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弗雷德·阿德勒所著的《自卑與超越》是一部劃時代的心理學經典名著，在其問世后不久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已經被迻譯為漢語，到了八十年代隨著國門的打開再次迎來了譯介的高峰。那時隨著國門的打開，人們如饑似渴地擁抱一切能夠接觸到的西方理論和文藝作品，在現代心理學界，精神分析學說和個體心理學以其天才的獨創性在國人之中產生了廣泛、深入而持久的轟動效應，它們的創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傳奇的一生，以及兩人之間聚訟不休的恩恩怨怨同樣成為人們的熱議話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自卑與超越》在市場上紅紅火火地大賣特賣，漢譯本就出版了不下二十種之多。

《自卑與超越》中文版的一部分

2019年是弗洛伊德去世八十周年，2020年是阿德勒誕生150周年，上海大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選擇了這樣的時候再度翻譯出版了《自卑與超越》，雖不足以重新掀起一場心理學的熱潮，但在曾經滄海的中年讀者心中卻能夠激起一陣崢嶸歲月的波瀾，激情退去，我們總不免再度回到那個問題：兩位心理學大師何以產生如此天差地遠的分歧乃至鬧到水火不容的境地？

精神分析學和個體心理學各擅勝場，難分軒輊。精神分析學的理論探索更為精深奧妙，在整個20世紀直至今天對全世界現代文藝創作思潮都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這一點是個體心理學所望塵莫及的，個體心理學側重的是培養個體對于共同體文化的歸屬感，著眼于社會教育工程的革故鼎新，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也更激動人心。至于這兩位不世出的現代心理學巨匠怎么會從相知相得的戰友轉變為成勢不兩立的仇敵，從他們在世之日到今天一直不乏研究者，學界最常見的研究角度通常有三個：首先是性格問題，兩個人都有心高氣傲不服輸的個性特點，加上出眾的才智，都有充當領袖群倫，成為一代學界宗師的勃勃雄心，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兩人共同的好朋友大才女露·莎樂美透露說，弗洛伊德的性格鋒芒畢露，與那些不承認他的學說，或者不肯服從他的人向來極難相處。阿德勒恰恰也是個性剛硬、脾氣耿直、不懂得什么叫遜讓或妥協的人。這樣看來，兩位大師之間擦槍走火就是遲早必然的事情，不過性格問題只能說是激化他們之間矛盾的催化劑，而不足以構成他們之間最根本的分歧。

弗洛伊德

更多的學者傾向于從第二個角度去尋找原因：弗洛伊德是眾多兄弟姐妹中的老大，自小就深得父母的寵愛，憑借著自身過人的天賦和超凡的學習能力早早地承擔起了家族未來的希望，他在維也納一所著名的學校里讀書期間連續多年名列第一，是老師們眼中前途無可限量的天才少年，中學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維也納大學的醫學專業，成人之后更是成功地躋身于上流社會。有數據表明，弗洛伊德的病人75%來自社會上層，25%來自社會中層。同樣是講德語的國家，德國的主要話事者是普魯士容克地主，講究高效的工作原則，要求下級的絕對服從；而奧地利的主流精英卻是封建貴族，非常喜歡附庸風雅，高度講究文化品位，在心理醫療的過程中對個性化和精確化的要求很高，以弗洛伊德一身的才華應付這樣需求可以說是游刃有余，他的病例研究文章往往寫得文采華美，花團錦簇，并且大量使用古代希臘、埃及的神話典故，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甚至在1936年羅曼·羅蘭寫信給瑞典皇家學術委員會，推薦弗洛伊德為下屆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阿德勒則不然，他在維也納郊外的一處不起眼的城鄉結合部長大，從小患有佝僂癥一度嚴重妨礙了他的身體運動，再加上聲帶的輕度痙攣造成了他長期的自卑感，尤其是大哥西格蒙德在學校里的優異表現給他心里造成了巨大壓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他和母親的關系還非常緊張，這就使得他對弗洛伊德學說中的性學理論，尤其是所謂的“俄狄浦斯情結”嚴重缺乏認同，甚至不以為然。他感到在人的成長發育過程中，性因素遠不像弗洛伊德刻意強調的那么重要，在對問題兒童的攻擊性行為的研究中，他很自然地結合起自己早年的經歷，認為這是跟生理缺陷或者被長期忽視而引起的自卑情結在起主要作用。他的職業走的是平民大眾路線，病人之中來自上層社會的只占25%，中層社會的占40%，剩下的35%來自社會底層。他對病人親切友好，從來不故作高深地賣弄醫學專業術語或者古典知識，他的文章著述的風格也是與弗洛伊德大相徑庭，很少作復雜的理論推演，總是用樸素易懂的大眾語言反反復復地向讀者強調要建立社會情感，要對他人感興趣，要學會與人溝通、合作。

