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萬工傷賠償支付律師費90萬，誰造成農民工維權高成本

2021-05-13 07:4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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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2日晚上，來自貴州省惠水縣的農民工楊昌茂在廣州某工地工程車上卸貨時，被吊車鋼纜撞擊后摔倒，造成頸6椎爆裂性骨折，頸脊髓損傷全身癱瘓。事情發生后，同年8月21日，楊昌茂及其兄弟楊某榮、楊某明作為甲方與廣州某律師事務所（乙方）簽訂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律師處理楊昌茂工傷賠償事宜。合同約定：律師費事后收取，前期費用由律師事務所（乙方）自行墊付。經過律師與用工單位多次談判協商，2020年9月6日，用工單位終于與楊昌茂簽訂了《賠償協議書》，一次性賠償楊昌茂180萬元。根據楊昌茂與律師事務所此前簽訂的委托代理合同約定，賠償額在90萬元以上的，甲方楊昌茂只收90萬元，多出部分屬于律師代理費。于是，事務所拿走了多出的90萬元。

用工單位賠償180萬元，律師收取90萬元代理費，占到了總賠償款的一半。消息經媒體披露后，對律師收取如此高額的代理費引發熱議，人們譴責律師收黑錢，對弱勢群體缺乏同情心。但是，眾多法律專業人士指出，楊昌茂與廣州某律師事務所簽訂的這份《委托代理合同》，實則是一份風險代理合同。所謂風險代理，通俗的說就是律師打贏了官司，委托人才支付律師費。這種方式對委托人的好處是，不必先行支付律師費，官司輸了也不用掏錢。所以，很多像楊昌茂這樣的農民工弱勢群體均選擇風險代理。對律師一方來說，打不贏官司就拿不到代理費，白白付出金錢和時間，這是風險的一面，而有利的一面是，如若打贏了官司，則可以上不封頂地拿到代理費。本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代理費高達90萬元。然而，根據《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工傷損害賠償是禁止風險代理收費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律師的這筆收費是違規的。

除了違反國家收費規定外，律師對這個案件實行風險代理，依我看來，對農民工楊昌茂也是不公平的。作為代理人的職業律師，無疑對相關法律法規了如指掌。而農民工楊昌茂及其兄弟三人，都是來自貴州山區的農民，法律知識極度欠缺，由此雙方對案件勝負的風險評估能力嚴重不對等。我相信任何律師對案件進行風險代理，其實都不是源于盲目的自信。他們必定是在接手案件后，憑借自己的職業水平，對案件的勝訴概率有所考量。所謂的風險，在他們心中已經劃定了可控的范圍，甚至可以說是不存在風險，只是勝到哪種程度的問題。在本案中，律師設定的勝訴獲利標的是９０萬元以上的部分，而最終爭取到的賠償額是１８０萬元，翻了倍，這完全不是預留的風險系數，而是隱藏的利潤空間。有哪個律師愿意花近四年時間，去做這種風險代理？

從相關報道來看，本案《賠償協議》的簽訂，是律師所律師與用工單位談判協商后簽訂的，并非法庭審理判決。這說明案件的代理風險并不高。事實上，稍有相關法律法規常識的人都知道，這種情況，用工單位應該給予賠償。讓一個對法律一無所知的農民工，將這個有著充分勝訴條件的案件選擇風險代理，自己輕輕松松就拿到了90萬元的代理費。在這一點上，代理律師似乎的確做的有些不夠厚道，難怪有網民在留言中說，律師事務所有欺詐委托人的嫌疑。一個有良知的人，是不會從弱者身上榨取財富的。在這起案件中,律師究竟該不該拿90萬元代理費，12月26日，廣州市司法部門在其官方微博中回應此事稱，已依照律師管理的相關規定，依法依規啟動調查程序，有關調查處理情況會及時向社會發布。

其實,無論這次收費是否合理，是否違規,真正暴露出來的，是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維權難，維權成本高昂問題嚴重刺痛了社會神經。我們推進依法治國，就必須讓弱勢群體打得起官司,請得起律師。從歷年來發生的類似案件看，農民工維權一是討薪,二是工傷賠償。前面說過，《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是禁止工傷損害賠償風險代理，禁止風險代理的初衷，正是為了防止后期高額的律師代理費加重工傷人員的負擔。但是，這種違規代理現象卻在現實中普遍存在，其原因說來令人心酸，就是因為有很多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支付不起維權、打官司的前期律師代理費,被迫選擇風險代理。180萬元工傷賠償款被律師拿走90萬元，這種利益縮水,對傷殘者家庭，無異于飲鴆止渴。

市場規律是有需求就會有供給，農民工和弱勢群體由于拿不出前期律師代理費，卻樂于與律師達成默契，偷食風險代理這顆禁果。這次如果不是由于數額太大，事件也許不會鬧到臺面上來。但是，工傷賠償風險代理禁而不止，這說明農民工和弱勢群體有需求。既然禁止不是一個好辦法，不妨在保障雙方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按照賠償總額，設定一個合理的收費比例，從制度上修補漏洞，規范收費。將袖筒中的討價還價，擺到明面上來。

當然，造成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維權成本高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僅只是一個代理制度和收費標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對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切實有效的法律援助機制。名義上我們有工會組織和法律援助，還有包括政府信訪在內的行政手段，但事實上這些部門給予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十分有限。根本原因在于，為弱勢群體無償提供法律服務，無論是對體制內的法律人士，還是體制外的專業律師，誰肯為這種不掙錢，又得罪人的買賣出力呢？雖然出現過極少量的公益律師，畢竟是杯水車薪，于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