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相信白人至上主義的總統，會在同時輸掉普選票和選舉人票后兩個多月后不承認敗選、不保證順利和平的權力移交，并濫用職權窮盡一切途徑扭轉敗局：威脅選舉官員，擾亂正常程序，甚至鼓動自己的示威者沖擊立法機關……與此同時，他的支持者可以忽視上述種種瘋狂的一切，繼續對他忠心耿耿。”

如果在幾年前聽到這樣的事情，幾乎所有人都會認為這是在描述某個動蕩的第三世界國家里發生的政治變局，而絕對無法想到這一切居然能夠在美國上演。把語境抽離掉看，我們才能意識到，這兩個月來發生的一切有多么瘋狂、多么匪夷所思。

2021年1月13日，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視頻聲明中就彈劾一事發表評論。此前，美國國會眾議院表決通過針對特朗普的彈劾條款，指控他“煽動叛亂”。特朗普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兩度遭到彈劾的總統。

的確，沖擊國會事件好像成為了特朗普抗拒選舉結果的最后一博。隨后，他的社交媒體賬號遭到封禁，成為史上第一位被二次彈劾的總統，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等多名共和黨人也支持對他的彈劾，馬克龍、默克爾等歐洲國家領導人使用史無前例的嚴厲措辭譴責他本人的行為。

但根據民調，近80%的共和黨人依然相信，拜登的勝利是通過大規模選舉舞弊取得的；總體來看，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中，依然有一大部分認為勝利本應屬于他。而事實上，特朗普團隊以“投票欺詐”為由的訴訟已因缺少證據而被全部駁回，權威媒體、獨立機構也對無數條投票欺詐的傳言進行過事實核查，這些說法均存在大量的夸張和虛構，就連特朗普團隊中最為賣力推銷這種說法的朱利安尼等人，也無法給出任何確鑿證據。那么，為什么這樣一個毫無根據的說法，會被政治光譜一端的那么多美國人信以為真呢？

這當然存在許多當今獨有的因素：陰謀論的盛行，部分右翼媒體長期以來罔顧事實構建的“回音室”，極端保守派白人對特朗普種族主義價值觀的支持等等。但同時，“投票欺詐”是一個盤旋在美國上空已久的謊言，而在它背后，是從建國到如今貫穿于美國政治的黑暗陰影，也是美國最為難以撼動的一種結構性不公。

從南北戰爭后到民權運動時期的“壓制選民”

美國右翼常說的“投票欺詐（Voter Fraud）”，指的是諸如冒用逝者或他人身份投票，編造虛假身份投票，一人多次投票，在自己并不居住的州違規投票，非美國公民投票等等行為。根據聯邦法律規定，上述行為均屬違法。

但首先，一個再清楚不過的事實是：大規模的、系統性的、能左右選舉結果的“投票欺詐”，本身是一個完全不存在的事情。那么，為什么右翼勢力會圍繞一個不存在的問題大做文章呢？美劇《新聞編輯室》給出了一個準確的回答：右翼勢力防范“投票欺詐”的說辭與舉措“并不是在試圖解決一個不存在的問題，而是試圖解決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有些政客發現很難說服一部分選民投票給自己，所以，讓這部分人根本不能投票，就簡單得多了。換句話說，如果投票欺詐大規模存在，那么制定一些”防范措施”就有了正當性：減少投票點、投票箱以便于監管，實施更嚴格的選民身份認證，限制郵寄選票……但實際上，當“投票欺詐”本身子虛烏有時，這些措施所達到的真實目的，就是讓遭受系統性不公的少數族裔、邊緣群體更加難以投票，從而削弱他們發聲、表達訴求的能力。這種行為有一個專門的名字——“壓制選民（Voter Suppression）”。

