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日，維也納金色大廳的音樂如期響起，與以往不同的是，受到疫情的影響，大廳的觀眾席上空無一人，但這并沒有影響人們堅持這一傳統(tǒng)的熱情。音樂家們并沒有因為觀眾的缺席而缺少了鼓勵和認同，在半場結束時，來自全球90個國家，數千人在家中的掌聲在金色大廳的音響系統(tǒng)里回蕩，云端的笑容，被投影在屏幕上，人們在面對艱難現實的同時，也在用音樂鼓勵彼此，期許未來。

也許有的人會說，在這么緊要的關口，有這個時間和精力，不如做點實事，弄這些沒用的音樂對現實有什么幫助呢？對于這個問題，不忙著去探討，可以先看兩個故事。

泰坦尼克號上的華萊士·亨利·哈特利

在電影《泰坦尼克號》中，有兩個藝術場景讓我至今難忘，一個是男女主角在車里的激情作畫，另一個就是在船即將沉沒時，幾位音樂家在眾人慌亂逃命中，演奏起了音樂。

在泰坦尼克號沉沒的一百年后，一把小提琴被拍出了90萬英鎊的天價，而據說這把琴的主人——華萊士·亨利·哈特利，就是在泰坦尼克號郵輪的首航中的隨行樂隊指揮。

1912年4月15日，巨大、不可一世的泰坦尼克號撞擊到冰川開始下沉，有人落入冰冷的海水中，船員們也開始投放救生艇，還在甲板上的人慌亂的尋找著活命的機會。

根據一位幸存者的描述，他看見哈特利和樂隊當時站在船的甲板上堅持演奏音樂以幫助乘客保持冷靜。當其他五位樂手抓住欄桿時，有三位樂手被海水沖走，哈特利大聲呼喊道：“先生們，我向你告別，再見了！”

哈特利為船上不幸遇難的人們，演奏著悠揚的音樂，直至琴聲完全被冰冷的海水吞沒，樂隊成員無一幸存。當時有報道稱“在泰坦尼克號游輪最后可怕的時刻里，樂隊在其甲板上的演奏將在航海英雄主義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

二戰(zhàn)廢墟中的瓦拉迪斯羅·斯皮曼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波蘭的一位猶太裔鋼琴師全家被迫被趕進華沙的猶太區(qū)。在無情的戰(zhàn)爭之中，鋼琴師的家人先后遇難，而他也受盡了各種羞辱和磨難，在廢墟中逃亡之際，偶然間彈起一架廢棄的鋼琴，美妙的琴聲吸引了一名德國軍官，并對他產生了惻隱之心，并將他保護直至蘇軍解放佛蘭。

這位波蘭的鋼琴家名叫瓦拉迪斯羅?斯皮曼，他將二戰(zhàn)期間的經歷寫成自傳體小說《死亡城市》，后因改編成電影《鋼琴師》被世人廣泛認可，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戛納電影節(jié)金棕櫚獎等諸多榮譽。

不用懷疑的是，當時斯皮曼在閣樓彈奏的，吸引來德國軍官的曲子一定是波蘭音樂最偉大的代表肖邦的鋼琴曲。這時，用什么音樂是人類通行的語言來解釋，也太過于冰冷和客觀。在極度高壓的戰(zhàn)爭年代，在一切為了勝利和生存的單向目標的生活中，音樂就像是殘酷現實中的一場白日夢，在音符能夠觸及的空間內，構筑起了一個不現實的想象世界，在那里，沒有你死我活的敵人，沒有戰(zhàn)爭的勝利和失敗，沒有逃亡者和幸存者的不幸，只有在每一代的人類當中，都能發(fā)現的那些對美好的激情和向往。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什么問題？

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在全球抗疫的緊要關頭，這么一場音樂會有意義嗎？或者說在這場音樂會上投入關注有價值嗎？對于拯救人的生命而言，音樂可能遠遠要排在有效的醫(yī)療救治、足夠的休息和充足的物資之后。毫無疑問的是，人必須要先滿足生存的最基本需求，才有可能去在其他事情上投入精力。但問題就又變成了，活下去就是作為一個人的最大價值么？

從古希臘時代開始，人們就在試圖尋找和確認作為“人”的不同，有說人會思考，有說人會勞動，不論是哪一種，正是由于人的某一個或一些特質，讓人在自然界中能夠與其他的生命區(qū)分開來，而成為特殊的“人類”。

就在這個追尋的過程中，當人可以用生命來去衡量其他某些事情的價值時，“人”的意義，就超越了一般生命的存在，不再是那種簡單的“活著”而已。生命可以去換取冒險中的發(fā)現、換取科學中的創(chuàng)造、換取不公正中的公平、換取應被普遍認可的自由。

