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志達書店的“悅悅講壇”邀請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題為“我的讀書經驗”系列講座。傅杰表示，“將不定期邀請我敬佩的師友來書店，或憶一憶他們的讀書經歷，或聊一聊他們的買書故事，或談一談他們的讀書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薦若干他們心目中的好書?！迸炫刃侣劷洝?a >悅悅圖書”授權刊發該系列講座稿和視頻。

第五講傅杰邀請到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復旦大學任重書院院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陳尚君。陳尚君著有《漢唐文學與文獻論考》《唐代文學叢考》《唐詩求是》《貞石詮唐》《行走大唐》《宋元筆記述要》《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等。

陳尚君在講座現場

這次講座不僅是“我的讀書經驗”系列在2021年的第一次開講，對我還有一個更特殊的意義：這新的一年，是我看到太陽的第七十個年頭了。古人稱七十為古稀之年，我的心感覺還沒有老，我和年輕人一樣還在努力地工作?，F在這個年紀，也是適合回顧人生經歷的時候。我們研究古人，往往說起來頭頭是道，但對于自己的人生，有時只好告訴大家：我自己也說不太清楚。

在渴望中讀書

回過頭去看，我覺得自己人生中非常特別的一點是：我在“文革”的十多年之中是如何度過的，怎樣在艱難的環境中得到了一些偶然的機緣。在這里，我就稍微回顧一下那時的經歷。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南通街道

我的父母是寧波人，客居在南通。南通是一個特別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清末狀元張謇就是在南通辦實業的。這些年回顧往事，我總會覺得，自己在南通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的，小學到中學的教育，以及南通的文化氛圍，可能都曾經影響過我。

我小的時候家境還可以，六七歲以前每周總有一個晚上父母都帶我去看越劇，雖然唱什么已經不記得了。小學我讀的是南通師范第四附屬小學，那是全國第一所師范學校的附小，老師與教學應該都是很好的。關于讀書，我記得二年級向任課的保老師借過一套線裝的《水滸傳》，后來也讀過線裝的《三國演義》，當時讀懂了沒有，也回憶不起來，就是硬看那些有趣的故事。當然更多是看連環畫。小學高年級語文老師劉寶珊，以前做過海安李堡鎮長，對我很有好感，覺得我考南通中學一定能考得中。可能是我沒有考好，后來進的是南通市二附中，一個在南通屬于中等的學校。班級學號據說按成績排，我排第一，距離南通中學可能僅差一分。

在這樣的環境中，“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整個社會動蕩起來。那個時期毛主席有一句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那時我關心國家大事的辦法就是，每天晚上，或者我一個人，或者我陪著母親，把南通市整一條街的大字報從頭到尾看過去，每張都看。我相信在這個過程中，南通的文化氛圍也會對我有一些影響。

1976年陳尚君在江心沙農場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是1968年底毛主席說的。1969年3月16號，我們一批中學生就去了南通海門的江心沙農場，一個長江邊上沖積造成的小島。當時很無知，去之前只知道要去一個島，到那里之后才從頑童的心理回到了現實。

那是個國營農場，最初的三年是很多老職工管我們這些“知青”，我們真的吃了很多很多苦。后來的四五年里是我們“知青”管老職工。如今，我可以跟農村的孩子吹噓：“我當年的時候可是管幾百畝土地，每天早晨天不亮就開始叫人家下地，站在農場的村頭上布置農活……”但實際上，在那之前我在家里做事及其他能力都很差，我是在農場的八年里才從那種很軟弱、很無能、很無知的狀態，逐漸經歷了最艱苦的鍛煉。

