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獲悉，知名考古學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退休干部趙世綱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1年1月19日凌晨5時在鄭州逝世，享年90歲。

趙世綱先生從事文物考古事業50多年來，曾于1977年在主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試掘工作中，發現了裴李崗文化。這個發現被譽為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填補了中國新石器早期的空白。2001年被評為中國和河南20世紀考古大發現。

趙世綱（1932年1月30日-2021年1月19日）

趙世綱，1932年1月30日生于焦作。1951年參加工作，1952年調焦作礦區文化館，1953年調新鄉專署文教科任文物專干，1954年調河南省文物工作隊。1969年下放至西華、密縣等地勞動鍛煉，1974年調密縣文化館。1980年調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等職務，研究館員。

1983年赴吉林大學進修古文字學一年。1985年攜編鐘參加在日本筑波舉辦的世界博覽會。1992年退休，1993年受聘為河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99年和2001年兩次受邀赴美參加在波士頓和芝加哥召開的東亞考古研究會年會，并在哈佛大學等地演講，介紹河南考古現狀。

趙世綱從事文物考古事業50多年來，曾主持和參加許多重要的遺址、墓葬的調查、發掘工作。如1977年在主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試掘工作中，發現了裴李崗文化。這個發現被譽為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填補了中國新石器早期的空白。2001年被評為中國和河南20世紀考古大發現。

1978年趙世綱先生主持發掘裴李崗遺址

50多年來發表考古報告、簡報、論文80余篇計100余萬字，完成專著三部。其中《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先后榮獲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夏鼐考古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河南卷》榮獲文化部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1992年《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編輯出版工作會議（右三為趙世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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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世綱先生是河南省著名的考古學家、研究員、河南省文史館館員。祖籍河南省焦作市，出生于1932年。1951年參加工作，1953年參加了由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舉辦的第一屆文物培訓班，自此開始涉足于考古領域，對文物考古工作產生濃厚的興趣和熱愛，雖然趙先生不是科班出身，但通過自身的努力學習，刻苦鉆研，深積厚累，幾十年風風雨雨，在田野考古調查、發掘與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許多重要的且具有廣泛影響的成就，對河南省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曾先后擔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田野工作小組組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副主任、《華夏考古》編輯部副主任等職務。1983年在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班進修學習，并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學業，為以后的古文字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趙世綱在其長達50多年的考古工作中，以其求實﹑嚴謹的學術作風，吃苦耐勞，勤奮鉆研的精神，走遍了河南的山山水水，河南省的一百多個縣市都留下了趙先生的足跡。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他先后參加了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調查落實工作，丹江口水庫庫區的文物普查，河南省各縣市古舊圖書登記，裴李崗文化遺址專題調查等等。主持了許多重要遺址，墓葬的發掘以及簡報，報告的編寫工作。

1991年10月趙世綱主持編寫的《淅川下寺楚墓》由中國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全書共40多萬字。這本書凝聚了趙先生十幾年的心血，并且開創了文物發掘報告的新模式，得到考古界同仁的一致好評。該書在1993年獲得河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995年又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夏鼐考古優秀論著二等獎。1999年再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三等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獎，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高獎項，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同志在人民大會堂親自為獲獎者頒獎。

和趙先生初次見面，你便會被他那儒雅的氣質以及學者的風度所吸引，雖然已年過七旬，但依然才思敏捷，不減當年。年輕的時候趙先生愛好十分廣泛，寫小說，搞攝影，學音樂等，幾乎樣樣都可以拿得出手。這么廣泛的愛好，也為趙先生以后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寫文章自不必說，在六七十年代田野文物發掘工作中，由于當時條件的限制，大部分出土的文物攝影工作，都是他自己完成的，從拍攝到顯影定影洗相片他都可以自己獨立完成。對音樂的精通，也為他對以后的音樂文物考古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趙先生不僅為人寬厚溫和而且非常大度。在文革期間，他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對待，從1970年初下放到密縣（今新密市）長達十年之久，但出于對文物工作的熱愛，即使在下放的那些艱難歲月里，也始終沒有放棄對文物考古的學習與研究。在60年代初期，趙先生編撰的一部名為《河南南陽漢畫像石》的書，當時出版社已經準備出版，文革中原稿被抄走，提及這些，趙先生總是大度地說，錯誤的年代發生的錯誤的事情，過去了就讓他過去吧！其實趙先生是真正的金子，再多的泥沙也掩蓋不了他的光芒，歷經得磨礪越多，就會愈加的光芒四射。文革之后，趙先生在考古界所取得的累累碩果，就是對此真實的印證。

