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靜所在的互聯網“大廠”最近“攻堅”，意即全體奮戰、攻克一個項目。她所在的部門沒人能晚上10點之前下班。這間“廠”不用打卡。于是，上午過了十點半，好些人才陸續出現。

“明目張膽的。”俞靜形容同事的遲到。領導也只客氣地督促一句：“以后能不能早一點？”

平時大伙兒不敢這么干。“大廠”里每半年要搞評定，滿分五星，打了一星、二星，前途無望，只能走人。俞靜形容自己累得“睡不著覺”——由工位到躺下的時間太短。她一覺醒來，又是工位上的一天，從10點到深夜。

俞靜所在的部門，平均學歷很高，同事們也常調侃，自己是流水線上“打工人”。

程序員劉鎧對記者說，在“大廠”的技術部門，表達情緒的方式是修改微信簽名：“‘今日易燃易爆炸’這樣。”

晚上10點多了，他在公司會議室里接聽記者的電話，一半同事還沒下班。

顧忌被領導看見，劉鎧連修改簽名也不嘗試，永遠是一串電話號碼，后面接：“有問題，請來詢。”

2017年10月11日，一名程序員找到了一處安靜的角落靜靜處理工作。 人民視覺 資料圖

“廠里”

這是一種遲鈍的痛苦。俞靜回到住處，抱著手機刷明星視頻到凌晨。她說這是必需的“治愈”時間。

她專門去吃“辛苦”的“瓜”。綜藝新聞里提，小鮮肉學跳街舞，連軸轉地排練，累得叫救護車。她沒時間看節目，只能反復看剪輯視頻，5分鐘、10分鐘的，看他們逼近自己的極限，去娛樂別人。還有那些港星。尤其香港無線電視TVB的女星，回憶自己拍電視劇，通宵地背臺詞。

“我對這個世界一直有種憤怒，”俞靜說，“看到哪怕是那樣層次的人，依然面對著枯燥又高壓的生活，我會覺得這是一種共性的痛苦，然后釋懷一些。”

《2019年白領生活狀況調研報告》顯示，每周平時加班時長10小時以上的白領超過了20%。

俞靜追看的明星對媒體說，自己的擇偶觀念是——是個女的就行。因為他太忙碌，生活又封閉。

但他們是娛樂界的領軍人物。對應到互聯網行業，“對標的也是公司高層”，怎么能跟他們互聯網打工人一樣呢？

俞靜所在公司的大領導，最近又在考慮開發新項目，提了幾句，這個事情就層層下達，產品、運營、戰略各個部門競相出具報告，“一個月飛出了十幾份”。還有更多報告在籌備中。

這就是她參加的“攻堅”。不同的團隊鉚著勁兒比賽誰寫得好，都不下班。

一陣一陣的虛無，從俞靜的心間掃過。晚10點會迎來打車的高峰期，而她不一定能趕上——她時常同時盯四五個研究，跑回歸、做圖表，有時來不及，指導著幫她發問卷的下游企業做PPT，大致說一下意思，對方整理成文。

俞靜的上級個性很強。剛入行時，她常被指著說報告太差。現在催她的報告，依然跟催命似的。可是，俞靜又不得不感激他——他能從其他團隊那里“搶”來活兒。

寫了更高級別的領導認可的報告，領導的年終匯報才有話可講，整個團隊才可能升職，躲過業內“35歲淘汰”的魔咒，“升到一定級別就比較穩了。”俞靜肯定地說。

即便不存在“35歲淘汰”，也要盡量升職。否則，這樣大的工作量，35歲的身體能扛得住嗎？

即將30歲的劉鎧經常晚飯后還要開會，整個團隊討論如何把整個后臺系統改得更穩。

他所在的“大廠”正在快速擴張，短短幾年就與更早創立的BAT(百度、阿里、騰訊)“叫板”。它的總部大樓也總是引得路過的人在深夜駐足拍照，發社交平臺。“絕了啊。”今年一月，一名微博用戶在22點15分曬了大樓門口洶涌的下班人潮，“這時候竟然是個堵車小高峰……”

