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創建于1960年，1978年起設立碩士點，1999年設立博士點，是目前國內僅有的“西班牙語語言文學”博士點。老一輩教師蒙復地、劉君強、周素蓮、沈石巖、徐曾惠、趙振江、趙德明、段若川、段玉然，學術中堅陳文、丁文林、王平媛、韓水軍、王軍等，培養出大批西班牙語人才，在教育、文化、外交、翻譯、軍事、貿易、新聞等諸多領域發揮專業優勢，各有建樹。

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的創建、完善和發展是中國西班牙語語言文學教育、研究和翻譯發展歷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記錄著中國與西班牙語國家越來越緊密的交流和交往。

今年是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成立60周年，北大西葡語系（2007年成立）特邀系友撰寫回憶文章，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1959年我畢業于上海歷史最悠久的敬業中學，帶著成為新聞記者的理想，我報考了復旦大學新聞系。高考結束后不久，中學領導通知我，我被選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留蘇預備部學習俄語，準備派我去蘇聯留學。一年后，因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方面削減中國留學生名額，我沒能去蘇聯留學，被組織上安排到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剛剛開設的西班牙語專業學習西班牙語。

在北大的學習生活

1959年初古巴革命勝利后，國內急需要會西班牙語的干部，北大西班牙語專業的開設與古巴革命的勝利密不可分。我們班共18名同學，來自全國各地。一年級教我們發音的老師叫周素蓮，她是菲律賓華僑。菲律賓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因此，周老師從小就會西班牙語。教我們精讀課的是蒙復地和劉君強老師，他們原來是法語教研室的老師。他們一邊在北外聽西班牙語課，一邊教我們。到我們三年級時，學校陸續請來了幾位拉美外教，其中一位名叫巴勃羅·杜契斯基的俄裔阿根廷人，他在北大任教時間最長。1985年我訪問委內瑞拉時，他在加拉加斯，我曾拜訪過他。1990年，我訪問阿根廷時，阿根廷軍政府已“還政于民”，他已回阿根廷，在歐盟駐阿使團當秘書，我們又見了幾次面。他在《視界》等報刊上經常撰寫關于中國的文章，被認為是著名的“sinólogo”。

當時，我們的學習條件比較差，頭兩年，沒有西漢詞典，只有一本影印的Vox原文詞典。全班同學沒有一個有錄音機的，記得系里有一個錄音室，各班輪流去錄音室聽錄音。1960-1963年正是我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定量，學校食堂伙食比較差，我們常常吃不飽，大多數同學都患有浮腫病。盡管如此，大家的學習勁頭還是很飽滿的，每天，很早就到圖書館或閱覽室去搶占位子，上課很少有人缺席或請假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時，盡管大家經濟拮據，我們大家都省下錢，到海淀新華書店排長隊購買《毛選》。

徐世澄和北大西班牙語專業同班同學在北大校門的合影

除學習書本知識外，我們還到農村（十三陵公社等）和工廠（南口鐵路工廠等）勞動，也曾到北大分校去修鐵路。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一邊修路，大喇叭里反復廣播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著名小說《鋼鐵怎樣煉成的》中有關修路的片段，以鼓勵斗志。我們班同學有幸到歷史系聽過羅榮渠教授開設的拉丁美洲歷史課。我們也曾接待過到訪北大的一些拉美代表團，與他們進行了座談。我還一期不落地參加當時學校組織的《星期天》講座，聽取了國內許多知名學者和政府高級官員的報告。

1963年12月，我光榮地在北大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在北大，我初步樹立了共產主義的人生觀，養成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的習慣，打下了西班牙語和拉美研究的基礎，擴大了我的知識面。1964年初，我有幸被選送為公費留學生到古巴去留學。

在古巴三年留學生涯

在古巴進修的三年，正是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初期。當時，古巴人民在以卡斯特羅為首的古巴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革命和建設的熱情都十分高漲。我和其他中國留學生與古巴大學生一起，除在學習上相互切磋外，還手持步槍、站崗放哨；手持砍刀，3次去農村砍甘蔗；下過兵營，挖過戰壕；乘上火車，周游古巴全國各省；我作為翻譯，參加了1966年年初在哈瓦那舉行的亞非拉三大洲會議，接觸了不少拉美革命志士，包括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和游擊戰士；在革命廣場或在哈瓦那大學，無數次聆聽過卡斯特羅、格瓦拉等古巴革命領導人激動人心的演講。我曾在古巴工業部，與格瓦拉面談。青年時代我在古巴的種種經歷，至今仍歷歷在目，終身難忘。