在農場，我們其實沒有生存的危機，但年輕在長身體的時候，承擔最艱苦的農活，與農民做得一樣多，甚至更多，生命爆發出的能量，自己也想不到，是被無限放大的。在和農民一起的生活之中，在最艱苦的農活之中，我們經歷了體力上和精力上最嚴酷的考驗。當時管理和勞動的艱辛，遠遠超過我們的能力。比如秋收的主體是拾棉花?，F在看來學生到農村里去拾棉花，是充滿浪漫情調的，但如果你是在進行記分管理，努力追求最大量的采獲，這只手在采這朵，眼睛就會發現下一朵，追求最高效率，確實很辛苦。當時我自己負責一個單位，一天到晚稱每一個人當天拾起了多少棉花。在這樣的統計中，人的生存能量被釋放到了最大。當年我作為一個“知青”，在和農民一起的勞作中沒有任何的懈怠，在這方面自己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鍛煉。在那一段經歷中，我認識了中國的農民，也了解了農村土地的耕作、作物的生長，從具體的技巧到節奏的把握，整個流程我都極其熟悉。后來在復旦的幾十年中，也時常會感嘆：中國農民的頑強和他們生命的放大是無限的。

除了和其他人一樣的勞動感受，我覺得自己在農場還有很多幸運的地方。到農場時，我還是個初中生，但我們所在的連隊有一批南通中學高一的學生，明顯比我要成熟許多。他們的語文老師嚴迪昌，也是后來在唐宋詞研究方面很有名的一位前輩，當時指導他們讀的書，也有帶到農場,他們讀到的中外名著,也在知青之間輾轉，我也有幸跟著他們讀。在農場的整整八年時間，既是高強度的勞動，又是在渴望中讀書，而且還碰上一群很好的朋友，這是我的幸運。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

回顧當時看的書，其實就是當時能夠找到的書。比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的三冊《中國文學史》，當時我看到了第二冊；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當時出了第四版修訂的第一冊，我很認真地從頭到尾仔細讀過；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都很仔細地閱讀。我后來研究唐詩，稍微也算有一點成績，但我看到《唐詩三百首》的時間其實非常晚，是在二十歲左右。這些書都是“知青”之間輾轉借來讀的。除了書，還有雜志。雖然當時我只是農場里一個很基層的“知青”，但我能看到的雜志刊物，包括復刊的《文物》《考古》《歷史研究》等，我都曾經訂過。在那八年時間里沒有辦法系統地讀書，但凡是能看到的書，我都盡量去看。

前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胡適許怡蓀通信集》。許怡蓀是胡適少年時期的一個年長的朋友，在胡適最落魄的時候，及時提醒他說：你的前途無量，應該出去留學。我也有過這樣的朋友。大家曾經一起讀書，彼此之間有一種激勵，雖然看不到今后如何發展，但是在一個小圈子里，大家努力讀了一些書，充實了自己。所以，在農場中我也是有一些成長機緣的，在去復旦之前讀了相對比較多的書。

這可以說是我讀書的第一個階段。

初入大學 見賢思齊

之前在農場是找不到書讀，因此，到復旦的第一年里，我基本上是以一種“橫掃”的方式在讀書，把復旦圖書館里與中文有關的各方面的書，一個架子一個架子地去讀，把讀書當作一種有興致的事情來做，這樣也會發現自己在一段時間里進步非常迅速。我始終覺得，讀書是需要靠激情的。自學的時候，對某些問題的深入、對讀書的渴望，能夠達到一種不可思議的程度，進入大學，在知識海洋里遨游，那種愉快，那是別人所不能理解的。

不過，雖然自學的動力是科班所不能比的，但自學的系統性、完整性和精確度是很不夠的。即便后來在中文系做過一段時間的系主任，我也始終知道，自己的基礎并不好。比如現代漢語里最簡單的“主、謂、賓、定、狀、補”，我就不是很能完全說清楚，因為從來沒有老師給我系統地介紹過。等到我在中文系讀書以及工作以后，又沒有機緣再向他人請教了——別人會覺得你不應該不知道這些。遇到一些字有時會讀錯音，對有些字義的理解會有出入……這些大概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通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復旦大學分校

