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遠奇編譯 加拿大和美國必讀

三個關鍵的失敗，使特朗普成為史上最糟糕的“首席執行官”。

唐納德·特朗普總統長期以來不吝惜對自己的贊美之詞。第一個，最好的，最多的，最偉大的。“從來沒有哪個總統做過我所做的事，”他夸口說，“從來沒有哪位總統能做到這一點。”

但隨著他的四年任期接近尾聲，他能宣之于口的頭銜只有一個：唐納德·特朗普是美國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總統。

2019年12月，他成為第三位被彈劾的總統。上周，特朗普得到了一個完全只屬于他一個人的頭銜：首位兩次被彈劾的總統。但彈劾的決定取決于國會，并不是最客觀的標準。成為最糟糕的總統到底意味著什么？在一個苦澀總統任期的尾聲，花精力去評判一個失敗總統的表現還有價值嗎？

可以從憲法規定的就職宣誓的兩個要素來判斷總統的功過。在第一部分中，總統宣誓“忠實執行美國總統職務”。這是對正確履行總統職位集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總司令三項工作于一身的承諾。在第二部分，他們承諾“維護、保護和捍衛美國憲法。”

特朗普是一個多次違背誓言的人，他不斷利用他的職位來獲取個人財務利益就是證據，但聚焦于他背叛誓言的三個關鍵因素，有助于理解他獨特的歷史地位。

首先，他未能將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置于自己的政治需要之上；第二，在一場毀滅性的疫情面前，他嚴重失職，既不能也不愿調動必要的資源來拯救生命，還積極鼓勵傳播疫情的公共行為；第三，在選民要求他為自己的失敗負責時，他拒絕承認失敗，反而挑起了一場叛亂，煽動暴民沖進國會大廈。

許多總統都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未能達到工作的要求，不能勝任工作。但歷史學家現在傾向于認為，最糟糕的總統是那種沒有做到承諾的第二部分，即在某種程度上危及憲法的人。

如果你想知道為什么這三個關鍵因素讓特朗普成為我們所有總統中最糟糕的，那我們就從總統排名的底層看起，他的競爭對手們都因為這一獨特的恥辱而上榜的。

在20世紀很漫長的一段時間里，許多歷史學家一致認為，特朗普最近獲得的頭銜應該屬于沃倫·哈丁總統（注：Warren G. Harding，美國第29任總統，應不當的人事任命導致執政期間丑聞迭出，是歷史學家和公眾公認的排名倒數的總統），這位總統可是令他們映象深刻。

記者門肯（H. L. Mencken）的風格向來辛辣尖刻，他說他聽了哈丁的就職演說后就感到絕望，他寫道：“在美國歷史上，再也找不到像他這樣徹頭徹尾、令人討厭的傻瓜了。”

可憐的哈丁。我們的第29任總統普及了“正常”一詞，并自嘲地稱自己為“雄辯家”（bloviator），直到1923年因自然原因死在辦公室。盡管舉國哀悼，據說有900萬人觀看了他的葬禮，許多人唱著他最喜歡的贊美詩，“我的上帝，讓我離你更近一點”，但他在世時從未受到文人的尊敬。

在他死后，他的政府對腐敗問題的大量揭露，使他成為眾多歷史學家嘲笑的對象。1948年，老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Sr.，美國歷史學家）開始了定期給總統排名的傳統，他的兒子小阿瑟·施萊辛格延續了這一傳統，幾十年來，哈定一直排在最后，領軍“失敗總統”類別。

導致哈丁成為最差總統的丑聞涉及租賃加州聯邦土地和懷俄明州一塊茶壺狀巖石下的私人鉆探權；在被水門事件取代之前，茶壺山丑聞案曾是聳人聽聞的總統丑聞的代名詞。

（注：茶壺山丑聞，Teapot Dome scandal，哈丁總統任期內，內政部長亞伯特·富爾未用公開招標方式處理茶壺山以及另外兩處美國海軍油礦，以低價方式讓石油公司承租）

