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4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2018年11月5日“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既然上升為國家戰略，那就不再是區域的事，而是中國的事。國家把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一定是要讓長三角承擔起超出區域經濟以外的新使命。這個新使命是什么呢？不是簡單地規劃發展幾個新的產業，也不是通過新的城市規劃建成中國最大的城市群，成為中國最為重要的經濟增長極。這些事即使沒有一體化也是可以做到的。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體化發展一定是要長三角承擔起新的歷史使命，否則長三角一體化也就沒有什么國家戰略意義了。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長三角需要通過一體化發展承擔起以下這些新的歷史使命：第一，完成從索洛增長到羅默增長的轉型；第二，實現從出口導向向貿易自由化的轉型；第三，把長三角從中國的一個增長極提升為世界的一個增長極。

長三角有沒有可能承擔起以上所說的三大歷史新使命呢？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是有可能的。

從氣候（天時）的角度來講，歷史上的中國可以劃分成為三大自然經濟區域：長城和秦嶺以北的草原文明；淮河以北的灌溉農耕文明；以及淮河以南的季雨農耕文明。

位于江南的長三角屬于季雨農耕文明。季雨農耕文明與其他文明有什么樣的區別呢？

草原文明不適合農耕，只適合游牧。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游牧文明由于其極高的流動性而無法實現財富的積累，從而無法在財富積累的基礎上實現廣泛的社會分工，包括生產與經濟的、文化與藝術的、直至社會與政治的。這就決定了草原文明只能造就文明發展程度較低的部落經濟。

位于中國淮河以北的“北方”屬于灌溉農耕文明，灌溉農耕文明的特點是：農忙季節種地，農閑季節則需要興修水利。這一特點，讓中國的北方形成了由“天時”所決定的文化與社會結構。專注農耕（包括時間和資源），導致了重農抑商的文化。大規模水利建設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來動員資源、組織人力，這又造成了集中的政治。重農主義的文化再加上集中主義的政治，是灌溉農業的需要，但卻是走向工業文明的障礙。中國北方因此而陷入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悖論：不要重農主義的文化與集中的政治，就無法集中人力和物力提供灌溉農業所必須的基礎設施，來突破灌溉農業所面臨的瓶頸；堅持重農主義文化和集中的政治，則會擋住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發展與演化的去路。

位于淮河以南的中國南方屬于季雨文明，是水資源極為豐富的區域，并且由于其降雨是季節性的，從而適合于人力（勞動）要素密集的水稻種植。因為水稻種植是人力要素密集的，故而導致南方人口隨著水稻種植面積的擴大而迅速增長。季雨過后就是南方的農閑季節，在人口壓力的驅使下，南方人就有時間和需要通過商業活動來增加經濟收入，以緩解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并逐步演化成為農業和商業活動的專業化分工。特別是那些生活在人均土地面積有限、無地可種的山區里的人們，從事專業化的商業活動往往成為他們的首選。南方經濟結構的變化形成了中國南方獨特的文化與社會結構。毫無疑問，南方的文化要比北方更加“重商”，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開創于北宋年間、形成于南宋時期的溫州永嘉學派，以及從中世紀一直延續到近代中國的徽商文化。重商主義的文化及其實踐帶來了自治性的社會結構與分散主義的政治治理。這就導致中國南方最早具備了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社會經濟條件。以至于我們可以這么說，在長三角做不成的事，在其他地區就更難了。

再從空間地理位置來看，長三角位于江南，處于著名的“胡煥庸曲線”的東南，遠離傳統中國的政治中心，卻離“世界”最近，因此而成為中國對外開放最早的區域之一。

“胡煥庸曲線”東南部的中國是人口規模集聚、產出富裕的地區，特別是農商并舉的江南或者更加狹義的長三角，自唐宋以后，獲得了“蘇湖熟、天下足”的美譽；長三角區域內有常年可以通航的兩江一湖（長江、錢塘江和太湖）、以及縱橫交錯的河道。前者為該地區發展商貿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經濟條件，后者則為該地區發展商貿活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至于連接中國南北的“大運河”，其對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則具有兩重性：大運河人為改變中國河流的東西走向，縱向流經兩江一湖，把長三角地區的整個內河航運系統連為一體，促進了該地區經濟的一體化發展；但是在傳統的中華帝國時代，大運河也成為北方政治中心向江南“調糧抽租”的“臍帶”，這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壓制了江南、特別是長三角的發展。