大學第二年的三月，我就報名考研究生，最終以專業分數第一、總分數第二考取了研究生。我非常清楚地記得，1977年第一次到復旦的時候，都不知道大學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大學是分科系的，也不知道大學是怎么個教課法，但僅僅一年多以后卻能順利考取研究生，可以說自己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和蛻變。

我這個人在好多事情上都是被動的，往往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別人抱著一種發現人才的熱情希望我去做，在背后推動著我往前走。報考研究生時，我一聽到九十個報名的人中最終只錄取一個人，心里很缺乏勇氣。當時在學校的路上我碰到了陳允吉老師，跟他說了這個情況，問他：“我能行嗎？”陳老師告訴我：“你的實際水平已經不差于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只要好好發揮應該是會有機會的?！蔽沂艿搅撕艽蟮墓奈?。

考研究生，我比其他考生都要有利的一個條件就在于，我在學校里可以充分利用圖書館。只要有一個系統的準備，我就可以把文學史上各種基本問題都梳理清楚。后來在整個考試中我還算發揮得不錯，考場上拿到考卷時，覺得題目很簡單。比如有一道題是列出十個名篇，讓寫出其中哪一篇是哪一個朝代的哪一個人所作，其中就有《秋興八首》。大家都知道《秋興八首》是杜甫作的，所以我就更詳細地寫明是唐代的杜甫在某年某月某地所作，而且十篇都這樣寫。負責閱卷的是王水照先生，后來他跟我說，那道題目我發揮得很特別。研究生考試的各科目中我比較弱的是外語，但還好當時考試是可以帶詞典的，我的長處在于詞典翻得很快，最終算是“蒙混過關”。因此我覺得，我有機會到復旦，然后及時報名考研，又順利考上，走上了專業的道路，是很難得的機緣。

1988年2月陳尚君教授（右二）與王運熙先生（左二）、王水照先生（左一）、駱玉明先生（右一）在復旦大學曦園

進入研究生階段，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實力是不行的，也清楚地知道其他同學實力之超強。我們那一屆研究生，同學之間年齡差很大，最大能相差二十歲。在學術研究上，有些同學進校時的成熟程度就已經很驚人了。有一位同學進校后不久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提交的論文題目是《從水稻的讀音來分析亞洲栽培稻的起源》，整篇文章通過稻谷的讀音在中國、東南亞、日本、印度這樣一條線上的演變，來推測稻谷最早起源的地方。當時我讀到這篇文章特別驚訝，因為我都還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而別人已經可以達到這樣的水平。同時我也深深地知道“見賢思齊”，自己不如別人，但可以努力補上去。

我們的研究生階段，學校讀書的氣氛非常之好，或許是和整個社會大環境有關，大家都在意氣風發地追求新的目標。我也是在這個過程中被“裹挾”，跟上這樣一種節奏和步伐。當時復旦對大學生開放的圖書館，是在如今的理科圖書館位置，到了研究生階段，就可以到如今“外辦”位置的參考閱覽室讀書。那時，圖書館早晨八點鐘開館，開館之前門外早已排了很長的隊，基本上一開館馬上就沒有位子了。我當時用的比較多的是圖書館一樓大廳里面的一個古籍閱覽室，因為基本的幾套書都在那個地方。

老師們的啟發和熏陶

專業方面的提升，是一個很艱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有幸遇到了幾位很好的老師，他們給了我很充分的指導。我時常覺得，老師是在發掘好的學生，學生也應該和老師互為呼應。

在復旦我遇到的第一位好老師是陳允吉先生。當時有一個制度，要求老師要有固定的時間到學生宿舍解答學生的問題。作為課代表的我，會陪著陳老師到學生宿舍走一圈，結束就到我宿舍對談，于是我相比其他同學有更多機會問各種各樣的問題，而陳老師也會滔滔不絕地給我講……大概有半年的時間，我把各種有興趣的問題拿來問他，他也把知道的各種各樣的知識告訴我。我得到了很多指點，他也更加了解了我。

