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5日，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盟十國在內的十五個國家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2020年11月15日，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盟十國在內的十五個國家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RCEP是2012年由東盟發起的一項自由貿易協定。

RCEP的簽署將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重大影響。2019年，RCEP十五個成員國的總人口大約是22億，占世界總人口的30%，GDP規模達25.6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9.3%，區域內貿易額為10.4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額的27.4%。

RCEP的形成具有歷史延續性。除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近代出現的新興國家以外，東盟十國和中日韓都是前近代時期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體系的成員。因此，RCEP建立在傳統的東亞經濟世界的基礎上。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大背景下，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受到沖擊，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新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無疾而終，RCEP的簽署有助于局部地區貿易自由化的推進。

RCEP的簽署對中國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大意義。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東亞國際經濟體系是中國的基本盤。中國可以在東亞范圍內嘗試建立局部的大循環，從而和國內大循環銜接起來。

但是，RCEP存在結構性不平衡，中國在各個領域的總體實力幾乎都處于領先地位。這個結構性不平衡在短期內很難得到改變，有可能對區域經濟合作產生負面影響。

一、成員國綜合實力高度不平衡

RCEP的結構性不平衡首先表現在成員國的綜合實力不平衡。與RCEP最接近的自由貿易區是歐盟，與歐盟相比，RCEP成員國的實力更具有不平衡性。

首先從政治和軍事實力的角度觀察。

歐盟27國中，法國是唯一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是唯一的核大國。德國雖然是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卻不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不是核大國。因此，法德兩國在歐盟構成互相補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歐洲一體化進程啟動伊始，法德軸心就構成主要引擎。而在RCEP十五個成員國中，中國是唯一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大國，其政治和軍事大國的地位具有唯一性。

再從經濟實力的角度觀察。

英國脫歐后，德國在歐盟27國中的經濟領先地位進一步加強，但是并未達到絕對優勢。2019年，歐盟27國完成的名義GDP總量為15.58萬億美元，其中德國完成的名義GDP總量為3.85萬億美元，占比為24.71%。2019年，中國GDP總量達到14.36萬億美元，在RCEP十五個成員國中占比達到56%，人口占比達到63.64%。

顯然，與德國經濟實力在歐盟中處于相對領先的地位相比，中國經濟實力在RCEP成員國中具有絕對優勢。

再綜合以上兩點，與歐盟27國中軍事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分屬不同國家的情況相比，RCEP成員國中的軍事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是合一的，均只有中國。

最后，從歷史傳統角度觀察。

秦漢以來，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朝貢貿易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中國是“天朝上國”，其他國家不同程度地認可中國在東亞國際體系中的最高權威。即使是關起門來做皇帝的日本，在明代也不得不通過幕府將軍向中國稱臣，進入朝貢貿易體系。甲午戰爭之后，朝貢貿易體系完全解體。但是，這種歷史傳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今天的東亞國際體系。

二、RCEP成員國貿易關系的不平衡

RCEP的結構性不平衡不僅體現在經濟、政治、軍事實力和歷史傳統方面，也體現在貿易依存關系上。當然，貿易關系不平衡是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不平衡的必然結果。

2017年以來，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經濟全球化受到沖擊，國際貿易環境有所惡化，中美之間摩擦加劇，兩國貿易關系受到嚴峻挑戰。進入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國際范圍內經濟和人員交往的阻力加大，中美貿易爭端進一步升級。中國和歐盟、美國的貿易關系受到更大的沖擊，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排名發生顯著變化。

我們從圖1和圖2中可以發現，2017至2018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關系基本處于正常狀態，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摩擦政策尚未完全發酵，中美貿易關系大致平穩。歐盟繼續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美國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

圖1. 2017年中國主要進出口貿易伙伴進出口金額及占比（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8年春季）》

圖2. 2018年中國主要進出口貿易伙伴進出口金額及占比（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9年春季）》

從圖3中我們可以發現，2019年中國外貿形勢發生顯著變化，美國已經下降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東盟上升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

圖3. 2019年中國主要進出口貿易伙伴進出口金額及占比（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20年春季）》 

從圖4我們可以看出，2020年前十個月，東盟在中國外貿關系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歐盟則下降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

圖4. 2020年前十個月中國與前十大貿易伙伴進出口金額及占比（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20年秋季）》

根據上述數據并結合其他材料，我們可以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2017年以來，歐盟和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關系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由第一、二大貿易伙伴逐漸下降為第二、三大貿易伙伴，東盟從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上升為第一大貿易伙伴。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即歐盟和美國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

第二，2017年以來，同為RCEP成員國的日本和韓國在中國對外貿易關系中的地位略微下降，日本從2017年占比7.4%下降到2020年前十個月的6.9%，但始終保持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的地位。韓國從2017年占比6.8%下降到2020年前十個月的6.2%，但是始終保持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的地位。