壓制選民的黑暗的歷史可以一直追溯至美國內戰后的南方重建時期。內戰的結果之一，是添加了憲法13至15修正案，確定了美國黑人的公民權、投票權，明令禁止各州以種族為基礎限制公民投票。但南方州很快就找到了繞開憲法、剝奪黑人民權的途徑，定立一些看似和膚色無關、實則廣泛針對黑人的投票限制。比如在1868年頒布的佛羅里達州憲法，就規定了“被判定有罪的人無資格投票”，而在當時由于執法、司法的嚴重不公，被定罪入獄的黑人比例要遠高于白人，黑人的投票權也因此被不成比例地剝奪了。又比如，阿拉巴馬州在1901年頒布實的州憲法中規定，只有納稅超過一定額度的公民才有資格成為選民，這無疑針對的是脫離奴隸身份不久、經濟水平普遍薄弱的黑人群體；但為了防止收入偏低的白人工人階層被“波及”，這樣的法律有時還會帶有附加條款，規定了在1867年確立黑人民權前就有資格投票的人不受此限制。

南方實行登記法和黑人選舉權

同時，處在系統性不公下的黑人普遍無法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一些州便將教育水平和“識字測試”（Literacy Test）設置為投票門檻；另一些州則設置了“品格測試”（Character Test），規定只有黑人恢復民權前服過兵役者的后代無需滿足許多其他嚴苛的限制——自然，奴隸時期的黑人無法服兵役，他們的后代也就因此失去了選舉權。

除了立法形式的門檻以外，民間對黑人自發的暴力也在這個時期興起。許多白人至上主義者組織起民間武裝，對黑人實施騷擾和恐嚇：毆打、謀殺試圖投票的黑人選民，燒毀用于動員投票的黑人教堂，騷擾、打雜黑人社區，武力威脅支持民權的白人政客等等。臭名昭著的3K黨也起源于這個時期。種種此類手段的結果是，憲法賦予南方黑人的選舉權、投票權名存實亡。據統計，截止1940年，在美國南方州內，只有4%的成年非裔美國人注冊為選民，有資格投下選票。

之后的50年代里，民權運動在美國興起，非裔美國人爭取平等和政治權利的斗爭也終于出現了轉機。1965年3月7日，為展示爭取投票權的決心，阿拉巴馬州數百名黑人走上街頭和平抗議，卻遭到了州警極其暴力的對待。警方向人群投放催淚瓦斯，并用警棍毆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許多人被打傷，其中包括一名14歲的少女，和美國民權運動未來的領袖之一、已故眾議員約翰·劉易斯。這一天在日后被稱為“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現場的殘忍畫面也前所未有地震撼了美國人。在同年八月，時任總統林登·約翰遜簽署了《投票權法（Voting Rights Act）》。由于這部法案第一次正視并打擊了各種壓制投票權的行為，它被視為美國歷史中于解放奴隸后的又一里程碑，也代表了民權運動的階段性勝利。

1965年3月，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的黑人選舉權游行中，抗議者與警察對峙。

上述納稅、識字、品格、無犯罪記錄等投票門檻，在《投票權法》中被悉數明文禁止。更重要的是，對于阿拉巴馬、佐治亞、密西西比等九個民權記錄最為惡劣的州，該法案要求它們修改自己投票權相關的法律前，要先接受聯邦司法部的審查，確定不存在壓制選民的可能后才可實施。在《投票權法》的保護下，之后的幾十年里，非裔、拉美裔等少數族裔美國人的政治參與度得到了大幅提高，法案本身也多次被兩黨總統、國會延期，在這個階段，兩黨還都將擴大投票權視為共識。

2008年的大選，讓人們最為直接地看到《投票權法》帶來的改變。在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通過號召“希望”與“改變”，有力地鼓動、感召到許多少數族裔選民，并在他們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優勢獲得了勝利。在類似選民聯盟的支持下，民主黨人也將聯邦和許多州級機構成功“翻藍”。