曾擔任過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的三位老師：陳尚君（左）、陳允吉（中）、陳思和（右）

我以前看雜書，實際上也獲得了一些好處。比如我讀魯迅的文集，把那一小本一小本的文集基本都收集齊了。其中魯迅有一句話是：問太淺的問題被老師看輕，問太難的問題把老師難住也不行。所以當時我在和陳老師的相處中，始終把握著這樣一個度。陳老師讀書是很有興致的，懂的東西也特別多。我們往往不會就某一個問題談很多，但古往今來什么問題都談?，F在我也跟學生們講，學生要會提問。提問有個前提：你了解老師多少——你既不能提太淺的問題顯得自己可笑，也不能提太深的問題，否則老師也解答不了。

我能進入研究生考試是陳允吉老師幫我找王運熙先生推薦的，還記得是在中文系的樓梯上，王先生很和善地就答應了。研究生面試也是王運熙先生主持的，過程中問了很多東西，我的回答很老實——知道什么就說什么，不知道就說不知道。還記得王先生問了一個問題是：“哲學史有沒有讀過什么書？”我回答：“讀過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但只讀了前三冊，第四冊沒有找到?！蓖跸壬嬖V我，第四冊還沒有出版。現在很難去還原我往日讀書的面貌，但我曾經確實是懷著渴望在讀書的。雖然不能說完全讀懂了，但是在翻的過程中，在懂和不懂之間，不斷提升自己。經過這樣的過程，我就進入了研究生的專業學習。

當時的專業學習，和現在的研究生不一樣。研究生剛恢復招生，學校的管理還很簡單，整個研究生部只有四個老師，大部分管理措施由導師說了算。我們的課程主要分兩個部分，除了英語有別的授課老師外，專業基礎部分由王運熙先生負責，專業課部分則是由導師朱東潤先生負責。

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整理完了朱先生的文集和兩部遺著，我對朱先生的認識是：他的學問在當代學者中是很少見的，他所達到的寬度和深度都是驚人的，而且朱先生的學問中始終抱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把傳統的學問和現代的學術結合在一起。朱先生早年是讀過經學的，后來又有留學的經歷，還教了十五年的英文……或許正因為如此，他成為中國文史研究領域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物。朱先生給自己的書齋取了個名字“師友瑯琊館”，取自杜牧《長安雜題長句六首》之四的兩句“九原可作吾誰與，師友瑯琊邴曼容?！薄皫熡熏樼稹笔菍轂槿藨B度的推崇，邴曼容的立身原則是：君子有守，不強求顯達，但對自身修養要求很高。這一點在朱先生的經歷中也是非常明顯的。

陳尚君與導師朱東潤先生合影，1981年12月

朱先生的授課方式是，學生每兩周有一個半天到他那里去上課，他帶著我們讀唐宋的文學作品，也會談他自己的感受。跟著朱先生讀書最大的收獲就在于，他是一個不受傳統或主流觀點左右的學者。他講到對任何事情的看法，都和一般的說法不同，有他自己的體悟。在最初接觸他的時候，會覺得他的體悟講得很隨意，但仔細讀他的著作就越來越能夠體會到，他是在把古人的書融通透徹之后再得出自己具體的認識和感受。后來在整理朱先生的著作中我才意識到，當年自己對朱先生所講的內容并沒有完全理解。所以我覺得，整理朱先生遺著的過程，是一個重新讀書和學習的過程，有特別的收獲。

朱先生對于學生有嚴格要求的一面。第一年里，他對我說：“像你這樣是不應該跳級的。”朱先生認為，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如果拼命被拔高，會容易受到打擊，對于發展是不利的。因此，像我這樣在大二上學期就考研究生，朱先生認為是不合適的。那時我想，朱先生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他對我的能力缺乏信心。那么，我就應該做出一些讓老師看得上的工作。第一個學年末，朱先生布置的作業題目是“大歷元年后之杜甫”，告訴我們要盡量自己寫，又補了一句“雖然拿別人的抄來也是會給分數的?！焙竺孢@半句友善的提醒，我總覺得應該是對我的能力缺乏信心。所以，那個夏天我就對自己有一定的要求，希望自己能在學術上拿出一些獨特的東西。