1922年4月，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開始調查共和黨政府，哈丁總統承諾合作，但直到次年哈丁去世后，公眾聽證會才開始。內政部長最終被判受賄罪，成為第一個從內閣進監獄的人。其他丑聞還牽涉了退伍軍人管理局局長和司法部長。

哈丁對他的政府的腐敗現象進行了一些警告，也沒有證據表明他個人從中獲利，也許他的罪行僅僅是無能。因水門事件而認罪的前白宮法律顧問約翰·迪恩（John W. Dean）后來得出結論，哈丁的聲譽受到了不公正的玷污：“哈丁事實上沒有做錯任何事，也沒有參與任何犯罪活動，但是這個事實已經變得不重要了。”

而且，不管哈丁在他的政府的廣泛腐敗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至少他從未威脅到美國的憲法體系。

從積極的角度去看，哈丁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舉辦華盛頓海軍會議討論裁軍問題，執行總統對行政部門預算的權力，對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美國工會領袖，曾因領導工人罷工，遭到聯邦軍隊介入，事后被監禁。）實行減刑。

這些，再加上他本人沒有直接參與他的政府丑聞，也沒有對我們的國家發起任何攻擊（任何積極的行政成就都無法抵消這種攻擊），應該會讓他作為一個平庸的總統被愉快地淡忘。

哈丁的聲譽雖然沒有得到改善，但在C-SPAN（注：Cable-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公共事務有線電視網，是美國專注公共事務的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新聞頻道）最近組織的總統調查中，他的壞名聲已經被另外三個總統給蓋過了，這三人都卷入聯邦分裂，或阻礙了艱難的重建努力。

前兩位是富蘭克林·皮爾斯（注：Franklin Pierce，1853-1857年任第14任美國總統，支持奴隸制，在他任期內簽訂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是內戰的導火索，被認為是美國最差的總統之一。）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45-1949，第15任美國總統，因在任期內無法調和南北沖突而臭名昭著）。

皮爾斯是來自新罕布什爾州的民主黨人，布坎南是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民主黨人，他們煽動并放大了分裂聯邦的力量。雖然兩人都不是南方人，但他們都同情南方的奴隸主。

他們痛恨不斷高漲的廢奴主義，并尋求加強奴隸主權力的方法。

皮爾斯和布坎南反對1820年的《密蘇里妥協協議》（注：Missouri Compromise，為了保持國會中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權力平衡，1820年通過該協議，承認密蘇里為蓄奴州，緬因州為自由州），該妥協議通過在路易斯安那州境內設定一條奴隸制度分界線，緩和了緊張的政治局勢。

作為總統，皮爾斯總統幫助推翻了它，并在1854年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中變本加厲，該法案宣布《密蘇里妥協》“不可信、無效”。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不僅允許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地區的人民自行決定他們各自是奴隸制州還是自由州，而且向所有沒有組織的地區開放奴隸制。

隨后，布坎南利用聯邦政府在堪薩斯的權力，確保奴隸主和他們的支持者雖然是少數人，但依然獲得勝利。他授權向該地區一位支持奴隸制的編輯提供8萬美元的合同，并向眾議院的北方民主黨人提供“合同、傭金，有時還有赤裸裸的現金”，以迫使他們承認堪薩斯為蓄奴州。

1860年11月，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當選為美國總統時，各州已經開始脫離聯邦，布坎南實際上放棄了他作為美國總統的職責。他指責林肯為代表的共和黨人造成了他所面臨的所有問題，并向南方人承諾，只要他們愿意回歸，就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永遠保護奴隸制。當南卡羅來納的分離主義者圍攻聯邦堡壘時，布坎南崩潰了。

布坎南的傳記作者琴·貝克（Jean H. Baker）寫道：“就像……1974年夏天尼克松辭職前那樣，布坎南表現出嚴重的精神壓力，這影響了他的健康和判斷力。”