第三，同為RCEP成員國的澳大利亞在中國對外貿易關系中的比重略微上升，從2017年占比3.3%上升到2020年前十個月的3.7%。也就是說，近年來中澳之間的糾紛對兩國貿易關系沒有造成大的沖擊。

第四，除中國以外，RCEP其他成員國，即東盟十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最大貿易伙伴均為中國。截止到2019年，中國連續12年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國。

因此，總體來看，雖然最近四年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關系受到沖擊，但美國和歐盟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尤其在中國急需的高端制造業領域。美國之所以能夠在芯片領域發起對華貿易戰，關鍵也是因為中國在這個領域對美國有嚴重依賴。而RCEP其他成員國在貿易關系上更依賴中國。因此，從貿易依存角度看，RCEP存在結構性不平衡。

三、RCEP結構性不平衡的展望和對策

近年中國主要貿易伙伴變化有特殊原因。

進入2020年以來，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會不會徹底改變西方發達國家是中國最大貿易伙伴的長期狀況呢？這可能并不容易，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近年來中國主要貿易伙伴排名變化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經濟條件下發生的。

美國下降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特朗普政府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政策，開展對華貿易戰有關。特朗普上臺以來，為打擊中國的高科技產業，采取了一輪又一輪的制裁措施，對中美貿易關系產生重大影響。

2021年1月20日，民主黨的拜登將就任新一屆美國總統。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并不意味中美關系可以完全回到比如中美貿易爭端開始之前，但兩國貿易關系有望得到部分恢復。事實上，中國今年已經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美的貿易依存度反而在上升。

第二，歐盟今年在中國貿易伙伴中的排名下降為第二位和新冠疫情大暴發有關。

歐洲是全球高端制造業的中心，新冠疫情在歐盟國家暴發極大影響了全球供應鏈的正常運轉，尤其影響了中國和德國等先進工業國之間的貿易合作。新冠疫情暴發以后，聯系中國和歐盟的重要航運中心新加坡、香港疫情嚴重，因此也影響歐盟和中國的貿易。

隨著新冠疫苗的大規模普及，如果明年疫情可以得到控制，那么中歐貿易有望得到提升。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已經取得重大突破。如果中歐投資協定簽署，中歐之間將進入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雙方貿易依存度將進一步提升。

雖然歐盟今年下降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但根據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在2020年第三季度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歐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歐貿易額在2020年1月至9月達到4,255億歐元，超過歐美的4,125億歐元。經過新冠疫情之后，中歐之間的貿易依存度在上升。

四、RCEP對中國的兩個隱患

由于RCEP存在如此結構性的不平衡，中國尤其要警惕兩個隱患。

第一，由于中國在RCEP成員國中占據絕對優勢，因此要防止其他成員國聯手和中國博弈，在東亞地區出現新的合縱模式。

日本和東南亞有著長期的傳統合作關系，在RCEP范圍內這種合作會加深。尤其隨著越南經濟的崛起，日本韓國和越南的經濟人員交往日趨密切。韓國是越南第三大貿易伙伴，僅次于中國和美國，也是越南第四大出口市場（僅次于美國、中國和日本）以及第二大進口市場（僅次于中國）。韓國還是越南最大投資者。當然，這種新合縱關系即使出現，也不必太緊張。

第二，要防止個別成員國引入RCEP以外的力量（美國或印度）和中國博弈。

去年年底，印度表示不愿意簽署RCEP后，日本一度宣稱，要和印度共進退。當然，現在印度已經成為一些大國企圖制衡中國的棋子。

五、中國可以有的對策

針對RCEP的結構性不平衡問題，中國方面無需刻意回避，也應該認識到，RCEP對中國轉向新發展格局有一定助力，但是不宜評價過高。當前中國經濟完成實現產業基礎高級化與產業鏈現代化的使命，加強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關系，依然是對外開放的重中之重。因此，我們還是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在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后，中方應該著手推動中美經濟對話，尤其推動中美投資協定和中美FTA（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全球經濟形成中美雙峰對峙的格局是大勢所趨，雙方的有識之士終將認識到這一點。

第二，早日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并盡快轉入中歐FTA談判。只有解決了中歐FTA談判，中國新發展格局的國際環境才有堅實基礎。但是，歐盟在中美歐大三角中處于尷尬地位：美國是歐盟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是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歐盟兩方都不能得罪，中國也應該更加謹慎地處理中歐FTA談判。此外，由于英國脫歐，中英FTA談判應該加快推進。

第三，中國應盡快啟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的談判，這是亞太地區高水平的FTA。事實上，2020年11月間，商務部發言人已公開表示：“關于中國加入CPTPP的問題，中方持積極開放的態度。” 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確定，中國要積極考慮加入CPTPP。

總而言之，RCEP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中國不能將新發展格局的國際環境完全寄托于它。中國應該積極落實RCEP、恢復中美經貿關系、推進中歐中英FTA談判、盡快啟動加入CPTPP談判，四大杠桿同時運作，彼此支持，以為新發展格局建立良好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