1956年我們國家準備建設丹江口水庫，水庫一旦建成，地下的文物將會永沉水底。為了保護庫區文物，趙世綱受上級領導指派，負責對庫區的河南部分進行文物普查，當時新中國建立伊始，各種條件設施都很不完備，趙先生帶領普查小組的成員，徒步跋涉了上千公里，走遍了庫區的角角落落，進行了仔細的勘查、調研，發現了楚龍城、上寺、下寺的古建筑群，以及紅石崗（即下王崗）、黃楝樹、下集等十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其中下王崗遺址于1971年-1974年進行了多次發掘。發現了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疊壓關系，出土了數千件珍貴的文物，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

文物考古是一項非常專業的工作，除了要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不斷積累田野的考古發掘經驗外，還要敏于思考，善于總結，趙世綱就是這樣一位善于思考總結的學者。在60年代初期，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組織大批人力到全省各市縣文化館進行古舊圖書登記工作，當時趙世綱等一行到輝縣文化館進行此項工作。古舊圖書整理登記，是一項繁雜而且很枯燥的工作，條件也很艱苦，但年輕的趙世綱，卻沒有感覺到任何的煩躁，用他自己的話講，這是一個絕好的學習機會。當時因經濟條件所致，酷愛讀書的他，除了努力的工作外，閑暇時讀書成了他最大的樂趣。那天晚上結束了一天工作的他，拿起了一本線裝《聊齋志異》，小心翼翼地翻看，要知道這些珍貴的古本書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的。通行本《聊齋志異》他是看過的，蒲松齡先生那犀利的筆鋒，奇巧的構思，簡練的語言，細膩的描寫，也是趙先生非常欣賞的，在昏暗的燈光下，他認真地讀著，細細地品味著，但讀著讀著，趙先生感覺到了這本書和自己以前讀的是不一樣的，他敏感地意識到這個讀本和現在通行的不是一個版本，繼續往下讀，果然又發現很多的不同之處，這部書上保留了許多反對清王朝的字句。最后經過他多方研究與考證，證實這是一本乾隆三十二年刻印的十八卷本《聊齋志異》。此書在蒲氏生前只有手抄本流行，十八卷本是最早的刻本，其內容接近原著，比如有《某經略》這篇故事是影射大漢奸洪承疇的，此故事在后來的十六卷本里被刪掉。十八卷版本發行后可能很快被清政府收繳銷毀，民間流傳很少，能夠保存至今的就更少了，因此顯得更加彌足珍貴。后來趙世綱撰文發表于《光明日報》上，得到業內同仁的認可，此書后被河南省圖書館收藏。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黃河流域是中國文化的搖籃。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學者炮制的“中國文化西來說”謬論廣為傳播，是趙世綱先生發現了八千年前的裴李崗文化，給這種謬論迎頭一擊。裴李崗文化的發現，將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在中國考古史上留下了絢爛的一筆。今天，裴李崗文化被評為“中國二十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一，以及“河南二十世紀10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就是對趙世綱先生幾十年在考古界辛勤耕耘的肯定。