在1794年的威士忌叛亂（注：Whiskey Rebellion，是一場在1791年－1794年間發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抗稅運動。）中，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總統曾率領民兵組織對抗賓夕法尼亞叛軍。布坎南的內閣雖沒有指望他親自率領美國軍隊去保護被南方分離主義者占領的聯邦堡壘和海關，但讓他們震驚的是布坎南總統居然什么都不做。

當聯邦政府官員在南方辭職時，布坎南并沒有使用他的權力來替換他們。他甚至干脆放棄了查爾斯頓港的薩姆特堡，在他的內閣的壓力下，最終在保衛薩姆特堡上做出了微弱的努力，派出了一艘沒有武裝的商船去救援。

與此同時，前總統皮爾斯應邀在阿拉巴馬州發表講話，但他卻在一封公開信中寫道：“如果我們不能和平共處，那就讓我們友好和平地分裂吧。”

內戰結束后，皮爾斯提出為他的朋友杰佛遜·戴維斯（注：Jefferson Davis，在美國內戰期間擔任分裂的邦聯國總統，后因叛國罪被起訴。）擔任辯護律師。皮爾斯也許不是我們最糟糕的總統，他的對手是約翰·泰勒（注：美國第10任總統，唯一一個支持美國南北分裂的總統），他于1845年卸任，16年后加入了南部分裂邦聯，他總統卸任以后依然給國家帶來了最糟糕的影響。

美國歷史上下一個重大的總統失敗是對內戰勝利的管理。讓哈丁黯然失色的三位人物中的第三位出場了：安德魯·約翰遜（注：Andrew Johnson，美國第17任總統，美國歷史上首位被彈劾的總統）。

1864年，林肯選擇了約翰遜作為他的競選伙伴，為他預想到的艱難的連任競選打造團結票。作為一個支持聯邦的民主黨人，約翰遜是1861年他所在的州脫離聯邦時唯一一個沒有離開國會的南方參議員。

但是，約翰遜對林肯和國家的忠誠，隨著1865年4月林肯遇刺而結束了。雖然林肯在戰后沒有留下如何“治愈國家創傷”的詳細計劃，但約翰遜顯然是徹底違背了林肯的設想精神。作為一個不思悔改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他反對給予自由人（注：這里代指被解放的黑人奴隸）投票權，當國會不顧他的反對而給予自由人投票權時，約翰遜阻礙他們享有這一權利。

他想在南方建立另一種奴隸制，破壞勝利的北方的廣泛共識。正如他的傳記作者安妮特·里德（Annette Gordon-Reed）所寫的那樣，“他對南方一直以來的想法是恢復而不是重建。”

約翰遜利用他的講壇，欺壓那些相信曾經被奴役的人應該享有平等權利的人，并鼓動南方的不滿氛圍，傳播關于內戰為什么會發生的謠言。雖然許多人都要為長期以來剝奪美國黑人基本人權的觀點和政策負責，但安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是第一個利用總統職位公然剝奪黑人人權并賦予這一項目全國范圍內的合法性并提供聯邦政府支持的總統。

在繼承了林肯的內閣后，約翰遜被迫和林肯的手下周旋，將他自己關于如何重整南方的自私刻薄的種族主義觀點強加于人。這導致了他被眾議院彈劾。隨后，共和黨參議院以一票之差將他趕下臺。

這三位19世紀的總統都有糟糕的政績，但只有布坎南差得與眾不同，他不但破壞聯邦，還利用職權宣揚白人至上；他在決定性的分離危機中表現出失職，領導了一個令人發指的腐敗政府，這讓他違背了總統誓言的第一部分；除此以外，他還背叛了憲法，這違背了總統誓言的第二部分。布坎南比他同時代的國會議員所設定的已經很低的標準更加腐敗，這說明了一些問題。

1858年，國會議員試圖遏制一種常見的腐敗來源，歷史學家邁克爾·霍爾特（Michael Holt）將其描述為“公開印刷回扣”。當時還沒有政府印刷局，所以大量國會和行政部門的會議記錄和聲明的印刷合同都交給了私人印刷廠。

