定可以滿意而歸。那兒什么都齊全：郵政局，電報局，銀行，使皮鞋腳變成貓腳的軟木地板，蹬不碎的玻璃地板，大理石的游泳池和廁所……南方大學生做夢都想不到的。那巍峨的屋子啊，簡直是——！有皇宮般莊嚴，而比皇宮舒服，有洋房的各式優點，而比洋房美麗。

外國人以最先進科技創辦的中國大學校園，消耗的是煤和電力，但是它產出的形象卻截然不同，是和皇宮一般莊嚴的“古色古香的玩意兒”：

遠看著一層灰色的瓦，中間更矗立著一座灰色的塔……燕京就是這樣：外觀純然是灰色，而內容卻具有很復雜的古色古香的玩意兒。朱紅色的柱子，彩畫的天棚，結綺的窗欞，襯著八角的宮燈。此外便是幾千年前的甲骨、鐘鼎、彝尊和脆黃的紙鮮蘭（藍）的套的真真假假的宋版線裝書。這是一個世界，是世紀外的一個世界。

在時人的眼里，燕京大學的翩翩少年和娉婷仕女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首先就是他們講究的穿著了，這身衣裝不是把他們裝扮成現代公民，卻是世界外的一個世界中的仕女王孫。

湖上少年，多著西服，革履橐橐，理直氣壯，冬日不耐寒逼，一變而為輕裘緩帶，南院同窗，喜穿旗袍，或酌罩節儉藍布褂，秋深則斗篷外套，頻頻加身矣，新裝衫服，長僅及膝，故西氅亦足適用，若加毛絨衣于袍外，雖屬不經，卻有儀態，有某“坤”者，雪朝猶御彩絲斗篷一襲，臨風翩躚，人艷其衣，遂忘其寒。

初來湖上，男革履皆長方頭而厚膠底，皮以黃褐色為多，制革科所制，色雖淺堅韌頗能耐久，戊辰后，御膠底者漸少，鞋頂轉圓闊，幾多黑色，亦有別制漆皮履，為宴樂之用，冬日則加鞋罩取暖，兼示縉紳體統，女履初亦流行平底圓頭，及辰歲改興高跟淺緣，而以窄帶搭踝骨上，皮作檀色者，春秋最宜。

燕京大學的校園中，西裝、旗袍和長衫并存 來源：哈佛大學圖書館

原題為鶯歌燕舞出門去 來源：燕大北京校友會《建校80周年紀念歷史影集》

在城里時，燕大的學生都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典型的中國人”，穿的中國衣服、中國鞋。女生“頭梳髻子，上穿褂子，褂子的扣子是布結的，在衣襟的右邊”。冬天，有人還穿著“毛窩子鞋”，那是用蘆葦稈頭手工編制的一種草棉鞋，這種鞋不大能在泥濘處行走，只能天氣好的時候穿，但非常便宜，很受窮人們的歡迎。男生們則是穿“短褂及褲子，開襟在前面，也是布結的扣子”，加上五四青年的招牌穿著，夏天長衫，冬天棉袍。那時男生西裝革履的幾乎沒有，女生穿旗袍也是20世紀20年代以后的事。

和國立大學相比，海淀燕京大學帶著洋氣的“國際化”形象立現——即使放到今天也是無與倫比的。學生來自好幾個國家，外籍教師也并不都是美國人。像翟伯所說的那樣，這些來自不同國度的人構成了一個小的“國聯”，這個“國聯”暫時超越了現實世界里面人們的仇恨：

外國人并不都是美國人，過去有德奧籍，俄國籍不必說。以現在而論，還有向來忠于燕京的日籍考古家鳥居龍藏教授，還有多年在中國服務，而永遠中立的瑞士國人王克思先生［(Philipe) de Va(r)gas］，他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代表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監督日本接收。勝利以后，又從日本手里接收回來……他（西語系主任謝迪克先生）生在倫敦，在加拿大畢業，夫人是俄國的血統的，到中國來講西洋文學。最近，又接受康奈爾大學的聘請，下年休假時，到美國去講授中國文學。請算算吧，多少國！……圖書館的羅文達先生，他是反納粹的德國猶太人，來到中國，入了中國籍。初來時法文說得好，英文都不行。到燕京十年，不但中文懂些，英文學得很好，他還學會俄文了。至于娶美國太太的劉茂齡，和娶中國同學的林邁可更不必說了。