我在哈瓦那大學上學時的老師和同學，有的后來成為古巴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如教我們拉美歷史的老師阿拉爾孔，后來成為古巴外長和全國人大主席、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2003年我隨中國社科院代表團訪古時有幸會見他，2008年他訪華期間在北大作報告時，我又見到他。我們就讀時的哈瓦那大學文學歷史學院院長雷塔馬爾后任古巴國務委員、“美洲之家”主席，1992年和1995年我兩次到古巴參加馬蒂國際研討會時，有幸見到他。他在研討會講話時，還特地高興地向與會的各國代表介紹我和毛金里編譯的中文版《何塞·馬蒂詩文選》。我還把我寫的《古巴》列國志和《沖撞：卡斯特羅與美國總統》一書，送給卡斯特羅主席和古巴其他領導人。

正式到中聯部拉美所和拉美局工作

1967年2月，我從古巴回國，當時國內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幾個月，我隨歸國留學生參加了2個多月的運動后，就到當時屬于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拉美所報到，正式成為拉美所的一員。同年8月，我被借到中聯部七局即西歐局，陪同西班牙共產黨（馬列）代表團，一陪好幾個月。代表團訪問了韶山、井岡山、上海、南京、大寨、西安、延安等地，并接受了我國的培訓。

送走代表團回所后不久，拉美所兩個造反派組織已經聯合，負責我所的軍管小組組長通知我，為了落實干部政策，“解放”干部，讓我與人事干部一起，去外地搞“外調”。我們去了大西北和西南最偏僻的地方，一去二三個月，1967年12月初我回到北京。回北京后第二天，軍管小組組長對我說，“我們接到上級通知，要求1966年和1967年留學回國的、分配在外交部和中聯部的進修生都要到解放軍農場鍛煉，您抓緊時間把外調材料整理一下,準備好行李，去廣東汕頭牛田洋0490部隊農場去鍛煉吧！”

牛田洋部隊農場鍛煉

幾天后，我告別了所里的領導和同事，告別了家人，乘火車先到廣州，再乘長途汽車到達汕頭蓬洲牛田洋0490部隊農場。在牛田洋部隊農場，我與拉美所的游長安（后改名游長江，留在中聯部工作）、后來任外交部長的李肇星等在一個連。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圍海造田和種水稻。1969年7月28日，我們經受了強臺風（風力強達18級）的嚴峻考驗。7月28日那天一早，汕頭一帶刮起了強臺風，當時駐守在牛田洋生產基地的55軍部隊官兵與在該基地參加鍛煉的2183名大學生（我是其中之一），參加了抗擊強臺風和暴風潮的戰斗，共搶救遇險群眾3700多人，動員幫助6400多名群眾安全轉移，而部隊和大學生在搶救海堤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中，有470名官兵和83名大學生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我們這批來自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和進修生共136人，犧牲了25人。我所在的連犧牲了兩名學生戰士，一名是外交部留學英國的學生，另一名是中聯部外語訓練班的學生。臺風洗劫了我們帶到農場的所有財物。后來，部隊發給我們每人兩套軍裝、一條被子和一條褥子及其他一些日用品。后來，由外交部副部長徐以新、中聯部軍官小組老劉及我在北大的老同學林良由（當時他在教育部外語司工作，后來在外交部工作，已去世）3人組成的慰問組到我們連隊來慰問。

年輕時的徐世澄

在我去牛田洋部隊農場后不久，1969年春，中聯部軍管小組奉上級指示，宣布解散包括拉美所在內的4個研究所，研究所的干部大部分下放到黑龍江肇源國營農場辦“五七”干校。1970年1月，奉上級指示，中聯部干校又遷移到河南沈丘。

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

我在牛田洋一直鍛煉到1970年5月19日，當天，部隊有關領導指定讓我帶領10多名在部隊農場結束鍛煉的中聯部干部趕赴中聯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第二天，我們乘火車抵達漯河，后又乘干校的大卡車抵達沈丘。我被分到位于大于莊的干校“六連”。“六連”由原拉美所的下放干部組成，我高興地見到北大老同學、“六連”指導員蘇振興和石瑞元等。我被任命為四班副班長，我們七、八位男同志一起住在一個馬廄里。在沈丘“五七”干校，我先后到漯河火車站搬運過從東北運來的木材、當過泥瓦匠，也曾到果園摘過梨。