但是這種角度只是清晰地描述了精神分析學與個體心理學的構成、特色及其來源的不同，依舊不能說明兩人為何鬧到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世界上有很多對朋友、夫妻，他們的人生背景差距很大，世界觀、愛好興趣也各不相同，但都不能妨礙他們的友誼或愛情，而且這種從內到外的差異往往能夠鞏固他們之間良好和諧的關系。中國人都熟悉儒家的經典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和”的前提恰恰就是“不同”。所以，人生背景的不同也不足以解釋弗、阿二人真正的分歧所在。

還有第三種分析角度就比較離奇了：說是經濟原因，兩人是為了爭奪醫療精神病患者的市場份額不惜撕破臉皮，最后發展到了雙方都用惡毒的語言瘋狂地攻擊對手的程度。但弗、阿二人畢竟不是唯利是圖的猶太商人，而是創造了歷史，改變了人類發展方向的兩位大思想家，整個社會乃至全世界對他們的學說如何評價，他們各自贏得了多少擁護者是他們不能不關心的問題，或者說，他們所追求的是青史留名，而金錢、理財這種俗務在他們看來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

阿德勒

總之，事情過去了一百多年，學界也熱烈地討論了一百多年，弗、阿二人交惡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很清晰明了，但是所得的結論又經不起嚴格仔細的推敲。為了尋找問題的答案，我們還是簡單地回顧一下阿德勒與弗洛伊德從結交到決裂的經過，從文化和思想史的角度努力去尋找線索。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維也納，是現代文學、藝術、建筑、音樂和哲學的大本營，正是時勢造英雄，醫學和心理學的現代革新也正是呼之欲出，噴薄待發，只等著英雄們一顯身手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正是誕生和成長于這樣的年代，他們的童年都是在維也納郊區猶太人群落里度過的，并且所受的高等教育都是一樣的：維也納大學醫學專業，只是弗洛伊德比阿德勒年長了14歲。1899年在一次維也納醫生例會上，兩人第一次相遇，此時的弗洛伊德已經積累了十年治療神經癥的經驗，《論失語癥》、《癔病研究》等重要著作相繼問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夢的解析》將在第二年橫空出世，精神分析的主體理論框架已然成型，然而他所創立的學說在排猶氣氛甚囂塵上的歐洲社會卻處處碰壁，他好不容易在維也納大學里爭取到神經癥學編外講師的資格，但是按規定只能給少數幾個學生講課，而且這些學生還非常不固定，負責排課的人仿佛存心跟這位才智非凡的猶太學者過不去，他的上課教室非常不好找，時間也安排得極不合理（星期六下午5點到7點）。在這一次例會上，弗洛伊德照例又受到了同行們眾口一詞的指責批評，只有阿德勒挺身而出為精神分析學辯護，令弗洛伊德十分感動，阿德勒的杰出才能、精明干練和對精神分析學說的支持對于他來說不啻于雪中送炭。當時阿德勒剛剛拿到行醫資格證書，在維也納開設了一家私人診所，他熱心于公益事業，求知欲非常旺盛，為了更好地幫助患者，治愈更多的疑難雜癥，他常常越過醫學領域，到精神病學、心理學，甚至到哲學以及其他諸多社會學科領域里面去求解。阿德勒卻發現這門新學科在醫治精神疾病的過程中發揮出了巨大的威力，因之對精神分析學發生了強烈的興趣，很快成為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隨者之一。但這并不意味著阿德勒從心底里全盤認可弗洛伊德的創見，事實上從一開始，弗氏理論中對于性欲的過度強調在他看來就是可疑的，對他而言，社會環境對人類心理的影響更大。不過，眼下弗洛伊德身陷重重困難和危機之中，作為猶太同胞，理應伸手幫助一把。等到以后時機成熟了，自己對精神分析學里的重大謬誤乃至致命缺陷也會認識更深，修正并超越這些謬誤和缺陷的把握也會更大一些。