反觀共和黨，一直以來，他們將支持者定位為居住在城郊與農村地區、年齡偏大的保守派白人，利用他們價值觀中帶有種族主義、排外主義色彩的部分，激發其對于移民、少數族裔、LGBTQ 等群體的恐懼，將這些長期以來被主流擠壓的群體試圖為自身爭取權益、表達訴求的努力，描繪為對傳統“美國生活方式”的威脅，并以此為鼓動、團結這部分白人選民的核心理念。但少數族裔自然不會認同這樣的政策和價值觀，于是在投票中愈發鮮明傾向于民主黨，奧巴馬歷史性的勝選也第一次展示出他們所能發揮的巨大影響；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這種影響在之后的幾十年里只會逐漸增大面對這樣的不利情況，共和黨沒有選擇改變政策方向從而吸引少數族裔美國人，而是停止了對擴大投票權的支持，開始重新擁抱選民壓制，企圖將這部分人口結構擋在投票點外。而這一次他們所選擇的借口，就是我們熟悉的“投票欺詐”。

共和黨在21世紀的故伎重演

早在2000年小布什對陣戈爾的選舉中，少數極右翼人士就杜撰出子虛烏有的“投票欺詐”謠言，用來干擾佛羅里達州決定選舉勝負的計票；2008年的選舉中，奧巴馬的競選對手麥凱恩也將與民主黨有聯系的選民登記動員組織描繪為企圖通過“選舉欺詐”來“毀掉美國民主的基礎”。

雖然如上文所說，除了在數量級上可以忽略的個案以外，選舉欺詐從沒有證明過，但在奧巴馬的勝選后，共和黨依然開始不斷以此為由升高投票門檻。2010年，共和黨內民粹主義色彩的“茶黨運動”興起，使其得到眾議院控制權的同時贏得了上千個州級立法、行政職位，而由于各地選舉規則主要由州一級政府制定，共和黨由此開始也擁有了改變選舉規則的權力。

一類所謂“防范選舉欺詐”十分典型的措施，是“選民身份法（Voter ID Law）”，即選民在注冊、投票過程中要被更加嚴格地核查身份證明。但由于美國不存在統一、通用的身份證明系統，法律制定者所選擇可用的身份證明往往十分不利于少數族裔選民。

比如，北達科他州2013年通過的一項法案規定，選民登記中的地址只能以傳統的“街道加門牌號”形式填寫，而不可寫信箱號，但一些原住民美國人由于不居住于傳統的街區、也就沒有常規地址，在使用信箱號登記被禁止后便無法順利投票。又比如，得克薩斯州在2011年制定的選民身份法規定，只有一部分帶有照片的身份證件可以被用于投票，這表面上看好像是為了更好地防止假身份的使用，但細看具體被允許的證件，幾乎全部是少數族裔持有率系統性偏低的：護照、駕照、軍人身份證，甚至包括持槍許可——持槍者是共和黨支持率最高的群體之一，與此同時，大學頒發的學生證卻不被接受：大學生們往往傾向于為民主黨投票，而家在州外的學生很少會擁有被允許的幾種證明；跨性別者也是此類法案的受害者：由于證件上生理性別和自我認知性別的不一致，他們在投票過程中有更高概率受到騷擾甚至拒絕，同時，跨性別者由于受到主流排斥，就更有可能身陷失業、無家可歸、無可靠收入等困境，導致他們根本不具備投票所需的證件。

另一種壓制選民的方式，就是以“便于監管以防范欺詐”為名，裁撤投票點、投票箱。有研究顯示，在2012至2018年間，美國全國總共有1688個投票站被關閉，不出意外，受影響的主要是少數族裔社區，非裔、拉丁裔美國人在投票前的排隊時長平均上漲了45%。

當然，得益于《投票權法》的存在，奧巴馬政府與司法部還可以對一些規定進行干預，尤其在九個需要獲得司法部核準才得以改變選舉規則的南方州。但2013年，得克薩斯州謝爾比縣希望修改選舉規則，但由于存在選民壓制嫌疑而被司法部否決。于是，當地政府將司法部訴至法庭，雙方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Shelby County v. Holder）。最終，高院認為，由于壓制選民的歷史已經過去，包括得克薩斯在內的九個南方州也不應再被區別對待，并判定《投票權法》中設置的司法部預審不合憲法，應被推翻。《投票權法》最重要的核心、民權運動最為標志性的進步成果就這樣猝然中止。

九名大法官中，五名保守派支持這個結論。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對這個結果的反對意見，也成為她一生中最為經典的判詞之一，用一個比喻及其有力地預言了這個判決將導致的后果：“就像你僅僅因為沒有被淋濕，就在暴風雨中扔掉自己的雨傘一樣”。

