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紐約，正處在成為“世界首都”的前夜。一群“中國苦力”來到了紐約，在陌生的國土上力圖保持中國人的尊嚴和生活。這群人身處兩種文明交叉的邊緣性位置，對美國人而言唐人街過于“東方”、詭譎和難以理解，但紐約包容了它，也改變了它，它也見證了紐約的成長。

美國華人的“雙重邊緣性”對理解《堂斗——紐約唐人街的金錢、罪惡與謀殺》（下文簡稱《堂斗》）十分重要。這種“雙重”，一方面是近代中國在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現代化浪潮中的邊緣性，另一方面則是十九世紀以來外來移民在以白人為主體的新教文化中的邊緣性。

《堂斗》用實證的態度考察紐約唐人街暴力沖突的早期歷史。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堂口”開始從舊金山的華人群體擴展到紐約，為爭奪地盤和勢力展開搏斗。“暴力”幾乎成了唐人街的標簽，堂口之間的斗爭——“堂斗”——從二十世紀初一直持續到大蕭條時代。作者蘇思綱對紐約唐人街的“暴力”和“犯罪”進行了詳實考察，“堂斗”體現了華人群體在美國社會中低下、被排斥、被擠壓的無奈現實，唐人街和美國社會形成的強烈反差甚至對抗既源自于“排華主義”浪潮的惡果，也根植于傳統鄉土社會和現代都市文明的沖突。

《堂斗》主要講述了 “安良堂”“協勝堂”和其他堂口之間發生沖突的曲折故事。商人李希齡（Tom Lee）領導的“聯誼堂”（后為“安良堂”）是紐約最大的堂會，而李希齡游離在華人商界上層和坦慕尼協會（Tammany Hall，把持紐約市政的權勢集團的組織）之間，他的形象正面而威嚴。另一位傳奇人物、“協勝堂”堂主“素鴨”（Mock Duck）則不同，他依靠殺手和暴力試圖獲得主導唐人街的權力。隨著“素鴨”主導“協勝堂”，李希齡的權勢開始走下坡路，在紐約唐人街逐漸失去擁有絕對權威的地位。故事還有一個重要主角是紐約市政當局，警察局曾經由坦慕尼協會控制，鍍金時代的政治腐敗為唐人街的幫派橫行提供了“制度支持”。隨著進步主義改革運動在紐約吹響號角，進步黨人也會擊敗坦慕尼協會、試圖管理唐人街的犯罪和混亂，這種努力雖然往往受到掣肘、法院也很難依靠“證詞”和“證據”做出公正裁決，但它成了結束“堂斗”的重要因素。

1913年左右的李希齡

1905年左右的素鴨

在美國歷史宏大的篇章里，唐人街的故事并不特殊，外來移民如愛爾蘭人、意大利人有著類似的貧苦移民、黑幫和腐敗的故事，“因為多數美國人相信移民是美國貧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的根源，威脅了美國社會制度的存在和發展。實際上社會問題不是美國城市化時期獨有的弊端，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共有的痼疾”。（梁茂信：《1860—1920年外來移民對美國城市化的影響》，選自《美國移民史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頁。）

對中國人來說，“堂口”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作為一種秘密會黨的存在形式，浸染了一種民間的族群意識和自發動員。“天地會”從康熙時代的南方市鎮興起，跨越太平洋在北美大陸播散，到后來孫中山先生改組海外洪門、改堂為黨、發起革命，直至1949年10月1日曾經執掌安良堂的司徒美堂作為華僑代表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堂口”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堂口”和“紐約”都有寫不完的離奇故事，而那個時代的紐約唐人街剛好成為這兩個世界邊界的神奇交匯點。

