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有太多的讓人想不到。其中一個不大不小的意外，是學術詞語“內卷”突然成了街談巷議的流行語。一個詞語在流行過程中會發生語義的“通貨膨脹”，其程度往往與流行程度成正比。當一個詞語可以被用來描述任何現象時，它就徹底失去了意義，等于什么也描述不了。因此，適當縮小這個詞的應用范圍，還其本來面目，很有必要。

先把結論擺上來：內卷本質上是農業社會的特征。今天我們看到的種種內卷怪象，也離不開一個“農”字。一則，我國仍然是一個擁有龐大農業人口的二元經濟體。二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在短短四十年間完成的，因此在很多領域，雖然身體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的大城市，腦袋卻還停留在19世紀的農業社會。

農業是內卷之母

毫無疑問，農業和農業社會是“內卷”最適用的場景。今天我們用到的內卷這個詞，有清楚的來源，那就是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的著作《農業的內卷化》。在這本書里，格爾茨通過實地研究發現，殖民地時代的印尼存在二元經濟:爪洼島主要從事糧食生產，而外島在荷蘭殖民者主導下進行更高效的工業。在人口壓力下，爪洼島不斷進行農業的精密化，大量往里面填充勞動力，雖然畝產不斷提高，但人均產出卻沒有增加，導致生活水平增長的長期停滯。格爾茨把這個過程稱為內卷化。

內卷這個詞在漢語世界的流行，離不開歷史學家黃宗智先生。黃宗智先生在對我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進行深入研究后，對這個詞作了自己的發揮和理解。他認為內卷就是“沒有發展的增長”。例如，從14世紀開始，棉花種植在長江中下游興起。棉花的種植和紡織所需要的勞動投入遠超水稻，但收益卻沒有等比例增加。這意味著我國小農的平均勞動回報反而因為農業的勞動過密而下降了。

無論是格爾茨還是黃宗智的發現，其實都反復印證了一個人的深邃思想和遠見。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其人其書在中國的知名度，恐怕遠超過他在本國的知名度——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在《人口論》里，馬爾薩斯闡發了他對農業生產的深刻洞見：農業生產嚴重依賴于一種長期來看不可增加的資本——農業土地。除非一個國家突然發現了一片無人耕種的新大陸，否則一國的農地稟賦總是大體固定的。因此，農業勞動力數量的增加，意味著每個農民可以用來生產的土地就少，土地少意味著每個農民的產出就少。

這就是內卷的經濟學原理。按照這個理論，農民在什么時候會過得更好？答案是當其他農民的數量更少時。殘酷的人類經濟史證實了這一點。今天的全球性疫情迫使我們去回顧歷史上的大瘟疫，比如曾奪走歐洲三分之一人命的黑死病。黑死病在經濟上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死亡的饋贈”，讓西歐那些活下來的農民享受到了更高的工資和人均收入。

黑死病前后英國的人口和工資水平。來源：Hansen and Prescott (2002)

 事實上，麥迪遜和克拉克等經濟史大家都普遍同意，即在工業革命之前的一千多年歷史中，全人類的平均產出、收入和消費都在很低的水平上徘徊，即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在這個陷阱里面，人口增加必然導致內卷，只有天災、瘟疫和戰爭等大量屠滅人口的事件才能暫時打破內卷。

過去2000年人類的平均收入。來源：Wu，Lemin (2015)

人類只有等到工業革命和城市化大潮來臨后，才有了徹底打破內卷的機會。與農業相比，工業生產所需要的資產絕大多數是在總量上可增長的，對土地等不可變投入的依賴程度要低得多。因此，如果工人數量多了，就可以生產更多的機器與之匹配。隨著科技進步，生產機器的成本不斷下降，每個工人使用的生產資料可以不斷增加，從而使得每個工人的平均產出在長期持續上升。

進入后工業化時代，服務業和創新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要，人口密度就不再是限制人均收入的因素，反而能促進生產率的提高。服務業依賴于生產者和消費者面對面的交流，創新依賴于人才的集聚。城市經濟學的大量研究表明，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其生產率和人均收入就越高。這不是簡單的相關關系，也不僅僅是因為高能力的人選擇了大城市，而是有實實在在的因為人口集聚帶來的正向溢出。

馬爾薩斯的邏輯，對當今世界的貧富差距仍然強大的解釋力。如果把世界上的各國按照人均收入排個序，我們會發現，排名前10%和后10%的國家在人均產出上的差異是20多倍。如果再把各個國家分成農業和非農業兩塊，我們會發現農業領域各國的差距特別大。排名前10%的國家和后10%的國家在非農部門人均產出的差異只有5倍左右，而在農業部門的差距達到了40多倍。