70年代初期，趙世綱被下放到河南省密縣，離開了他所喜愛的文物工作，但趙先生的心卻一直沒有離開文物考古工作。密縣文化館收藏有許多石磨盤、石磨棒，這引起他極大的研究興趣，這是哪個時代的產物？做什么用的呢？它為什么做成這么奇怪的樣子？假如是石器時代的東西，那么我們的祖先又是使用什么工具將它琢磨成型的呢？這一連串的疑問一直縈繞在趙先生的腦海中，但因為當時趙先生還在農村進行勞動，沒有機會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研究。文革后期，情況有所好轉，1977年初趙世綱先生參加了新鄭唐戶遺址的發掘整理工作，在工作中，趙先生發現新鄭縣文化館也收藏有很多石磨盤和石磨棒，器物的外形和密縣發現的非常相像，兩個不同的地點，發現了很相像的器物，難道這只是巧合？不會的，職業的敏感性使趙世綱先生相信這絕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在同年的3月12日，他發現同事馬金生在裴李崗帶回來的一件兩端都有刃的石鏟和一個制作精良但是外形奇特的陶壺，經過詢問當時挖掘現場的同事及文物干部孟昭東先生，證實新鄭縣文化館所藏的石磨盤和石磨棒也是在裴李崗出土的，引起了趙世綱極大的興趣。因為如果陶壺與石磨盤共出，石磨盤的年代就有望解決。次日，趙世綱即和當時訓練班的領導崔耕先生等一行奔赴裴李崗實地考察，發現此處遺址面積很大，還收到當地村民捐獻的石磨盤、石磨棒、石鏟、石斧等數十件。特別是在4月1日裴李崗村民李鐵蛋送來的一套石磨盤和人骨化石，更加證實了趙先生的推測，裴李崗應是遠古時代我們先祖的一個聚居地。在領導的高度重視及支持下，4月8日裴李崗遺址拭掘工作正式開始，由趙世綱先生主持，裴李崗文化由此被發現，從此揭開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新的一頁。裴李崗遺址面積約2萬平方米，此次發掘面積118平方米，發現墓葬8座，窖穴5個，出土一批極具特色的陶器和石器。發掘結束之后，趙先生隨即投入緊張的整理和報告編寫工作，在報告中，趙先生依據試掘資料，援古論今，多方論證，指出裴李崗遺址是一個新的文化類型。其年代要比仰韶文化早，絕對年代當在6000年之前，應命名為裴李崗文化。當時的文物和發掘簡報，被送到了北京文物考古所鑒定，夏鼐所長和蘇秉琦先生也一致認為，這些東西（指裴李崗遺址的出土文物）的時代要比仰韶文化早，至少在7000年以上。夏鼐先生還為這份報告提出了修改意見。同年11月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對裴李崗遺址出土木炭進行碳——14測年，結果為據今7885±480年，這一結果驗證了趙先生對裴李崗遺址年代的論斷。當裴李崗文化被評中國二十世紀考古大發現時，崔耕贈給趙世綱一塊“見微知著”的牌匾，落款云：“裴李崗文化載入史冊，趙君主持試掘，石磨盤之謎破解，一支寒梅迎來新春，趙君功不可沒……”這是對趙先生最中肯的贊譽。

迄今為止裴李崗文化遺址在河南大地上已經發現140多處，其中賈湖遺址中還發現了原始文字、稻谷、七孔骨笛等，尤其是七孔骨笛，當其被公布于世時，曾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驚。仰韶文化源于裴李崗文化已成為考古界的共識，裴李崗文化的發現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一項重大突破，他填補了中國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空白，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

說到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趙世綱編撰的《淅川下寺楚墓》，1979年結束了丹江口水庫庫區墓葬搶救性發掘工作后，趙先生便開始了該墓葬資料的整理和簡報報告的編寫工作，這是一項龐大而繁雜的工作，1986年被列為國家“七五”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淅川下寺楚墓是一個大型的王族墓地，出土有大量的青銅禮器，樂器，車馬器，玉器，甲胄等數千件，青銅器中有許多器形碩大，工藝精湛，花紋繁縟，瑰麗而且種類繁多，其中鑄有銘文的就有67件。在這部優秀的考古發掘報告中，不僅對發掘經過，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進行了準確詳實的描述，而且從不同的方面如墓葬的國別，楚文化的形成原因，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系，青銅器銘文的考釋，青銅器的鑄造工藝，出土編鐘音律的測定等進行了多方面跨學科的深入研究。也正是這些研究性的文章使得這部發掘報告的風格獨特，在許多問題上趙世綱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在深度以及廣度上的擴展是這部書的最大特點。為了這部書，他前后歷經十載，僅讀書筆記就記錄了十幾本，為了這部書，趙先生埋頭于文獻書海中，顧不上自己年事已高。為了寫那篇《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編鐘的音高與音律》，他翻閱了大量有關音樂方面的古籍資料，不懂，就認真地學習，前后幾次去北京音樂研究所，向那些專業的學者請教，當文章成稿后，請北京音樂研究所的專家校閱，當他們讀完稿子后說，這么專業性的文章，居然出自于一個考古學者的手，簡直不可思議。淅川下寺出土的銅器，很多都鑄有銘文，在古文字考釋方面，趙先生也有十分輝煌的成績，他成功的考釋出了以往古文字專家未識之字。如在王子午鼎銘文中有“ ”字，經過多方考證，他認為是“■”字。“■鼎”即在祭祀中盛肉的鼎。這部凝聚了趙世綱十年心血的發掘報告，對下寺楚墓進行了全方位多學科的研究，開創了考古報告編寫的新模式，這部書先后多次獲得獎勵，就是考古界同仁對其學術成就的最好褒獎。

