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篇中，作者指出，我們所見證的“非運動”是一種反形式（anti-formistic）的動勢，它通過繼續抵抗任何意圖振興當下這個政治世界的嘗試，從而超越我們當下搖搖欲墜的秩序——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秩序早已瓦解了階級社會的基礎。

傳統的社會運動——無論左翼還是右翼的——只能在衰落的資本主義的土壤上展開，而今天世界上的非運動正在緩慢地，或者可能馬上就會迅速地重塑這片土壤。盡管它們略有偏頗，卻造就了“對真正攸關的利害關系的來之不易的認識：將人類從意識形態之中解放出來，對每一種區隔的必要的超越，對總體性觀念的武力征服?！彼鼈円亟M讓各種爭辯得以展開的那個基礎。

圍繞身份展開的斗爭在幾乎所有地方都已經壟斷了政治場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變得愈發明顯，但這并不意味著方向上的改變，因為所有的主流政治（既包括左翼也包括右翼）歸根結底都是國家的、公民的、人民的以及民族的政治。發生改變的其實是這個世界上那些通過其反形式的動勢來襲擾守舊政治的非運動。理解非運動本身如何揭示我們當前時代的反形式的趨勢，以及在其合流中，我們如何能夠意識到所謂的資本、國家和階級等社會形式的消蝕。

“身份政治”伴隨著工人運動的消亡而出現，它構成今天絕大多數斗爭的基礎。盡管本文認為它是新自由主義主體政治化的必要模式，但作者指出，它同時也指涉出非運動所要超越的局限——通過敵意達成的團結是不夠的。對警察的敵意制造了越來越強的分裂，而分裂削弱了抗議中潛藏的解放可能。事實上，只有通過剝去整個系統的合法性，非運動可以最為有效地抵抗警察。非運動通過對于何為錯的共同感覺判斷而達成團結，但又恰恰限制于這種與“錯”之間的關系，要超越這種限制只能依靠闡明關于“對”的共同愿景。同時，真實的利益分裂也被共同憤怒所掩蓋——不同身份的特定群體會將自己表現為最飽受剝削或最憤怒的一群人，以局部來代表整體。作者提出，超越局限意味著新型組織形式的必要性——一種“有組織的合流”（Organized Konfusion）。

本文原文發表于《尾注》（Endnotes）， 是駐扎在德國、英國與美國的一個討論小組發表的刊物。

三、新的世界失序

貝亞特把非運動的出現與蒂莫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用以描述上世紀8、90年代東歐劇變的“refolution”，即通過暴力革命達成自由化改革，加以比較。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先例，但艾什和貝亞特卻都沒有意識到其重要的原因。艾什沒有看到的是東歐的運動是對于蘇聯解體的回應，后者預示著現代工業社會的危機。而自此之后，西方世界也開始在自身滯漲和去工業化等方面追趕這些蘇東國家（見[上篇]圖1）。我們這個時代那些飛快擴散的抗爭來得快去得也快，表現出的是長期停滯下的全球經濟秩序以及二戰后崩解的地緣政治帶來的一種具有破壞性的狀態。

二戰結束后的頭一年，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頑固的派系領導阿馬德烏·博爾迪加（Amadeo Bordiga）寫下了題為《馬克思主義導向的基礎（Tracciato d'impostazione /Fundamentals for a Marxist Orientation）的一篇文章，該文充滿夸張的辭藻和駁雜的術語以至于讓作者真正的洞見變成藏匿在泥土里的寶石。博爾迪加試圖澄清的是，在“民主資本主義”（demo-capitalism）占據主導地位，這種情形下革命運動的定義到底是什么。對于這個革命派系而言，反法西斯主義、民主以及最為重要的當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三位一體業已成為任何足以被稱作共產主義的觀點的最大阻礙。他哀嘆道，如今連“極度保守的資產階級組織也膽敢自詡為無產階級政黨了?！泵塑娫?945年的勝利不僅致使歐洲革命的前景暗淡，還把最初的共產主義想象重塑為了民主主義，后者最終導致的是無產階級與工人運動的疏離。因此，早在托馬斯·皮凱蒂警告“婆羅門左派”（the Brahmin left）可能帶來的后果之前，博爾迪加就已經宣稱當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正在變成屬于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且更糟的情況會是變成對于自由主義和民主制的辯護工具。

博爾迪加或許會同意馬里奧·特倫迪（Mario Tronti），后者堅稱“工人運動并非是被資本主義擊敗的，而是輸給了民主制?！比欢柕霞觿t主張左翼運動本身就給自身敗給民主制埋下了伏筆。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博爾迪加論點會很奇怪，在于他對反法西斯主義的批評，以及他對軸心國最終獲勝將會挑起內戰并最終引向革命這樣一種被證明不符合事實的思考。不過，博爾迪加對戰后的判斷會幫助我們理解非運動的成長，這些非運動常常為了看似自由化的價值觀而戰，自下而上地向國家施加壓力，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映射出管治階層危機的右翼民粹主義的抬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失序貫穿了我們這個時代，而這種危機正在摧毀漫長和平（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基礎，這種和平一度中斷了在前一個時代開展的革命。

特朗普、博索納羅、杜特爾特、莫迪、奧爾班、普京甚至馬克龍的崛起揭示出現狀其實是一種破壞（disruption），是大衛·蘭尼（David Ranney）所說的“新的世界失序”（A New World Disorder）就像最近在波蘭和美國所發生的，選舉越來越多地在所謂“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展開，兩者的差距非常小，而更為典型的是年齡和教育程度取代階級成為塑造政黨忠誠度的決定因素。【20】地球上的特朗普們在人群中，甚至是在統治階級中制造分裂，讓彼此互相抗衡，并且揭示出為自由民主而戰很容易被激進化，就像革命者很容易被拉攏為準備拿起石頭、盾牌和雨傘的黑衣人，為民主現狀而戰一樣。例如，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就成為了一種反抗各地新民粹主義領導人及其獨裁統治的渠道。但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對立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博爾迪加所說的“反形式”（anti-formist）的傾向，這種傾向加劇了沖突且重塑了當前秩序的社會形式。