三年后，也就是1902年，在學術道路上舉步維艱、歷經坎坷的弗洛伊德已經46歲，這一年他終于時來運轉，被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就是著名的茜茜公主的丈夫）正式任命為維也納大學的醫學副教授。他決心再做一次積極的努力，把他的發現推向社會公眾，于是他成立了“心理學星期三討論會”，把四位能夠理解并愿意接受精神分析學的學生和醫生聚攏到了一起，這四個人都是清一色的猶太血統，其中就有阿德勒。德國從歌德時代起，就形成了文化精英定期聚會的傳統，其中最享盛名的是1863年在柏林成立的名為“科學交流的自由討論會”，該組織薈萃了德國十六位最精英的科學家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界的名流組成，每隔兩周的星期三舉行一次私人會晤，會上只討論頂尖的學術話題而不涉及政治，并從一開始就留下“吸收最廣泛的學科領域和各種世界觀的精英”的豪言壯語，由于可想而知的歷史原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都沒有猶太人被這個組織所吸納。雄心勃勃的弗洛伊德給自己所領導的學術團體也沿用了“星期三”的名號，并不是要攀附這個風頭一時無兩的社會熱點，而是針對傷害了自己的民族感情行為而做出的一種正面積極的回應。盡管眼下慘淡經營，但是他堅信歷史終有一天會承認他的學術所蘊含的巨大價值。他也并不需要什么名號的加持，“星期三討論會”的設立只是方便于向志同道合者號召之用。而后來歷史的發展也正如他的期待：今天全世界的人只要提起“星期三討論會”就會自動想起弗洛伊德和他的戰友，而那個“正宗”的柏林“星期三討論會”雖然在1996年重新掛牌營業，但恐怕也只有為數不多的德語群眾才會真正地關注它。

弗洛伊德對阿德勒的能力和人品都非常看重，認為他端方大度，才氣縱橫，能夠給他的病人做出正面積極的引導。1908年在給阿德勒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稱贊他是他們這個精英團體之中“頭腦最為出色的人”，并且為他們的團隊“施加了巨大的影響”，又在給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阿德勒是團隊中“獨一無二的巨人”。在弗洛伊德愈挫愈奮地為自己的事業打拼的階段，這樣一位德才兼備、才智超群的成員的鼎力支持有多重要，是怎么強調也不過分的。在以他們幾個人為骨干的親密合作之下，“星期三討論會”不斷壯大，精神分析學的事業穩步上升，逐漸地走向世界。阿德勒一面努力地把握弗洛伊德學說的精義，學習心理治療的各種技巧，一面努力嘗試著把自己的社會教育理念跟精神分析結合起來，1904年他發表了著名的文章《作為教育者的醫生》，提出了醫生必須兼具教育者的職能，幫助人們預防神經癥的發生，這個思想已經跟中醫里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主張非常接近了；1907年，《關于器官缺陷引起的自卑感的研究》發表，這份研究報告提出的主要觀點開始有點脫離精神分析學的軌道了，阿德勒明確提出神經癥的起源首先在于器官上的自卑感以及神經中樞機制里的補償作用。從這個時候起，阿德勒開始在“星期三討論會”上公開挑戰“性欲獨斷論”，旗幟鮮明地主張自卑感所誘發的攻擊行為就是補償心理的發動機，它在神經癥之中所起的作用遠遠地大于被壓抑的性愛欲望。

自卑情結下所產生的沖動和破壞性行為要把病人引向何處呢？阿德勒認為，病人歸根結底是企圖凌駕于他人之上，是想達到一種令他人羨慕的“優越感”。在后來的研究中阿德勒進一步指出，每個人與生俱來地都會有一種追求優越的強制性動力，并且“追求優越”還是一個人畢生的終極目標。阿德勒甚至有點武斷地說：所有的人無一例外都希望變得不朽、能夠預知未來、掌握超自然的能力，并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即使是無神論者都會受到強大的優越感目標的宰制。