二十世紀初紐約的城市圖景幾乎是拼接了整個人類主要群體的馬賽克，初來乍到的華人加入了愛爾蘭裔、英格蘭裔、猶太裔、意大利裔、德裔和黑人的隊伍中，在紐約最臭名昭著的街區掙扎謀生。統治階層住在默里希爾（Murray Hill）和格拉梅西公園（Gramercy Park）的豪宅里，大量工人則擠在四坊（Fourth Ward）的廉租公寓、曼哈頓下城的東江（East River）碼頭和六坊的五分區，這里因酒館、賭場、妓院和幫派斗爭而聲名狼藉。1886年遠渡重洋的自由女神像被樹立在哈德遜河口，紐約代表著美國向世界各地的“疲憊的人們”張開了懷抱。然而，紐約的唐人街卻還沒有共享到自由火炬下的榮光，華人顯得過于“異質”，報紙上的評論者對華人充滿“異國情調”的描寫并不顯得浪漫，背后是懷疑和驚異的注視，“那些敘述者們熱衷于編織東方謎事與駭人詭計，以滿足讀者的想象與期待，而并不意呈現真實的歷史”。對蘇思綱而言，他既要面對美國社會對華人文化形象的夸張和歪曲，破除白人群體對唐人街“神秘感”背后的不信任和猜忌，也要面對華人群體對著一段并不光彩歷史的刻意遺忘，“我也明白很多華裔美國人想要簡單地忘記‘堂斗’，以圖淡化公眾對早期華埠居民的不堪記憶”（《堂斗》，第4頁）。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從移民的背景中考察堂斗的歷史意味著“堂斗”不僅僅是兩幫地痞流氓之間的爭狠斗惡，也反映了美國社會對華人作為移民群體應當享有的平等權利的褫奪。華人的身份成為蘇思綱這個“美國學者”對他們進行觀察的主要關注點：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美國，身為一個住在唐人街的華人意味著什么？華人以“苦力”的身份進入美國，參與加利福尼亞的金礦挖掘和太平洋鐵路建設，1869年太平洋鐵路的竣工使得大批華工不得不另謀出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加州議會通過《排華法案》，排華的浪潮逐漸擴大，國會終于1882年5月通過了《排華法案》，禁止華工入境十年，這一政策延續了六十一年之久。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華盛頓州、俄勒岡州、懷俄明州、加州與西部其他州的暴徒開始襲擊華人的商鋪與家園。很多華人因此返回中國，而留下之人則向東進發，將目光投向中西部和東部的芝加哥、圣路易斯、費城、巴爾的摩、波士頓等大城市。華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國人迥異，這加深了排華浪潮中對“黃禍”的恐懼，大肆渲染華人“不可同化”為美國人，比如他們過于節儉而不在乎居住條件、不說英語和參與政治等等都成為華人種族低劣、奴隸本性的“證據”，“一些報刊為了煽動起全民性的排華浪潮，或刊登漫畫，或連載漫畫，丑化華人形象，把華人描述為一張大厚嘴唇、頭扎長辮、兩目斜視、膚色臟黑的吸血鬼，調戲白人少女”。（梁茂信：《論19世紀后期美國對華移民政策》，《美國移民史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82頁）在這種極其不利的氛圍中，美國華人群體的總數持續下降，既有的華人群體開始從西海岸走向紐約，紐約成為華人聚居的首選，“紐約市華人總數在19世紀最后十年增加了兩倍，從兩千多增至六千多，還不包括住在郊區和被漏查的華人”（《堂斗》，第37頁）。