在最高法院為壓制選民大開綠燈后，為了合理化種種新規，“投票欺詐”被保守派媒體、政客前所未有地夸大；在隨后的特朗普時代，相關傳言的荒唐與傳播之廣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投票欺詐”的功能更是從一個壓制選民的借口，拓展成特朗普否定自己失敗的理由。

早在2016年大選后，特朗普及其同黨就開始以早先一些民權組織在動員、注冊選民過程中零星的失誤事件為基礎，大量炮制“投票欺詐”的傳言，以解釋他在普選票數中落后于希拉里300萬票的事實。他甚至委任堪薩斯前州務卿克里斯·科巴赫成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對“投票欺詐”正式進行調查，此前，科巴赫曾毫無根據地聲稱“11.3%的外國人在大選中投票”。但八個月后，這個委員會由于未能發現任何大規模投票欺詐的證據，而被特朗普解散。

但這并沒有阻止特朗普在接下來的四年里，繼續毫無根據地散播“投票欺詐”存在的種種說法。進入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情況更加復雜，為降低選舉日當天在投票點的傳染風險，來自官方和民間的公共衛生專家一致推薦選民盡可能采用郵寄選票的方式，并應得到聯邦和州級政府的配合。但由于比起共和黨選民（注：特朗普支持者在疫情期間不斷發起反隔離反封鎖的游行），民主黨選民傾向于認真對待疫情，便更有可能通過郵寄投票。這種區分再一次給了在民調上大幅落后于對手的特朗普進行“壓制選民”的機會。他再一次搬出了“郵寄選票會導致大規模投票欺詐”這個毫無根據的說法，甚至一度聲稱只有存在“投票欺詐”，自己才不會在大選中獲勝。在此基礎上，許多紅州也紛紛提高投票的難度，年輕人、少數族裔選民的郵寄選票被不成比例地拒絕，通過臨時修改法律而能對選舉日當天寄出的選票拒不承認，得克薩斯州等州甚至不允許僅以疫情為由申請郵寄選票。

但即便在如此嚴峻的選民壓制下，拜登依然以歷史上最高的普選票數取得了勝利。這時，“投票欺詐”就成為了特朗普否認選舉結果最為方便的理由；而哪怕沒有任何具體證據支持，考慮到右翼政客和媒體長達近20年的“鋪墊”，一部分選民對此信以為真至今、乃至導致了沖擊國會事件，也就不那么不可思議了。

佐治亞州的種族正義行動

由于壓制選民現象的愈演愈烈，在少數族裔群體越來越難以投票的傳統紅州，民主黨的選舉策略只能是盡量推出溫和派候選人，并專注于州內議題，回避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從而盡可能爭取保守白人選民的肯定。

但即便這樣的候選人取勝，也往往無法推動、支持太過進步和大膽的政策，否則便有在之后的選舉中輸給共和黨對手的風險。比如在2018年中期選舉前不久，幾乎全體民主黨參議員對任命特朗普提名的候選人卡瓦諾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投下否定票，因為無法接受他在墮胎權、民權等議題上極其保守的立場、且面臨可信度極高的性侵指控。但在隨后的中期選舉中，來自北達科它、印第安納和密蘇里州的三位溫和派民主黨參議員，就因此輸掉了選舉，哪怕他們的履歷上都具有豐富的兩黨合作立法成果。事后，許多人悲觀地預測，民主黨即便能在這些州內贏下選舉，代價也可能是要在少數族裔、女性墮胎權、性少數平權等重要議題上做出妥協。

但2020年大選中，民主黨在佐治亞州的全面勝利打破了這個預測。不僅拜登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在近20年來第一次在該州獲勝，隨后兩個參議員席位的第二輪選舉結果更是超出了許多人的預期：民主黨人喬恩·奧索夫（Jon Ossoff）和拉斐爾·沃諾克（Raphael Warnock）分別擊敗了身為在任參議員、且具備雄厚財力與政治力量的共和黨對手。兩人的勝利也將參議員的多數控制權正式交給了民主黨。