弗洛伊德年輕時與母親

依阿德勒之見，所有神經癥的產生都是源自于自卑感，換句話說，就是追求優越感行動的失敗。而在現代社會里一個人優秀不優秀其實是取決于整個社會對他的承認程度和總體評價，社會共同體拒絕承認一個人的優越才是導致一個人自卑的真正緣由；更具體地說，一個不能正常地進行社會交往，不能與他人形成良性合作的個人，是非常容易采取一種躲避社會責任的態度，進而在內心自我封閉地營建起一種自己絕對正確、無比優越的錯覺，這才是自卑人格最為可怕的地方。因此醫療神經癥患者的心病，其要訣就在于糾治病人不恰當的追求優越感的想法，或者更準確地說，糾正病人對生活意義的錯誤認知和錯誤的生活行為方式，在這整個過程中性愛、欲望、生理沖動都沒有多少戲份，再到后來，阿德勒干脆把這些受到弗洛伊德高度重視的原始沖動欲望的因素全部忽略不計了。

阿德勒對精神分析學說所懷的異心弗洛伊德不可能覺察不到，但他并沒有立刻將自己的不滿溢于言表，畢竟人才難得，因此還是對阿德勒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和克制，一方面在學術上他保持著求同存異的態度，把阿德勒學說里的“攻擊機制”、“防御機制”等概念融匯進了對自己的理論體系中，另一方面又大打感情牌，愿意把精神分析學會維也納分會的領導職務讓給阿德勒，希望能夠借此挽留住他。

但是阿德勒依舊不能滿足，這些年經過對神經癥患者的詳細考察，他發現并不是所有的性經歷和性幻想都根源于性，而只能用他的自卑感造就的“防御機制”以及“男性抗議”等理論做出合理的解釋和有效的治療。同時他又深知，弗洛伊德一定會堅持維護性欲論是精神分析說中的精髓所在，這一點絕對不容置疑。權衡再三，他不得不全盤拋棄弗洛伊德領導下的團隊，并另立山頭，重新開辟學術陣地。盡管弗洛伊德一再退讓，還是沒有阻擋住1911年阿德勒正式退出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決定。

弗、阿二人的學術觀點之爭，不是純粹的意氣用事，從一開始他們的人生觀選擇就是不同的方向。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弗洛伊德就是一個反傳統的形象，他的全部學說以性作為一切心理問題產生的根源，最終研究出的結果就是“人是被欲望所驅使的，智慧是滿足欲望的手段，而道德則限制了人不分場合地達成欲望。但歸根結底，欲望是一切行動的根本原因。”可見，他的理論從里到外到充滿了離經叛道的色彩。事實上，弗洛伊德也的確是瞄準并搭上了哲學思想從近代向現代轉變的一趟順風快車，這趟快車是對傳統精神的背道而馳，直接表現為“人的覺醒”，即一切都從人的情感、意志和需要出發，古代和中世紀以來最為寶貴的東西都被很激進地拋棄了。所以，當弗洛伊德推出那些看似驚世駭俗的理論出來之時，歐洲社會只是表現出短暫的不適應，和慣性式的排異現象；然而啟蒙三百年來，外在化和索取的態度對待世界的方式在歐洲落地生根已久，并形成了強大的意識形態，因此不用多久人們就放下了狐疑的態度，開始全面地擁抱精神分析學，并把它視為一門偉大的新科學，欣欣然地將之接引進了大雅之堂。但他們無法回答這樣一個困難的問題：“人的高貴性到哪里去了？”