把幾種杜甫的傳記看過后，我覺得始終無法回答的一個問題是：杜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五年突然離開成都草堂沿江東下，走了一個奇怪的“之”字形，究竟是什么目的？舊書的解說認為，杜甫是因為嚴武已死，蜀中將亂，于是避難而東下。但我總覺得不是這樣。于是，我就掐天掐月地計算杜甫的行程，同時把杜甫在行程前后的所有詩歌仔細閱讀、比較……最終，我分析出的看法是：杜甫離開成都草堂后的第一個目的地是進京，在峽中的停留只是出于偶然改變主意。

那次作業，我交給朱先生三篇文章，雖然第二、三篇文章可以說毫無新意。第一篇文章探討杜甫離蜀的真相，第二篇是講杜甫離開成都草堂后的思想變化，第三篇是講杜甫晚年詩歌的藝術成就。第一篇文章在交了作業的五年后，發表在了《復旦學報》1984年第一期上，改題目為《杜甫為郎離蜀考》，原稿后來收錄在了復旦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年集”系列叢書之一《敬畏傳統》里。我相信，朱先生看了這篇文章后會理解，我把從宋代以來對杜甫的基本論述給否定了，在這個關鍵點上系統地提出了新的認識。這次作業，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認可的。

朱東潤先生題字

我這樣做論文的方法，其實都是受老師的啟發和熏陶。當時我受到的一個最直接的啟發就是：發表的文章要能夠讓老師看得上，能夠達到老師所期待的水準?，F在我也會這樣跟學生講：寫文章，要把讀者做一個假設的推定。如果把文章的對話者定位為一個學術大師的話，你的文章就會寫得很小心，而且從選題到表述都會拿捏一個合適的分寸；如果你隨意寫自己的感受，并不會有太多的收獲。

在后來做學位論文的過程中，我換了幾個不同的方向。我曾經交給老師一篇關于歐陽修的《歐陽修著述考》。朱先生看到以后說了一句：“像你這樣做學位論文，三年大約是不夠的。”從這句話中我能體會出，朱先生還是認可我在這個題目上所花的精力的。作為研究歐陽修的第一步，把歐陽修所有著作做徹底的整理和界定，還是有意義的。

朱先生為人的方式確實和別人有些不同，他不太當面表揚學生。當他覺得我的文章還不錯的時候，只會對我說：“問題挖得很深”，然后再加一句，“有些文句不太通順”或者“還有些錯別字”，“文章還有些夾生”。對于學生發表文章，朱先生抱持的態度是：你們寫的文章，如果自己覺得合格，就投到刊物上去，我不幫你們推薦的；如果你們擔心自己人微言輕，寫的文章別人可能不會注意，就應該通過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不是寄希望于別人的推薦。因此我覺得，自己從學術的起步階段跌跌撞撞地走過來，其中有一兩篇文章還能夠入老師的“法眼”，是自己的一種幸運。至于說要在學術上走出道路來，那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與朱東潤先生不同，王運熙先生真的可謂是“見善必舉”。

當時，作為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的王先生，負責給我們古代文學專業的六個研究生上課，而且是到學生宿舍給我們上課的。王先生上課的方式是：我們六個研究生坐在桌子的中間，王先生坐在旁邊床的角落里，拿出練習本，把準備的東西講給我們。當時王先生講的東西是最基本、最直接的。講文獻學，他主要講《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提要》等。王先生始終認為，他在復旦也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師，但自己一生的學術所受影響最深的是《四庫提要》。這是他的心得之言。通過讀《四庫提要》，可以知道學術源流以及每一本書流傳的過程，最重要的是，從中可以學到自學的態度——“公正平允”，也就是中正折衷之論。

