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回顧與前瞻2020/2021”研討會現場

在即將過去的2020年里，新冠全球大流行成為了影響全球發展、世界格局乃至每一個人生活的最主要因素。然而，也就是在這一年中，中美博弈、納卡沖突、英國脫歐、《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等事件也無一不繼續深刻塑造著我們所熟知的這個世界，改變著世界局勢的發展光譜。

放眼2021年的世界，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發、美國新一屆政府的上臺以及東京奧運會的延期舉辦等也都注定會成為備受矚目的事件。

截至目前，全球范圍內已有累計超8000萬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病亡超177萬人。對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2月29日在新年致辭中坦言，2020年是經歷考驗、遭遇悲劇和飽含辛酸的一年，他呼吁人們攜起手來，彼此和睦相處并與自然和諧共存，共同應對氣候危機，遏制新冠疫情蔓延，讓2021年成為治愈創傷的一年。

放眼全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即將過去的2020年，又應當如何展望2021年？12月29日，由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主辦的“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回顧與前瞻2020/2021”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數十名國際關系學者共同回顧與總結了過去一年全球戰略與安全格局的演變，并對2021年國際形勢發展走向做了深入探討。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此番采訪了多名專家學者，傾聽他們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匯編成文，以饗讀者。

專家簡介（按姓氏拼音排序）：

倪鋒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秦亞青 外交學院原院長

吳心伯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閻學通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袁鵬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朱鋒 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世界格局：全球疫情下，霸權和“極”的時代已結束？

袁鵬：用“極”來形容當前國際關系需要慎重，因為一旦用“極”，尤其是用“兩極”確實容易讓人產生很多政治上的聯想。我們不能客觀上說兩個國家實力對比拉近，同時跟第三第四方的差距拉大，世界因而就變成了“兩極”。此外，這種表述也不完全符合實際，在當前時代，可能需要慎用極的概念。

追求世界的多極化仍然是我們的方向，這就要求同時發揮各個板塊、各個集團的作用，至于說找不出一個明確的詞來形容當下國際格局，那就不要“硬找”，因為當前世界并不像冷戰結束時那樣，彼時“一超多強”是一個很明快的格局。當前世界還處在分化組合和秩序重塑的過程中，多極化在此過程中仍在曲折和波折中繼續往前推進。

閻學通：回顧2020年，有兩個特點，一是逆全球化，這是最重大的發展趨勢；二是全球疫情，疫情成為影響全球格局的最主要因素。如果2021年疫情繼續持續，那它就會成為影響全球格局的“常量”。放眼2021年，影響國際格局的最大變量就是美國當選總統拜登。

2021年，“不確定性”會是國際戰略安全最主要的特征，特朗普加速了國際格局中的不確定性，而拜登上臺后則會導致更大的不確定性。拜登政府上臺之后必然將采取與現任總統特朗普不一樣的政策，用多邊主義代替單邊主義，他會對國際格局采取“強化政策”，第三方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這些國家的政策也更加不可預測。此外，供應鏈的重新組合也會帶來不確定性。

如此一來，大國關系在國際關系兩極格局中起的作用會越來越大，且兩極格局本身在2021年也會更加突出。

秦亞青：我就世界格局談三點看法：第一，美國霸權已經結束，冷戰以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基本上建立起了一個美國的制度霸權。當然，它建立霸權是憑借它的軟硬實力，但它建立的整體霸權是一個以美國價值觀為基礎，以制度為基本形式的美國霸權體系，這表現在美國對全球事務的主導性影響力。

舉一個簡單例子，美國發生了“9?11”恐怖襲擊，反恐就成了全球的重要課題。然而，隨著國際格局的發展，尤其是其他力量的興起，美國的霸權在進入21世紀后一路走低，整體影響力下降，特朗普上臺以后美國在軟實力方面下降尤為明顯，這對美國自己建立起來的制度霸權造成了強烈沖擊。

雖然新冠疫情并不是影響世界格局的實質性要素，但是它確實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首先它就標志著美國制度霸權體系不復存在。而隨著美國霸權結束，同時這也意味著霸權時代的結束。我們以后看到這個世界沒有一個任何單一國家會具有主導世界事務的超強力，世界事務越來越趨于多元化，世界上出現的威脅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應對。

此外很重要的一點是，當今世界不會再支持霸權，不會給予霸權合法性。因此，霸權時代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里會終結。

第二，兩極取代霸權的可能性甚微，現在議論最多的是中美戰略競爭，不過中美兩極是難以形成的。

一是中國和美國現在實力上仍有差距，美蘇那種當時在世界最為重視的單一領域，就是軍事領域的戰略平衡眼下并沒有出現。

二是以物質性實力界定權力之“極”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非物質性力量份量日益加重，而非物質性力量的分布遠遠不是兩極格局可以表現的。