燕大的教職員工，一個小小的“國聯”

在燕京人看來，這種他們引以為豪的教育制度和文化上的多元性，首先就體現在燕京大學的校園上：

燕京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建筑——內部設有代表西洋近代文明的自來水，電燈，熱氣汀，外表卻是十足的中國式的宮殿……

校園是明清以來，幾經滄桑的若干名園所組成的。可是建筑是西式的居多。說起建筑，水塔是典型的中國寶塔，而用鋼筋洋灰。大樓都是宮殿式房頂，加外國式玻璃窗。有幾所中國房子吧，還是舊式格子窗，唯一不古香古色的就是不用紙而安上玻璃。

在清華和燕大兩所學校都有過任教經歷的錢穆卻一眼看穿，清華大學表面西化，骨子里卻是中國式的學府，燕京大學表面上中國味道，骨子里卻是一所美國大學。引用他一位懂得建筑學的朋友的“行家名言”，錢穆揶揄道：

燕大建筑皆仿中國宮殿式，樓角四面翹起，屋脊亦高聳，望之巍然，在世界建筑中，洵不失為一特色。然中國宮殿，其殿基必高峙地上，始為相稱。今燕大諸建筑，殿基皆平鋪地面，如人峨冠高冕，而兩足只穿薄底鞋，不穿厚底靴，望之有失體統。

錢穆的“薄底鞋”“厚底靴”大概沒有把美國建筑中時有，而中國建筑常無的地下室算在里面，但錢先生的醉翁之意，顯然并不在于建筑理念的比附：

屋舍宏偉堪與燕大伯仲者，首推其毗鄰之清華。高樓矗立，皆西式洋樓。然游燕大校園中者，路上一磚一石，道旁一花一樹，皆派人每日整修清理，一塵不染，秩然有序。顯似一外國公園。即路旁電燈，月光上即滅，無月光始亮，又顯然寓有一種經濟企業節約之精神。若游清華，一水一木，均見自然勝于人工，有幽茜深邃之致，依稀乃一中國之園林。即就此兩校園言，中國人雖盡力模仿西方，而終不掩其中國之情調。西方人雖刻意模仿中國，而仍亦涵（含）有西方之色彩。余每漫步兩校之校園，終自嘆其文不滅質，雙方各有其心向往之而不能至之限止，此又一無可奈何之事也。

錢穆的揶揄多少道出了燕園外那個更大的世界對于它的看法，口氣和武大校長周鯁生如出一轍。教會學校不管如何“中國化”，如何致力于彌補它和外部世界的差異，在那個因社會政治斗爭而劇烈變化著的現代中國，這種獨善其身的奢侈多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未名湖畔茂飛設計的四所“宮殿式”男生住宅，可以說是超標準的設計：普通房間每房二人。寬敞舒適，光線空氣俱佳，每房還配有防沙防蟲的銅紗窗，以及書架、衣柜和取暖的汽管，在當時而言，可以算是極高規格。但是，男生宿舍中除這樣的房間外，也還有頂樓的廉價房間，每月租金約十二元，比普通房間便宜了一半。由于這些房間處在大屋頂下，沒法自然開窗，光線和空氣比起正常房間就差了很多。住在宿舍頂上閣樓里手頭緊的同學，“天天都到小飯館里吃一碗面條，或者幾個窩窩頭”；極端的情況下，有一位手頭緊的同學，為了計劃好自己的日用開支，大學四年，把一輛祖傳的自行車“當當贖贖十多次”。