當生命具有了生存之外的價值，具備了能被稱頌世代的意義之后，人才有資格在蕓蕓眾生里，恰當的談論自己的不同，并以這種不同向自然宣告：“我來過”。這種整個人類之于全宇宙的證明，也同樣的適用于每一個人類成員自身。在億萬的同類當中，如果人沒有辦法向世界呈現出自己曾經來過的證據，那么這種存在，這個生命，就會被淹沒在人類歷史的汪洋里，不留一絲痕跡。

而這種向自然或同類宣告自己存在證明的行為，大可被概括為一個詞——尊嚴。

用尊嚴向自然宣告生命的意義

羅素曾經發(fā)表過一段殘酷冰冷的論斷：

人只是因果關系的產物，并無能力預見未來。他的起源，發(fā)展，希望和恐懼，他的愛和信仰，都是只原子偶然結合的結果。無論是熱情，英雄氣概，還是強烈的思想情感，都不能使個體生命永生，數個時代的勞作，所有的奉獻和靈感妙思，人類精英的一切杰作，注定要毀滅在太陽系的巨大死寂之中。人類文明的整個大廈，將不可避免地被埋沒在宇宙的廢墟之下——這一切如果不是毫無疑問，也是相當肯定要發(fā)生的，不接受這一點，沒有什么哲學能站得住腳。只有借助這些真理，只有根基于不可避免地絕望，靈魂的寄所才能得以穩(wěn)固地建立。

在一片死寂的未來圖景當中，每一個人類生命存在的意義都不可避免地墜入虛無。也就是說，人不可能用生命本身，用自己還活著這件事來對抗這個終極的虛無感。如果不能給生命加以限定，人終究只是大自然的一粒必然消逝的偶然棋子，再偉大的人、再壯麗的文明，也都無法向虛空宣告自身的存在。

生存本身是自然的事情，如何讓生存更有尊嚴，那才是人的事情。一種有尊嚴的生存方式，自身是帶有意義的，并可以無需證明就能向同類以及自然宣告自身存在的。

康德的墓碑上刻著這句：“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在贊嘆自然星空綺麗之時，康德找到了道德——這種只存在于人類理智當中的東西，并用它來彰顯人類的不同，來向星空宣告：“我曾經也在這里，我心中的道德，也如同你們一般閃耀。”

藝術是人類最普遍的尊嚴

也許，道德是人類尊嚴的上限。當一個人被自己的同類包圍，置身于一個社會之中，道德是向每一個能被他影響到的人展現存在價值的最好載體。也就是那種幾乎可以被所有人認同，并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huán)境背景之下，都會采取共同的行為方式。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有時候道德對于人的生存尊嚴的展示來說，成本過于高昂。對于那個顛沛流離的波蘭鋼琴家來說，接受敵人，也就是那名德國軍官的庇護，是否是道德的呢？在那種情況下是該毅然的了卻生命，還是茍活下去呢？

當道德和生命相碰撞，往往會帶來慘烈的結果。而還有一種尊嚴，就沒有那么激烈和絕對。幾萬年前巖壁中的壁畫，山野間的巨石陣，獅身人面獸和大金字塔，我們無法去判斷這些東西的道德性，但它們卻通過藝術這個載體，像自然和后世宣告了人類存在的價值。

藝術的尊嚴，沒有道德門檻那么高，它可以存在于每個人心中，任何人都可以把它作為一種生活的調劑甚至終極意義。在泰坦尼克號上，演奏至最后的琴聲，恰好就是生命最好的尊嚴伴侶。帶有藝術尊嚴存活下去，也許是人類最容易、也是最普遍、甚至是代價最低的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帶著尊嚴活下去，否則就帶著尊嚴去死

人們往往會刻意回避那些無法回答，又異常重要的問題。生命的意義，就是這其中最常被提及，卻又最容易被回避的那一個。當人面臨戰(zhàn)爭、面對災害、面對疾病這些能夠輕易摧毀個人的巨大力量面前，生命的意義就愈發(fā)顯得無足輕重。

這時，尊嚴也就不再是一種曾經存在的宣告，更是人在一種本不可能的條件下，努力抗爭，即便是毫無希望，也仍舊表現出對抗的生存意志的一種英雄主義。這種看似沒有最終價值的反抗，也在羅素所說的自然的偶然性和最終的虛無當中，點燃了每一個努力展現出尊嚴的人的火種。

對于這些尊重自己的生命的人而言，要么帶著生命活下去，要么就帶著尊嚴，坦然的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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