劉凱總是對接更心急火燎的產品經理。很多產品在用戶高速增長階段，也在高速改動。程序員不夠用，產品經理都希望后端的程序員優先干自己產品相關的事。

“可是，‘大廠’里的程序是蛛網一樣的。”劉鎧說，“你的數據流轉到我這兒，被我加工，我再拋給下一步，我平時只負責一小段，很多修改要去溝通別人。”“大廠”出品的不同產品彼此連通，各個頁面設置不斷地修改，而一小項設置的修改關系到很多不同的段落。

“這個改動我需要半個月。”某一日，劉鎧給某個對接的產品經理發消息。

“下周能不能交？”對方回。

“你就別想了吧。”劉鎧說。他并不經常反駁產品經理給的時間，有時還會說：“你要不找下我的領導，跟他反映一下？”

理想的情況是，產品經理找了他的上級，爭取多給一些人手，但有時候領導也來指責他：“這事給我做，兩小時就做完了。”

“這樣一個改動，給他兩小時又哪里寫得完？可能覺得我是男生，直接罵我效果顯著，我也是過了面試、過了試用期的。”劉鎧覺得領導的話有點夸張，又常常責怪自己個性軟弱，懷疑自己技術“菜”。

“是我不夠好吧。”他又想。這樣的心理活動屢屢發生在回到家的深夜，在這樣的深夜和記者聊到戳心窩的話，這個疲憊的程序員眼里噙滿淚水。第二天，他還是會去上班，不然哪有錢呢？

擠壓

領導也有壓力。劉鎧接著給自己“上課”,“leader”是個脾氣火爆的人，對內對外都不給好臉色，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至少我現在沒房貸，所以隨時可以離職。但是如果有房貸，又人到中年，他能到哪里去？”

劉鎧對記者說，他眼中的互聯網企業講究“多快好省”，比方說，如果今年某款產品營收做2%的增長，就能實現贏利，“大廠”的人肯定會覺得：“不行！兩個點太少了，要實現十個點的增長。”

用戶就像地盤。企業忙不迭地占領每一項新業務的山頭，把自己的小旗插上去。增長的要求逐次下達到每一層，員工證明自己價值的時間在變短。“一個產品給你做，六個月做不出來，那就下課吧。”

嚴重的增長壓力，導致“大廠”流水線上的各個環節不時發生劉鎧遇到的“擠壓”。這家“大廠”的另一名員工也對記者描述，不僅產品老在責難程序員，賣廣告位的銷售人員拉來各種“爛”客戶，“沖幾百元就走”，也能把產品一方氣得罵娘。他們要千方百計地攔住這些“爛”客戶上線，為此，不惜再把“鍋”甩給內容審核端。特別是月底，經常發生一場亂戰。

實時變動的用戶數據也把焦慮感傳遞給俞靜。有時候，她帶著供應商做的PPT去開分析會，旁觀產品經理訓斥他的下級——產品表現不好，年終獎會少拿分紅，而且晉升可能性變小，更對35歲的到來感到憂慮。有的事發生得太快了。俞靜說，半年前還春風得意的產品經理，最近突然滿面愁容。

他們也紛紛到俞靜這里“排隊”，都希望俞靜先做與自己產品相關的研究，情緒太差的人，對俞靜沒有好言語。

“下一次升職很可能會卡著我，要做答辯，要說自己這些年有哪些業務思考，哪些方法論的突破……”又有短期的工作量，又要做長遠的規劃，于是，俞靜也老在和產品經理爭取時間。她感到心力交瘁。

從前在“985”高校，俞靜是驚人的好學生，曾打算繼續讀博，吃過很多苦。剛進“大廠”上班，俞靜有一種“苦海”里“上岸”的感覺。“大廠”里有明亮溫暖的免費健身房，有隨便吃喝的晚餐、水果和零食。

然而“大廠”太忙碌。她和產品經理對接，沒聽得太懂，多問了幾個問題，對方可能就會“很無奈”地重復一遍之前講過的內容。后面，可能再發生撕扯，雙方開始“對賬”，當時他說了什么，她又說了什么。

