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對于陳兆鏘將軍的歷史地位，學術界一直相對忽視。實際上，一方面他與薩鎮冰一樣，是唯一兩個完整經歷晚清、民國、共和國三個歷史時期的船政人；另一方面，北洋水師的復建，福州船政局、江南造船所的振興，中國第一架飛機的制造，培養海軍人才，船政文化精神的傳續，地方事業的推進，他都居功至偉。跟沈葆楨一樣，他是一個對船政有著全面貢獻的人物，只是囿于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的條件，他的功績被相對遮蔽了。口述歷史團隊據此專訪陳兆鏘將軍之嫡孫、福州大學退休教授陳榕，挖掘那段相對被遺忘的歷史。

受訪者：陳榕（陳兆鏘將軍之嫡孫、福州大學陳榕教授）

轉錄者：李文瑩（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采訪者：吳劍雅、鄧嘯林

不同年代陳兆鏘將軍的照片。

陳榕教授您好，首先我們想請您簡單介紹下陳兆鏘將軍的歷史，尤其是他參加甲午海戰及戰后重建北洋海軍的歷史。

祖父陳兆鏘的一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半生出入風濤炮火，保衛海疆，后半生致力于“制機造艦，辦學培養人才”，是民國史上首位海軍輪機中將（海軍輪機最高軍銜），也是一位從輪機軍官出身，脫穎而出，極為罕見的著名海軍將領。他經歷了晚清、民國和共和國三個時期，他的任職經歷及貢獻幾乎是中國近代海軍發展的一段縮影。

1894年7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戰爆發，時任“定遠”艦大管輪（輪機）陳兆鏘隨艦參加海戰。“定遠”艦是北洋水師的旗艦（指揮艦），在戰斗中，必然是日艦的重點攻擊目標，而管輪官兵們都是在甲板下，在通風極差、熱氣彌漫的輪機倉內，但即使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他們都選擇了忠于職守。在五個多小時的戰斗中，祖父和管輪官兵們保障了軍艦的動力和運行，保障了旗艦的指揮，充分表現出英勇、無畏的精神面貌。

甲午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戰后清政府急于重建北洋海軍，向國外分三批訂購軍艦，祖父仍受重用，先后任“飛霆”艦、“海籌”艦及“海天”艦總管輪（輪機長），而“海天”艦正是戰后重建北洋海軍中的旗艦（指揮艦）。

1904年“海天”艦奉命單艦執行緊急運輸任務，因遇霧觸礁，祖父要求留下執行看護任務，歷經半年，備受艱辛，挽回損失價值約30萬兩白銀。當時還留下一張珍貴的照片，祖父長滿胡須，睡在草地上，周圍長滿雜草，可惜這張照片“文革”時期被燒毀。

陳兆鏘將軍主持江南造船所、福州船政局的功績也很大，請您介紹下這段歷史。

走下軍艦，陳兆鏘開始進入造船基地的建設，開啟了對中國近代海軍影響深遠的任職生涯。

民國初期有三大造船基地：大沽造船所、江南造船所、福州船政局，祖父在其中二大造船基地分別服務奉獻了各十年之久，這樣的經歷也是歷史上罕見的。

1905年祖父調任江南船塢總監兼翻譯，期間奉委督修頤和園輪、電、塢各工程，隨后赴美國監造“飛鴻”艦。在我小時候，在故居曾看到掛有“福”字匾，據大人們說是慈禧太后親筆書寫御賜的匾額。

1912年春祖父回國調任海軍部艦政局局長，旋之奉命接管江南船塢，此時國體已更，祖父被第一批授予海軍輪機少將（當時僅二人）。

1913年2月祖父正式被任命為江南造船所（江南船塢更名）首任所長，一上任就對該所進行整頓，并采取“半官、半商”等經營方針，半年內就把船廠債務還清了，使這一近代造船基地得以發展，并出現“營業日上”的局面。

1913年8月20日祖父晉升輪機中將，這也是民國時代第一位被授予輪機中將（海軍輪機最高軍銜）。

1915年海軍總長對三座造船基地進行考核，結果陳兆鏘管理的江南造船所名列第一，福州船政局最末。因此總長呈文擬將陳兆鏘調任福州船政局局長，“裨資整頓”。1915年9月陳兆鏘上任，受命于危難之際。