更重要的是，兩人都并不屬于傳統紅州內的溫和派民主黨人。奧索夫的諸多立場都具備堅定的自由派色彩：支持女性墮胎權、奧巴馬醫改、遏制氣候變化，贊同賦予華盛頓特區和波多黎各州權，反對“大規模監禁”；而沃諾克則從2005年起，就在馬丁·路德·金曾布道過的愛比尼澤浸信會教堂擔任高級牧師，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具民權運動色彩的身份，他在競選過程中更是完全不忌諱談論非裔美國人承受的歧視和苦難——這是在紅州內競選的傳統民主黨人往往會竭力避免的。可以猜到，溫和派民主黨人試圖爭取的保守白人選民并不會對兩人有太多熱情；他們的勝利，是由少數族裔選民的行動撐起的。

史黛西·艾勃拉姆斯

但上文已經說到，佐治亞是壓制選民現象最為嚴重的南方州之一，是什么力量打破了這層屏障呢？這要歸功于今年大選后，許多美國心中一位公認的民權英雄：史黛西·艾勃拉姆斯（Stacey Abrams）。她是佐治亞州一名民權活動家，2008年當選州眾議員，2010年成為眾議院中民主黨黨團領袖。而這個時期也見證了共和黨在該州全面掌權的過程。從2002年開始，佐治亞州長的職位一直掌握在共和黨人手里，2010年，共和黨在州內兩院都幾乎贏得了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她因此承擔著重建民主黨政治的重任。她注意到了這個保守紅州中一個意味深遠的趨勢：人口結構的變化。2000年以來，少數族裔居民所占的比例一直穩步增長，截至2019年，州內1/3的居民都是非裔美國人，拉丁裔、亞太裔居民也不斷增多，而白人比例則下降至58%。而黑人可以說是民主黨最為可靠的支持者。那么，當人口結構特征沒有在選舉結果中體現出來，只能說明許多少數族裔因壓制選民為主的原因無法投票。所以，如果少數族裔的聲音和選擇能傳遞到選票上，將會成為讓民主黨重回勝利的一股力量。她以此認為，民主黨在佐治亞應放棄推出溫和派候選人以爭取白人選民支持的策略，轉而動員、注冊被邊緣化的少數族裔選民。為此，她成立了“新佐治亞計劃”，從在全國募款到走入社區注冊少數族裔選民，開始為實現這個愿景鋪路。

但同時，佐治亞州的選民壓制現象也愈發嚴峻。2017年，佐治亞實施了所謂“嚴格對應法”，要求選民登記時提交的姓名和在州內其他證件（如駕照）上的完全相符，才可投票。由于少數族裔具有不常見姓名、容易被相關機構不認真對待，因此就更容易遇到證件與登記表處姓名不一致的情況（如拼寫錯誤、一處使用簡寫而另一處使用全稱等），他們就會因為這種責任并不在自己、同時難以避免或注意的錯誤而失去投票資格——這樣的情況大約有五萬三千例，其中80%為少數族裔，70%為黑人。同時，過去的十年里，佐治亞州還在少數族裔社區中取消了214處投票站，受影響的選民在五萬至八萬五千之間。

2018年，艾勃拉姆斯決定參選州長，以親自實驗自己的理念是否有效。她的競選對手布萊恩·坎普是時任佐治亞州務卿，美國州內主要負責組織選舉的官員，上述許多選民壓制措施就是由他制定、執行的。坎普還早在2014年，就在缺乏證據的前提下指控過“新佐治亞計劃”存在選舉舞弊的嫌疑。

在這場競選中，艾勃拉姆斯雖然史無前例地獲得了一百九十二萬余張選票，但還是僅以五萬五千多票的差距輸給了坎普——這個數字已經高過被取消選民資格的五萬五千人。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近十年來極其嚴苛的選民壓制，艾勃拉姆斯才應該是這場選舉的勝利者。她在采訪中形容對手像“在一場比賽中同時擔任裁判和運動員，同時還作了弊”。在“敗選演講”中，她坦率地指出，自己在選舉結果上的失敗并非是因為沒有得到更多的支持，而是因為不公正的制度和系統阻止了相當一部分人發出聲音。