通過對社會矛盾和社會體制的分析，博爾迪加否定了諸如“保守派”、“進步派”（progressive）甚至“革命派”（revolutionary）這些被賦予價值判斷的表述。他稱之為“（人類）物種的科學”（science of the species）的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是在“守舊形式”（conformist）、“改良形式”（reformist）或“反形式”（anti-formist）的維度上理解每一次社會運動或每一種社會體制。守舊形式的運動指的是一股試圖維持“現有形式和體制，禁絕任何變革并恪守陳規”的力量。改良形式的運動則“不試圖迅猛且暴力地沖擊既有體制，而是指出生產力的壓迫過于強烈，并支持對現有秩序采取漸進的、局部的改變”。反形式的運動則相反，“攻擊舊有形式，甚至在知道如何把新秩序的特征理論化之前，它們早已傾向打破陳規，以帶來新秩序不可阻擋的新生。”

如果我們采用博爾迪加的分類法，那就可以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表達出對現狀的不滿，我們所目睹的是后者的逐年發展。非運動的增長反映的是后工業時代的不穩定性以及由此出現的所謂“反形式”。但這種爆發也可能輕易地演變成改良乃至守舊運動，如果——聽上去有點矛盾——它們仍無法避免滑入當前不穩定形勢所指涉的內戰或虛無主義暴力狀態的話。博爾迪加的革命戰爭之夢已經成為（或者早已是）一個天真的幻想，它無法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奠定基礎。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內戰表明，戰爭可以如此輕易地將革命群眾組織轉化為一場金錢、軍火和雇傭兵的騙局。

但即便博爾迪加對戰爭的肯定是幼稚的，他對民主制的批評依然值得我們認真考量。從2008年開始到2020年，這段時間里體現出的是非運動在面對壓迫和表達（或者，這兩者最為明確的表現形式：戰爭和民主制）的轉接時厘清了自身的局限。這兩者或許會聯手削弱非運動，例如將它們與國家綁定在一起或是將其轉化為正規的政黨或工會。這樣的挫敗源自非運動自身的需求，也源自它們無法超越自身內在局限。但如果反政府斗爭的累加能夠像自2008年以來那樣，每年都持續下去，那么非運動就有必要將其面對壓迫和表達的本能批評發展為一套針對戰爭和民主制的無情批判。

要想激發非運動中的反改良邏輯，其中一種策略或許會引發對政治調解帶來的麻煩以及對所謂反政治（anti-politics）的辯護的討論。如果抗爭是為了避免滑入戰爭或民主這兩種陷阱，那么有必要提出一種策略性的視角，以直面無產階級內部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的分裂，包括勞工和中產階級的分裂。我們可以打賭說封城的經濟后果已經開始迫使人們走到一起以對抗停滯和惡化的經濟，且這種后果會進一步導致世界各地顯而易見的身份認同的合流。就像黃背心運動將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通常是保守派或右翼，與屬于左翼的學生們、不滿現狀的中產階級以及郊區的無產者們聯合起來一樣，經濟的舉步維艱和近來的停擺會給更多類似的合流局面埋下伏筆。有時候，這種融合帶來的不確定性看起來會很可怕，這也是為什么那不勒斯的青年們在抗議封城時會感到有必要聲明“我們是工人，不是法西斯分子?！迸謇铩ぐ驳律?017年就警告說，當前體制勝利的原因之一，是恐懼而非憤怒，動員著左翼。但非運動勇氣可嘉，它們挑戰了警察暴力、封城以及對新冠病度的恐懼，所做的僅僅是讓人們團結起來走上街頭。這種對以滯后性和相應的災難性為標志的資本主義常態的責問，將會變得越發重要，因為經濟將持續停滯下去，而非運動也會被推向一個更具革命性的前進方向。

因此，這種策略性的思考還需要想想非運動需要采取什么樣的手段以最終掌握對資本主義停滯/去工業化的主導權，并為其所含括的新世界打下基礎。這既是它們當下沒興趣去做的，也會給它們的自發性和一定程度上講既定的被動性帶來威脅，但這又是它們能夠做到的。而為了生存，非運動必須激發出對某種生命形式（life-forms）的創造，從而不再依托金錢和雇傭勞動力便可生存下去。這也意味著需要發展對生產方式的新的用法，以之作為對抗資本的工具——該工具不僅將我們從工作中解放出來，還使得大家能夠共享讓人們能夠不再單純茍活的勞動。【21】一如Angry Workers of the World（譯注：一份在倫敦發起的網絡刊物，組織者致力于對階級斗爭組織工作的研究，并關注西倫敦地區產業與物流工人的處境）近來所描述的，最直接的目標應該是讓每個人都“在相應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下，能夠在付出更少勞動的情況下拿到足夠的收入”。

然而，愿意生活在這樣一種由資本主義所扶植或禁絕的、去工業化狀態管治下的共同體之中的人們，或許只能夠通過當前時代（不妨挑釁一點地說）跨階級的混雜形式而被制造出來。無產者、學生以及中產階級被迫一同走向街頭。工人們擁有關鍵的策略性的力量，技術工人們則通曉如何重塑這個世界的工業化面貌，這樣的群體對于超越資本主義體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除非他們能夠超越自己的特定利益，與世界上處于顛沛狀態或失業的人們聯手，否則他們的權利主張將導致進一步的階級分化。因此，雖說有必要“扎根”于無產階級生活，從而使得掙扎中的工人能夠跨越國際聯結彼此，但同樣重要的是將工作場所與非運動聯系起來，后者的發展跨越了大多數群體乃至階級的界限。這方面的失敗將復刻此前的分裂，使得各個階級被劃分到彼此不同但鮮有利益沖突的區隔之中。無疑，這種既讓全世界的無產者們集結成微弱的聯盟又在其中制造分裂的搖擺狀態，正是我們當前時代這頭衰頹的比希摩斯（Behemoths）和失敗的利維坦的特征。