在中聯部工作

我在干校勞動了半年多時間，1970年年底我被借調到中聯部政工組參加“一打三反”運動的工作，我的具體工作是與其他三位同志一起負責中聯部清倉查賬的工作。70年代初，由于當時拉美所尚未恢復。在“一打三反”運動將要結束時，我被正式調到中聯部“四局”（即后來的拉美局）工作。我在“四局”工作時間不長，主管過哥倫比亞，期間曾跟蔣光化調研員（后任中聯部副部長和中國拉美學會會長）陪同智利革命共產黨代表團到韶山、井岡山等地訪問。當時薛端同志是“四局”局長。1971年年底，薛端局長代表組織通知我，根據中聯部部長、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飚的提議和工作需要，把我作為中聯部的聯絡員，派往中國駐阿爾巴尼亞使館工作。

在阿爾巴尼亞四年

當時阿爾巴尼亞被認為是“歐洲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中阿關系十分密切。而我從來沒有學過阿爾巴尼亞文，出國前，我十分擔心，去阿爾巴尼亞后，我如何開展工作？1972年3月春節剛過，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從北京，經莫斯科、布達佩斯，飛抵地拉那。我在中國駐阿爾巴尼亞使館工作了四年零四個月。時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劉振華（后任外交部副部長、北京軍區政委）對我十分關心。

初到阿爾巴尼亞時，我又重新撿起過去學過的俄語，與阿爾巴尼亞官員和朋友交往，阿爾巴尼亞官員大多數人都會俄語。我的主要工作是接待和聯絡到訪使館的來自世界各國的左派外賓。出于工作需要，我在阿爾巴尼亞初學了阿語，后基本上能用阿語進行日常會話和粗讀阿文報紙。我還隨使館的同志學習了英語和法語。我注意觀察阿對華關系和阿勞動黨與左派黨關系的動向，以及左派黨朋友反映的阿黨和政府的一些內部新情況，寫了一些調研報告，受到上級的好評。1976年7月下旬，我任期已滿，奉命調回國內工作。

拉美所的恢復

回國后不久，正遇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地震后，一天，我正與家人在抗震棚里準備午餐，老副所長王康來看我，他告訴我，根據中央的決定，拉美所即將正式恢復，薛端同志被任命為拉美所籌備小組組長，他本人和趙勇增同志為副組長，我被任命為籌備小組成員之一。

經過半年多的籌備，1977年4月6日，中聯部領導正式批文同意恢復拉美所，并任命薛端為恢復后的拉美所所長。所恢復后，我被任命為南美組組長，后來，組改為研究室。恢復所后不久，我和全所研究人員投入了編寫《拉丁美洲手冊》和《拉丁美洲各國政黨》兩本書的工作。1979年11月，經上級批準，所里創辦《拉丁美洲叢刊》（后改名《拉丁美洲研究》）。我在所刊頭幾期上發表了《布埃博里托村社見聞》《安第斯條約組織的發展趨勢》《拉丁美洲的人口問題》等文章。

1977年8月～1978年2月，根據組織的安排，我第三次下放勞動，這一次是在中聯部河北廊坊市固安縣“五七”干校。我被分配在炊事班，負責主食。1978年2月，我從干校回所，重新投入研究工作。1978年起，所里開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所里還聘請中國人民大學著名的吳大琨、高放、李春輝等教授給第一批研究生講課。而現任中國駐巴西大使楊萬明是拉美所最早的碩士研究生之一，后來他又在社科院拉美系（所）獲取了博士學位。我和所里的研究人員也開始給研究生授課，并招收研究生。

1979年4月24日～6月7日，經所里推薦，我作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代表團團員（當時中聯部拉美所尚未公開）到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墨西哥訪問，團長是對外友協副會長侯桐，團員中有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陳立成研究員。我們訪問哥倫比亞時，哥倫比亞尚未同中國建交，5月14日，哥倫比亞總統圖爾瓦伊在總統府接見我們代表團時說，中哥建交不會是遙遠的事，他希望中國進口更多的哥倫比亞咖啡。令人高興的是，在我們回國半年后，1980年年初，中國與哥倫比亞正式建交。在訪問墨西哥時，我們拜會了墨西哥前總統卡德納斯的夫人阿瑪莉亞。在委內瑞拉，我們拜會了委內瑞拉眾議院議長卡納切和執政黨民主行動黨主席巴里奧斯。他們兩人曾訪問中國，受到鄧小平的接見，對中國很友好。