在美國華人的生產和生活離不開各種互助社團組織，社團分為三種類型：以血緣為主導的、以地域和同鄉為主導的和以“結拜”主導的，最后一種則具有黑社會的犯罪性質，稱之為“堂”。“堂口”起源于清代中國東南部的秘密社會組織——洪門，這種秘密組織源于南部中國對滿清政權的不滿，這個組織有一個更響亮的名號“天地會”。金庸小說《鹿鼎記》里對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描述道：“生平不識陳近南，便稱英雄也枉然”。陳近南確有其人，據說他創立了天地會，所謂“忠義堂前無大小，百萬兄弟盡姓洪”。天地會廣布南部中國（主要支派有三合會、三點會），天地會與哥老會（云貴川多稱袍哥，長江中游多稱哥老會、洪江會、江湖會，江浙皖多稱洪幫）一齊構成了秘密會黨的兩大流派。一般而言，它們都可統稱為洪門、洪幫（紅幫）。“天地會”在海外的“分舵”名號為“致公堂”，這是孫中山在舊金山宣傳革命的核心力量，也就是后來的“致公黨”。

蘇思綱認為中國人的等級觀念和家族觀念使得這種組織形式在美國得以復活：

在中國，等級地位一直都很重要，在美華人本能地想要按照中國模式來重建熟悉的社區結構。人們強烈的等級意識需要一位族長的出現。他的工作包括建立權威、消除分歧、主持儀式、解決問題以及謀求公共福利。（《堂斗》，第17頁）

某種意義上，來自廣州地區的李希齡在紐約的唐人街承擔了“族長”的角色，這個被稱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唐人街最有權勢的中國人，代表著華人“變成美國人”的努力。他于1878來到紐約，他比其他人更早地穿上了西式服裝，并且把辮子塞進了禮帽，甚至娶了一個比他小十歲的白人老婆。李希齡被舊金山唐人街的最高管理機構“六大公司”（后改為“中國公所”）派往紐約，也得到了坦慕尼協會的認可。他就任了副治安官，成為紐約歷史上第一個在政府機關任職的華人。當唐人街經營賭博、娼妓和鴉片的行業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興起后，李希齡則成為溝通紐約腐敗的市政和賭場老板之間的橋梁，為尋求謀生出路的華人打開方便之門，也填滿了自己和警察們的錢包。坦慕尼協會對警察局的官職明碼標價，唐人街經營酒樓、賭場、妓院的老板也期望警察對他們的違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過由于語言不通，警察無法直接向他們收取保護費，“賭徒聯盟近來約定，賭場每星期每番攤要交八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流入李希齡的口袋，其余交給警方，以防他們突擊搜查……王福清估計，這一特權每年能給李希齡帶來一萬美元收入”（《堂斗》，第35頁）。

排華主義對唐人街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導致華人社區男女比例失調，城市空間受到壓縮，正值發展的紐約雖然接納了這些新來者，但是從衰退中迎來的經濟增長卻并未平等惠及唐人街。毫無疑問“堂斗”是犯罪和暴力沖突，三次堂斗表面上是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引發的，卻是不同勢力對日趨狹小的經濟利益的爭奪，原因在于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的唐人街華人無法依賴法制、民主和“個人奮斗”來實現美國夢。當生存和安全都成為問題的時候，更遑論去習得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這成為美國社會攻擊唐人街的口實。在缺少女性和家庭的單身漢社會中，華人在美國從事最辛苦的工作，卻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得到情感慰藉，“因此多沉湎于吞云吐霧的煙館，呼盧喝雉的賭場，或是云朝雨幕的妓院之中，吸毒、賭博、嫖妓等陋習成為畸形社會里華僑消解鄉愁和忘卻勞累苦悶的‘良藥’”（潮龍起：《危險的愉悅：早期美國華僑賭博問題研究（1850-1943）》，《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42頁）。

