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開年，我就掉進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坑”里了。

近段時間，我先讀完布羅代爾的《資本主義的動力》（楊起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年重版）。《資本主義的動力》是作者1976年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三次學術講座的講稿。在這三次講座背后，作者已耗時25年，完成三卷本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盡管新作出版要在1979年，但此時作者的學術探險之旅已接近尾聲。這三次講座，正是對作者過去二十多年努力的高度濃縮和概括。在顧良、施康強譯布羅代爾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中，兩位譯者亦特別把上述演講翻譯出來，以“資本主義的活力”之名收錄并作為譯序。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布羅代爾 著，顧良、施康強 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出版。

讀完《資本主義的動力》，我又按圖索驥，翻閱完高可盈尺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顧良、施康強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龍、曾培耿、吳模信等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以及《法蘭西的特性》（顧良、張澤乾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等作品。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布羅代爾 著，唐家龍、曾培耿、吳模信等 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

驅使我青燈黃卷苦啃布羅代爾的動力，是我對現代破產法起源及進化史的好奇心。為什么現代破產法會從1542年的英國開始？為什么16世紀以后各國的破產法進化會突然進入快車道？破產法的進化和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到底是什么關系？……這些問題常常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讓我常常有解開智識難題的沖動。

布羅代爾及其作品，會成為我們解碼破產法進化史的“鑰匙”嗎？

簡單的物質生活不需要太多破產

《資本主義的動力》的第1講，主題是“對于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在本講里，布羅代爾站在經濟史的角度，闡釋人類文明史上日常經濟生活的產生與發展。布羅代爾從人口數量的變化和脆弱性談起，進而討論人類通過吃、穿、住、行構筑的基本物質生活，以及技術在人類物質生活中的重要性。而源于生產的豐富和技術導致的分工，貨幣和城市逐漸產生，不僅催生交換，也為人類文明帶來現代性。

交換的頻繁打破了農耕文明的寧靜。流動商販從農民中脫離出來，鄉村市集帶來早期的市場，而商鋪的產生更是帶來實實在在的市場經濟。交易過程逐漸演化成綿延不絕的借債與放款的程序，信貸成為交易過程的血液和動力。隨著錢莊的產生和金融的介入，流動商販、商鋪之上，又進化出批發商、交易會以及股票交易所。由此，低級市場經濟的元素集市、店鋪和商販，以及高級市場經濟的元素交易會和股票交易所，全部產生。布羅代爾借助歐洲在16世紀之后近四個世紀歷史，以威尼斯、熱亞納、里昂、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倫敦等城市為例，清晰地闡述地中海和大西洋周邊經濟生活的勃興。

本講濃縮的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1卷，即“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在本卷，布羅代爾先后從人口、面包、飲食、住宅服飾與時尚、技術在能源和冶金領域的傳播、技術革命和技術落后、貨幣、城市等8個方面，論述了當時歐洲的物質生活。本卷的核心任務，是勾畫前工業化時期經濟的活動領域，并掌握其全部廣度和深度；或者更形象地說，在于“為世界過一次磅”，從物質生活的角度確認前工業化世界的潛力限度。

從破產法的角度，翻開本卷細看的話，近700頁的正文中，布羅代爾只有兩處提及破產。一處是引用《耕作者之友》，認為在耕地不大的情況下，用犁耕地并不合算，“這正是導致小農莊主破產的主要原因”。另一處，作者在論述貨幣時，提及約翰·勞的紙幣政策的“破產”。

顯而易見，這兩種提法本質上都是從世俗意義上使用“破產”一詞，法律意義上的“破產”在傳統、簡單的農耕文明時代，要么不存在，要么存在也只是微乎其微。

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才是破產的溫床

《資本主義的動力》第2講的主題，是“交換縱橫談”。

在本講開篇布羅代爾就指出，市場經濟處于傳統物質生活和資本主義進程之間，“只是一個有些厚度與強度、有時卻很單薄的夾層。”而在布羅代爾看來，15-18世紀經濟史的主流，就是隨著市場價格越來越穿越區際乃至洲際的地理空間，而呈現出連鎖變化，市場經濟領域在歐洲和全球都得到不斷拓寬。

隨著資本在再生產進程中作用的凸顯，資本流動催生資本家登上歷史舞臺，資本主義也開始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下暗自成長。由此，市場上出現兩種形式的交換：一種是當地市場，集鎮、商販、少量中間商構成低級別市場交換的主要元素；另一種是遠程市場，把當地生產者和遙遠的市場聯系在一起。