失樂園，復樂園

這種“世界外的一個世界”的美夢卻不能長久，1929年燕大正式遷校海淀之后，只來得及送走了五屆學生，在黑云壓城的內憂外患中，全面抗日戰爭的烽火已經點燃。1937年7月，燕大教師包貴思在她燕南園的家中向美國朋友報告了“盧溝橋事變”那個月海淀園居的情形：

那一夜我在小園中安睡，在這樣一個炎熱的夜晚，你能以閃亮的天穹為臥室天頂、綿延的西山為四壁是件很棒的事。我被槍聲驚醒了，在睡夢中，它們劈劈啪啪地甚是擾人，我在臥榻上坐起；但是我完全清醒時意識到它們離我還遠，一會兒槍聲就停了……第二夜我再次被更多的槍聲驚醒了，這次是長槍的聲音，聲音很遠。

7月10日，包貴思去城里看牙醫，她發現平時洞開的城門只有一扇開著，另有一扇已經用沙袋加固。從此，小園中從未被叨擾過的安穩生活被打亂了，在庭院中的夏眠不再是一種享受，而是情非得已：包貴思半臥在那里的涼床上，整夜地聽著重武器開火的聲音。

在一個不尋常的時刻，這自成天地的校園現出它脆弱人工構物的原形，它的全部生命其實都寄寓在外界的補給和支持上，而一旦后者受到了威脅，前者也岌岌可危。當動力工廠和水塔都可能不再運作時，包貴思們不得不準備足夠的“燈油和蠟燭”，以及一個月的糧食儲備。但另一方面，在這危難的時刻，即使美國大使館已經號召人們撤離海淀，也沒有人主動提出要離開學校：

當炮火和機槍聲爆發的時候，我們正沿著村子的道路走著，它們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我想它們就在這條街上。我們看見大批的難民搶著要進大學的圍墻里面去，門搖著關上了，我的孩子們極度安靜，他們看著我，我的意思是我們只能從門上爬過去……大門的小門開了一條縫，我將孩子遞進去……我不能明白為什么門外的難民不如法炮制，一擁而入，但他們只是祈求著把大門打開，門不開，他們就待在那里。

……

我依然在我的園中，當我寫這封信時，一架日本偵察機正在園子上空盤旋，一隊日本士兵就在我們大學的門外。現在燕京的歷史將要寫下另外的一段篇章了。

他們還騰出房子來竭盡所能地收容了附近的難民。

燕京大學此時成了不折不扣的“孤島”。

1937年的秋天，燕大照常開學，但不是所有人都履行了大考后在校友橋邊握別的贈語“秋季見”，36學號的近兩百名學生，現在只剩下六十四位。然而，校園中涌進了一批家庭背景和從前的燕大學生有所不同的窮苦學生，1938級的“新生”，接納了在淪陷區不想做亡國學生的華北同學，既有新同學，也有客學生（guest student），達到四百人之多。

用學生們自己的話來說，在這個無助嚴冬來臨的時刻，風景不殊，卻自有山河之異，他們“如同秋野的枝頭一樣可憐”，“光禿禿的樹梢，掛著疏疏的幾片黃葉，搖搖欲墜的姿態，使人心里涌起一個漩渦”。“這群熟識的朋友，見面后握握手，臉孔上泛起不自然的笑顏，那歡騰活躍，都要化成蒸汽的心，現在都要結冰了呢！”

在這樣不自由的天地里，“孤島”卻第一次有了正面的意義，在新學期致辭中，司徒雷登別有深意地鼓勵他們：

燕京不僅是一所大學，蓋廣義之大學教育，乃在實驗室、圖書館以外之共同生活。于不知不覺中彼此互相感化，以造成燕京特有之精神。吾人能完成此種民主集團之精神，始克有為中國公民之資格。