當下，一種病毒正在讓文明機器幾近陷入停頓。它暴露了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在不采取經濟停擺的情況下保護生命，而這些經濟活動早已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鑒于我們既不試圖也沒辦法再造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基底的增長機制，那么前路就只有一條，就像博爾迪加主義者們在1953年所提出的，為了一種激進的“資本的’去投入’”（de-investment of capital）而奮斗。對博爾迪加而言，這意味著“生產資料相對于消費品分配的比例減少了”，且我們準備的是一個“生產不足（under-production）的計劃，即把生產集中在必要選項上?！边@種“去投入”和生產不足的結合業已通過封鎖（以及長期以來的經濟停滯）證明了自己的可行之處。但要想掌控資本主義的衰退，就需要解決那些在非運動內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產生的、奇怪但又趨同的社會問題。

智利的高中生們抗議交通費漲了30比索，而這演變為反對實行了30年的新自由主義憲政體制的群眾運動，并最終在2020年10月達成了對憲法的大規模修訂：“不止是30比索，而是整整30年（No son 30 pesos son 30 a?os）。”在法國，一場反對燃油費漲價的抗議很快變成了更大規模的動員，以反對不平等以及專制政府強制采取的經濟緊縮手段。而當斗爭激化且很多初始目標都已經達成之后——往往是壓迫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以抗議警察暴力——非運動揭示了一個團結的要點，在于它們都是由經濟停滯所產生的，或至少是受到停滯左右的。如此一來，非運動中的身份認同合流就能讓其更加清楚地意識到它們即經濟衰退下的主觀表達。我們已經指出，在如今這個時代，階級意識無非是資本的意識。而反過來，這一點在今天所指出的就是，資本主義是沒有未來的這一愈發明顯的事實。而當黃背心的參與者們在說“世界末日，每月月底”（end of the world, end of the month）時，不僅是想說他們已經察覺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毀滅可能，還想指出這個世界和這種生活的終結是創造新世界和新生活的必要先決條件。

Figure 5: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0-2020

四、現在我們都是雜種

我們所目擊到的揮舞國旗唱著國歌試圖沖擊凱旋門的行為，以及在美國時不時不分是非地推倒雕像的行為，都指涉了一種更加廣義的所謂反政治的模式。但與從阿拉伯之春到黃背心運動再到黑命攸關等當代的非運動一樣，針對警察的憤怒往往意味著更加普遍的對政治的憤怒。這并不僅僅是因為警察是國家壓迫的最直接反映，是在街頭直面的對手。如果說雕像是靜止的國家象征，那么警察則是活生生的象征，而在一個經濟緊縮且疫病大流行的年代里，后者顯得更加明顯。隨著國家已經暴露其在保護民眾免受多重危機沖擊時的無力，很明顯其主要角色就變成了通過對民眾的約束來遏制危機帶來的影響。也就是說，國家將其功能縮減到了管治這一項之上。

如此一來，在法國流傳的口號“人人都討厭警察”或許在更廣義的層面指向了現代國家的非法化，而現代國家的古代前身“城邦”（polis）在稱謂和形式上都更加接近“警察”（police）。警察暴力、隔離、社交距離以及封鎖措施（以及一些政客試圖重開經濟的愿望）正在激發新一輪社會異見，后者折射出了當前政治表達的嚴重危機。當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恨警察。西歐國家的調查結果常常顯示出民眾對于警察的信任（雖說這種信任取決于階級、年齡、國籍以及種族的不同）。盡管警察在獨裁政權中普遍受到鄙視，但近來的緊縮政策也讓很多新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警察淪為了墮落與暴力的代表，他們在那里的貧困及工人社區成為了國家化身。相應地，近來的調查結果表明對于警察的信任度也已經下跌，這些苗頭包括警察已經越發成為無產階級和少數族裔、小資產階級乃至富人們共同的仇恨對象。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在于人們都普遍意識到了警察暴力的存在。普遍來講，警察都是暴力的，因為這項工作需要且鼓勵專制的人格，也因為警察承擔的保護財產的角色常常使得他們如奧威爾所說的那樣變成工人階級天然的敵人。【22】但警察暴力也會在最初確保緊縮政策以及如今確保封鎖政策施行的過程中，隨著其職權的擴大而加劇。在警力無法增加的情況下，發現自己的時間和資源都變得有限的警官個體都會更加果決地采用立竿見影的或懲戒性的處罰手段。無論如何，他們在遏制和訓誡反對當局措施的民眾時，都不可避免地會采取更加暴力的手段，而暴力執法的升級反過來則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受害者和旁觀者（真實的或虛擬的）對于警方的敵意日益增加。

此外，被憎惡的經歷也會在警察內部產生某種“亞文化”身份認同——與很多反抗他們的人群并無二致：一種被包圍的少數群體的感覺（藍命攸關“blue lives matter”），這也會惡化他們執法的暴力程度。當他們既無法感受到來自被他們規訓的無產者的尊重，也無法感受到來自被他們所保護的富人的尊重時，他們也會出現憤世嫉俗的傾向。因此，盡管“警察都是雜種”（all cops are bastards）這種說法沒錯，但同樣合理的是，當他們感到被（政客和精英）拋棄、感到不被（那些他們所訓導的對象）認可時，警察也會將自己當成雜種——一個病態社會里不被認可的兒童們——并以不受懲罰地殘酷執法來炫耀“文明”規章為樂趣。借用《李爾王》里埃德蒙的對白，警察們“為雜種們挺身而出”（stand up for bastards）。