在遠程貿易體系下，壟斷逐漸產生，大批發商力量崛起，并自覺或不自覺地與當權者媾和在一起。他們仗著壟斷或者權勢，消滅幾乎所有的競爭對手；而且，由于資本雄厚，資本家才有可能維持其特權，并包攬當時的國際大生意；如果資本不足，那么資本市場又會通過信貸和其他投資工具，為其提供雄厚的資本。

由此，商品世界被嚴格地等級化，從越來越專業的販夫走卒到越來越強大的資本玩家，等級鮮明而又井然有序。尤其是金字塔頂端的資本家，完全可以跨界經營，并充當多重角色。用布羅代爾的話說，“他是商人，但從不只干一種行當，他隨機應變，一會兒是船主、承包人、貸款者，一會人又是借款人、金融家、銀行家，甚至是實業家或農業經營者。……從此之后，一切力所能及的好生意他都做。”

布羅代爾解釋道：

第一，商人拒絕專業化，是因為在他所能夠觸及的范圍內，沒有任何一個行業可以一勞永逸地賺錢，也沒有任何一個行業能夠有足夠的油水讓商人將全部活動匯聚在一起。

第二，較之從事實體經濟，商人更擅長的是通過資本的力量，讓別人來生產。

第三，大商人經常更換活動領域，是因為高利潤總是從一個部門轉向另一個部門，“資本主義的實質就是隨行情而變”。

第四，大商人的經營活動只有一種專業化傾向，就是歸根結底都變成金錢交易，或者用今天的話說，變成資本運作。

由此，布羅代爾認為，在兩種高低有別、錯落有致的交換體系中，一種交換普通、競爭且幾乎透明，另一種交換高級、復雜并具有支配型；而資本主義正是在后一種交換體系中生根發芽、茁壯成長，資本主義的原動力正是來源于此。而隨著資本主義的崛起，與國家政權的結盟，更是使資本家階層輪番或同時依靠商業、高利貸、遠程貿易、政府和土地等打造的組合，將其推向不可撼動的地位。

本講濃縮的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2卷，即“形形色色的交換”。在本卷里，布羅代爾接續第1卷對15世紀以來近400年間物質生活的描述，進而從經濟生活的角度，繼續深度剖析當時的市場經濟運行和資本主義的崛起，分別涉及交換的工具、市場與經濟、資本主義在不同部門的體現、資本主義發揮作用的機制以及社會或“集合之集合”等問題。在詳細論述15世紀以降市場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布羅代爾多次詳細地論及在當時就已經廣泛存在的破產現象；對此，后文將予以詳述。

破產存在于經濟世界，也存在于世界經濟

《資本主義的動力》的第3講，主題是“世界的時序”。

在這一講，布羅代爾不再如同前兩講一樣著眼于微觀，而是將物質生活、交換、資本主義等各種因素整體拼接起來，“將資本主義、它的進程以及它的資財與手段和世界總體歷史聯系在一起。”

布羅代爾對于世界時序的拼接，是通過兩個概念完成的：世界經濟和經濟世界。世界經濟，泛指包含所有經濟體的經濟；而經濟世界是布羅代爾新造的詞匯，指在全球形成一個經濟體的情況下，地球上以地域為代表的區域經濟體，這有點像我們今天說的經濟圈、經濟帶。

按照布羅代爾的設想，任何一個經濟世界，都體現出三個特征：

第一，任何一個經濟世界都占據特定的地理空間。

第二，任何一個經濟世界總要有一個極、一個中心，其代表為具有支配地位的城市。

第三，每個經濟世界，都分為延續的區域：心臟、中間地區和邊緣地區；心臟地帶成為物產、財富、人才、金融和交易場所的匯聚之地，中間地帶則稍微差點，而邊緣地帶則幾乎不值得一提。

但無論如何，站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一個經濟世界都是多種形態的社會重疊與共存的局面，而資本主義也正是在這種按照規則分級的體系下成長：外圍地區養活中間地區，尤其是中心地區。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布羅代爾形成三個重要的判斷：

其一，資本主義仍然建立在剝奪國際資源、利用國際機遇的基礎上，也正是因為如此，資本主義以全世界為活動范圍，向全世界伸展，鼓吹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一致；