很不幸地，這些窮國因為各種原因，把絕大部分勞動力放在了特別不發達的農業部門，而發達國家通常只有2%-5%的農業勞動力。如果我們進一步把窮國與富國在農業平均產出上的差異作一個分解，我們會發現，畝產的差距通常在2-4倍，而農民人均經營的土地規模的差異則要重要得多。例如，非洲國家的農均土地通常只有大約1公頃左右，而歐美許多國家的農均土地可以達到100公頃以上。提高畝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通過城市化和工業化，把大量農民從低效率的農業部門解放出來，以便讓留下來的農民可以經營更多的土地。

今天的內卷也離不開“農”字

在我國進行了四十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后，農業GDP占總GDP比重已不足10%，城市常住人口已經超過了總人口60%的今天，內卷這個詞為什么突然火了？這當然跟經濟增速放緩和疫情帶來的焦慮是直接相關的。但細究起來，根子恐怕還在一個“農”字。

其一，我國仍然是一個有龐大農業和農村人口的二元經濟體。以就業人口計算，我國仍然有超過20%的農民；以戶籍人口計算，我國仍然有超過50%的農村人口。因為公共服務缺失等原因，2億多農民工并沒真正融入城市，被困在城鄉之間進退兩難。同時，我國城鄉人均收入的差異長期維持在3倍左右。

根據經濟學大師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當農村存在一個龐大的低收入群體時，城市部門的勞動者收入會受到極大的下行壓力。去年輿論最為關注的事件之一，也被輿論引為“內卷”的典型案例，就是城市外賣員在平臺算法的驅使下不斷違反交通規則，甚至付出血的代價。當時看到報道的城市中產和知識階層驚詫了：他們為什么要忍受平臺的剝削？他們為什么不離開？殘酷的現實是，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并且，他們不做，有的是人做。當然，如何保障員工的安全，是一個正常社會里企業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二，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在短短四十年間完成的。因此，在很多領域，雖然我們的身體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的大城市，腦袋卻還停留在19世紀的農業社會。在漫長的農業時代里，我們民族演化出了一整套與農業生產相適應的社會規范、文化習俗和體制。這些都深深地烙進了我們民族的精神和頭腦里，并不會因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到來就自動消除。

任何經歷過我國中小學教育的人，都能感受到整個體系的封閉和“內卷”：無邊無際的題海、無窮無盡的重復投入、學生之間競爭意識的過早萌發和合作精神的缺失等。這一切的根源，再清楚不過，就是中小學教育的指揮棒——高考，是農業時代科舉制度的變體：舉人的位置就這么多，你的同學多學一點，意味著你中舉的概率又少了一分。擠不上高考這個獨木橋，就意味著你成了教育體系的廢品。想要打破這個內卷的局面，只有通過發展真正高質量的職業教育，讓每個孩子在適合自己的賽道上奔跑，讓教育沒有廢品。

即使是這個體系下的贏家，其人格和思維方式也被這個體系重新塑造，被打造成了所謂的“做題家”。做題家們從小面臨的競爭環境，有清晰的邊界和確定的內容（教材和考綱），有明確的判斷標準（標準答案），有更高的仲裁者（閱卷人和考試院）。因此，向內探求、追求穩定和確定，可以說從小刻進了他們的文化基因里。這一切，與“996”的工作環境高度契合。然而，市場經濟中真正的創新活動，則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要求我們不斷挑戰和打破現有的知識邊界。正如經濟學家奈特所言，只有不確定性才是利潤的真正來源。

現在年輕人所感受到的“內卷”焦慮和恐慌，一個真正的來源是在大城市安家的巨大壓力。這要歸結于大城市遙不可及的房價。而大城市昂貴的房價，又源于大城市昂貴的地價。大城市地價貴，是因為大城市真的缺地嗎？并非如此（參見拙文《大城市的房子為什么這么貴》，澎湃商學院，2020-09-03 ）。與農業用地不同，城市用地是高度有彈性的，可以在內部多規劃住宅，也可以往外部拓展，總量并不是固定的。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通過各種規劃，把一個原本可變的要素變成了不可變的要素，人為制造出了局部的“內卷”。

話到這里，讀者大概已經看出來了，所謂內卷，無非是八個字：小農經濟，小農思想。

（作者奚錫燦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助理教授，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