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夯土高臺上筑建宮宇、雙宮并列、前朝后寢、一門三道……中國最早“宮殿”近日在“河洛古國”——河南鄭州鞏義雙槐樹遺址呈現。此前，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宮室建筑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宮殿”，后來山西陶寺遺址也發現類似宮室建筑。相關考古專家表示，此次發現將中國宮室制度提前1000年左右。

巨型夯土高臺上筑建宮宇、雙宮并列、前朝后寢、一門三道……中國最早“宮殿”在“河洛古國”——鄭州雙槐樹遺址日前展現莊嚴。

2020年5月，一場在鄭州舉辦的新聞發布會引來了全世界的目光，河南再度舉世矚目。經考古勘探發掘和科學測年確認，河南鄭州鞏義雙槐樹遺址是一處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遺址。

經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等學術機構多位知名考古學家現場實地考察和研討論證，認為雙槐樹遺址性質為5300年前后古國時代的一處都邑遺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區域，專家建議命名為“河洛古國”。該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這一中華文明形成的初期，發現的規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

鄭州市文物考古院院長顧萬發近日對新華社介紹，新發現的宮室建筑位于一處面積達43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高臺上，高臺上建筑基址密布，全部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目前一、二號院落布局揭露的較為清晰。

這是2019年8月27日在河南省鞏義市河洛鎮拍攝的雙槐樹遺址（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一號院位于高臺西半部，平面呈長方形，面積1300余平方米，院落南墻外發現面積近880平方米的大型廣場，呈現出“前朝后寢”式的宮城布局。二號院落位于高臺東半部，面積1500余平方米，該院落發現門道三處，其中一號門在南墻偏東位置，門道為“一門三道”。

“這種大型院落的空間組織形式、‘前朝后寢’式的宮城布局，開創了中國宮室制度的先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說。這種布局直接影響了此后陶寺、二里頭、偃師商城等夏商都城規劃。

這是河南省鞏義市雙槐樹遺址二號院“一門三道”門道遺跡。新華社發

顧萬發介紹，“一門三道”遺跡與二里頭一號宮殿、偃師商城三、五號宮殿建筑門道遺跡以及更晚的高等級建筑門道基本一致，凸顯了雙槐樹大型建筑基址的高等級性和源頭性，為探索三代宮室制度的源頭提供了重要素材。

此前，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宮室建筑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宮殿”，后來山西陶寺遺址也發現類似宮室建筑。專家表示，此次發現將中國宮室制度提前1000年左右。

雙槐樹遺址

據了解，雙槐樹遺址東西長約1500米左右，南北寬約780米左右，殘存面積達117萬平方米。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階段3重大型環壕、具有最早甕城結構的圍墻、封閉式排狀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連片塊狀夯土遺跡、3處共1700余座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3處夯土祭祀臺遺跡、圍繞中心夯土祭臺周邊的大型墓葬、與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九個陶罐模擬的北斗九星天文遺跡、與絲綢起源有重要關聯的最早家蠶牙雕藝術品、20多處人祭或動物祭的禮祀遺跡以及制陶作坊區、儲水區、道路系統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時期豐富的文化遺物。

不少業內學者和專家表示，雙槐樹遺址重要考古發現，成為探尋黃河流域文明起源過程的一把關鍵鑰匙。首先，三重環壕組成的嚴密防御設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階段繁榮時期共存，連同融合北斗九星圖案的重要建筑等遺跡，表明雙槐樹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視禮儀化設計思維，可能已有了較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觀。

雙槐樹遺址

其次，雙槐樹遺址連附近青臺遺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遺跡及有關建筑，既是科學的天文遺跡，也明顯具有特殊的人文含義。這些高等級的人文與天文遺跡融合的現象，應是中國古代文明高度重視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雙槐樹遺址出土的骨質蠶雕藝術品

引人注目的是，雙槐樹遺址還出土有我國最早的骨質蠶雕藝術品，它是一條正在吐絲的家蠶形象，與青臺遺址、汪溝村等周邊同時期遺址出土的迄今最早絲綢實物一起，實證5300年前后黃河中游地區的先民們已經從事養蠶繅絲。這一時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農業都較為發達，但并沒有有與桑蠶紡織業有關的確切發現。中華文明的一個典型特征即是農桑文明、絲帛文明。從這一角度講，位于黃河流域中心的以雙槐樹遺址為首的聚落群，是目前發現的中國農桑文明發展史上時代最早的代表。

雙槐樹遺址出土的文物

雙槐樹遺址出土的文物

不少考古專家在接受采訪時指出，雙槐樹遺址的重要考古發現，實證了河洛地區在5300年前后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的代表性和影響力，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也以考古學的實證材料表明在5300年前后以雙槐樹遺址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確確是黃河文化之根，華夏文明之魂，被專家學者稱為"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以其為代表的“中原文明發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視軍權、王權，重視民生，重視農桑，重視人口發展、重視發展生產力、追求社會長治久安，不過分地把創造的社會財富貢獻給神靈，而是更多地投入社會再生產。這一模式的主體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會所繼承和發揚，成為中華文明歷史進程中最為代表性和引領性的主流發展模式和思想。”

（本文據新華社、鄭州新聞廣播等綜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