其二，資本主義通常依靠法理上和事實上的壟斷頑強堅持，完全不顧市場邏輯；

其三，資本主義社會并不涵蓋全部經濟，并不涵蓋全社會，物質生活、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三層分野的結構，依然未過時。

由此，布羅代爾堅定地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頂層經濟，完全是一種從頂端或伸向頂端的經濟活動中衍生出來的；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壟斷經濟，較之商品輸出，更多靠資金和信貸來觸及和打開外部市場。

對于上述判斷，布羅代爾列舉14-18世紀歐洲及其周邊的經濟中心變遷為證：14世紀80年代，威尼斯成為經濟重鎮；16世紀00年代，中心從威尼斯遷到安特衛普；1550-1560年荷蘭、西班牙戰爭期間，中心回遷到意大利城市熱亞納；時隔不久，阿姆斯特丹崛起；1780年-1815年年間，倫敦成為歐洲經濟的鰲頭；1929年后，經濟中心遷徙到紐約。

對于14-18世紀歐洲及其周邊的經濟中心變遷的原因，布羅代爾認為核心因素是經濟危機，“每一次，中心的移位都是在斗爭、對抗、劇烈的經濟危機中實現的。通常，最終打垮已經受到威脅的舊中心并且確認新中心出現的，正是惡劣的經濟氣候。”而在每一次危機中，對于經濟的應對方略和能力，則成為決定經濟中心是否變遷的核心因素，扛過去經濟中心依然在原地，扛不過去經濟中心則會流失。“總而言之，中心的形成、失落、再形成通常是與具體總體經濟的歷久危機聯系在一起的。”

在這一講所對應的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3卷里，布羅代爾記述了多次不同經濟體發生的破產事件產生的互相影響：

第一，16世紀初期，隨著安特衛普經濟的繁榮和崛起，原來在意大利周邊活躍的經濟榮光不在，這給意大利商行帶來滅頂之災：1518年，弗雷斯科巴爾第家族宣告破產；1523年，瓜特羅蒂家族清理企業債務。

第二，1751年9月大批商號的倒閉潮，給里窩那商業造成巨大損害，利克顯示和普雷斯科特先生在彼得堡的破產，據說損失達50萬盧布，這對里窩那也是個新的打擊。

布羅代爾筆下的破產法世界

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2卷“形形色色的交換”和第3卷“世界的時間”中，布羅代爾在從橫向剖析市場運行原理、從縱向論述世界經濟大勢的時候，有意無意地打開了他筆下的破產法世界。

在當時來看，破產已經成為市場經濟中常見的現象，尤其是對于商人來說，一點也不陌生。在布羅代爾搜集的文獻中，“破產”不算高頻，但絕對不算陌生。在這本740多頁的巨著中，“破產”是一個出現率非常高的高頻詞，幾乎每隔三四頁，就要出現一次。布羅代爾筆下的破產世界，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種是世俗意義上的破產。比如上文提及的約翰·勞紙幣政策的破產，再比如1557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破產。

另一種是經濟意義上的“破產”，比如倒閉、關門等。比如布羅代爾提到18世紀的馬耳他，“雜貨鋪和零售商數量之多，以致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有生活保障。他們只得欺詐顧客，要不就會迅速破產。”

另外，布羅代爾提及17世紀的西西里島零售商，“人們看到這些小本經營的店鋪岌岌可危，清賬時往往留下一大堆債務，破產更是家常便飯。”在1802年的法國巴黎，有人建議，“目前百業凋敝，成千上萬的巴黎小商處在破產邊緣。”這種破產比較司空見慣，甚至成為文學作品描述的對象，——有個叫約瑟夫·德·拉維加的商人，168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題為《混亂中之混亂》的文學作品，里面暗示其因為參與郁金香投機，連接破產五次！在布羅代爾筆下，大多數情形下提及破產，都是指這種情形，毋庸贅言。