在19世紀20年代，安德魯·杰克遜總統（注：Andrew Jackson，美國第7任總統）開始把這些利潤豐厚的合同交給朋友。到19世紀50年代，國會調查人員發現，準政府印刷廠在索要賄賂，而那些贏得合同的印刷廠將部分利潤回扣給民主黨。布坎南在1856年的選舉中直接受益于這一制度。盡管他在1858年簽署了改革法案，但他很快就顛覆了這些改革措施，允許他的主要出資人，擁有一家著名的支持政府的報紙，從而繼續從政府印刷業中獲利。

有當代競爭者跟特朗普搶最差總統的頭銜嗎？和哈丁一樣，很多總統都是執行力很糟糕。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注：Woodrow Wilson，美國第28人總統，在位時間1913-1921）是一個可怕的人，他在美國首都推行了種族隔離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對海外民主的支持限制在白人國家，然后又錯誤地處理了一場流行病。

赫伯特·胡佛總統（注：Herbert Hoover，美國第31任總統，在位時間1929-1933）在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期間幫助推動美國經濟陷入更大的困境，因為他年輕時學到的經濟學知識被證明根本是錯誤的。

911事件之后，喬治·布什總統以保護公民的名義削弱美國公民爭取自由的意識，以及他對普遍被視為酷刑的審訊手段的全面認可，讓美國人的幻想破滅，并阻礙了消除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斗爭。他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就像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美國第三任總統）在拿破侖戰爭（Napoleonic Wars）期間實施的對外貿易禁運一樣，給美國的實力帶來了災難性的打擊，并破壞了國內外的團結。

這些總統雖然個個都有嚴重的缺陷，但與他們的前任們不同，那些前任們將國家帶入內戰，或者竭盡全力剝奪曾經被奴役的人民來之不易的權利，同時獎勵那些背叛國家的人。

還有理查德·尼克松。

在特朗普之前，尼克松簡直就是現代總統失敗的標桿，他是第一位被迫下臺的總統，在彈劾前辭職。而且在許多方面，他們的總統任期驚人地相似。但與尼克松的對比揭示出了特朗普的總統任期不僅是糟糕，而且是我們所見過的最糟糕的。

和美國第45任總統一樣，尼克松也是犯了原罪而上臺的。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松間接介入并破壞了巴黎關于越南戰爭的和平談判，因為他擔心在競選的第11個小時取得外交突破，將有助于他的民主黨對手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對尼克松來說，這為未來總統的謊言和遮掩模式奠定了基礎。

特朗普也把他的政治前途置于任何責任感之上。作為候選人，特朗普公開呼吁俄羅斯竊取他對手的電子郵件。然后，隨著俄羅斯曝光了被黑客竊取的希拉里的電子郵件，特朗普抓住這些竊取的材料暗示希拉里有不當行為，并放大了虛假信息。

當時的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和參議院情報委員會（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在他的政府期間進行了廣泛的調查，但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表明特朗普直接煽動了俄羅斯的黑客活動，但這些調查受到了嚴重的阻礙，穆勒在報告中仔細描述了阻礙細節。

特朗普在移民問題上無情且無能；他利用稅收政策懲治那些沒有給他投票的選民；他將公共基金轉移到他和他的家人所擁有的財產上；他那沖動和自殺式的貿易策略；以及對傳統盟友的輕視，這些都注定了他不可能成為一位成功的總統。但這些失敗更多地是與他的總統誓言的第一部分有關。特朗普不僅是我們現代總統中最糟糕的，而且是所有總統中最糟糕的，這跟另外三個因素有關，而這三個因素跟尼克松并無可比之處。

第一個關鍵因素，特朗普是自美國成為超級大國以來第一位將國家安全利益置于其政治需求之下的總統。尼克松在1972年競選活動中對與河內重啟和平談判的處理不當，犯下了戰爭罪，即那年年底不必要的“圣誕炸彈”（注：美國參與越南戰爭的最后階段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的空襲）。