多數時候，她也沒有很嚴重的惡感。畢竟，她學生時代一直在嚴厲的教育環境里，“我上學的時候，也總是挨罵。”俞靜自以為非常“抗壓”。這也是在“大廠”工作的必備素質。

另一間大型互聯網企業的一名員工覺得，“大廠”里的考核比外面更嚴。

“出了錯，何止是責怪你，”她說，“可能你在原來的單位出錯，領導會找你談話，說你幾句，但互聯網的責怪方式是，你要寫bad case，圍繞怎么失誤、以后怎么避免，然后在眾人面前講出來。”

她覺得戰戰兢兢。“怪獸遍地”。

“淘汰”

“有沒有想過，如果多招幾個人的話，就不會是這樣？”記者問劉鎧。

“我覺得原因很簡單，”劉鎧說，“公司要是增加人員規模，直接挑戰是薪資要增加，另外是組織結構要提升，有一個理論是一個人能管理的直接下屬上限是10到12個人，招十個基層小工就得再招一個第二層的工頭。” 

2020年11月7日，山東青島，大學生通過掃碼了解企業用工信息。

劉鎧說，自己讀大學時，也是個脾氣火爆的人，“簡直是個‘巨嬰’”。那時候，由他帶隊在《魔獸世界》里打大boss，一只很大的怪獸。“我就差給你上一個游戲截圖了。”如今說起自己的戰績，他還是很驕傲。

“怪獸的機制特別復雜，要是隊伍里有人犯了一個錯，所有人跟著陪葬。”當年，血氣方剛的劉鎧整天面對屏幕訓斥自己的隊員，罵人家打游戲不努力。劉鎧想，要是那種個性堅持下去，是不是現在自己也是一個令人生厭的“team leader”？

但有一回罵人以后，劉鎧的隊友找他說，人各有生活，其他人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比如找個女朋友，哪里像你，整天在游戲世界里馳騁。

從此劉鎧學著將心比心。即便滿腹冤屈，他仍下意識地為公司考慮。比如，“大廠”的行政流程有時比在體制內更繁瑣。劉鎧給公司“找補”，都是幾億、幾十億元的交易，要是出個小紕漏，那股價可不得大跌么。

他好像并不憤怒，而更恐懼。他最近活在深重的焦慮感里，想象著35歲的自己工作量退步，仍是個基層程序員，領導來勸退他：“我們覺得你這幾年沒有什么進步，我們不需要你這樣不追求進步的人。”到時候，自己該怎么辦？

少有受訪者見到35歲互聯網員工遭到淘汰的實例，但并不妨礙這種說法相當流行。一名程序員對記者說，目前企業處于上升期，還在大批招人。但企業不可能無限擴張，以后借裁員的名義辭退中年人，有什么不可想象？

這名員工在人工智能領域工作。他和他的同事不僅忙產品，也忙計算機論文；但他們仍然認為，互聯網的進步速度不及從前預測的快：“目前技術突破以及需求挖掘的情況都不樂觀，可能大多數互聯網公司只配賣個菜。”

在對提高技術水平的需求不大的情況下，年齡增長，勢必工作效率減慢，這名程序員深感升職渺茫。“除非領導猝死了。”他調侃道，這樣能給他騰出一個位子；如若不然，未來自己嚴重減產，公司可能賠給他錢，找比他效率高的人頂他。

他對記者抱怨，自己想提高技術，往領軍人物的方向發展，可是，現在加班太多了，根本沒時間學習。

對于更多的互聯網人，直接的經驗是——基層招聘只要年輕的新人，“老人”進不來。劉鎧說，各“大廠”仿佛對好了臺本，就特定崗位挖其他“大廠”的員工，只挖級別低或平級的，他們想“低就”找工作也不可能。

沒有人否認互聯網行業工作強度大，而且“只上不下”，只是，劉鎧不時地失去上升的信心，很多人沒有。比如，與俞靜同公司的小吳也工作好幾年了，看上去興致勃勃，他說，拼多多來挖過他，但他打算在現公司升一級再走。

“你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回家以后能干什么？”小吳反問記者，“回家也不過打打游戲，一個人待著。那為什么不在公司里待得晚一點？”