希望大家預備為將來中國做有用的人，換句話說就是：不把這求學的機會，空空放過去。我們不但不應當悲觀，更應當努力奮斗，假使更黑暗，便要更努力。

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這自我封閉的燕園反成了自由的田園，理由和周鯁生贊許武大校園的一樣——在日偽統治下這片彌漫的黑暗中，燕京大學的獨善其身現在是件好事，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度遭遇困境的基督教，在淪陷時期戲劇性地變得重新具有吸引力了，日趨濃郁的宗教氣氛支持著對前途悲觀失望的人們，成就了這校園獨守的精神品格：

在這長長的，嚴冷的冬日里，我們帶不來“春天”。我們沒有這能力，也沒有這野心。我們要說話，我們要歌唱，可是我們的“歌聲”也許會很低，很輕，輕得別人連聽都聽不見……

國難當頭的一刻，原先這僅僅時尚美麗的校園中起了些顯著的變化：學生的衣著不再像從前那般時髦講究，即使家境寬余者也開始關心生活實際；開設在島亭，幫助學生自助生活的“合作社”有史以來第一次這么紅火；在學習之余人們也開始留心園外的世界，貝公樓內墻壁上張貼著的路透社和海洋社的新聞稿旁總是擠滿了人，在淪陷區里，這是他們有關中國前途的可靠消息的唯一來源。

1941年12月8日清晨，燕園之中的鐘聲突然響了，但那不是上課或是下課，也不是半小時一次的報時，它響個不停，聽起來像是警報，它打斷了“樂園”中那口古鐘多少年來自我承傳的時間。

待同學們匆匆趕到貝公樓的禮堂，才發現氣氛不對，禮堂里站滿了人，講壇的位置上站著的不是司徒雷登或學校老師，卻是一個戴眼鏡、挎軍刀，身體橫寬的日本軍官：

最后一次在湖上溜冰，是1941年12月7日……學生則還在按時上班上課，鐘亭的大鐘每隔半小時依然悠悠敲響。日軍突然把學校包圍，禁止出入。當時我正在圖書館采編部仔細閱讀書商送來的善本書樣，這個消息如晴天霹靂，使我手足無措。

珍珠港事變后日軍侵占燕京大學校園，是燕京大學三十多年歷程中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波折，就像周良彥在36學號校友畢業紀念冊中所說的那樣，在這時代的巨變中，長袍代替了西裝，中國本位的思想在“洋”燕京開始深深扎根。而這僅僅是一切變化的開始。

1940班，“黑暗中的光明” 來源：哈佛大學圖書館

1945年抗戰勝利之后的燕園，已經完全擁有了左近的土地。它的面積雖大，圍墻之內，卻已不再是遠離塵囂的“樂園”。在南方，從來沒有去過北方的學生們憧憬著“湖光塔影的校園，那個親王的府邸，鋼絲床，自來水”……待燕大復校，到了北京，他們看到的“王侯府邸，美國配備”卻在一再飛漲的物價面前黯然失色。此前大油大肉的燕大膳廳，而今擺的是絲糕和窩頭，復校后一年之久，全靠政府接濟食糧。

“窮學生裝滿了燕園的課堂，對于富麗堂皇的建筑和校舍，也許是‘不調和’的，但這是發人深省的不調和，因為在這個社會里，不調和的事情有的是！今天，也就是‘貧窮’和‘苦難’在制造著多少高貴而善良的靈魂啊！”

“自力更生”從此成為校園的主旋律。燕大復校后，“英國援華會給了學校一筆錢，限定只準用在給學生購買營養品上，于是學校用這筆錢買進一批花生米，建了個磨房”，分配自助工作的學生，推磨磨花生醬。參加自助工作的學生“每天下課后，兩人一班去推磨，每一星期給同學們分一次花生醬”。

這帶著花生醬味道的戰后燕大，只是那個時代的一角，《燕大雙周刊》說：

外中內西的大建筑舒適總算過得去，而且房租也便宜……但今年也發生問題了，復員倉卒，修理不易，求快就不能求好，玻（璃）窗是否按（安）齊，水管是否不漏，大毛病保險不會有的，小的地方可就難說了。再說：學校今年是真窮，物價又這樣漲，水力電力這筆挑費相當可觀。為了學生讀書，停電是不行的，可是，夏天的熱水，冬天的暖汽（氣），這些享受在今年恐怕仍然得作相當的犧牲。

