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高敏

很長一段時間里，索萊尼·弗萊奧利（Solene Fraioli）都“拒絕承認”巴黎可能是一個充滿壓力的地方。

這位29歲的女服務員在巴黎郊區長大，現住在市中心的一間工作室里。她被這里無限的機會所吸引——從周一晚上的爵士音樂會，到西非美食，再到卡波耶拉舞課。但弗萊奧利開始意識到生活在這里的確有一些問題，“巴黎是一座永遠在變化的城市。所有人，所有時間，所有地方都在變化。”

隨著新冠疫情的出現，這條“傳送帶”突然停止運轉。但對于弗萊奧利來說，從2020年3月17日開始的為期兩個月的封城——將她限制在她家方圓一公里的范圍內——讓她對自己的鄰居有了一個微妙而豐富的新視角。她說：“我開始覺得自己仿佛身處巴黎的一個小村莊，結識鄰居，與店主保持良好關系，比起大型超市，更偏愛當地的手工藝人和商店，我甚至參加了一個為無家可歸的人準備食物的公民運動。我原以為自己住在封閉的地方會很難受，但在這樣一個安靜的地方，我卻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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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感覺的人。“出乎意料的是，這段經歷加強了我與一些人之間的聯系，”25歲的瓦倫丁·耶德拉日克（Valentin Jedraszyk）說，他是一名住在巴黎南部的公務員，“這讓我比往常更頻繁地穿梭于我所在地區的街道，從而發現那些與我家近在咫尺的勝境。”

這對巴黎這樣高密度的城市，以及生活于其間的人們如何互動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我們的溝通、旅行、消費和社交方式受到了疫情限制的影響。巴黎第一大學的科學主任、專攻復雜系統和創新的教授卡洛斯·莫雷諾(Carlos Moreno)認為，城市生活“永遠不會”恢復到新冠病疫情前的水平了。

在他看來，當疫情關閉了城市中心時，便折射出社會聯系是多么重要——但卻是通過不同的棱鏡。“很多人以前因為忙，從來沒光顧過家附近的商店，他們不認識鄰居，也不熟悉附近的公園。疫情讓我們發現了這一點，我們重新發現了附近，這提高了生活質量。”

“15分鐘城市”概念圖。圖片：15minutecity.com

莫雷諾同時也是巴黎市政廳的智慧城市特使，他被認為是最近復興的一種新城市規劃模式背后的關鍵理論家，這種模式似乎是為這個本地化的未來量身打造的：“15分鐘城市”。

它指的是，為了提高生活質量，創造一個讓居民需要的一切都能在15分鐘內步行或騎自行車可達的城市。在上下班高峰期，居民可以在家辦公或步行到附近的辦公室，而不是將時間耗在交通工具上；可以步行去雜貨店、看醫生、送孩子上學，或處理其他日常事務。簡而言之，每個社區都應具備六項社會功能，即居住、工作、供應、關懷、學習和娛樂。

莫雷諾早在疫情出現之前，就一直在研究這個概念，這曾被視為對氣候危機和空氣污染的回應，通過在社區層面支持綠色出行和減少碳排放。但他表示，新冠疫情迅速啟動了一種本地化趨勢，將“15分鐘城市”提上了世界各地大都市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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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現生活方式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許多專家和規劃者為“15分鐘城市”的概念提供了元素。

20世紀20年代，美國城市規劃師克拉倫斯?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了宜居“鄰里單位”的概念，直到20世紀后期，私家車大量涌入，城市分區開始出現。1962年，哥本哈根將主要購物街設為步行街，之后，其他建筑密集的歐洲城市也在市中心開辟了同樣的步行街。到了20世紀80年代，旨在促進步行城市發展的城市設計運動——新城市主義席卷美國，它傾向于修建聯排房屋，可步行的、綠樹成蔭的街道，以及學校、商店和公園的精心分布，以減少開車需求。

然而，當今的“15分鐘城市”卻代表著與過去的重大背離，它的提出，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新冠疫情和全球化。過去的舉措主要集中在出行的便利性、步行性和公共服務方面，但巴黎已經采取了全方位的、更環保的措施，包括工作場所、文化活動和更短暫的社會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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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Anne Hidalgo)把它作為她2020年成功連任的關鍵，她概述了4項主要原則——鄰近性、多樣性、密度和普遍性——并自那以后任命了卡琳·羅蘭(Carine Rolland)為“15分鐘城市”專員。對于后者來說，最重要的目標是創建她所說的“鄰近城市”——不僅是在建筑之間，更是在人與人之間。

“我們知道，有時候大城市會讓人感到疲憊，還會給人一種默默無聞的感覺。”羅蘭說，“但鄰近意味著我們將通過社會聯系，重新發現我們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我們想要的是開放的空間，但是不需要特地做什么，人們可以在那里盡可能多地遇到對方，當我們一起生活時，我們會生活得更好，這將重塑我們的社會結構。”