王運熙先生

歷史方面，王先生主張要讀《史記》和《資治通鑒》。當時我們還受到一個特別的影響，就是來自蔣天樞先生的說法：《史記》是絕不能讀標點本的，要讀金陵書局本。好在那時復旦圖書館的書我們都可以借，所以就借出金陵書局本的《史記》來讀。每天晚上十點半燈熄了，我們就在走廊里借走廊的燈讀。哲學方面，王先生主張我們讀《論語》《孟子》《莊子》《老子》，還要知道一點佛、道的內容，這部分看起來簡單，其實是中文學習入門所需最基本的部分。

王先生見到學生好的地方會表達出贊賞，也會主動地幫我們把文章投出去。我寫的第一篇文章緣于看到了《南京師范大學學報》中孫望先生輯佚出來的《全唐詩補逸》選錄，我當時的方法是，用上海書店《佩文韻府》索引的部分，一個詞一個詞地去查，查證哪些是《全唐詩》里有的，哪些是沒有的……寫出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王先生看到后說：“這樣的文章應該已經可以發表了”，但又說了一句：“孫望先生我是認識的，你這個文章應該寄給孫先生看一看。”孫先生很快就回信了。王先生說：“既然孫先生已經接受了你的意見，這個文章就不合適發表了。”那篇文章，我到現在也沒有發表。

研究生二年級上學期時讀夏承燾先生的《唐宋詞人年譜》，我覺得對于溫庭筠生平的考證還有重新斟酌的必要，仔細分析以后發現，主要是關于溫庭筠生年的那首詩《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仆射》的贈送對象——“淮南李仆射”到底是誰？因為對一些基本文獻的解讀不同，所以同一首詩的贈送對象會出現很大的解釋空間。夏承燾先生認為是李德裕，因此對溫庭筠生年的考訂是812年。我認為贈送的對象是李紳，由此把溫庭筠的生年往前推了十二年，即801年。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長文，在研究生期間就發表了，叫《溫庭筠早年事跡考辨》。對于這篇文章，王先生看了之后說：“這樣的文章作為學位論文已經夠了。”朱先生也看到了，說：“文章寫得還不錯”，然后又加了一句“內容還有些夾生”，夾生的意思是飯還沒完全燒熟。

后來，劉學鍇《溫庭筠全集校注》中引了我的這篇文章，同時有一些細節方面的糾訂。雖然當時能夠發表一篇文章還是很高興的，但我也逐漸認識到，一個人的學術之成熟最重要的體現就在于：分寸之拿捏和把握。當年我在學生時期寫的文章，確實有一點任意解釋和過度闡發，這是學術不成熟的一種表現。一次，陳允吉先生在路上碰到我，對我講了一句話：“你寫東西不要老去駁別人，摳別人的問題。一個人在學術上要站得住，還是要靠自己的東西?！边@個話我是聽得進去的。因為我也知道，這樣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還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寫的，真正要寫能“讓自己站起來”的東西，會很難。

自己學術空間的開拓

真正我自己學術空間的開拓，應該說是在唐詩的考證方面。

工作中的陳尚君，1987年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的唐代文學研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具體是以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為代表的，主要是把陳寅恪和岑仲勉兩位前輩治唐史的方法援入了對唐代文學的研究和對唐詩的考訂。傅先生的研究方法受法國社會學派的影響很深。根據丹納《藝術哲學》里的觀點，偉大作家的出現一定是一種群體性現象，而二、三流的藝術家常常會被人們忽略。然而，如果要理解一個時代的藝術氛圍、文學氛圍，對二、三流藝術家的研究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傅先生的工作當年引起特別關注的點就在于，對唐代前中期一群二三流詩人生平和詩歌寫作的具體考訂。傳統的唐詩研究主要是從唐詩里學習章法、句法以及詩的寫法——讀詩是為了學詩，這也是自唐宋以來一直到明清時期文學研究的主流。五六十年代以后，中國學術界占主流的看法受到蘇聯“作家作品論”的影響，比較注重思想藝術成就，對作品的解釋有時會相對比較含糊。因此，傅先生當時所提倡的有些做法，我覺得是可以吸收的。