但就美國國家利益而言，這種危害無法跟特朗普對土耳其總理塔伊普（Recep Tayyip Erdo?an），及其他另外兩個國家領導人所表現出來的諂媚相比，因為這些行為的出發點都不是美國的共同利益。特朗普在2020年迫使烏克蘭人抹黑他潛在的對手，是他第一次遭到彈劾的原因，也是他的整個外交政策中腐敗的最好證據。

第二個關鍵因素是特朗普在疫情期間的失職，到他離任時，至少40萬美國人死于新冠。在就職演說中，特朗普誓言要結束“美國的大屠殺”（American carnage），但他在任期間卻主導了不必要的死亡和痛苦。特朗普在預測和應對疫情方面的失敗，跟尼克松任期是沒有可比性的；當尼克松不策劃政治顛覆和報復他眼中的敵人時，他可算作一個優秀的管理者。

當然，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位對美國面臨的威脅感到慌亂的總統。日本偷襲珍珠港也讓羅斯福總統措手不及。特朗普，就像羅斯福一樣，本可以通過應對措施來挽回自己。但特朗普缺乏羅斯福那樣的智慧和領導才能。他無法適應，還固執己見，否認挑戰的嚴峻性，否認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同時哀嘆他心愛的經濟可能因此遭受的損害。

特朗普堅稱他負責美國新冠病毒的應對措施，但當被要求積極實行監督計劃，或至少閱讀和批準一些計劃時，他卻在加緊測試等棘手問題上掉鏈子，并且在確保足夠的防護設備和呼吸機方面行動慢得讓人窒息。羅斯福當年雖然并沒有直接管理“自由船”計劃（注：Liberty ship，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建造的一種貨輪，以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生產，成為美國戰時工業的象征），但他明白這一計劃的必要性，并知道如何授權實施。

相反，特朗普卻無視自己的專家和顧問，不斷尋找能讓自己不必做出艱難選擇的“靈丹妙藥”。他向制藥和生物技術公司砸錢以加速疫苗研發，效果還不錯，但在管理這些疫苗所需的大規模后勤努力上卻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

在加大對基本公共衛生措施的反對力度的同時，總統又越過了一條可怕的新界線。特朗普在2020年4月17日的三個口號是“解放弗吉尼亞”、“解放密歇根”和“解放明尼蘇達！”，第一次把他帶到了皮爾斯和布坎南的領域：總統正在推動分裂。他倡導的“解放”是公民對公共衛生專家建議和州長們制定的居家令的不服從。隨后，特朗普組織了一系列面對面的集會，使大量參會者感染新冠，還鼓勵更多的民眾將自己置于危險之中。

特朗普利用了皮爾斯和布坎南利用過的分裂精神，將受新冠病毒打擊最嚴重的州州長的請求轉化為黨派和教派攻擊的機會。

當特朗普表示忽視或積極違反公共衛生規定是一種愛國行為時，已有5.8萬美國人死于該病毒。去年夏天，盡管新冠肺炎死亡人數不斷上升，但特朗普從未停止向那些提倡戴口罩的公民領袖施壓，并不顧病毒傳播的風險繼續舉行大型集會。

當總統自己在去年秋天生病的時候，他并沒有因為自己與重病擦肩而過而清醒，總統選擇了把一個警醒美國人的良機變成一場怪誕的狂歡。他利用總統獲得高待遇治療的機會，來論證普通美國人不必害怕這種疾病。他甚至開著他那輛封閉的裝甲越野車，在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兜風，享受著支持者們的奉承，同時致他的特勤人員的健康于不顧。

美國總統們在流行病應對方面的記錄好壞參半。奧巴馬政府專業地處理了埃博拉和H1N1病毒的威脅，喬治·布什在非洲成功抗擊艾滋病，也有對流感大流行處理不當的的伍德羅·威爾遜，或者是面對艾滋病時失職的羅納德·里根。