還有一種，是法律意義上的“破產”，這是真正的布羅代爾的破產法世界。這又展示出不同的維度：

比如個案。在一幅插圖中，布羅代爾展示了1770年6月28日巴黎一家面包鋪破產時的資產負債表。在圖片生活說明中，布羅代爾指出，“巴黎的面包鋪主人蓋斯內先生謹向巴黎商事裁判所遞交資產負債概括，按照當時的規定，他列出的債務有順逆之分，我們今天則稱之為破產人的資產和負債。文件共四頁。這里翻印的第一頁清楚地表明有一系列賒銷。有的大債務人竟是高等法院顧問。外欠債務皆因賒購面粉。這家店主除鋪子外還擁有一些‘工具’，一輛車和一屁送貨的馬，估價共6600里佛，其余動產約值7400里佛。讀者請放心，面包鋪主已同其債權人訂立了協議。但愿他的主顧能及時付清欠賬。”

比如系列破產浪潮與時代大勢。布羅代爾在解釋16世紀德國東部的崛起、萊比錫及其交易會的繁榮時，特別提及，紐倫堡和奧格斯堡1570年的破產事件中是背后的重要推手。這里面最驚心動魄的，是還有1763年七年戰爭結束后，在資本主義世界引發的破產浪潮僅僅在阿姆斯特丹，1763年8月納夫維爾商行破產、1772年克利福特商行破產、1780年10月旺·法埃林克商行的破產等等，“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起著摧毀信用的引爆作用。”

而此后，從阿姆斯特丹到漢堡，從倫敦到巴黎，引發一連串的商業破產。先是漢堡的多家猶太商行發生破產，哥本哈根有4家商行破產，阿爾托那有6家，阿姆斯特丹有35家……到8月19日，阿姆斯特丹當地破產的商行已經高達42家，“已經知道還有幾家即將破產。”當時，因為這一波破產潮，社會也陷入動亂和恐慌，當局不得不動用武器來驅散暴亂者。當1768年英國與美洲殖民地關系惡化后，荷蘭銀行家也深感擔心，“如果英國與其殖民地的關系惡化，由此引起的商業破產會使本國受到影響。”

比如跨境破產。布羅代爾在講述遠洋運輸時，提及1771年南特的哈爾洛·孟肯豪塞合股公司破產：

“但財產直到1788年9月尚未得到清理。在債權人中有一個名叫威爾海米的“外國人”（我們對他的情形沒有更多的了解），他在造船主已經出海的五艘船上擁有六十四分之九的股份（約等于61300里佛）。債權通常分為優先（第一位）和普通（第二位）兩種。人們找到了一些正當的理由，推翻布列塔尼高等法院的裁決（1783年8月13日），而把威爾海米列入第二類，并得到商事院的認可（1788年9月25日）。威爾海米大概未能收回他的投資。至于他是否保了險，這也不清楚。”

布羅代爾在描述遠程貿易引發的跨境破產問題時，還講了1778年底阿姆斯特丹的弗萊西內子公司破產引發的連鎖故事：荷蘭船雅各布·卡塔里納號于1778年11月到達賽特，為當地的包稅所運來644筐煙草，包稅所立即支付運費16353里佛。船長蓋格爾被介紹到賽特的馬克·弗萊西內公司，他把包稅所付款證交給弗萊西內公司，按照當時的商業慣例，請求弗萊西內公司通過匯票，幫助把運費匯到阿姆斯特丹。

1778年底，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弗萊西內子公司破產，連累了賽特的馬克·弗萊西內公司。蓋格爾船長立即提起訴訟，先是勝訴，后來又敗訴，“不但馬克·弗萊西內顯然缺乏誠意，而且破產者的債權人到處作梗。所有人都聯系起來，對付上了圈套的外國債權人。款子最后還是返回阿姆斯特丹了，但是拖延很久，而且七折八扣。”

比如破產審判機構。布羅代爾在介紹法國商事裁判所時，指出該機構是為解決商業爭端特設的、最快捷的和旨在保護階級利益的司法機構，“有關破產爭端的問題后來也交它處理。”

比如集團公司破產。布羅代爾述及美第奇家族的子公司體系和阿費塔迪家族的分公司體系，指出這種商業領域常見的子公司、分公司體系最大的優點在于，“當情況需要時，可用一紙文書使它們獨立，以免某個地方分公司的破產由整個公司承擔責任。”顯然，在當時的商業世界，有限責任的風險隔離已經成為商業界的共識。

在描述土地作為財富保值增值手段的重要性時，布羅代爾用了兩個事例，都有破產有關：一個是商人盧卡·代爾賽拉1408年4月23日從佛羅倫薩寫給普拉托商人佛朗賽斯科·達蒂尼的信，“我曾囑托您購買地產，如果今天還有可能，我買地的熱情將會更高。買地至少不冒海上的風險，不會像商業公司那樣蒙受詐騙，更無破產之虞。”另一個事例則是指土地作為破產財產處置時不像股票交易那么方便，“當威尼斯的提埃波羅·比薩尼銀行于1584年破產時，清理地產既費時間，折價時還要吃虧。”