越來越多的人會認同這種無恥的暴行，這種可能性會帶來真正的法西斯危險，并產生出可以理解的反法西斯和反警察的反應。但就像卡馬特在1968年就已經指出的：“把非人道的都劃歸到社會的一部分中，再把人道的都劃到另一部分中，這么做是危險的。”對卡馬特來說，這么做的風險不僅在于違背了人道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核心信條，也在于這么做會“成功排除掉瓦解警察力量的可能性”。在卡馬特看來，把我們的攻擊集中在警察身上是“延續某種儀式——警察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戰勝的征服者的角色”。與其將攻擊警察認定為反抗的既定策略，我們倒不如想想如何從策略上繞開警察，甚至好好利用敵營內部的潛在矛盾。

對于暴力的當代批判——在一個戰爭只能帶來失敗的年代里是有必要的——無需退卻；相反，它傳達出的是革命智慧的必要性，就像在白俄羅斯圍繞著警察的女性們，或者像在波特蘭保護前線的母親之墻（the Wall of Moms）那樣。但在討論上百萬人的自發行動時，過分強調策略的重要性或許會是錯誤的。瓦解警力的最佳途徑還是要靠推動抗爭的（也因此常常會是非常暴力的）升級。并不是動亂（riots）在危及抗爭的展開（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爭中我們看到燒毀的警察局可以動員起上百萬人），而是斗爭的軍事化。各種形式的專業化暴力都會阻礙非運動的發展，因為后者采取的形式是讓很多并非專業的革命者們都能參與進來，以克服那些分裂狀態——正是分裂削弱了抗議中潛藏的解放可能。

最終，被非運動剝去合法性的不僅是警察，還有整個世界范圍內把自身功能縮減到治安范疇的政治。通過剝去整個系統的合法性，非運動可以最為有效地抵抗警察。就像最近很多時候發生的，這么做會引發對內戰的擔憂，因為這預示著軍隊已經完成部署。而到最后，打消這種擔憂的只能是叛變。就像士兵必須叛逃（傳統上這是革命要成功的必要條件）那樣，警察和安全系統的叛變——如2000年在塞爾維亞發生的所謂推土機革命（Bulldozer Revolution）——將越發需要超越敵意，以讓非運動得以回歸到它們最初開始超越的種類、身份和角色的合流之中。

或許在憎恨警察的同時，我們也憎恨自己所變成的模樣。憎恨的并非是我們“所想象的警察”，而是我們變得愈發仰賴于建立在對警察的依賴之上的嚴苛的基礎，而同時又被一種早夭狀態——如魯斯·吉爾摩（Ruth Gilmore）所說的“有組織的遺棄”（organized abandonment）——排除在外，而執行后者的并不僅僅是警察。某種意義上講，我們都變成了雜種。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很明顯的是，削減警費也好、取締警察也罷，都無法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

削減警費所設想的是，如果把花在警察和監獄上的錢都重新分配到其他公共服務上的話，就能夠解決本該由警察來管控的潛在社會問題。但這么做忽略的是警察和監獄其實是最為廉價的公共服務，它們本身就是緊縮政策的寫照，也因此這么做對解決再分配問題無甚裨益。【23】從實操角度來看，取締警察常常意味著用其他機制來取代警察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用專業的調解人員、社工和私家保鏢等），但這么一來同樣的弊病也可能會出現。但即便是更加激進的取締論調，在面對國家拋給警察的真正社會問題時也同樣會犯錯。那種讓受害者決定處罰和“責任”（accountability）的做法只會復刻當前監獄政體的處罰偏見。但盡管對減少傷害和對彌合的呼吁是完全合理的，我們也應該清楚地意識到這都超越了任何資本主義社會所能夠認同（遑論承擔）的范圍。因為這會促使人們意識到，修補（repair）和賠償（reparation，償清一個人的債務意味著將自己贖出人際關系之外）不是一回事，并且資本主義讓我們全都變成了雜種（盡管我們都不單單只是雜種）。

削減警費這一口號會在一個擁有相對暴力的警察系統且有著根深蒂固的私刑傳統的國家喊出來，或許也不奇怪。【24】“有組織的遺棄”會讓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政治被縮減到警政時，警察的不在場（absence）就像其在場（presence）一樣政治化。這種作為不在場的在場的政治可以對應出許多例子，不僅是對美國狂野西部的想象，也包括很多由戰爭帶來的局面（包括內戰及其他），還包括很多被國家遺棄的貧困社區，例如由黑幫打理的巴西貧民窟。鮮為人知的是，這種例子也出現在吉姆·克勞法下的南方（Jim Crow South），那兒的警察常常拒絕進入黑人社區，除非有白人報警說他們是黑人犯罪的受害者。【25】近期的案例則包括在一些美國城市出現的“無警區”（cop-free zones），例如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像有些參與者宣稱的）的西雅圖的國會山自治區（CHAZ），那里的殺人率可能會是世界上最高的。【26】芝加哥的南部的兇殺率一度和巴西今年夏天的水平相當，對此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意識到取締警察卻又不取締資本主義制度時情況會變成什么樣。芝加哥大學位于海德公園，這里一塊被該城市南部貧困社區環繞的富裕孤島，那里的私人“警察”獲得的經費比起周邊所有轄區加起來的還要多。畢竟對于有錢人而言，私警終究是更加劃算的安排：如果你想要的只是保護自己的財產，為什么還要把稅金撒在保護整個城市的警力上呢？