陳兆鏘主持船政局十一年期間，正是軍閥連年混戰、社會動蕩不安、國家財政枯竭、各項經費奇絀的時期，祖父卻能在這百廢難舉、不得有為的時期，而有所作為，且政績卓著，實屬難能可貴。這里無法詳述，只能提幾項主要的簡介：大力復建整頓海軍，恢復藝術學校招生，創辦我國第一家飛機制造廠——福州船政局屬下海軍飛機工程處，創辦第一所飛機、潛艇學校并兼任校長，重建馬江昭忠祠并弘揚愛國主義傳統，創辦發電廠等。雖因經費極為困難，只制造了“海鴻”“海鵠”兩艘炮艦及維修艦船等，但使福州船政局在極困難的情況下得以維持和發展，使之重新成為中國海軍制機造艦育才的基地。

江南造船所能欣欣向榮，福州船政局能夠得以維持，祖父陳兆鏘的功勞不可磨滅。

有一種說法，認為陳兆鏘將軍曾是中國第一架飛機的幕后推手，請您介紹下相關情況。

在任福州船政局局長期間，祖父做出最大貢獻之一就是極力申報在馬尾設廠制造飛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他看到飛機和潛艇在戰爭中發揮的威力，1918年1月在祖父的極力爭取下，經海軍部批準在福州馬尾創辦我國第一家飛機制造廠——福州船政局飛機工程處。在經費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于1919年試制成功我國第一架水上飛機，至1930年共制造成功15架水上飛機。1921年10月7日大總統以福州船政局試制水上飛機告成，局長陳兆鏘“督率有方”，特授陳兆鏘“勛五位”勛章。

祖父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同時又創辦了我國第一所“飛潛”學校，并兼校長，培養了我國第一批這方面的人才。比如新中國時期江南造船廠艦艇專家王榮浜、上海浦東造船廠總工陳薰、福建企業公司鐵工廠廠長兼總工程師陳長鈞等。

請您談談陳兆鏘將軍與薩鎮冰、陳紹寬交往的歷史，以及近代閩籍海軍為什么能發揮這么大的作用？

近代閩籍海軍能夠大放異彩，其中很大的原因，我認為就是晚清名臣沈葆楨（福州人）在福州馬尾建立福建船政學堂，培養了一個時代的海軍棟梁和一批又一批的海軍人才。祖父因受到影響而進入福建船政學堂學習。北洋水師大型水面艦艇管帶（艦長）都是船政學堂畢業，甲午黃海海戰首輪參戰10艘兵艦都是船政學堂畢業的。在福州船政局時期，船政學堂改為海軍學校和海軍制造學校，又創辦飛潛學校等，以后因經費極其困難，改為地方辦，逐漸演變成“高航”學校。因此在福州馬尾培養出大量海軍方面的人才，如民國時期海軍總長劉冠雄、海軍總司令藍建樞、陳紹寬等，我聽前輩說民國時期海軍大多是閩籍人，都講福州話。

祖父和薩鎮冰的交往從船政學堂開始，又同在北洋水師服役，一起參加甲午海戰，期間共事，在此不多說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薩鎮冰、陳紹寬等還經常到祖父故居花廳內共商為家鄉教育和公益事業盡些力。

薩鎮冰1952年病逝后，陳兆鏘于1953年病逝，時任福建省副省長陳紹寬獲悉祖父病逝，親臨吊唁。

在您看來，陳兆鏘將軍在家風上給您以怎樣的影響，現在陳氏家族還有研究船政或者從事相關事業的人嗎？

祖父為人十分低調，極少談及自己的經歷，所以父輩對其知之甚少，我們孫輩更不用說。

在甲午戰爭博物院將士紀念館里，陳兆鏘展板上標題：“終身事業獻海軍”。的確，祖父一生都奉獻在海軍事業和國防建設上。祖父每個階段經歷都很出色，這在前面已談及。

在法海路8號故居二進院落大廳柱上掛有一副對聯，上聯“兄弟睦，家之肥”，下聯“子孫賢，族乃大”（此對聯已遺失了）。祖父告誡我們，要和睦為貴，待人要和氣，睦鄰要友好，要做德才兼備的人。在故居花廳內也掛有一塊書寫“養真”的匾，后來也遺失了。父親在臺灣時請了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也是一位書法家溥濡書寫了“養真”二字，從臺灣帶回來交給我并慎重對我講“養真”二字是我們的傳家寶，現這幅書法保留在我的兒子陳欣處。它告誡我們真心誠實待人，對事要無私奉獻，祖父的一生經歷就是無聲的表率。祖父80多歲時，腰背依然挺得直直的，生活上勤儉節約，衣著樸素整潔，廳內石頭板上有點污漬洗不掉，他就用槌子輕輕敲打。我從1948年直到1953年祖父仙逝，這五年里和祖父生活在一起，相處中祖父言傳身教，始終留在我心中，這也是我能在逆境中奮發向上的推動力。