精神分析學說過于強調了人的非理性因素、無意識和性沖動對人的影響，簡言之就是把人降格為只受欲望和原始本能支配的動物，其他教化因素、崇高力量的指引等都只字不提。在傳統觀念看來：人擁有動物的生理需要確實不假，但人又不只有動物性。《圣經·舊約》上說：“耶和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人”。可是人們又都知道，上帝是沒有形象的，何來“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這里的意思其實說，人作為低配版的神，是分有神性的，人應當追求屬于神的那份高貴和清明，努力達成世界的美好和完滿。但是弗洛伊德置這樣的傳統精神于完全不顧，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固執地強化這種非理性決定論，在他的晚期著作《自我與本我》里，他把自我比作馭手，無意識比作了一匹桀驁不馴的烈馬，書中寫道：“騎者不愿與馬分開，他往往沒有辦法左右馬的前進方向，同理自我也不得不把本我的意志付諸實施，好像本我的意志就是自我的意志一樣。”弗洛伊德的這個比喻讓奧地利小說家穆齊爾聯想到了希臘神話“牛背上的歐羅巴”。作為萬神之王的宙斯，雖然極其好色，但還是有尺度有敬畏的，不敢沒有底限、無休無止地造次，美麗的歐羅巴受過一陣驚嚇之后也就平安無事了；可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人最終只是被原始沖動和欲望所宰制，極端非理性的行事方式就好比盲人瞎馬的橫沖直撞，必定會把整個世界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而阿德勒的政治思想是偏向社會主義的，這也許可以追溯到他在年幼的時候跟許多來自底層的孩子們在一起玩耍嬉鬧、摸爬滾打的經歷。后來在他的回憶里，大量記錄了他小時候跟孩子們一起闖過的禍和玩過的惡作劇，也許這個時候他已經充分體會到團隊合作所帶來的樂趣。四歲的時候一場肺炎使他與死神擦肩而過，更使下定決心長大了當一名醫生去幫助更多有過跟自己類似經歷的人，我們可以在《自卑與超越》這本書里面多次看到這一思想的表達。大學畢業之后，在醫院實習期間，阿德勒的授業恩師、著名的內科醫生赫爾曼·諾特納格爾多次跟他說過：“如果您想成為一名好醫生，您首先必須做一個仁人君子。”阿德勒把老師的這句話牢牢記在了心上。老師給他留下的重要教導還有：“身為醫者，您必須把病人作為一個整體看待，而不是一個局部的器官，也不是一個局部的病灶……醫者對于病人的情感影響是不能不考慮的。”一方面是社會大局觀念，對窮人懷著深切的同情和慈悲之心，阿德勒甚至常常走街串巷為窮人義診；另一方面是方法論上的考究：從整體看局部，從他人看自己，也就是說，他的世界觀格局一開始就是向著他者和社會共同體開放的。相比之下，精神分析學一頭空降到主體內心世界中去，對外部世界和他人完全割裂，在睿智的阿德勒看來，局限在個體事物的內部看個體事物，根本無法了解個體事物的真正內涵，這種操作得出的結論在科學上未足采信，而這樣的行事方式造成的后果必然是自己與他人乃至整個社會的絕對隔離，造成人的生存境況的碎片化和原子化，因而是必須予以克服的，卡夫卡筆下竭力掙扎、極端撕裂的人物形象不就是對這種困境最直觀的文學表現嗎？

《自卑與超越》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自卑與超越》的一開篇，阿德勒就出手不凡地表達了如下觀點：“人類都是生活在意義的場域里”，“沒有哪個人能夠逃避意義”，換句話說：從來就沒有存在過純粹客觀的人類世界，世界上任何一個事物的意義都是在與他事物的意義并存下來，并互相規范，互相連帶著構成了一個系統的意義世界。作為社會成員的個體，必須向這個意義系統開放，并且：私人的意義沒有意義！這個認識與維特根斯坦那句著名的論斷“沒有私人的疼痛”很顯然是不謀而合的。在此理論前提之下，阿德勒給出了他對精神病問題起源的回答：那就是這些人錯誤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對人生價值的錯誤認知。而這些錯誤的根本就在于他們的眼睛里沒有看到他人，把自己封閉在一個孤零零的小島上，與他人乃至社會都絕對地隔離了開來。除了精神病人，包括自卑在內的各種病態人格、神經癥乃至問題兒童、刑事罪犯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社會意識發育遲緩、沒有能力與他人溝通，不懂與他人合作等問題。反之，一個高明的人總是很善于向周邊的人學習，同時又不斷地為社會做貢獻。德國大詩人歌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一生的大把時間放在了在常人看來無用且費時的社交活動上，但這是廣泛社交活動成全了他在文學藝術、自然科學、政治外交等諸多領域的非凡貢獻。有一次亞歷山大·洪堡途徑魏瑪去拜訪他，在他的住所停留了一天，歌德感慨說，這一天洪堡幫助自己在研究與求知中所取得的進步，比他在孤獨的道路上追尋許多年的收獲還多，這一體驗仿佛是對中國古語“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的最佳詮釋。