雕梁畫棟的宿舍樓的先進設施，卻因為配不上玻璃，供不上熱水而形同虛設，迎來了抗戰勝利后的第一個寒冷的冬天。1947年以來，由于校園內的左傾學生的活動日益引人注目，軍警搜查燕園，激起了學生們的義憤，以及對于中國前途的思索。校工們和自助工作者們的勞動號子成就了燕園中新的旋律，麥風閣的狐步舞和綿綿情話，已經被男女青年們的“紅著臉爭論著，閉著眼睛沉思著服務計劃”所取代了，原先提醒情侶們分手的鬧鐘的聲音再也聽不見。

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們現在處于一個尷尬的地位。燕京大學本不缺乏服務社會的傳統。作為中國社會學的發源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服務家庭專題部，曾經對學校周邊的社區進行過系統的家庭情況調查，做了翔實的家庭個案研究，并且幫助貧苦居民學習手藝自謀生路；在災荒年景，燕大的各學生團體，包括學生自治會和“團契”在內，都積極參與社區救濟工作。只是，公是公，私是私，在燕大的美國人看來，二者涇渭分明，例如定義為公共區域的道路，哪怕穿過校園，也不是學校的管理范疇，大家各行其是，無須互相扯皮，私立學校縱然對社會負有責任，但那終究是在有限的范圍內。可是，在抗戰后中國的獨特社會環境下，圍墻里面的獨立王國到底不合時宜，1945年后燕園墻外的憤怒吼聲，或許是那些一開始對要不要圍墻都覺得無所謂的燕大教師所始料未及的。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 在當時的中國，對于兩個來自迥然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來說，這樣的邂逅還是多少有些戲劇性的

燕京大學也本不缺乏學生運動的傳統，這在許多材料里都有所反映，“一二·九”運動中進城請愿抗日救亡的學生領袖中，包含分屬國共兩黨陣營的人，據說日后成為一位臺灣地區“立委”夫人的燕大女生還曾經帶頭打著大旗，爬上城門緊閉的城墻。司徒雷登曾不無自矜地說，（1937年以前）燕大的學生風潮從來沒有鬧到不可收拾的程度。然而，如果說過去的燕園里還只是有一部分人顯得激進，抗戰勝利后的這四年，國共政治和軍事斗爭的白熱化卻幾乎讓所有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在這時代的狂瀾中，就像它那美輪美奐卻供給不足的校園一樣，燕園內世外桃源的夢境處于一個相當窘迫的境遇中。此時，司徒雷登引以為豪的燕大從未發生嚴重學潮的紀錄并不是光榮，反而是一種恥辱了。

1948年春季開始，隨著國共內戰的加劇，各大專院校之間頻繁串聯，華北學聯舉辦了平津同學大聯歡，動員兩城市大中學生七千多人參加，第一天在北大民主廣場，第二天便轉到清華、燕大，在未名湖邊的大體育場進行了聲勢壯大的集會。那座體育場，也就是博雅塔下的那座男生體育場，它的選址曾經讓茂飛和翟伯都著實頭痛。燕大遷址海淀初期，未名湖畔還很清冷寂靜，體育館仍在建造之中，這一度沒有燈火的古堡似的巨大建筑，曾經讓人們不敢在夜晚從它的旁邊走過。

1948年的那個春日：

像一支巨流，從早上七點到正午，一輛輛的腳踏車，大卡車在西直門外的公路上絡繹不絕。從天津來的南開，北洋，冀工，工商……還有城內的北大，師院，中法，朝陽及各中學的同學……啊，來客有這么多！