祖父的經歷和功績，我們都在挖掘中，已出版二本有關祖父的書。現在陳悅、林櫻堯兩位專家正在主編《曾經滄海——近代海軍名將陳兆鏘》一書，該書包括近年來全新發掘的歷史資料，是一部關于陳兆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我們還參加了船政研究會、福建船政文化聯誼會、抗日海（空）軍后裔平臺等活動，弘揚船政精神。

您和陳兆鏘將軍都屬于螺洲陳氏，在您看來螺州陳氏為什么在近代能夠大放異彩，螺州陳氏和近代海軍發展有著怎樣千絲萬縷的聯系？

螺州陳氏文武雙全，將軍18位，院士2位，進士21位，舉人108位，一代帶一代形成讀書風氣，比如祖父族兄陳寶琛是帝師——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在祖父七十大壽時，特書寫“族弟鏘臣七十壽序”，掛在故居一進院落大廳正中。文革時此壽序和其他書法、古董被紅衛兵抄走，后來居委會（社區）通知可以取回，因遲去二天被人冒領了，實在可惜。螺州陳氏宗祠還專門設立陳寶琛基金會，每年都會頒發獎狀及獎金，獎勵考上大學等方面有成就的學生。

螺洲陳氏的還有陳兆翱、陳大咸、陳長鈞、陳昕（“重慶”艦輪機長）等人，不一一述說了。

螺州陳氏是科舉世家，造就出眾多像陳兆鏘將軍這樣的海軍將領等各類人才。

請您講講您的歷史，尤其是您后來為什么選擇到福州大學當一位高校教師，以及您因父親在臺灣關系而受到影響，“逆境”中如何奮斗的經歷。

在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因父親在臺灣而受牽連的我，在人生成長道路上，肯定是不平坦的、不順利的。在中學時代，我就積極向上，也寫過入團申請書，對我來說入團也是難以實現的目標。

1955年我很幸運能考上大學，在大學期間我更加發奮努力、積極向上，按“三好生”全面發展要求自己。我不僅勤奮學習，積極參加文體及社會活動，在班級任學習委員等，為了鍛煉自己，我還利用寒暑假和貧下中農出身的學生一起參加學校基建苦力勞動，大暑天光膀子挑土方，曬得黑黑的，輔導員及同學們都十分認可我的表現。這里要補充說下，在大學四年學習期間，我只回家一次。由于學習成績全優，并且全面發展，1956年我被評為校級優秀生。旋之，學校派人到母親單位調查后，很快就批準我入了共青團，高興之余，無以言表，我馬上寫入黨申請書。當時班上有位調干生（所謂調干生，就是已經參加工作了，又保送到大學培養），也是一位中共黨員，因年紀大一些，學習有些困難，系（現改為學院）要求我和他一起晚自習，給予輔導。1957年反右派斗爭開始，每個班都有右派分子指標，我父親在臺灣，年段幾乎找不到第二位同學有臺灣關系，因此我劃為右派分子是屬于大概率事件，由于我長期的表現，以及積極要求入黨，在大鳴大放期間也沒有問題，再加上這位調干生的保護，是我不幸中的大幸，幸免了這場災難。

大學畢業，在報志愿欄上，我填了“祖國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當時福州是前線（1958年炮擊金門），1959年我畢業。福州大學1958年剛建校，需要師資，我屬于支援前線，分配到福州大學擔任老師。我就這樣幸運地被分配回家鄉了，直到1998年退休，因此可以說我一輩子都在和學生打交道。

到福大后我被分配在機械工程系（現在改為學院），到系后即聘我兼任系秘書，分別任過管教學、管科研、管學生的秘書，也任過教工團總支宣傳委員等。為了培養年輕教師，系里每年都有計劃派往清華等名校進修，唯獨我沒去，系里多次送我去進修，但因父親在臺灣的關系，對方不予接收。盡管如此，對我來說絲毫不影響，仍追求上進。

文革后，各民主黨派在恢復組織，福建九三學社三人籌備組中其中一位是機械系副主任，他要發展我，擬請我籌備福大九三學社組織，還通過校統戰部及系總支書記做我工作，但我堅定要加入共產黨，經過30年的努力我終于在1985年被批準加入共產黨，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在支部大會上，同志們高度贊揚我矢志不渝的努力。

我為什么說了這么多經歷，主要也體現了祖父對我的影響。要成為一位德才兼備，在逆境中能為理想而奮斗不息的人。我在退休前，在事業上，都是努力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