一個很偶然的機緣，我發現1982年出版的《全唐詩外編》中還有很多詩并沒有做很好的輯錄和考訂。在《全唐詩外編》出版之前，我給孫望先生去過信，把我發現的一些唐人佚詩的線索也告訴了他，他也愿意收進去，但并沒有來得及在書出版前訂補進去。那時我就有一個困惑：為什么前人已經做了那么多工作，清代甚至傾皇家之力來編《全唐詩》，后續又有多位名家對《全唐詩》做了訂補……為什么我手上還會有一些唐人的佚詩存在？我當時的體會是，唐人詩文亡佚的過程，正如同一顆隕石從天上掉下，分裂成無數碎塊來到人間。

曾經在目錄學課上我受到一個最直接的啟發是：通過歷史上的書目了去解古人在古代曾經做過哪些書，通過《四庫全書》《中國叢書綜錄》等書,去了解有哪些書保存到了現在，同時把這兩種目錄相比較，就會發現有哪些書失傳了，以及失傳的書有可能通過哪些途徑保存了下來。唐詩最基本的閱讀途徑,是讀唐詩的選本和唐人的文集，但我帶著用目錄學方法來掌握群籍的思路,做唐人詩歌的輯佚和考證，把所有存世的典籍作為考查的對象。那時年紀輕、精力好，真的翻了許多種書。

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在自己1983年結婚那一個月的前后,還寫了一篇文章叫《〈全唐詩〉誤收詩考》，考出了六七百首《全唐詩》里收錄的非唐人所作的詩，后來重新修改了一稿，于1985年發表在了《文史》第24期。這篇文章算是我獨立在一個專題里從最基本的文獻開始所做的研究。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因為，做唐詩輯佚就應該對唐詩中前人的種種錯誤加以梳理，以避免自己犯同樣的錯誤。當然，做這么大的題目，單憑我自己的學術根底是不夠的，也借助了各種各樣的工具書，比如臺灣學者昌彼得、王德毅等編撰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我在圖書館發現這本書后，就拿來和《全唐詩》的作者索引逐個對讀，發現線索后再逐一去追蹤，這樣就能發現有哪些宋人的詩被誤收入了《全唐詩》。

陳尚君《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年10月版

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我獨立地做出了自己的著作《全唐詩續拾》。1985年2月第一次交稿時有2000多首詩，后來中華書局退改，讓我再修訂《全唐詩外編》，書出版就到了1992年。因為那個時候出書很難，何況還是這樣一個會引起學術界關注的題目，所以這本書的出版讓我覺得很榮幸。當然，這部書是在前數碼時代做的，在當時的條件之下只有那么多方法，書中必然還會有一些問題。尤其現在古籍可以檢索了，許多問題更容易發現。

做這樣的工作，有幾點很重要。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通過熟悉目錄學以掌握群籍，把所有前人有的書作為文學研究可以參照的文獻來閱讀和利用。第二點：文史結合，在“人、事、時、地、書”這五個層面上把讀過的書和已有的書的內容進行網格化，同時進行定位。在這方面，文史沒有界線，是打通的。我覺得，我的考證對讀過的書里涉及到的作家和作品的年代、地點、人物歸屬、書的定位等，和前人的考證相比都更為用氣力追求精致和準確。第三點：對一切文獻都持懷疑的態度，不盲目輕信。在這一點上，我也是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深刻影響。比如陳垣有一本書叫《陳垣史源學雜文》，其中就說到他的治學格言：勿信人言，人皆誑汝也。也就是說，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一切都要經過自己的目驗和判斷，不盲從于別人所說的話。

“不覺老之將至”