傳統的德國古典哲學正是這樣高度強調自性與他性的辯證統一的，他人是自我的條件，不是自我的阻礙。個人必須立足于社會群體，才有希望被社會尊重和承認，才有機會在服務于社會的同時能夠兼顧自我價值的實現。在古代希臘的世界里，一個群體中個人與個人的關系，可以比作一棵大樹上面樹葉與樹葉的關系，他們共同地吸取大樹所提供的營養，也共同合力地接受燦爛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提供給大樹，大樹成全了樹葉，樹葉也扶持了大樹的生命。個體與群體也正是這樣一種互相成全的關系，缺了誰另一方都不可能單獨存在。德國古典哲學正是繼承發揚了希臘哲學的這一思想并進一步發揚光大的，黑格爾在闡述該思想的時候做過一個精彩的比喻說：“真理就是所有的參加者都為之酩酊大醉的一席豪飲，每個參加豪飲者離開酒席就立即陷于瓦解。”

猶太的古老文化傳統也是高度重視群體的價值和意義的，雖然其內涵與表現形式與希臘古典和德國古典思想都不太一樣。依據《托拉經》的記述，以色列這個族群是在摩西十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共同體，在西奈半島上，上帝耶和華向摩西呼喚說：“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在摩西向百姓們轉達了耶和華的訓話之后，百姓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也就是說，天堂的大門是向著全體以色列民眾開放的，這是上帝的規定，民眾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集體投向上帝的懷抱，少一個人都不行。卡夫卡著名的寓言《法律門前》就是猶太人在《托拉經》所象征的永恒絕對真理面前渴求獲得救贖的隱喻，由于來到門前的那位“鄉下人”是孤身一人，縱然他萬般虔誠地想要通過大門進入天國，傾其所有也不吝惜，但守門人就是不讓他進去，直到他身體僵硬，凄苦地死去，也還是被無情地阻擋在大門之外。

阿德勒在年幼之時沒有弗洛伊德那樣良好的教育環境，他在行醫之后憑著知識興趣在哲學專業和古典學上自學成才。在當時紛紛擾擾、此起彼伏的各種現代思想的聲浪之中，他還是不為所動，最后選擇了古典傳統，并依此創立了“個體心理學”。一般人聽到“個體心理學”這個名稱容易產生一種誤解，以為這門學派也是主張個體為本，個人優先。其實不然，在德語中，“個體”（Individuum）這個詞直接借用了拉丁文，它的字面意思是“不可分割”，這個語義又很容易讓人想到希臘語單詞“原子”（Atom），它的意思也是“不可再分”。不過“原子”（Atom）的意思是自身已經是最小最基本的粒子單位，無法再作進一步的剖分；而在權威的德語詞典的字義解釋中，明載著“個體”（Individuum）的意思是“無法將該個體從其所隸屬的整體之中以及他本人在整體之中的規定性分割開來”。因此這個詞不是一個中性的概念，而是一個包含了價值意義的概念。而從這個詞衍生出來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us）含義更為豐富：一個人面對自己所歸屬的群體，必須表現出應有的隱忍、高度尊重并嚴格遵守群體內部共同體認的規則和要求、自覺地盡好自己的義務和職分。當然在個人主義、主體主義極猖的20世紀，德語世界也有人貿然把這個概念歪曲成迎合時代潮流的原子化、碎片化的存在，這當然是很不嚴肅的態度，不值得贊賞。

“個體心理學”就是以古典哲學所追求的“大全”、“總體性”理想為自身的奮斗目標，從整體的角度來理解個人。在本書的第十二章，作者旗幟鮮明地提出：“對同伴的興趣，標志著人類這個物種所取得的全部進步”、“合作是作為最終目標的人為努力”、“人和人之間不應當互相斗爭、互相苛責、互相貶低”。在全書中阿德勒不厭其煩、反反復復地向讀者指出：如果沒有能力與他人結成團體，如果對共同體缺乏認識，不能對別人建立起興趣和感情，這樣的個體就是病態的。要治愈此種病癥，只有接引他們學會跟人合作，培養他們的社會情感，并同時努力改變他們對生活意義的錯誤理解。除此之外，一切治療方式都是治標不治本。