在這之后，她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動員選民的工作中，成立了第二個公益組織“公平戰斗行動（Fair Fight Action）”，旨在從政治和法律層面對抗選民身份法等壓制性的規定。進入2020，這兩個組織在各個領域都做到了極限。一位合作選民注冊組織者概括過去一年里自己的工作，是“敲開了兩百萬個家門”、“撥出了五百萬個電話”。

終于，2020年選舉，佐治亞不僅在拜登的勝利上起到了關鍵作用，還將參院多數送給了民主黨人。這個結果證明了她策略的正確。如果把這種策略在佛羅里達、得克薩斯等人口結構同樣快速變化的州復制，很難說同樣的勝利不會發生。

尾聲

那么，拜登和民主黨的勝利，會終于成為當下種族正義運動中一個新的轉折點嗎？恐怕不會。

在這次大選中，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優勢有所削減，參議員也僅以一票優勢領先，且最高法院保守派6：3的優勢也難以改變。同時，勢頭不減的新冠肺炎疫情和被其拖垮的經濟，注定會占據拜登未來可見任期中的大部分精力。所以，雖然美國迫切地需要諸如廢除選舉人團、改革最高法院、廢除阻撓議事、重推《投票權法》等政策，雖然特朗普的四年暴露了美國現存許多機構、制度是如何不堪一擊，但現實地看，拜登恐怕沒有太多余地和動力推行太過大膽的改革。

2021年1月20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夫婦抵達國會山出席就職典禮。

同時，不難想象，其他紅州會竭力避免州內的民權組織復制佐治亞州成功動員選民的策略。有了特朗普離任前反復夸大的“投票欺詐”作為理由，制定更加嚴格、真實意在壓制選民的法律對他們來說也就方便、自然了很多。即便這些法律被民權組織甚至拜登政府起訴，最高法院近年來的判例也傾向于認同各州政府自由制定選舉法律的權力。因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基層層面的選民動員只可能面臨更大的壓力和阻力。

所以，就如同“投票欺詐”的傳言，本質是貫穿美國200年歷史中邊緣群體被壓制的歷史在當下的延續一樣，今天所有社區上、法庭中、講臺上的志愿者、組織者、法律工作者和民權活動家，也是在延續著面對恐嚇依然走到投票站投下選票的南方黑人、民權運動的游行隊伍中被警察暴力對待卻依然不后退的個體，讓一次次“敲開兩百萬個家門”、“撥通五百萬個電話”的努力，像亞拉巴馬公路上的人群一樣，凝聚成推動結構性變革的浪潮。

參考資料：

What’s Next for Trump Voters Who Believe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 The New York Times

Whose Vote Counts, Explained - Vox & Netflix

How racist policing took over American cities, explained by a historian - Vox

What is a “voting restriction”? - Vox

A Promised Land by Barack Obama

How President Trump’s false claim of voter fraud is being used to disenfranchise Americans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ny Native IDs Won't Be Accepted At North Dakota Polling Places - NPR

In North Dakota, tribes scramble to clear voter ID hurdle - Associated Press

Texas voter ID law was designed to discriminate, judge rules - CNN

Texans Allowed To Show Gun Permits But Not Student IDs At Voting Booth - The Huffington Post

The long history of trans voters’ disenfranchisement, explained - Vox

How Shelby County v. Holder upended voting rights in America - Vox

Kris Kobach and His 5,313 Fraudulent Voters - The New York Times

‘Kavanaugh’s Revenge’ Fell Short Against Democrats in the Midterms - The New York Times

Raphael Warnock, From the Pulpit to Politics, Doesn’t Shy From ‘Uncomfortable’ Truths - The New York Times

Stacey Abrams: Georgia governor not doing enough to protect workers from Covid-19 - CNN

The Georgia Runoffs, Part 1: ‘We Are Black Diamonds’ - The New York Times

Georgia’s ‘exact match’ law could potentially harm many eligible voters - The Washington Post

Knocking on Two Million Doors in Georgia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