在美國，堂口的活動范圍是跨區域的，他們也密切關注著中國大陸的形勢。紐約是堂口活動的重心，二十世紀初“協勝堂”和“安良堂”開始在美國各地發展分堂，并且建立正式的統籌機構，比如司徒美堂在1905年創立的“安良總堂”。這種跨區域的行動使得堂斗超出了一個城市，兩個堂口往不同城市輸送殺手、互相報復，持槍互射、埋藏炸藥、白刃暗殺等等犯罪手段制造了不少令美國人驚異的屠戮，“隨著各分堂的壯大，他們的行為越發獨立。而星火一旦燎原，總堂便難以將其撲滅，終至局面徹底失控”（《堂斗》，第216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四場也是最后一次堂斗，由于在匹茲堡的安良堂年會上的派系斗爭失敗，部分安良堂人倒戈到協勝堂，最終引發了近十年的東部和中西部堂口的反復沖突。這種流血事件讓美國報紙覺得華人野蠻、匪夷所思，常常為小事大打出手，并且沒完沒了，毫無法律觀念。蘇思綱則認為爭斗的原因除了對經濟利益和權力的爭奪以外，往往也涉及亞洲社會的“面子”文化，中國人的這個觀念高于法律。面子與榮譽、威望息息相關，為了保住面子，決不能忍氣吞聲，從而導致了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堂口也密切參與中國本土的各種政治運動，比如辛亥革命、抗日救亡。堂口領導人也熱心公益慈善，對中國本土的饑荒進行籌款和救濟，這為堂口最終轉向保守型社團埋下了伏筆。

許多移民社區中都不乏犯罪現象，1904年有三百三十四名華人在紐約被逮捕，而相比之下，愛爾蘭人被捕人數接近兩千人，意大利人超過一萬三千人，俄國人超過一萬兩千人，德國人超過一萬一千人。這一年曼哈頓發生了六百多起命案，不過只有一個死于堂口沖突。但是唐人街的惡名遠超其他族裔，甚至成為吸引獵奇者來這里旅游觀光的賣點。

公開宣戰的堂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不再存在，紐約唐人街的堂斗開始逐漸退出了歷史的視線。最重要的原因是華人的生存和居住模式開始改變，同時經濟大蕭條也打擊了堂口的經濟能力。華人不再都擠在勿街、披露街和包里街形成的三角區域，開始散居遍布在紐約各個區域。華人的餐廳和洗衣房也更多依靠白人主顧，這都讓他們不再依賴堂口這種社團組織維系生活的條件。華人的生意越來越多依賴于非華人顧客的營生，他們跟隨著顧客進入他們生活、工作的社區。盡管番攤和鴉片煙一直還在，在經濟大蕭條和警察的打擊下，堂口也無意斗爭。另一方面是政治局勢的變化，政治改革措施讓坦慕尼協會減少了對紐約政治的影響，市政的腐敗被有效治理。可以看出堂斗消失的原因是多重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華人的觀念和生活方式開始改變，暴力的犯罪成本過高也就逐漸消失了。新一代華人在美國本土出生，他們更樂于接受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以英語為母語，不愿意加入唐人街的派系斗爭。就美國華人的群體感而言，抗日戰爭期間堂口對中國的援助激發起他們的團結，民族主義情結開始替代了底層社會里的秘密社會的觀念，他們不再彼此分裂。

蘇思綱筆下的堂口并不神秘，堂口的兄弟是一個個普普通通的人，他摒棄了那個時代美國社會對唐人街貼的“暴力”標簽。城市報紙對堂口罪行進行了夸大和渲染，事實上參與堂口的人數僅僅是華人的一小部分，而且大多數人是為了生計所迫，也不參與暴力活動。蘇思綱認為對華人根深蒂固的偏見塑造了唐人街的文化形象，美國的法律體系和華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兼容，“白人的偏見，而不是任何事件，使紐約人將唐人街看作這座城市最讓人頭疼的麻煩之地。與其說華人有計劃地讓紐約所有法律機構都參與進來，不如說這些法律部門決心侵入華人的生活”（《堂斗》，第119頁）。通過蘇思綱的這本書可以窺見中國和美國在二十世紀初的交叉點上發生的宏大事件，他不僅僅描寫了“天地會”跨越太平洋的傳奇，更展示了紐約崛起前夜的浮世繪，亦讓人驚嘆華人在美國艱辛生存的旅途背后乃是一個古老文明和新興文明在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