拋開那些腦組織受到嚴重損傷的器質型精神病人不論，我們在生活中可以發現，絕大多數有精神疾患的人確實存在阿德勒博士所說的這個問題：他們過度地自戀、病態地自尊，抗拒與他人的合作，亦不能很好地實現與他人的溝通。

阿德勒的目光關注的不僅僅是他所接觸到的病人，他還心心念念放不下下一代的教育問題，他向學校和教育當局苦口婆心地呼吁：教育孩子尊重他人，學會合作應該成為教育任務的重中之重，因為當時的學校只是一味地片面強調對孩子競爭能力的無限度開發和魔鬼式訓練，“這對于孩子來說不啻于一場災難”。

不能不承認，八十年前阿德勒的這個洞見對于當今的中國教育來說正是極富遠見和指導意義的，在有識之士中理應能得到強烈的回應。北京大學教育學教授渠敬東曾經發表過這么一番高屋建瓴、振聾發聵的講話，與阿德勒所倡導的集體指向精神異曲同工，也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

“一個人真正的成功，在于他能夠與世界和解，能夠在前輩和后代之間擴展出連續的生命而不是在每一次的競爭中‘贏’得只剩下了孤家寡人，只剩下疲憊的身體和殘破的心靈。”

要而言之，弗洛伊德的思想是屬于現代的、激進的，但有意思的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卻又是異常保守的：他雖然大談特談人的性欲望，但他自己的私生活嚴謹得無可挑剔；他風度翩翩，知識淵博，極富個人魅力，卻并不熱衷于社交生活；除了雪茄煙和古董收藏，再也沒有別的業余愛好，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研究上，是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對新科技也是排斥和懷疑的態度，很少使用電話，幾乎不看電影。日常生活里極修邊幅，不茍言笑，就像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遺老貴族，而他本人對人類的未來充滿了悲觀失望。

這一切在阿德勒那里全都翻了一個個，他的思想偏于傳統和保守，生活上則表現得極為通達、樂觀和開朗。他非常關心時局，雖然飽受排猶主義的騷擾，但是對歷史的未來走向依然保持樂觀的看法；他喜歡社交，長年累月地出沒于維也納的咖啡館；他終其一生保持平民的本色，外表上也顯得不修邊幅；他歡迎并悅納一切新生事物，學過駕駛汽車，也喜歡看電影。

無可否認，阿德勒開宗立派的“個體心理學”包含了很多真知灼見，但是他把精神分析學說批得一無是處，這樣的否定未免太偏激了，對弗洛伊德這樣一位獨創性很強的思想家也極不公平，用一句德語成語來形容，就相當于“把洗澡水和澡盆里的小孩一起倒掉”。任何一個普通人聽到這樣的批評都是難以承受的，何況是志存高遠的弗洛伊德呢？更何況阿德勒明明是受業于他，到后來又全盤否認他與精神分析學說的繼承關系？我們從人之常情去推想，阿德勒對自己從前的老師是懷有感情的，很有可能感情還非常深。然而正由于愛得太深切，才那樣意氣用事地反對他。作為現代心理學界的兩位頂尖大師，為了在爭斗中壓服對方，他們各自都拿出了看家本領，給我們奉上了精彩紛呈的思想盛宴。不過他們兩位在對對方的批評中屢屢做出求全責備、矯枉過正的行為還是必須糾正的，這個工作后來由榮格完成了。榮格不是猶太人，可以采用客觀冷靜并且中正平和的態度審視他們各自的得與失，他對精神分析說的反思和對個體心理學的批評的確是很有說服力的，經過榮格的過濾和總結，20世紀的心理學更深入，更直觀的面貌呈現在我們面前。而這恰恰證明了黑格爾的一個著名論斷：“全體才是真理”，如果用阿德勒習慣的語言來表達，那就是：“只有合作才能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