《全唐詩補編》做完以后，我又做了《全唐文補編》。從個人心得來講，《全唐文補編》比《全唐詩補編》的學術質量要好很多，當時反復?？钡奈谋?，校樣的改動都是密密麻麻。這之后我又做了《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樣的工作進行到一定程度后，大概從90年代末開始，我逐漸感受到古籍數碼化的實現以及由此帶來的現代學術的根本性變化。因此，最近的二十年，我處于一種在彷徨中堅決跟上時代節奏的狀態。

陳尚君《全唐文補編》，中華書局2005年9月版

現在我手上還有兩部書。其中一部是逯欽立先生《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增訂本，原本是我在2006至2008年做的，當時還不習慣也不放心用電腦，做的紙質文本。但因為原來還有一部分沒有定稿，最近我又在做電子文本，回過頭去看紙質文本，質量還算不錯，問題仍然很多。所以，我準備把原來的紙質文本重新做一遍，形成新的電子文本，再交給中華書局去出版。另外一部是《全唐詩》，是我下決心在最近的十來年全心全力做的一項工作。雖然還沒有完全定稿，存在的問題依然多如牛毛，但大端的東西都已經擺定了，我就先交給出版社去審讀。就在昨天，一個復旦的研究生告訴我，他家的族譜中有一百多首唐詩，給我發了過來。我看了，居然還是可靠的，真的很驚人！唐人的詩歌，在我開始讀書的時候就總覺得文章已經被前人做盡了，作為后生已經沒有機緣作出超越前人的東西了，但幾十年下來會覺得，只要開拓思路，掌握方法，同時付出代價，不畏艱辛，居然有上萬篇詩文的新發現，巳經發表幾百篇，仍然可以寫許多內容一新的文章，真是學術天地無限開闊。

這里我也要特別說明，傳統的學術在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現代科技，包括文本的檢索、世界圖書資源的公開等，都給我們帶來無窮的機緣；但傳統學術之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并沒有改變——書要人來讀。讀的書到一定量以后，才能有質的提升。也就是說，只有在讀了一定量的書之后，才能判斷文本，理解文本，解說文本。這幾年，我在做《全唐詩》全部文本的校對，做完之后不禁深切地感慨，現在的學術環境對于一個真正要做學術的年輕人來講，有無限可以開拓的空間。好的題目很多，問題是你自己能不能達到一定的認識和水平來掌控這樣的題目。

現在的電子文本所具有的可以不斷修改、不斷累積、不斷更新的方式，對于傳統學術來講是非常之珍貴的。比如白居易詩的?？保叭艘呀涀鲞^大量的工作，我就把得到的所有文本在一個文件里反復不斷地去校對修改。以前要是聽說某人的文章修改了八到十次，就佩服得不得了，而現在我手上這個白居易的文本已經至少改過一萬次以上了。我幾乎每天都會打開那個文本，發現的新東西就做改進。這就是現在的寫作方式。所以，不是我能超越前人，而是我在掌握了現代手段之后能夠比前人做得更好。但是在這中間，除了要靠檢索，一切都還必須靠目驗，這點原則并沒有改變。而且，對復雜文獻的判斷和解讀是需要自己的學術積累達到一定程度才能夠實現的。

這幾年，我的另外的一個變化在于嘗試了一些新的東西，包括在特定場合之下的發言、紀念性的文章、悼念前輩朋友的文章、為一些專欄寫的文章等。舉個例子，我以前從來不寫鑒賞性質的文章，2015年被華東師范大學的胡曉明教授“纏住”，不得不給《歷代女性詩詞鑒賞詞典》寫鑒賞文章，拖了許久，總算給他寫出了二十篇左右。其實，寫了之后才發現，自己居然還是能夠做這個事情的。這樣忽然興致盎然，嘗試了給《文史知識》等報紙雜志寫專欄，今年也是第五年了，已經交了大概兩百篇左右的文章，居然還得到不錯的反響。六十多歲還能有學術的轉型，確實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也許自己還有更多的能力可以被發掘，年齡應該不是問題，這大概就是所謂的“不覺老之將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