毫無疑問，遠離政治中心對長三角地區帶來的效應是積極的。在交通不便和信息渠道不暢的古代社會，遠離政治中心帶來的后果是，來自于中央政府的管制相對弱少，人們也可以把更多的資源和時間配置到創造財富的經濟活動中去，而不必用于尋租或者支付較高的政治成本，這就造成了中國北方出大貴（有權）、中國南方出大富（有錢）的基本特征。

此外，作為政治中心所在的中國北方與草原文明接壤，從而處于人類發展史上一個最為基本的文明沖突的漩渦之中，即“農耕”與“游牧”文明的沖突。游牧經濟落后于農耕經濟這是不言而喻的，游牧經濟基本上處于自然狀態，而農耕經濟則是一種生產經濟，故而后者的文明程度要遠高于前者。當與中國接壤的草原地區“草肥水美”的時候，兩種文明則會處于一種“相安無事”的均衡狀態。一旦草原地區人口增長、兵強馬壯，或陷入“草死水絕”的困境時，兩種文明之間的平衡就會被打破，草原游牧部落就會南下中原掠奪農耕地區的財富，其結果是中國北方地區要么是陷入戰爭帶來的危機，要么是被占領。

這對南方又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第一，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心逐漸向南方轉移；第二，由于氣候方差過大、生活習性的區別、以及對政治權利的追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入侵者大都更加愿意居住在政治權力中心所在的北方，這就導致游牧部落對中國的占領和統治，在北方是實際的和直接的，而在南方有時是象征性的或間接（委托代理）的，這種區別造成的結果是，北方會有文明發展的退化，而南方更多的則是停滯，時而也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發展機會。

從地理上來講，長三角是離“世界”最近的，這不僅是因為長三角沿海，而且還因為長三角有世界級的大港。長三角鄰近“世界”的地理優勢自1842年五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之后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五口通商結束了中國自明朝初年禁海以來的閉關鎖國狀態，這不僅對中國具有重要的社會和經濟意義，對于在地理位置上鄰近世界的長三角來說更是意義非凡。由五口通商帶來的貿易給長三角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呢？貿易帶來了地理優勢，貿易也帶來了比較優勢。更為重要的是貿易還帶來了一系列的溢出效應，貿易帶來了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知識、工業化與城市化，以及由以上這些因素組合而成的新的文明，從而讓長三角迅速地發展成為中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經濟區域。

最后，除了天時、地理之外，長三角的優勢還在于 “人和”。自北宋以后，長三角就成為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參見陳正祥著《中國文化地理》）。人口能夠規模集聚在某一個區域，一定是因為那個地區擁有適合人們居住和開展經濟活動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從而造就了“人和”的發展環境。長三角這種“人和”的發展環境被史學家們稱之為“中華亞文化”，其核心的內容可以包括：農商并舉的價值觀；自治程度較高的政治；崇尚人文關懷的文化；可以自由思想的書院；以城鎮為中心、而不是以鄉村為中心的生產體系；活躍的金融與深入人心的契約精神。所有這些，成為日后長三角迅速崛起的社會資本。

綜上所述，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長三角自進入現代工業社會以來會成為中國發展最快、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了，因為它同時兼有“天時”、“地理”與“人和”的優勢，依靠這些優勢所產生的虹吸效應，造成了人口與經濟資源在長三角區域的規模集聚。相比之下，除長三角之外的廣義南方、特別是多山的閩南和廣東（珠三角除外）地區，雖然也沿海，卻因無法實現人口與要素的規模集聚，而更加傾向于“走出去”，比如下南洋、去西洋，結果大都以中國的“僑鄉”而聞名；中國北方的人口則一直有向南流動的趨勢，一為逃避戰禍、二為尋找發展機會，他們在南方組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客家”族群；地處內陸的中國西部則逐漸被邊緣化，成為中國經濟最不發達的地區。

（作者華民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