燕京同學四百人出動了，在校門口，打著大鑼大鼓，興奮地歡迎他們的四千多伙伴，遠道來的嘉賓。

……貝公樓，麥風閣擠滿了人……

在未名湖邊，在石船，在臨湖軒和各樓前的草坪，燕京同學和來訪的伙伴們開始小型的聯歡會。彼此談話，一塊唱歌游戲，燕園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了春天的歌聲和歡笑。

那個“煙雨迷蒙、曉霧殘云”“西山萬壽，畫來眼底”的燕園不復平靜。

后來……

后來的歷史眾所周知——1948年年末的冬天，西郊的燕京大學成為北京最早被解放的大專院校之一。1949年上半年，已由燕大校長轉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因為燕大和美國政府的特殊關系，戲劇性地見證了一個敏感的歷史時刻。

賓客在慶祝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活動上簽名

三年后，對于中國教育意義重大的1952年，隨著一場全國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燕京大學悄悄地消失了，燕園“變成”了北京大學的校園，在這湖光山色的校園中又陸續發生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經過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今天，許多人只知道北大未名湖，卻不知道這湖之所以“未名”的原委。

自它們的草創算起，這兩所學校距今都已有百年的歷史，一個世紀后的北大和燕大已經難分彼此。不光燕京大學的師資力量傳承在北大的血脈中（如費孝通、侯仁之），燕大的標志性建筑也為北大所繼承，如今人們說起北大來，是西校門（燕大校友門），是未名湖畔的塔影天光，北大百年校慶典禮的場地也正是在原燕大女生宿舍間的靜園草坪上，相反，倒是馬神廟、沙灘、紅樓這些個老北大人耳熟能詳的名字漸行漸遠了。

北大時期的未名湖 來源:《北京大學》畫冊

這種物理遭際的歷史流變凸顯了某種微妙的意義。從一方面來說，正如這世上大多數人事，自清、自足總是相對、有限的，燕園的虎皮墻所能遮蔽的，也就是一方的風雨，更不用說在這園中發生過那些意義深遠的事件，駐留過舉足輕重的人物……從另一方面而言，皇城人海中的那個老北大在已經被牽扯著遠離了它曾肩負的時代使命，脫卸了不能承受之重之后，教育的意義還歸教育自身，平靜的書桌已經成了“學府”二字的首要含義，一個身處圍墻之內、有藤蘿綠蔭環繞的新北大的形象已經為人們所接受。對燕園而言，它并不能算長的歷史已經有了“新”和“舊”的細微層次，當新的時代凱歌前行的那一刻，對于那永遠留在過去時里的影像，人們產生了回望的留戀，這種時間上的差距感，既是舊時月色的回光返照，也是一種新的文化表達的清楚顯現。

這園的物理存在和建筑演變自身，就是一部20世紀中國歷史的縮影。

比起宏大的歷史敘事而言，燕園的歷史自有其感性的、具象的魅力。有時候，這種含蓄的、富于包容的歷史，比起抽象的、被剝離了具體情境的概念更能圖解中國近現代歷史面臨的機遇和困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對大多數燕京大學的校友而言，無論他們在時間洪流中的哪一刻想起燕園，他們的回憶并沒有像我們所想那樣，帶著太多時代的烙印。燕園的景物是美麗的，而它所見證的青春韶光的流逝和成長經歷所帶來的惆悵，對于這四年一個輪回的“校園”來說，并沒有由不同人生世代而引起的差異，有的至多只是被“過去時”淘洗過的柔和影調。

抗戰勝利后的苦中作樂：

第一次到燕園我就被陶醉了。多美的校園，多么親切的老師和同學們！我不是個用功的學生，參加了許多活動，唱詩班、合唱團、“詠團”團契。冬天在湖上滑冰，課外活動跳土風舞……星期天和王宜琛沿湖邊一邊二重唱一邊散步。和胡鑒美去朗潤園坐在樹枝上吃桑葚，把咀唇都吃紫了！……雖然我很窮，但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精神很愉快。我成天哼著歌，高高興興。