三是兩極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各自有自己的同盟體系，而我們在未來的世界秩序中看不到這樣緊密的同盟體系，即便松散的也看不到，所以當今世界同盟體系和準同盟體系都難以形成，不管拜登怎樣去搭建同盟體系，將來他治下的美國和冷戰時期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四是兩極主導世界事務，或以兩極劃線沒有全球合法性基礎，國際社會不會承認兩極存在，也不會受制于兩極競爭。

最后最關鍵的一點是中美從各自的國家戰略考慮都不會輕易承認兩極格局，美國對于霸權的眷戀、對于建立同盟的希望不會減弱，其領導世界的意愿依然存在。而對于中國來說，明晰的中美兩極對抗格局對于中國現階段的發展尤其不利，從中國戰略利益考慮，界限分明、沖突競爭的兩極，一面是中國，一面是美國，不符合中國不爭霸的戰略意圖，也不符合當前中國的戰略安全，所以推動多極化仍然是中國明智的選擇。

我的第三個看法則是未來世界發展趨向是多極多元。我們一直有個判斷，世界是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的，這個大判斷我認為是沒有錯的。多極是指世界出現多個權力中心，我們現在尤其可能要重視美國、歐盟和中國，美國雖然失去霸權地位，但仍然是世界最強的單一國家。歐盟雖然不是一個單一國家，且在新冠期間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無論從物質性實力還是從軟實力，都有一極能力和影響力。至于中國，其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所以至少這三個權力中心要受到高度重視。多元和多極交匯，意味著世界會出現更加明確的權力分散和權力下沉，而不是霸權和兩級所表現的權力集中。

由于美國的自由主義國際思想已不再是國際體系唯一主導理念，更難以成為主導世界政治實踐的原則，因此從中國的發展到歐洲的模式，其他一些國家的經驗都會產生吸引力，全球治理也會呈現出比以前更分散的狀態。過去那種集中在全球層面做治理是美國霸權的一個特點，以后將會出現全球地區分領域等情況不同的治理形式。在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全球層面治理情況低下的條件下，地區層面的治理很可能更為積極。

朱鋒：2020年即將過去，2020年的整個國際戰略安全態勢，我認為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基本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疫情雖然構成了對人類公共健康衛生的百年未遇的重大威脅，但是疫情成了大國博弈的助推劑和助燃劑，其根本原因是美國的戰略界和政策界認為疫情不是可以簡單地使得中美重新進一步走向合作的共同威脅，美國的國會議員、前任政府官員普遍認為疫情是有可能加速中國實力趕超美國的，疫情是一個重要的“機會之窗”。因此，他們看到的是疫情有可能使得美國對中國的保持力量優勢受到打擊。

第二個特點就是疫情使得冷戰結束以后的全球穩定發展，包括去貧困化的趨勢受到了決定性的逆轉。從1991年到2019年，全球的貧困人口都在逐年下降，但是今年世界的貧困化人口會增加7.1%，聯合國發展組織6月認為2020年的貧困人口會增加8600萬，但是11月聯合國最新的預測指出，2020年貧困人口會增加1.7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疫情給整個世界政治經濟版圖帶來的沖擊不僅僅是惡化大國關系，它還使人類的和平繁榮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第三個特點就是疫情使得國家間關系變得更加的微妙復雜。包括中印關系、中日關系、中歐關系、中美關系在內的國際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全要素競爭”的時代。

最后一個特點就是世界政治有可能進入“新戰國時代”，美國的領導地位有可能從此一去不復返。不過，我并不認為世界的全球秩序已經進入了“禮崩樂壞”的階段，其實國際政治出現前后反復，甚至進步和倒退都是正常的，而且全球治理本質是大國合作。然而，問題是今天誰來在不同的領域里重新推動大國合作發展？我個人認為，從目前來看這是我們戰略選擇的一個重要方向。我非常坦率地認為，現在中國可能處在一個更加廣泛的全球財富、權力、利益再分配的矛盾交匯點上，所以我們要突圍，單想穩定管控中美關系是不夠的。我們如何塑造更加積極的、更有感召力的國際形象非常重要。

今天我們要穩定中美關系，其實最重要的文章不是如何去做美國的工作，而是我們可以平行操作，在所謂中美關系的第三方因素上去樹立我們的旗幟，去告訴世界中國真的是一個在未來可能更加不確定、更加動蕩的世界中，對他國而言可依靠、可親近、可接受的力量。

中美關系：拜登政府即將上臺，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與著力？

倪鋒：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2020年中美關系呈現出一種自由落體式的下墜。對于中美關系的這種狀況，我個人做了觀察總結和歸納，我發現對于目前中美關系的狀況，國內存在4種認識論。

第一種我稱之為本質論，就是說為什么今天中美關系會這樣？顯然是兩個國家的本質不一樣，一個是資本主義國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兩個國家必然會走到今天的狀況。