但是，里根和威爾遜都沒有為了政治目的而積極提倡冒險行為，他們也沒有親自阻撓旨在控制疾病傳播的聯邦與各州之間的伙伴關系。在這些問題上，特朗普是獨一無二的。

特朗普糟糕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是他作為1月6日未遂叛亂的主要煽動者。盡管種族主義和暴力本土主義早在特朗普之前就有了，但1月6日發生的事情的種子是他利用總統霸道的演講種下的。自安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以來，還沒有哪位總統如此公開地同情種族主義者。

尼克松在許多重要方面預示著特朗普的出現，他與自己的高級助手密謀利用種族問題，暗中促成美國政治的重新調整。尼克松的目的是引誘種族主義者離開民主黨，從而使共和黨成為執政的多數黨。

特朗普走得更遠，從他的言論在弗吉尼亞的夏洛茨維爾舉行的新納粹集會后，到他努力煽動美國軍方與黑人生命運動對立，特朗普公開利用種族矛盾，試圖將共和黨轉變成一個狂熱的、類似邪教的、少數白人至上主義的派系，通過恐懼，剝奪權力和虛假信息去贏得選舉。

特朗普和尼克松都試圖顛覆任何阻止他們連任的力量。尼克松批準了一場骯臟的競選活動，他的幕僚長鮑勃·霍爾德曼批準了一項針對最終獲得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的非法間諜計劃。尼克松贏得了選舉，但最終在第二任期中期卸任，得益于尼克松自己錄下的談話，媒體、司法部和國會發現了他試圖隱藏的在顛覆活動中的角色。

特朗普從未贏得連任。相反，他發起了一位落選的現任總統首次利用職權推翻總統選舉的行為。兩人都在尋找體制中的弱點來保住權力。但特朗普企圖竊取2020年的選舉結果的行為，讓他自己陷入了一種糟糕的境地。

在疫情期間舉行全國選舉是對美國民主韌性的考驗。州和地方選舉官員試圖在不加劇病毒傳播的情況下提高選民參與程度。實際上，這意味著通過鼓勵郵件投票和提前投票，減輕同日投票的壓力，并限制現場投票點的數量。每一位參加2020年選舉的候選人都明白，在選舉日才開始計票的州，工作進度會比較緩慢。甚至在投票開始之前，特朗普就對這場新館期間選舉的公平性埋下了懷疑的毒種。

當支持率沒有達到他的預期時，特朗普加快了他的虛假信息宣傳攻勢，指控他在2016年獲勝但四年后輸掉的州存在欺詐行為。這場運動聲勢浩大，范圍很廣。特朗普的盟友向共和黨州官員尋求法院禁令和救濟。由于缺乏普遍存在欺詐的實際證據，他們在法庭上敗訴了。盡管利用了所有憲法選項，特朗普仍拒絕放棄。

在這一點上，特朗普遠遠超越了尼克松或他的任何前任。

1974年，最高法院在“美國訴尼克松”案中一致裁定尼克松必須將白宮錄音帶交給特別檢察官，尼克松也用盡了憲法選項。他知道，錄音帶證明了他的罪行，很可能導致他被彈劾，然后在參議院被定罪。7月24日，尼克松說他將服從來自政府同級別部門的命令，并最終接受了他的政治命運。最后，即使是2017年之前最糟糕的總統，也艱辛他們曾誓死捍衛的體系會延續下去。

但特朗普不是。2021年1月6日，國會將正式禮節性地認證這次選舉，特朗普知道他沒有足夠的選舉人團選票來贏得選舉，也沒有國會的支持來阻止認證。他只剩兩張牌可打了，這兩張牌哪一張都不符合他的誓言。他敦促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利用他作為計票實況播報員的憲法角色，違憲阻撓計票，將計票送回各州重新認證。

與此同時，為了繼續對彭斯和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施加壓力，他把一些最激進的追隨者聚集在廣場上，將他們指向即將開始計票的國會大廈。當彭斯拒絕超越憲法賦予他的權力時，特朗普發動了他的暴徒。他顯然想破壞計票工作。

