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者往往容易成為吐槽對象。有的人在抱怨他們已經做的事，有的人在抱怨他們正在做的事，而有的人則在抱怨他們沒做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如本書這樣對美國公共政策制定者的系統性“吐槽”，也并不多見。

《經濟學家時刻》，本雅明·阿佩爾鮑姆 著，蘇京春、王睦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月出版。

那么，我們不禁好奇：公共政策制定者是否一定有必要做點什么？

本書作者用數字列舉出一系列美國的事實——有時候，數字的作用恰恰在于它給予了我們一個日常很難關注到的結果。

從壽命長短來看，1980—2010年，美國最富有的20%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有所增長，但最貧窮的20%平均預期壽命卻下降了；同期，美國貧困女性和富裕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差距從3.9歲擴大到了13.6歲。

從收入水平來看，1951年出生的美國男性，有75%的人在30歲時收入超過了父輩30歲時的收入；而1978年出生的美國男性，則只有45%的人在30歲時收入超過了父輩30歲時的收入。

而當階層開始關乎壽命時，彰顯了社會斷裂的惡果，同時收入在代際遞減，昭示前景晦暗，的確不能不說，美國社會進入了一種衰退。既然只依靠市場的力量無法實現，那么公共政策制定者顯然應該發揮作用——是有必要做點兒什么。

接下來，我們進而好奇：既然如此，那么公共政策制定者到底應該做什么？

然而，如卡爾·波蘭尼這般的智者都只是說，政府的一個關鍵作用應該是限制變革步伐。可見，想要系統性地回答這個應然問題，絕不容易。而大師如藝術般的啟示，卻似在以另一種方式告訴我們，公共政策制定者有時候應該做的，恰恰不是后面的事，而是首先找到真問題。的確如此。有時候，首要的恰不在于做了沒有、做了多少，而在于是否需要做、做對了沒有。如果是這樣，那么本書就太有意義了。

它鏗鏘道來，只為回答我們另一個好奇：公共政策制定者不應該做什么？

話至此處，我也終于可以聊聊這本書為什么叫作《經濟學家時刻》。如你所想，作者關注了歷史長河當中一個較為特殊的公共政策制定者群體，即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經濟學家們——從1969到2008這40年，經濟學家始終被曝光在鎂光燈下，經歷著一場極其特殊的政策制定主宰者高光時刻。這些政策不僅涉及調控稅收、控制公共支出、解除監管、推動全球化等，而且包括結束征兵制、放棄反壟斷法、為人命制定價格等。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美國政府雇用的經濟學家人數從大約2000人猛增至6000余人，不可不說浩浩蕩蕩。而美國雖是這場知識分子布局的中心，卻非唯一。英國、智利、印度尼西亞、法國等國家很快追隨其后，我們亦是弄潮兒之一。

就這樣，經濟學家們塑造了我們所處的世界：數十億人擺脫了赤貧；喀麥隆人可以觀看同胞在NBA（美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中打籃球；印度兒童可以使用以色列藥物來治療疾病；美國人深度依賴著“中國制造”；中國人則可以吃到來自智利的深海魚類……而如果不是放在歷史長期又看上去有些無情的洪流之中，可能尚難發現這些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短期繁榮有何不妥。

實際上，短期繁榮總以長期為代價——現代市場多樣性與原初豐裕社會相比，帶來更多的可能是深度消耗，影響的是恐難再修復的可持續性。而經濟學家立足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位置，仍然在不斷推進短期繁榮，從他們通過統計學這一工具認為自己對短期建立起系統性認知開始。

20世紀下半葉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已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引領所有人拜倒在財富腳下的信仰，而它的教義通過一位位經濟學家和一條條不斷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以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對全人類的經濟以及政治、秩序、格局、社會、行為等影響深遠。正如作者所言：“米爾頓·弗里德曼像一個游離的電子一樣，以一種顛覆性的方式舉重若輕地攪動起一場思想意識的革命，他的影響貫穿整個20世紀，直到他輕輕地走了，留下了一個被他的思想重塑的世界。”

經濟學家們首先讓市場變得無處不在，接著便全然承包了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不間斷地戰斗在市場與政府之間關系的辯論場，基于為階段性表現不佳的市場開出一個又一個藥方。先是凱恩斯主義占據上風，可很快便從通脹加增長停滯的實踐之中回歸到市場自由主義，開出大幅減稅的偏方，又隨著里根減稅政策的失敗而告終。

近年來，經濟學家們在美國的公共政策制定中反對反壟斷、反對監管、為生命定價，制造出一個誰都想作為核心的金融游戲，且不止于此，還熱心于染指全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以及歐洲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有趣的是，本書作者認為，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多方面的不完善倒讓局勢變得“慢就是快”，而發達國家一飛沖天則普遍落入一種難以控制的局面，或許對社會發展而言并非善緣，只能嘆一句事已至此，尤其是金融業野蠻又難自已的多樣化發展。

公共政策制定者不應該把自己定位在經濟學家群體，至少不應該僅僅定位在經濟學家群體，無論他是堅定的市場自由主義追隨者，還是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堅守者。我們所處的當下世界，雖然仍然秉承著市場經濟這個人類偉大的發明，但是市場經濟中的人相當鮮活：不僅可能生活在金字塔尖，還可能生活在金字塔底；不僅注重金錢，還注重機會；不僅要滿足生存層面的數量要求，還要滿足生活層面的質量要求；不僅受到數字激勵，還受到心理影響；不僅擁有理性思維，還時不時受到感性支配。而這些，都游離在“經濟人”假設之外，并以各種表現形式和不同力道拉扯著與“經濟人”之間的紐帶，既可能游刃有余，又可能一觸即發。

然而，我們已經經歷經濟學家們作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高光時刻，人類已經被更加緊密而廣泛地聯系到一起，盡管仍然有不同的文化根基，但也已都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傾向于認同經濟學家所建立的各種通則。

經濟學的每一條原理，都很難不關乎全人類的抉擇；每一次抉擇，又很難不關乎全人類的命運。無論各地是否陷入了如本書作者基于美國事實所反思的那一種“經濟學家時刻”——政策的轉變加速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并將利益集中到少數富豪的口袋里面，輻射不同地緣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們如果將自己置身于歷史長河之中，都已難獨善其身，更加難以“各人自掃門前雪”。一如新冠肺炎和埃博拉、一如厄爾尼諾和拉尼娜、一如冰山消融和物種減少，也一如貧富懸殊和代際差距、一如公共債務和通貨膨脹、一如設租尋租和利益集團，都在不斷地挑戰著我們的想象力，同時又勾勒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細節。

《經濟學家時刻》一針見血的40年故事，讓我們立足于這個不斷挑戰人類想象極限卻依然即將要過去的2020年，對西方經濟學、對整個社會科學，對東方，更對整個世界，翹首以盼。

（本文為《經濟學家時刻》譯者導讀，作者蘇京春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在中信出版集團已出譯著有《經濟學家時刻》《通往衰敗之路》《經濟奇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邏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