正是這種孜孜以求、勤奮嚴謹的治學態度，使得趙世綱在學術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功，1988年《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河南卷》確立以趙世綱先生為主編，這個項目也是國家“七五”哲學社會科學的重點研究項目。音樂考古學作為考古學里的一個新學科，在人類文化歷史研究中，有其顯而易見的不可替代的學術意義。其實趙世綱在這個領域里已經有所建樹，曾發表了數十篇有關音樂文物研究的文章，如《淅川楚墓王孫誥鐘的分析》《楚國樂舞研究》《曾侯乙鐘與楚鐘》《賈湖骨笛在音樂史上的重大價值》《仰韶陶鼓辨析》《談荊軻易水別燕丹與筑》等多篇文章。因其研究領域的多面性，以及趙世綱看待事物獨具的前瞻性，使得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學者非常認同他的能力，經過多方考察，最終確定由趙先生擔任《河南卷》的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河南卷》于1996年 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發行，受到音樂界及歷史界的一致好評，2006年《中國音樂文物大系》被評為文化部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撫摸著這本裝幀精美，文化底蘊深厚的書，趙世綱臉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1992年，趙世綱先生受聘為河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當時河南省文史館館藏有清末民初時期的碑碣墓志與摩崖石刻拓本7000余份，這些館藏拓片在文物考古及史料價值方面具有“活化石”的作用，由于近百年的滄桑巨變，許多拓片的原件已經損毀或遺失，只留下這些紙制的拓片。而這些拓片經過接近百年的收藏，出現了紙質漸脆的現象，為了使這些珍貴的文史書法藝術資料重見天日，趙先生和原河南省博物館館長韓紹詩先生多次建議，集結成書，并和文史館的其他老專家們一起，嘔心瀝血，進行甄選，從館藏的7000多件拓片中篩選出600余件進行抄錄編輯，在時任省長的李克強先生的支持下，2003年這部鴻篇巨著《翰墨石影》終于問世了。這部書受到文史界，書法屆，收藏屆的廣泛注意與好評，被認為是我國書法寶庫中的傳世精品。趙世綱根據《翰墨石影》里收錄的《修定寺記》和《相州鄴縣天城山修定寺之碑》兩碑拓片，經過縝密考證，證明了安陽修定寺塔的建造年代應為北齊，而不是以往推測的唐代重修時建造的，糾正了以往的錯誤判斷。

1998年趙世綱先生在《翰墨石影》全體工作人員編撰會議上（右二為趙世綱先生）

趙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他是新中國第一代考古人，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給了我國的考古事業，雖然他訥于言辭，但筆耕不斷，成績卓然。1985年他隨同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孫誥編鐘遠赴日本參加筑波國際博覽會，宣傳中國古代在鑄造和音樂方面的偉大成就。1999年和2001年曾兩次應邀參加在美國波士頓和芝加哥舉行的全美東亞文化研究會年會，趙世綱先生在會議上宣讀了《河南音樂考古新發現》、《溫縣盟書歷朔研究》的論文，得到與會者的一致好評。他所撰寫的《曾侯乙編鐘與楚鐘》一文被美國華盛頓大學程貞一先生翻譯為英文。他還撰寫了《淅川楚王族墓地的發現與研究》、《鄬子受鐘與鄂國史跡》等論文發表在臺灣《故宮文物月刊》上，在促進了兩岸文化的交流方面，有一定的影響。

2010年趙世綱先生整理溫縣盟書（左一為趙世綱先生）

（本文綜合自河南考古、河南文物網等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