在示威者的壓力之下，明尼阿波利斯議會在2020年6月不僅投票通過削減警費，還中止了警務活動。盡管看起來他們會食言，但如果他們采取和新澤西州卡姆登一樣的取締模式的話，那最多也就是給警察換個名頭而已。【27】更加激進的廢警想法有時會被民間武裝分子兜售，他們整個夏天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上巡邏，以尋找傳說中的“白人至上主義劫犯”。對自身經歷的迥然不同的描述揭示了暴力問題的復雜性，它在活動家、店主和犯罪率高企社區的居民眼中的面貌都有所不同。20世紀的革命史表明，在內戰的迷霧下，要辨清政治性的和反社會的暴力是幾乎不可能的。但革命者試圖保衛從國家和資本手中贏取的陣地所采用的必要的混亂的手段，不應就此和社區層面的監管和保護私產的“社區組織”武裝相混淆，后者往往明里暗里和當地警察有所勾結。

從這些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斗爭本身很容易成為無政府狀態和混亂的消極表現，而這正是特朗普們想要激化的。【28】就像阿甘本就2013年的雅典所說的那樣，“真正的無政府是權力的無政府（true anarchy is the anarchy of power）?！边@一點或許可以從智利抗爭的一個流行口號體現出來：“我們并非在戰爭中（No estamos en Guerra）。”這句口號針對的是皮涅拉總統，他在2019年10月的一場演講中公然宣稱：“我們正處在和一個非常強大的敵人的戰爭中，這個敵人會不擇手段地使用暴力?！痹谶@個例子以及許多例子中可以看到，世界上的非運動似乎矛盾地代表了秩序派，然而警察卻變成了無政府派的武裝力量，并會加劇我們這個世界的分裂。

當然，采用一種抽象的非暴力原則是愚蠢的。令人難過的是，智利的抗爭自2019年10月以來讓至少30人丟掉了姓名，約500人眼部受傷。但顯而易見的是，街頭抗爭的群眾們并不祈求混亂，也不期望暴力。在把位于圣地亞哥的非運動集聚地巴克達諾廣場（Plaza Baquedano）改名為“尊嚴廣場”（Plaza Dignidad）后，智利的抗議者們宣布他們希望獲得的是有尊嚴的生活。我們或許能夠勾勒出一條（殘破的）線索，它把2019年的“我們并非在戰爭中”和1968年的“要做愛不要戰爭”乃至1917年的“和平、土地、面包”連接在了一起。因為共產主義的歷史不僅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也是一部對敵對充滿敵意的歷史，它反對敵意將被統治階級之間對立為敵我。從這一點上講，它渴求的是和平。

Figure 6: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nglo-Saxon countries 2000-2020

五、一門物種（Species）的科學

在《尾注》第三期的《待命航線》一文里，我們把阿拉伯之春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麻煩描述為將散落的無產階級（以及心懷不滿的中產階級）碎片組合為廣場上的同一股力量的問題。如今回想起來，它們都是非運動大潮剛剛漲起時的信號。但“組合的問題”（problem of composition）更常被理解為一種“身份政治”的問題，后者似乎是伴隨著工人運動的消亡而出現的。

但要說反身份政治是身份政治最糟糕的產物的話也有些許夸張。許多批評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認為，工人運動的殘余力量，依然可以圍繞著一個身份問題而集結起來，即從未遠離其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citizen nationalism）。但我們也已經看到了，只有右翼才能夠在這種情況下壯大起來。然而，“身份政治”并非只是一個在社民左翼頭頂上游蕩的幽靈。事實上，這個詞已經變成一種幾近普遍化的貶義詞了。即便是那些最“清醒”的人也開始采用同樣的術語（或同義詞）來批評那些試圖縫合不必要的分裂的人，或者是那些用可疑的說辭來代表被壓迫者中處境較好的亞群體（sub-groups）的人。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認為“身份政治”指涉的不僅是當代非運動所要面對的一系列局限。在我們使用這個術語時，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講，身份政治構成的是今天大多數斗爭的基礎，以及由此引發的必須直面的種種局限。

傳統的社會運動——無論左翼還是右翼的——只能在衰落的資本主義的土壤上展開，而今天世界上的非運動正在緩慢地，或者可能馬上就會迅速地重塑這片土壤。在《啟示錄與革命》（Apocalypse and Revolution）中，切薩拉諾（Giorgio Cesarano）將身份政治的早期例證描述為“反革命的解放運動”，盡管它們略有偏頗，卻造就了“對真正攸關的利害關系的來之不易的認識：將人類從意識形態之中解放出來，對每一種區隔的必要的超越，對總體性觀念的武力征服?！庇貌柕霞拥脑拋碚f，除了守舊和改良的面向之外（“反覺醒”anti-woke的當務之急），這些運動也包含了明確的反形式要素，即它們要重組讓各種爭辯得以展開的那個基礎。

非運動的核心組織原則是他們對普遍的不公或腐敗，特別是對警察、政客或精英的憤怒和厭惡。但是在斗爭的演變過程中，這種負面的團結（通過敵意達成的團結）是不夠的。我們通過對于何為錯的共同感覺判斷而達成團結，但又恰恰限制于這種與“錯”之間的關系，要超越這種限制只能依靠闡明關于“對”的共同愿景。此外，我們在憤怒和憤慨的旗號下走到一起，但其背后關乎利益和忠誠的真實分裂卻被掩蓋。這種分裂有些時候不可避免地會讓它們在暴力中被感知到。這在不僅僅是針對既定的敵人的斗爭，而且作為為了特定階級群體（例如黑人、原住民、青年、移民等）而戰的斗爭時也表現得很清楚，這些特定群體會將自己表現為最飽受剝削或最憤怒的一群人，以局部來代表整體。