1月6日，特朗普的政治遺產岌岌可危。特朗普可能在開始對暴徒講話時，就知道了彭斯的意圖。他知道副總統會讓他失望，于是他煽動暴民，將他們送入賓夕法尼亞大道，他是在危及他的副總統和國會議員的安全。有些人對他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才煽動暴力持懷疑態度，那么在暴力發生之后，他長時間的不作為，只是躲在白宮觀看不斷傳來的襲擊現場視頻的時候，這種懷疑也隨之消失了。

在他離開之前，他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傷害。

安德魯·約翰遜當年在首都留下了一顆政治定時炸彈。在民主黨拒絕提名約翰遜連任，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第18任美國總統）以共和黨身份贏得選舉后，約翰遜對許多邦聯人發出了大量的政治特赦，包括被起訴的領導人，如前邦聯總統杰斐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

這個國家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經歷的很多痛苦和折磨，都始于那次大赦。如果戴維斯和南方聯盟的高級將領受到審判并被定罪，南方上流社會就不會把這些叛徒視為英雄。現在，特朗普暗示，他希望赦免那些在執政期間幫助和教唆他的人，甚至可能原諒他自己，通過諸如此類的手段，他試圖逃避責任，推遲清算。

在特朗普準備離開華盛頓時，首都華盛頓比1861年以來的任何一次總統交接時期都更加動蕩不安，成千上萬的國民警衛隊部署在城市周圍。以往的就職典禮也受到過嚴重威脅，但在現當代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來自本土內部的威脅，一位現任總統被要求阻止以他的名義開展的恐怖主義。

對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定義還有很多，包括來自參議院、普通公民陪審團、學者和歷史學家的評論。但是，由于他顛覆了國家安全，他在疫情中不計后果地危害每一個美國人，以及他在1月6日發動的叛亂，有一件事非常清楚：特朗普是美國232年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

那么，為什么這很重要呢？因為如果我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創傷，我們就應該準備采取行動，防止歷史重演。尼克松的下臺帶來了一個政府改革的時代：擴大了隱私權，修訂了競選財務規則，保存總統檔案，并加強了國會對秘密行動的監督。

管理疫情必然是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的工作重點，但不是唯一的重點。我們應該采取措施，確保史上最糟糕的總統被追究責任，防止像特朗普這樣的人再次以同樣的方式濫用權力。

首先要確保我們保存已經發生的事情的記錄。就像尼克松政府之后所做的那樣，國會應該通過一項法律，為保存和獲取特朗普總統任期內的材料確立指導方針。這些指導方針還應該保護任何與特朗普時代有關的公共設施中的無黨派公共歷史。

《總統記錄法》（Presidential Records Act）已經將這些文件置于美國檔案館（Archives of United States）的管理之下，但國會應該下令，這些文件必須保存在華盛頓特區，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不應該與特朗普基金會（Trump Foundation）合作開展任何有關公共歷史的工作。

把聯邦尼克松總統圖書館從尼克松令人厭惡的水門事件中分離出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這次美國國家檔案館面臨的壓力可能會更大，需要以某種方式促使特朗普承認自己的失敗。

特朗普的文字記錄與事實的關系也決定了他的總統記錄必然是不完整的。他的總統生涯暴露了公眾信息披露過程中的巨大漏洞，總統巧妙地利用了這些漏洞。國會應該強制未來的候選人和總統公布他們的納稅申報單。國會也應該尋求嚴格限制總統醫療記錄隱私的定義。它還應要求總統全面披露自己及直系親屬在任職期間的商業活動。國會還應該將2016-17年和2020-21年的過渡材料以及未來的過渡材料作為公開記錄。

最后，國會必須重塑美國人的三觀。應該成立一個聯合國會委員會，研究1月6日及其之前發生的事件和活動，舉行公開聽證會，并發布一份報告，禁止聯邦建筑物、設施和船只以特朗普的名字命名，他的任期應該被銘記，但不應該被紀念。

因為這些都是整場經歷的重點。如果特朗普現在是我們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總統，那么每個美國人都有責任確保未來的總統不會比他更糟。

文章來源：《大西洋月刊》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1/trump-worst-president-history/61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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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大西洋月刊：特朗普是美國232年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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