1980年初，經中央批準，原屬中聯部的拉美所、蘇聯所、西亞非所和東南亞所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1981年年初，我被評上助理研究員。同年8月，所里研究室進行調整，我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室主任。一年后，1982年，所里按照社科院的要求和規定，設立了科研組織處，我被任命為拉美所首任科研處處長。任內，1983年我參與了中國拉丁美洲學會的籌備、創建工作，起草了學會成立的請示報告和學會的章程。1984年5月15日～21日，在山東煙臺舉行了學會成立大會暨拉美民族民主運動學術討論會。我被選舉為學會秘書長。1984年我去秘魯、委內瑞拉和智利從事為期3個月的考察，在秘魯，我的落腳點是秘魯研究所。在委內瑞拉，我的落腳點是中央大學發展研究中心。在智利，我的落腳點是美洲社會科學學院（FLACSO），院長是布魯諾。布魯諾在智利“還政于民”后出任文化部長。這3個月的考察，使我對這３個安第斯國家有了初步了解。回國后，1987年年初，我與北大老同學、我的同事白鳳森合著的《秘魯經濟》一書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1985年我被任命為拉美所副所長，我的北大老同學蘇振興被任命為所長。我主要分管科研和外事工作。同年年底，我被評為副研究員。

同在拉美所的徐世澄、蘇振興和石瑞元

1986年4月7日～5月6日，應美國國際新聞署的邀請，經所里和院里批準，我同孫士明同志一起訪問美國。我們訪問了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洛杉磯、匹茲堡、邁阿密、奧斯汀和檀香山等城市，拜訪了美國國務院泛美事務局、美洲開發銀行、美洲國家組織、外交學會、美洲理事會、外交學院、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等美國30多家與拉美有關的政府機構、研究機構和大學。這次訪問使我對美國的拉美研究狀況和美國對拉美的政策有了不少感性知識。回國后不久，我同另外兩位研究員一起完成了《美國和拉丁美洲關系史》的課題，并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

90年代初，我被評為研究員。在我擔任科研處處長和副所長的10多年時間里，所里的科研工作和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有了顯著的進展。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面，所里前后接待了不少拉美知名政治家和學者，其中包括墨西哥前總統埃切維利亞、委內瑞拉前總統卡爾德拉、哥斯達黎加前總統菲格萊斯、厄瓜多爾前總統博爾哈、美洲開發銀行行長伊格萊西亞斯、秘魯學者后任總統的托萊多、巴西知名學者后任文化部長的富爾塔多、巴西學者多斯·桑托斯、智利學者松凱爾等。1988年所里首次主辦了“跨入90年代的拉丁美洲”國際研討會。

90年代初，為紀念哥倫布到達美洲500周年，我投入了不少精力，與所里絕大多數研究人員一起參與編撰了《拉丁美洲歷史詞典》（1993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作為主編之一，我參與編寫由李春輝、蘇振興和我主編的《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199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辭去副所長后我的主要工作（1995～2008）

1995年因我要去墨西哥長期進修，根據院里有關所領導出國時間超過3個月必須辭職的規定，我提出了辭職申請，得到了批準。同年，在等待墨西哥簽證期間，我作為《何塞·馬蒂詩文選》的編譯者之一，應邀去古巴參加了何塞·馬蒂的國際研討會，后又應西班牙外交部的邀請，作為第一位應西班牙外交部邀請的中國拉美問題學者到西班牙考察3個月，完成了《西班牙加入歐共體之后的經濟發展》的研究報告。

1996年5月～1997年5月，我由社科院和教育部派遣，作為訪問學者到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研究所進修。2000年5月～2001年3月，我應墨西哥外交部國際合作署的邀請，作為墨西哥外交部邀請的第一位中國墨西哥問題專家再次到墨大經濟所從事研究。前后將近兩年在墨西哥的考察研究，使我近距離地對墨西哥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我先后寫了《一往無前墨西哥人》《墨西哥》《墨西哥政治經濟改革和模式的轉換》《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興衰》這４本有關墨西哥的書。2001年年初我離開墨西哥前用西班牙語寫的考察報告也于2003年在墨西哥正式出版。

我卸任副所長后被分配在政治研究室從事研究，直至退休。期間，我注重對拉美政治制度的研究，并關注90年代后期拉美左派崛起的新動向。在這段時間里，2004年我和袁東振共同完成了社科院重點項目《拉丁美洲國家政治制度研究》；2006年我編寫的《拉丁美洲政治》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拉美所編寫的第一部研究生教材。我還撰寫了不少關于拉美左派崛起的文章。