如今這樣一個整體是無法被代表的，以至于一些身份政治傾向于描述階級斗爭在既定工作場所或既定階級構成之中的潛能與局限。的確，這樣的斗爭只能夠借助直面和混淆讓工人階級深陷其中的身份認同區隔，從而來延展自身。階級被區分成無數種情形，每一種都能反映局部，但沒有一種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政治忠誠和利益群體的面貌。而且也鮮有協調問題的解決方案，以讓局部的身份認同可以被加以調整以充分地反映作為整體的階級。

例如在美國，階級是借由“種族”（race）來運作的；整個社會之中最貧困且最受剝削的階層是比例不一的非裔或土著后裔，而這些族裔的特征又常常被識別為該社會階層的特征。當然，這種表現形式的問題不僅在于，事實上存在著非裔或土著后裔構成的中產階級群體，他們的存在必然與這種文化定式相矛盾；而且還在于貧窮的白人在這種視角下常會被誤解為是享有特權的一撥人。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國想象之中，白人工人階級已經被視作無可救藥的種族主義者，是一群與被唾棄的特朗普的基本盤相應的“可憐蟲”，而在保守派眼中，這個群體則始終與早已不復存在的由男性擔當的養家糊口的工種——包括警察——聯系在一起，他們的體面與料想中“底層”（underclass）黑人應有的病態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這兩個階級都被依照道德的或種族的準則被裂解為值得拉攏的和不值得拉攏的窮人，但哪一個“種族”應該在這種二分法之中被對應到哪一邊，很大程度上則仰仗旁觀者們對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忠誠度。

盡管美國的種族政治是一個由身份調解的階級的極端案例，但這絕非什么美國例外論。圍繞身份展開的斗爭在幾乎所有地方都已經壟斷了政治場域。這并非是因為人們變得越發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或者恐同。相反，這幾種視角總體來講已經逐漸退潮，盡管它們在當代政治語境的重整下顯得更加突出。一個大趨勢是更加年輕、自由化且激進的世代正在直面保守的且常常是上了年紀的世代，后者這一小部分人常常不成比例地影響著政治（由于他們握有的財富和投票傾向）。在這種語境下，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變得愈發明顯，但這并不意味著方向上的改變，因為所有的主流政治（既包括左翼也包括右翼）歸根結底都是國家的、公民的、人民的以及民族的政治。發生改變的其實是這個世界上那些通過其反形式的動勢來襲擾守舊政治的非運動。

如今所有的政治都傾向于身份政治，并不是因為身份之分歧變得更加清晰且難以對付，而是因為它們越發受到挑戰和混淆。一方面，這是正在進行中的資本主義停滯的簡單作用，在這種停滯中，生產的進程與日益糟糕的經濟走勢相結合，以摧毀對維持就業、健康、居住和家庭生活穩定的期盼。另一方面，當對抗這些逐步惡化的境況的需求，足以打破跨階級合作的重重阻礙時，當非運動最終涌向街頭、廣場以及環路時，身份進一步受到挑戰，直至其存續也受到質疑。這些空間是需要被混淆的，因為其生產所需要的是一種對于分散的身份認同的主動合流。而這個進程勢必讓人感到憂慮，因為它涉及到身份政治那冒險的舞步，使之常常處于這樣一種風險之中：變成單純的表演性、痛苦的乃至暴力的。

最新一輪對于黑命攸關的表述，也因此可以被視作是表現非運動的全球累加特征的一種普遍模式的實例。自5月26日以來席卷全美的示威、暴動以及對紀念碑的沖擊反映的是一股迄今為止分離乃至互相對立的要素的巨型合流。在這種融合之中，內部分裂也隨之激增，既包括業已存在的身份認同，也包括在斗爭中新生的身份。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動亂中，我們可以指認出“日”與“夜”的不同，分別對應中產階級的和平抗議以及無產階級的暴動和洗劫。我們也可以論及“暴力”和“非暴力”之間的對立，或者是大城市和小城鎮之間的對立，且很多這些小城鎮第一次見證了示威游行的發生。但最驚人的或許還是要屬這些抗議中的種族構成。

毫無疑問，無論是在最初的明尼阿波利斯騷亂中，還是在后來芝加哥和費城的有針對性的搶劫事件中，黑人無產者都起了帶頭作用。【29】然而，在絕大多數抗議活動中，甚至在許多騷亂中，所謂“白人”參與者似乎也構成了街頭運動參與者中的多數。在詢問人們是否參加了抗議的民調中，在由社會學家們組織的大規模調查中，在多數由警方公布的逮捕記錄中，甚至在一些對動亂地點的手機數據分析中，這一點都顯而易見。這一事實常被左翼和右翼共同忽略，因為體察這一點有礙他們自身對身份認同的認知。但恰恰是“美國白人”的群眾動員標志著這場運動與其他類似運動之間的不同之處，例如與2015年的黑命攸關運動以及1960年代席卷美國各大城市的動亂。

這可以被解讀為是對“白人性”的大規模背叛，作為對在年輕美國人之中尤為明顯的種族主義觀念的逐漸退卻。但如果“反種族主義”是這場運動普遍采用的口號，那么澄清它對于不同人群有著不同意義這一點就變得非常重要。在這場運動引發的整個文化的連鎖反應過程中，我們可以察覺到表演性反種族主義的顯著抬頭，這一趨勢圍繞著個體對種族主義表達和反種族主義美德的主張而展開。這一點不僅在常見的網絡討論和高等教育等語境下可以看到，也體現在議會政治，乃至不時在街頭出現的甘愿維護種族界限的民族主義潛流。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這樣的例子：穿著肯特布（Kente cloth）做成的衣服跪下的民主黨政客，象征式地為黑人牧師洗腳的白人基督徒，以及越來越多打著“多元化導師”（diversity trainers）和“黑人領袖”（black leaders）旗號的人，他們告訴中產階級白人：退回去，呆在你的道路上，保持非暴力，回到贖罪和救贖的個人操練之中。