第二我稱之為結構論，“修昔底德陷阱”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一個是要崛起，一個是要守成，這樣的結構導致了中美兩國走到今天的狀況。

第三種認識論我稱之為利益論，利益論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今天中美間呈現如此狀況顯然是由于兩國經濟、政治等等各種利益形成了越來越多的矛盾，另一種則是對利益論的經典解釋，即“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第四種對當前中美關系狀況的解釋我稱之為互動論。中美關系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是由兩個國家之間的互動（形成的）。

我覺得可能每個認知論都有它的邏輯和合理性，但這四個認識論不應該放在同一個維度上，應該對它們做一個更加合理的擺布，這可能對于未來我們處理中美關系會產生一種更好的效果。

我個人認為，關于本質論我認為應該把它放在一種底線思維的角度來講可能更合適，做到和美國打交道的時候心里有數。關于結構論則應該平衡地看待，一方面要重視兩國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同時我們也要發現在結構上兩個國家之間的相互需求。至于利益論，我們要看到今天中美關系中呈現了這么多的矛盾，同時我們可以用更加歷史的眼光來看待中美關系，因為利益永遠是流動的。關于互動論，我認為對于任何兩個國家來講，兩國關系都沒有一個固定的方向或者說目標，其在很大程度取決于兩國之間的互動，如果強調這種互動的話，我們在處理中美關系時就應該有著更多的主觀能動性。

袁鵬：談到中美關系未來的著力點，首先要抓住現在雙方共同利益的關切，我覺得抗擊疫情是拜登團隊的頭號關切，而且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對此也都很關心。合作抗擊疫情有助于拉近中美的距離，塑造中關系改善美的基礎，同時中美如果合作也能極大地緩解兩國緊張對立的氣氛，給全世界走出疫情帶來希望。中美之間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一個重大的合作基礎。前總統奧巴馬執政時期，我們還有氣候變化這樣的合作基礎，現在抗擊疫情其實是很好的合作基礎。

其次，兩國要在一些對兩國民意以及兩國人民本身都會帶來好處的領域有所作為，尤其是在人文交流等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方面，拜登團隊要改變特朗普過去一些極端的做法，雙方要爭取盡快恢復一些正常交往，比如留學生、訪問學者、兩國媒體之間等等。

第三當然就是恢復中美間正常來往，從元首外交到各個領域、各個部門之間的對話交流，一旦交流起來，我相信很多問題就會相對好處理一些。

說到臺灣問題，必須要說特朗普政府在立法上，在行動上，在軍售上以及在交往上已經頻頻突破一些底線，甚至觸碰紅線。考慮到拜登作為一位老牌政治家，他對中國問題以及世界事務有深度的把握，特朗普的團隊基于個人私利，或者說基于個人無知與報復性心態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未來如果美國政府由理性、專業的團隊來決策，從穩定中美關系的角度出發，我相信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會更多三思而后行。

不過，拜登團隊會不會立即修復被特朗普塑造出的現有格局也值得進一步觀察。對于我們來說，我覺得我們要牢牢把握那些“最要命”的底線，同時還要在臺灣問題上不斷敲打美國，始終把臺灣問題作為中美關系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來對待，要把信號和決心明快地、清晰地傳遞出去，打掉他們的幻想。

吳心伯：過去四年，美國在地區安全上的競爭主要從結構層面上得手，就是美日印澳四國合作機制越來越具有實質性，但在（地區安全）單元層面上美國得手的實際上并不多。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怎么辦？中國當然也可以在結構層面做些事情，比如說我們可以加強中俄合作，或者我們可以拉住東盟，希望它不要完全倒向美國一邊，但是這都是有限度的，中俄再怎么樣不可能結盟，而且東亞不是俄羅斯的戰略重點，它的投入是有限的，俄羅斯能夠做得更多的是象征性動作。東盟也一樣，東盟能夠做的是不站隊。

正因如此，我們中國在結構層面上要能夠實質對抗美國運作的空間是有限的，怎么辦？我覺得，美國在結構層面布局，我們就要在單元層面上取得突破，如何取得突破？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今后要做的就是推動南北和解，如果半島南北方能夠實現和解，就可以有效地減少半島，特別是韓國對美國的戰略上和安全上的依賴。

在臺海方向，我們要加強對臺海安全環境的塑造能力。

在南海方向，中國要做的就是抵住美國的壓力，穩住南海，穩住東南亞，第一個當然是繼續推進COC（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第二個是在南海具體問題上，特別是涉及九段線以內的權利爭端的問題上，我們要表現出足夠的靈活性。

總而言之，對地區安全格局的塑造，美國的長處是在結構層面，我們的長處是在單元層面，中國要通過在單元層面的突破，來使得美國的結構性重組虛化，使它的新安全架構缺乏支撐和抓手。

（本文部分內容整理自各專家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主辦的“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回顧與前瞻2020/2021”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