1996、1997、2003、2004和2005年，我曾五次訪問古巴。我先后撰寫和出版了《沖撞：卡斯特羅與美國總統》和《古巴》列國志。

自1999年起我開始帶博士生，先后帶了9名博士生，他們是：袁東振、王松霞、劉維廣、方旭飛、李陽、楊萬明、鄭皓瑜、李紫瑩、路燕萍等。

同期，我曾先后在北外、北語、經貿大兼課，曾多次參加經貿大、北外、北大、南開大學研究生答辯。自2005年起，我先后參加歷年的中組部黨建所的研究課題，并多次獲獎。2007年我有幸應邀到中南海給中央首長做了兩次關于拉美政治思潮和拉美文學藝術的講座。我還多次應邀到國防大學防務學院、外交學院、發改委、商務部研修院、國家行政學院給拉美和其他國家外賓講課，講授關于中拉關系、拉美安全問題、中國國情、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和科學發展觀等專題；90年代后期，我應邀參加了時任社科院副院長汝信牽頭的《世界文明大系》的國家社科基金的重點課題，我和郝名瑋合寫了《拉丁美洲文明》一書（1999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此后，我應邀到國家圖書館、中華世紀壇、首都博物館、北師大、北大等處向眾多的民眾和師生作了有關瑪雅文化、拉美古代文明和拉美的世界文化遺址的講座，受到好評。我還多次接受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際電臺等媒體的采訪，在一些報刊雜志上撰稿。

從1995年我卸任副所長職務至2008年年初我退休的10多年時間，是我從事拉美研究以來科研成果最多的時期。一共獨著、主編、合著、獨譯或合譯了10多本書，撰寫了數百篇論文、文章和研究報告。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我的“豐收”年份。應該說，我取得的一點成果是與國內改革開放創造的“社會科學的春天”大環境密切相關的，是與院所領導的正確領導和指導以及同志們的幫助分不開的。

我的退休生活（2008～）

我退休后不久，2009年1月，我不幸大病一場，先后住了10次醫院，進行了8次化療和1次手術。所領導和同事們以及我的拉美學界朋友對我十分關心，我終于在死亡線上逃脫出來。病魔并沒能摧毀我的意志。我在病床上審讀和修改了我帶的博士生的論文，修改和出版了我的專著《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興衰》。2010年我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這一年，我完成并出版了由我主持的《拉丁美洲現代思潮》一書。

退休后，我筆耕不輟，先后在國內外各類報刊及新媒體上發表論文與文章200多篇，出版獨著、合著和譯著10部，包括《現代拉丁美洲文明》《查韋斯傳——從玻利瓦爾革命到“21世紀社會主義”》《絢麗多彩的現代拉丁美洲文化》《拉美左翼和社會主義理論思潮研究》《古巴經濟社會模式的更新》等；譯著《菲德爾·卡斯特羅·魯斯：時代游擊隊員》《恐怖帝國——新千年的跨國安全、反恐與全球危機》《蒙卡達審判》《為玻利瓦爾辯護》等。

我密切關注拉美形勢和中拉關系發展，通過為決策部門撰寫內部報告，參與外交部有關部門組織的座談會等方式，及時向黨和國家建言獻策，其所做的工作受到相關領導和有關部門的充分肯定。

徐世澄近照

我利用語言和科研優勢積極宣傳中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無論是到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多米尼加共和國等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還是受邀到國家行政學院（中央黨校）等單位，為來自拉美國家的政府官員或技術人員授課，我都積極傳播中國文化，宣傳習近平關于治國理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等方面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充分利用各種場合，擴大中國學術影響力，助推中拉關系積極健康發展。

2015年至2018年，我曾四次應邀訪問委內瑞拉。2015年和2018年是應委全國選舉委員會邀請，作為國際觀察員觀察委國會和總統選舉全過程。

隨著中國和拉美地區在國際社會重要性的上升和雙邊關系的快速發展，國內對拉美了解和認知的需求日益增加。我積極走進各地高校、圖書館和新聞媒體，向民眾介紹、傳播、解讀拉美，支持各地拉美研究事業的發展。

正是對拉美研究的無限熱愛和勤勉耕耘，我的多項成果先后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收獲了眾多拉美國家的贊譽，如2009年榮獲“古巴拉丁美洲通訊社成立50周年獎”，2011年我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同年，我榮獲古巴國務委員會頒發的“友誼獎”。2012年我訪問多米尼加共和國時，被授予多米尼加共和國科學院通訊院士稱號。2020年是中國和古巴建交60周年，古巴駐華使館頒發給我榮譽證書，感謝我“為古中友誼發展索作出的寶貴貢獻”。

總結我從事拉美研究幾十年的體會是：從事拉美研究，第一要掌握好西班牙語，最好也能掌握英語；第二要學好馬列主義；第三拉美研究應該結合我黨和政府所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第四要能夠靜下心來坐冷板凳，練好基本功，不急于求成；第五要爭取更多機會到拉美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多同拉美地區的民眾和學者進行交流。從事拉美問題研究，需要的是對拉美研究的熱忱，對拉美研究魅力的感受和追求。從事拉美研究就像耕種土地一樣，誰灑的汗水多，誰的收獲也就豐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