然而，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種做法在5月26日之后已不再是反種族主義的主導形式。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是某種與本文所述的“身份政治”更加接近的東西：一種清楚地知道要想保持抗衡警察（及其背后的政治）的力量的話就必須主動挑戰由種族界限造成的分裂政治。在橫幅上、在口號里，我們看到聽到了跨種族團結的表達，但它們是經由針對同一目標而采取一致行動來實現的，無論是包圍一個地區，推倒一座雕像，還是保護人們免受警察的攻擊。而當活動家們在這種情形下試圖借助種族來區分人群（或者借由種族身份來制造所謂的多元化格局）時，他們所完成的恰是警察和法西斯分子們的工作，即分化和弱化運動。

事實上，人們可以把這場抗爭視作對此前帶有表演性質的模式的后進且務實的反種族主義抗議模式。畢竟，抗議者們主要的攻擊對象是那些由自由派市長領導的行政機構，后者中有很多人的從政生涯都是由表演式的反種族主義姿態造就。這些市長里頭有相當數量的黑人女性，而他們如今卻在保護手里流著鮮血的警察，監視著抗議者的暴力化傾向，以及——在芝加哥出現的——把路橋收起來以保護富裕的市中心免遭黑人無產者的叨擾。他們所謂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話語無法有效地勸服美國白人們待在家并且“配合工作”（do the work）。相反，成千上萬（或許數百萬計）的白人奮起反抗這些自由派的、或是黑人或是白人的市長們，且在多數情況下他們能夠與自己的黑人友鄰們并肩作戰，而非屈從于對方。【30】

但如果說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動亂代表的是“對‘白人性’的背叛”，那也不是《種族叛徒》（Race Traitor）曾經捍衛的那種形式。這并非是在工人階級力量推動下帶來的策略性的背叛，而是一種由憤怒和不滿引發的、對于新自由主義主體的自發式背叛，這種主體拒絕成為他們應有的模樣，且在斗爭帶來的合流之中粗略地感受他們可能成為的模樣。這是我們所說的“合流”帶來的積極面。這種積極面也可以在如下情形中看到：當伊斯蘭主義者們走進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時，當法國國民陣線的支持者們加入到對環路的封鎖時，或是當智利的中產階級們走上街頭與無政府主義者和極端分子共同對抗警察時。這種跨越政治、文化乃至種族界限的合流，較之反種族主義的自由派想象所能料想到的情況（尤其是對于那些在精英主義的秩序被撼動時已經沒有什么可失去的無產者們）要更加普遍且更加簡單。

但盡管合流是可能且易于達成的，在斗爭的熱潮中它卻難以持久。而且盡管非運動的合流常常以背叛“我們何為”這一點為前提，它們卻鮮有機會讓我們把舊有的生活拋在身后。我們反抗一種孤獨的狀況（一種僅因社交距離和封鎖而加劇的孤獨），但反抗本身卻很少能夠滿足社區對饑餓的不滿，而后者才是導致反抗出現的原因所在。【31】一些社會活動家的確會彼此相遇，而且很多人甫一參與其中就成為了活動家，但在這之中并不存在策略上的共同體，有的只是介于政治的和策略性的身份認同的短暫聯姻：黃背心、民兵、反法西斯（antifa），以及“共同體的領導者們”——一個由部落、幫派和詐騙團伙組成的世界。【32】非運動逐步推動抗爭以促成社區的集結或者在工作場所之間編織起持久的聯結。實際上，它們驟然打亂日常生活，像黃背心運動那樣給他們的“行動”計數來標記時間，又或者像每周五在智利舉行的大型示威那樣，人們會在運動當天以空前規模集結以表達他們的憤怒，然后又迅速退散，要么是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要么是回到自己所屬的某種身份認同之中。

這種一致性的缺乏也不是什么技巧或策略上的優勢。讓它們能夠壓倒警察力量的并不是它們在策略上的多樣性，而是動員的范圍和規?！斐扇绱朔秶鸵幠５耐铋_始是由于警察的暴力。所有的參與者都會意識到，在某個節點之外，動員的合流，以及持續有效的組織的欠缺，都在阻礙斗爭的延續。但通過對其參與者身份認同的混同，非運動所表達出的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在這種考驗之中我們會注意到一種新型的人類的形成，一種不像阿甘本及其他人擔心的那樣手足無措的或被馴服的人類。我們認為非運動利用且激進化了日常存在的再生產的變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類生活再生產的變化。這些變化使得我們最近十年來所目睹的街頭抗爭的爆發變得可能。因此，我們所篤定的是這種人類學式的變化會在街頭抗爭被鎮壓之后，或是在缺乏組織和持久力而失敗之后，還能繼續下去，因為非運動是我們當下時代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邏輯表達。

身份認同的合流是今日的反抗得以可能的條件，但也是需要被跨越的局限。從短期到中期來看，我們期望它能夠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變得問題化（problematized）。這種局限或許意味著新型組織形式的必要性，就如一個朋友近來提出的（借用的是一個地下嘻哈組合的名字）：一種“有組織的合流”（Organized Konfusion）。它尤其需要吸引不再為工人運動殘余征詢（interpellated）的無產階級，后者被迫和對抗普遍貧困的剩余人口和降等的中產者們走在一起。因此，這種隱匿的團體需要去吸引以空前規模占領街頭、掀起對我們時代動蕩浪潮的反叛群體——無論他們是流氓的還是被剝奪權利的中產階級。它甚至也有必要去吸引那些當下被動員起來反對非運動本身的階級成分，以打破那種強化警察的力量并把斗爭推向戰爭邏輯的敵意。但就像我們在這篇文章反復提出的，鑒于非運動是資本主義停滯狀態的主觀表達，那么它們最重要的任務還是要意識到這種潛在的狀況，并將它們自身定位為一個業已走向衰退的體制的潛在終點。非運動意味著無產者不再擁有任何浪漫化的任務。它不能動員個人也不能為霸權而戰。相反，它只能通過繼續抵抗任何意圖振興當下這個政治世界的嘗試，從而超越我們當下搖搖欲墜的秩序——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秩序早已瓦解了階級社會的基礎。