同樣加班，俞靜的“螺絲釘感”很重，而小吳覺得自己騎到了一頭巨獸的背上。這樣的想法不在少數。有受訪者對記者說，她覺得自己能參與改變世界。

但是，他們在入職前都考察了特定公司和崗位對人的消耗程度，不至于加班加到心慌氣短。之前，小吳在BAT之一的某個視頻團隊當實習生：“通宵不睡，搞歐洲現場的視頻直播。”他理性地退了出來，換了一個無需通宵的職位。

??茫然

忙碌起來，俞靜偶爾覺得，自己也可能倒下。她累極了。

此外，令她倍感不愉快的是，她覺得自己對人冷酷起來。俞靜對記者強調，部門氣氛還好，那種令她感到驚恐的變化，發生在她與不那么熟悉的人之間。

除了與業務部門就時間表“杠”來“杠”去，俞靜現在熟練地罵起自己的實習生和代她做PPT的供應商。“你這個東西寫得太差。”夜間8點，“大廠”的窗外燈火依稀，俞靜語氣冰冷地給人發信息，“11點半改一版出來。”

她知道，收到信息的人會像她以前一樣，一陣震驚過后，熬夜改報告、PPT。“可是，我如果不這樣催他的話，我就得自己從頭做這個東西，而且就算我已經催了他，我自己還得通宵。”正在“攻堅”的俞靜“懺悔”道，既崩潰又不甘。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一女孩連續加班半個多月后，在生日當天難得下班早一點，打車回家路上卻突然被喊回加班，一時忍不住崩潰大哭。

從前俞靜讀研究生，想在競爭異常激烈的學術界爭地位。她寫論文，為了迎合學術潮流，反復改研究思路，給其他學校的知名學者寫郵件，試探又試探。她覺得自己要抑郁了。

后來她發現，那樣的生活也有值得回味的地方。同樣是天昏地暗，與各式數據為伍，但在學校里，她還關心一些大問題。她試圖考取博士不順的悲傷是那么寥廓，當時一直在網絡上更新自己的心情，寫“無病呻吟”的東西，與一些學術同好一起叫苦。當時的她哪里知道，那也是一件奢侈的事。

現在俞靜打開公司內網。論壇里的熱門文章簡單粗暴——“30歲，買不起房，周末只想休息，沒有朋友，怎么辦？”俞靜找不到答案。

“要不就回老家教書。”劉鎧為35歲可能被淘汰的自己想好了一條退路。他想起自己的高中老師，教一兩個班，在職責范圍內把工作做得很好，業余時間，買各種便宜東西，去菜市場挑菜，待遇在當地不錯，又有社會認可度。劉鎧羨慕他們。

“我前幾天看了一篇文章，說我們生到這個世界上來，都是有用的人。問題是，我有沒有用，不由我自己評價。”

他生氣起來。要是公司敢辭退他，他就告公司去。然后，“公司會卡我的離職證明，會一直拖著我的官司，不讓我找新的工作，拖個一年半載……”

“我在北上廣，追求有房產、有車，有結婚的必需品，這種東西能給我帶來一些歸屬感，保證我的社會地位。”他又說，“我的財力現在不足以支持我去追求這些東西，所以這是我現在的目標。”

但是，“我又覺得這個目標離我有點遠，我要買房，也許還要打拼多少年，然后再考慮結婚、養娃。”

二三年前，他遇到過一點感情問題。然后，劉鎧換了一個城市，逐漸走進“大廠”，帶著對“親密關系、家庭生活”的樸素憧憬。

前述劉鎧同事對記者說，對于一些學歷不高的同事來說，“加班是他們最大的夢想，甚至要發個朋友圈慶祝。”

他看那些銷售人員，實現了業績翻倍，“在公司里搞慶祝活動，像學校運動會一樣，頭上綁根紅繩敲大鼓，嗷嗷叫”。 

劉鎧反復說，社會對人評價的體系太單一了，似乎只有買車買房才算成功。但究竟是社會的評價，還是他自己的追求，他也說不清楚。

凌晨一點，深圳一家互聯網公司大樓里依舊燈火通明。澎湃新聞記者 沈文迪 圖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澎湃新聞記者喻琰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