在講述破產產生的影響時，布羅代爾也援引1715年馬賽人所做的論斷，論及手工業者的流動尤其是破產的影響：“如果手工工場破產，就有工人遷往外國。”另外，破產對于小額出資人的影響也無所不在，布羅代爾舉了1529年奧格斯堡的赫西斯泰特爾家族破產案件，指出這個企業的大部分出資來自于當地的小出資人。

比如困境企業拯救。布羅代爾舉了安德烈的例子：安德烈是卡昂人，于1777年從父親那里繼承了一個瀕臨破產的花邊制造廠。后來，他擴大購銷范圍，先后訪問雷恩、洛里昂、鹿特丹、紐約等城市，搖身一變為商人，不僅經營花邊，也兼營布匹、食品和皮毛，通過這種多元化經營理念，安德烈最終擺脫財務困境，避免了破產的命運。

比如政府破產或者國家破產的“雛形”，即官方財政的破產。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2卷、第3卷，布羅代爾先后提及過愛德華國王的破產、西班牙財政的多次破產、亨利二世的財政破產等等。

透過布羅代爾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交換秩序分析，我們可到清晰地感知到，破產是市場經濟體系的孿生子，沒有市場經濟就不會有現代化的破產體系。

從破產法視角看布羅代爾的洞見與啟迪

上文對布羅代爾在《資本主義的動力》系列演講中的論述脈絡。在這個基礎上，筆者又結合《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有關破產的部分內容，做了詳細的梳理。

那么，布羅代爾的洞見，對于破產規則的產生究竟具有什么樣的啟迪呢？在我看來，布羅代爾的啟迪與破產規則的產生之間，至少存在著如下命題：

第一，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是驅動16世紀以降破產井噴的主要動力。按照布羅代爾的架構，傳統的、低級別的市場，基本局限在物物交換或者簡單的商品經濟層面。在這種層面，無論是交易失敗的風險，還是債務的集體清理，都處于一個相對初步的層面。正因為其處于初級層面，1542年英國《破產法》聚焦于對欺詐性破產的刑事懲罰，集中于對破壞規則者的根本性懲罰，而并未將破產作為商業世界的元素和商業交易的工具。只有到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資本運作成為市場經濟升級的驅動力時，市場交易的失敗風險才會放大，商事社會才需要商業化的機制來處理債務集體清償問題，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現代化的破產法才會萌芽、進化，越來越具有商事法的色彩。

第二，商業交易越頻繁，失敗的風險和比例也越大，而破產規則正是為商事交易提供了一整套兜底的規則。這也是為什么現在破產實務中，大家普遍感覺破產業務不好做的根本原因。幾乎所有的難題，在常態經營中不好解決、不能解決，最后拖入企業破產程序，在破產中必須解決。從布羅代爾的書中可以明顯看出來，在16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中，破產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都有，而不是某個地區、某個時間的專利。這也反過來證明了破產規則的有用性和強大生命力。而站在交易主體的角度看，破產規則也正為各方從事交易中潛在的失敗風險，提供了最為穩定、有序的預期。

第三，16世紀以來世界經濟格局中跨境破產的頻率和幅度，遠高于我們平常的印象。即便今天，總覺得跨境破產距離我們十分遙遠，無論是規則供給、學術研究還是司法實踐，跨境破產的比例都十分微小。正是因為經濟世界的存在，產生了不同的法域和規則體系，包括破產在內的所有交易都受惠于此，也得益于此。一方面，因為規則壁壘，所有交易包括破產在內，都面臨著重重難關，舉步維艱；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這種規則的差異性，對于不同主體尋求差異化利益，提供了最佳的平臺。在布羅代爾的筆下，涉及跨境破產的情形絕非個案。

……

橫看成嶺側成峰，布羅代爾及其就是一座開掘不盡的富礦。我們站在不同角度，總會有不同發現。破產同樣如此。讀完布羅代爾的這些大部頭，并沒有完全解惑，但我認為，布羅代爾及其作品，對我們解碼破產法的進化史，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不無啟迪意義。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