走出我們這個無政府時代的蹣跚一步在于非運動在其自身對人類共同體的渴求中所目睹的身份合流。直到現在，這一渴求依然無法在勝利中得到滿足，也沒有因為壓迫而止步，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認為這個時代會繼續表現為沒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累加。饑餓的人們穿上了黃衣，使用身份的而不是階級的碎片化話語，因為整個左翼的框架都已經垮塌了。如果一套務實的反種族主義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之中壓倒了表演式的表達，那是因為革命的務實主義不再從意識形態已經僵化的世界之中提取詩意（poetry）。21世紀的革命必須讓死者埋葬他們的死亡，以抵達它自身的內容。因此，當代種族科學的任務在于再一次閱讀我們時代的符碼，以理解非運動本身如何揭示我們當前時代的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趨勢，以及在其合流中，我們如何能夠意識到所謂的資本、國家和階級等社會形式的消蝕。鑒于共產主義是一種廢除了這些社會形式的真正的非運動，我們想對那些直面當下這個搖搖欲墜的秩序的人們說：前進吧，野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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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20】 當然，年齡和教育程度也可以從階級的視角來加以考量。例如受惠于社會民主主義（得以在當時入手如今作為財富來源的物產）的嬰兒潮一代意義上的“年齡”，以及高等教育“民主化”之為非統一過程、將許多人排擠在學院體制之外這一意義上的“教育程度”。

【21】 卡馬特早在1977年就指出，工作之外的烏托邦世界逐漸成為后工業化世界的一種資本主義之夢。他諷刺道：“廢除勞動也是資本主義烏托邦的一個訴求：打造一個沒有牙齒和四肢的人類，不是通過牙齒和四肢實質意義上的消失，而是借由對它們的廢置；因為人已經依附于資本，成為資本的寄生蟲。”

【22】 奧威爾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寫道：“我并不喜歡一個理想化的工人形象，因為那是資產階級化的共產主義者構想出來的。但當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工人在和他天生的敵人——警察——發生沖突時，我知道我該支持哪一邊。”但請注意，無產階級有時也需要警察的幫助以解決爭端，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尊嚴免受來自共同體內外的威脅。

【23】 不僅在警務和監獄系統上花的預算如今是（并且一直都會是）總支出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在美國這種支出上的緊縮是寫在聯邦法例里的，因為支付相應費用的市政單位是創收能力最低的。

【24】 美國警察人均殺害的人數居世界第30位，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police-killings-by-country。 

【25】 Gabriel Lenz最近指出，當下南方城市的黑人兇殺率比美國歷史上任意時間段的任意地方都要高。

【26】 Christopher Rufo估計CHAZ的兇殺率為每10萬人1216人，即便考慮CHAZ的規模而認為Rufo的預估有十倍的誤差，那么每10萬人120余人遭到謀殺這一比率也比世界最高記錄多出一倍（薩爾瓦多2017年的兇殺率為每10萬人有61人遇害）。

【27】 卡姆登的案例被認為是整個美國可采用的解決方案，他們用縣警力取代了市級的警察（主要是為了打擊警察工會），重新雇傭所有警察，增加了許多新雇員（如今是警力最為豐沛的地方）。

【28】 這種失序將人們按照法西斯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路線分割開來，并引發了武裝斗爭的可能。正如一些同志最近所寫的：“現在反動勢力想把我們拖入一場文化戰爭和武裝對抗之中——一場工人階級必輸無疑的斗爭。”

【29】 在亞特蘭大和底特律這種黑人占多數的城市，白人占比相對較低，但相對于他們在這里的人口比例，他們在街頭出現的比例則過高。要注意的是“白人”的膚色含義本身是可變的。如今，選擇認定為“白人”的移民和混血后裔也越來越少。如果按照伊格納季耶夫的說法，白色皮膚的本質是所謂的“成為白人”的特權，那么這似乎是許多美國人現在要拒絕的。

【30】 當然這也有表演成分，但是致力于一個實踐層面的集體目的（打擊暴力的和種族主義的警察）的表演，而不是個人層面試圖獲得認可或救贖的作為。

【31】 在許多發達國家，社會層面的孤獨感似乎正在逐漸加劇，這可能是近年來抗爭運動四起的另一個誘因。

【32】 今年捐贈給各種真正意義上爭取種族發聲組織的款項預估將達到100億美元，但它們什么也挽回不了，惟將可能催生新一波的敲詐勒索者，其中一些人無疑會發揮其慰勞作用，但其他人可能巴不得危機升級以撈取更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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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鏈接：https://endnotes.org.uk/other_texts/en/endnotes-onward-barbarians

關于《尾注》：

原先的小組組建于2005年的英國布萊頓，成員起初來自《揚棄》（Aufheben） 刊物的參與者，此前《揚棄》與法國的《共產主義理論》（Théorie Communiste）進行了批判性交流。不過隨著人員流動和新成員加入，小組變得越來越國際化?！段沧ⅰ吩鹊娜∠蚴菑默F狀出發，將各種條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對象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共產主義超越，還有以這種生產模式為特點的社會所具備的多種統治結構。因此，小組一直關心“共產主義理論”內部的爭論，尤其關心1968年后法國極左當中出現的“共產化” （communisation）問題；性別與消滅性別的問題；對當代斗爭、運動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剩余人口的動力系統及其對資本和階級的影響；“種族”的資本主義構成；價值形式理論和系統辯證法；20世紀革命的失敗與僵局，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