抗日戰爭時期流亡到成都的燕京人遙望故園：

時光很快地過了五年，那秀麗的湖色，以及在天畔泛起的紫騮色的云霞，仍是如此鮮明地溶在我的記憶中。此刻，我流浪到蓉西光華村，卷起珠簾，依稀見到那久別的湖光塔影，在一縷沉煙里向我招手，我依然看到了青青的岸柳伴著風在泣訴……

或是回憶20世紀二三十年代燕京大學的黃金時代：

月已上兮柳梢頭，人未來兮黃昏后。于是革履咯咯，徘徊于女校門前；電鈴叮叮，叫喧于寢室窗外。偕愛侶兮閑步，笑語輕輕；邀良朋兮共酌，謔浪聲聲。時逢日曜，馳車兮結隊進城；每當休假，騎驢兮聯轡郊行。風飄飄兮衣香馥馥，塵滾滾兮帽影亭亭。乘良辰兮行樂，對美景兮賞心。春秋佳節，麗日晴天，神游功課之外，魂銷靜美之境，浪漫逍遙，從未感流光之易逝也。

“造園”的起點在1922年。那“造園”之初有個獨特的奠基儀式：“女生主任帶去一個Metal Box（金屬盒子），她把每件東西都給我們看，然后放在盒子內。其中有一張我們全體簽名的紙，還有很多照片，盒子盛滿、封固，把盒子放在右角的地基上。大約要等貝公樓拆建時，才可以取出那盒子。”

如果有誰曾目擊燕園在1922年初建的情景，他一定會意識到，這校園并不是從來如此。未名湖邊蔥蘢的樹木，有一些是從和珅的笙歌綺夢里遺落，有一些是在茂飛規劃校園時植下，有一些則是在北大的經營中入據了蕪草蔓生的空地，大多數樹木是這八十年內逐漸覆蓋校園的，有一些卻是在更晚近一些時候長成。1922年校園植樹運動以來在湖邊扎根的這些樹木，見證了許多我們在文中來不及細表的重大歷史事件，1926年和劉和珍一同被北洋政府槍殺的魏士毅烈士的紀念碑，曾經目睹了這些樹木的成長；1925年，諾思還在給翟伯的信中提到，希望隨著時間的增長，“那些（建筑）僵硬的線條終將會淹沒在灌木叢中”。

遷校伊始的植樹運動

當樹木開始生長的時候，平蕪的土山逐漸變得豐茂，這中間有人 工的堆砌，更多的是歲月里沉積的塵土。

只是這一切從表面上已經看不出什么端倪:

嗨， 懶人、 窮人， 都不必發愁!偌大的未名湖便是消 閑遣悶， 調劑生活， 澡雪精神， 及尋章覓句的最佳去處。 霞光映照之下，四面樓閣輝煌，波光瀲滟。沿岸有雜花璨彩，垂柳搖風，有島亭嬌俏，塔影玲瓏。湖中展出千變萬化的彩畫，晴雨不同，晝夜各異，都足以悅目怡情。并且可以持竿垂釣，或嬉水浮游。

通過幾代人的種植和呵護，未名湖最終變成了一個“更親密和個別的，更私人和休閑”的場所，從這幅照片中可以看出，湖畔沒有鋪設機動車道，使得六七個女生可以走成一排

胡適在評論司徒雷登的傳記的時候說：“作為一個對燕京大學有興趣并關注它成長的朋友和鄰居，我覺得司徒博士的成功主要在以下兩方面。首先，他和他的同事們，白手起家地策劃并建立了一所規模完整的大學。它是中國13所基督教大學中最好的一所，也是校園最美麗的學校之一。其次，在致力于中國研究的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幫助下，他逐漸建立的這所夢想中的大學成為中國所有基督教大學中中國研究方面最杰出的學校。”

將“校園最美麗的學校之一”和致力于“中國研究”的卓越表現聯系在一起。胡適的評語絕非偶然。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草創時期所發生的一切，校“園”和“造”園是一對理想的、絕妙的象征。

（本文摘自唐克揚著《從廢園到燕園》，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