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中）在巴黎騎自行車。圖片：法新社

社區的轉型從2014年伊達爾戈就職市長以來就已經起步。巴黎禁止高污染機動車，限制塞納河碼頭數量來讓的行人和自行車通行，并且在城市創造迷你綠色空間——自2018年以來，超過40個巴黎的學校已經變成了“綠洲碼”，自疫情爆發以來，法國還增加了超過50公里的自行車道。上個月，巴士底廣場的翻新工作完成，這是耗資3000萬歐元重新設計的7個主要廣場的一部分。伊達爾戈還承諾每年將額外投入10億歐元用于街道、廣場和花園的維護和美化。

在巴黎的引領下，世界各地的其他城市都被這一具有彈性和活力的社區模式所吸引。馬德里、米蘭、渥太華和西雅圖等城市已經宣布計劃效仿巴黎的做法，墨爾本通過了一項“20分鐘社區”的長期戰略計劃。“C40城市”是一個由城市領導的、專注于應對氣候變化的聯盟，它已經將“15分鐘城市”的理念推廣為新冠疫情后恢復的藍圖。

“C40城市”規劃經理弗拉維奧·科波拉(Flavio Coppola)認為，“這是一條社區恢復力的路徑，它通過減少交通排放，使社區更有彈性。當然，這也意味著要改變土地用途，為遠程辦公的人提供辦公室和‘第三空間’。因此，在社區層面，它們對沖擊的抵抗力會更強。”

研究疫情下心理健康和社會影響的謝菲爾德大學心理學教授理查德·本陶(Richard Bentall)認為，城市結構的變化還意味著個人自身對沖擊的抵抗力將更強。他說，“15分鐘城市”所帶來的歸屬感可以讓我們所有人都更快樂。

他認為，“我們正日益成為城市物種，但城市環境卻與愈發糟糕的心理狀況相聯結。在疫情中，一些人受到了沖擊，但也有人從中受益，研究表明，個體與鄰居的互動越多越好，如果你對你的鄰居有一種歸屬感，這將成為你精神健康的巨大保護殼。如果‘15分鐘城市’能夠達到這種平衡，那么人類就有可能擁有一個幸福的城市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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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憂與可能

“15分鐘城市”或許是一個社會處于困境的時代的烏托邦式的愿景，但如果零敲碎打地實施，如果不關注平等，可能會加劇社會分化，擴大貧窮地區和富裕地區之間的不平等——后者受益于更高質量的設施，而前者的社會流動性甚至比以前更低。此外，懷疑論者也想知道，一個不再圍繞上班組織起來的城市是否真的是一個城市。

“讓一個空間更適于居住是我們肯定可以做到的。”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講師伊利莎·皮耶里(Elisa Pieri)說，“但我們需要確保設施達到高標準，邊緣化的社區可能會被糟糕的醫生和學校占領，這可能會帶來進一步的歧視、不平等和領土污名化。”

圖片：pixabay

很少有人會質疑，巴黎郊區一些貧困地區的居民長期以來一直面臨著經濟和社會障礙，這阻礙了他們的發展。但是“C40城市”的科波拉說，城市可以通過“首先關注最需要的社區”來防范這種危險。“我同意存在風險，”他補充道，“但我們對‘15分鐘城市’的想法是關于便利性和可持續性的。這是一個利用范式進行變革的機會。”

其他擔憂則圍繞著改變現代城市本質的影響。英國智庫城市中心分析師埃琳娜·馬格里尼(Elena Magrini)警告稱，這種“大城市終結”的趨勢也可能會削弱創造力，“城市讓人們相互交融，聚在一起，分享想法，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市中心。如果創造和創新不復存在，我們能重新創造嗎？”

通勤路上。圖片：pixabay

但莫雷諾相信通過“15分鐘城市”,居民的創造力和幸福將會蓬勃發展，他指出了參與式預算的作用——自2014年以來，允許居民投票決定巴黎市政開支的5%，共計十億歐元。

他說，“這場疫情促使我們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行動、消費以及生活。我們發現，通過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們有了更多的空閑時間，有看更多的時間與家人或朋友在一起。我們也在更多地發現和欣賞鄰居，這將使我們所有人都更加投入。”

莫雷諾承認這一轉變不會很簡單，但一些關鍵目標已經制定出來了，比如到2024年讓巴黎的每條街道都適合騎自行車。

“‘15分鐘城市’不是靈丹妙藥，畢竟我們的社區被金錢隔離——富人、窮人、中產階級、工人、酒吧、辦公室。”但經歷了2020年的創傷后，人們開始重新強調社區，莫雷諾表示：“‘15分鐘的城市’是一次旅程，一個指導方針，一種改變我們未來幾十年生活模式的可能性。人們正在失去有用的時間，我們希望他們重新獲得它。”

原標題：《“15分鐘城市”：烏托邦式愿景還是未來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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